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价值观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外交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特征之一就是明显的“价值本位”倾向，日益注重宣扬“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市场经济和法治”等民主价值观念。安倍晋三上台后，更是将“价值观外交”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进，并且越来越显露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有鉴于此，本文拟探讨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并分析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及效果。
日本外交开始强调民主价值观可追溯到冷战结束之初。这与同一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推行“人权外交战略”是不无关系的。1992年6月，日本内阁制定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ODA大纲》)对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导入市场经济的努力及基本人权与自由保障予以注意”。① 自此，受援国的民主化、市场经济、人权等因素成为日本是否提供援助的依据。换言之，随着对外援助的政治化，日本外交中的“价值观”色彩开始显露。1992年日本恢复对越南的援助。1996年，在里约地球峰会上，日本发表《为了发展民主的伙伴关系》计划，拟对柬埔寨、老挝、越南、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进行援助。
进入新世纪，日本在对外关系上更加重视宣扬民主价值观。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② 该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应对中国，并明确将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观作为日本的基本国家利益之一。报告指出，自由与民主主义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珍贵的成果。“为了亚洲的长期稳定，一贯推进自由与民主主义、维护人权、积极参与人道支援活动，是亚洲先进民主主义国家日本的义务及国家利益。但是，与欧美那种高压、直接的做法不同，日本采取平静、稳妥的做法应当更为有效。”
日本开展“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对象国是中国，其意图是通过打“价值观”牌，取得对华外交的制高点，应对中国的崛起。在小泉时代，自中日关系开始出现“隔阂”之初，小泉首相就有意用“自由”和“民主主义”等价值观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在多边会议场合，小泉也积极提出各种包含“人权”和“民主”等字眼的声明。2005年4月，在万隆的亚非首脑会议上以及无数其他没有美国政要出席的场合，小泉及其他日本高级官员都曾呼吁他国与日本一道“传播法治、自由和民主等普遍的价值观”。2005年12月，小泉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东亚峰会上的演说强调，普遍价值在未来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应注意：(1)共同体的透明度和开放性；(2)以地区多样性为前提的功能性合作；(3)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为将上述内容写入会议共同宣言，日本还对东道主马来西亚做说服工作。日本此举之用意，是借“民主和人权问题”牵制中国，争夺东亚合作的主导权。日本外务省人士称，日本政府的战略考虑是“积极宣扬中国最讨厌的‘人权’和‘民主’，将其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理念，并强调确立这种理念的重要性”，从而对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东亚峰会中把握主导权的中国进行有效牵制。③
但是，小泉针对中国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绊脚石”，那就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有媒体评价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民主国家的日本被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夺去了优势地位。④ 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恶化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受到日本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国际社会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似乎更乐于倾听中国的意见，而反过来质疑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健全性。有评论指出：“靖国问题是战后日本的最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日本在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上的价值观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赖，日本的其他政治手段才能充分奏效。”⑤
小泉的对华“价值观外交”未能发挥出预想的功效并引来正义舆论的批评，分明是日本方面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所致，但是日本政府及部分精英人士却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将其归因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宣传力度不够，主张日本必须强化外交上的宣传。于是，小泉末期日本对华“价值观外交”更多采取“宣传外交”的手段。日本方面围绕“历史问题”、中国崛起等，向中国发起外交攻势，在国际上大造舆论，混淆视听，以图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将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麻生太郎外相甚至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公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三道四：“希望中国政府去除独裁政权特有的秘密主义，将实际的国防费用公之于世。中国如果成为民主主义国家的话，就能与日本成为真正友邦。”⑥ 日本在同中国展开的论战中虽仍未占据上风，但却提升了认识。它日益认识到，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行使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等“硬权力”的机会在减少，而“软权力”发挥作用的机会在增多。日本认为，应该以磨砺共同价值观和软权力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有日本媒体指出，以对话和协商方式处理问题的富有包容性的外交应对中国不是美国的“长项”，但在亚洲土生土长的日本却可以运用它的能力和智慧来帮助美国处理好与中国有关的亚洲事务，为此，应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的“软附加值”。可见，日本已经充分认识到利用“软外交”来牵制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相信，所谓“世界政治就是语言政治”，语言和理论的意义日益重要。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不时强调“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观，向“价值本位”倾斜，并以其作为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回应和对中日分歧的关注。日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价值观外交”的重要性，但真正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进则非小泉时代而是安倍时代的事。
与小泉时代相比，安倍政府更加重视“价值观外交”，并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推进。因此，日本“价值观外交”实践是从小泉后的安倍时代开始的。安倍政府的“价值观外交”，主要体现在推进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两个方面。
2006年7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安倍晋三曾出版《致美丽的日本》一书宣传其政治理念。该书显示，“安倍外交”理念的核心就是向亚洲乃至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等“普遍价值”。安倍尤其主张日本应加强与之共享自由和民主主义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之间的合作与对话。自此，安倍晋三政治主张中对民主价值观的强调开始引起关注。
2006年9月，安倍晋三在其首次施政演说中谈及日本外交政策时指出，“我国外交到了根据新的思维、向有主张的外交过渡的时候，要更加明确‘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推行能为加强亚洲牢固团结作出贡献的外交”。“日本作为亚洲的民主国家，为向亚洲、向世界扩大自由社会的范围，要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首脑开展战略对话”。安倍上任伊始即着力强调“民主价值观”，再结合他的“有主张的外交”，明显具有比小泉政权更甚的价值观政治之色彩。2007年1月26日，安倍在再次发表的施政演说中重申将推进“有主张的外交”，重点是与在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方面与日本拥有同样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构筑开放和民主的亚洲、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并再次强调加深与和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合作，扩大首脑交流。⑦ 对此，有评论指出，“这是因为日本具有东亚历史最悠久的民主，相对于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日本要强调自己的优势”。⑧“安倍首相是要向国际社会说明，民主主义的日本比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中国更健全更具权威性。他要让日本的主张和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一句话，安倍政府的亚洲外交政策，就是要在亚太地区塑造一个针对中国的“民主轴心”或者说“价值观联盟”。
日本推进“价值观联盟”的外交实践是从对澳外交开始的。2007年3月13日，安倍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在东京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在二战后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安全协议。如上所述，安倍首相多次表示要促成日美两国与澳大利亚、印度进行四国合作的构想。日澳两国此次构筑“全面战略关系”就是其中一环。
日本在提升日澳关系的同时，还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招牌，以政府开发援助为后盾，积极强化与印度的关系。日本“牵制中国”的意图很明显，但印度总理辛格还是对被认为暗含“对华包围网”可能性的“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构想给予高度评价，称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团结是未来亚洲国际关系的基础，“将使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⑩ 2006年12月，辛格总理访问日本，与安倍首相达成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日印合作进入“蜜月期”。2007年3月，日印外长在东京举行首次战略对话。4月中旬，日美与印度在日本东海岸附近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反映出日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推动作用。
在倾力打造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的同时，日本也在积极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
2006年11月30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了题为《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开创日本外交新天地》的演说。(11) 麻生在演说中指出，日本外交要特别重视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他强调，日本应通过推行这种“价值观外交”，把欧亚大陆外沿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接成带状，形成基于普遍价值的富裕而稳定的区域——“自由与繁荣之弧”，并加强与欧盟及北约的合作。2007年1月26日，麻生外相在日本第166届国会上所作的外交演说中，再次提及“自由与繁荣之弧”。在阐述日本外交基本方针时，麻生说：战后日本的外交基础是由三根支柱支撑的，即重视日美同盟、国际协调、近邻外交，现在要加上第四根支柱，即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这样日本的外交方向将更加明确。3月12日，麻生外相在日本国际论坛(JFIR)设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对“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作了进一步阐述。3月27日，提交日本内阁审议的2007年版《外交蓝皮书》，将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确定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
日本如此重视“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其用意说穿了就是打着“价值观外交”的招牌，拓展日本外交的地平线，扩大日本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具体地说，一是配合美国的“色彩革命”战略，深入欧亚大陆追求政治经济利益；二是确保日本所需的能源与资源；三是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欧亚大陆中小国家“价值观联盟”，钳制中国以及俄罗斯。
日本认为，要想实现“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必须使处于“弧链”上的国家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协调，应该不以价值观的强制推行和体制变更为目的，而应充分考虑各国文化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在此前提下努力实现普遍的价值观。借用麻生外相的话来说，作为实现“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方法论”，一是利用好ODA；二是建立和加强对话机制。经济援助是美国推行民主、人权外交的惯用手法，日本在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时也不忘效仿美国，利用日本外交的“王牌”——ODA。日本试图灵活运用ODA，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合作，对教育、保健等基础领域以及民主化的深化、基础设施和法律的完善等进行支援，通过协调贸易投资共同实现自由与繁荣的社会。从具体实施步骤来看，在东亚地区，日本认为，在东盟作为世界成长中心而发展、着实推进民主化、通过地区统一而实现区域内稳定的过程中，为了使后来加入东盟的印支三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很好地赶上这一潮流并占有“自由与繁荣之弧”一角，日本要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支援；另外，日本还要积极支援尼泊尔等南亚各国的民主化、构筑和平的动向。在欧洲，日本要对正在推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波罗的海各国、“GUAM四国”(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以及参加“民主选择共同体”的新兴民主国家进行积极的支援。对于渐进民主化、市场经济化的中亚各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根据其国情进行支援的同时，还要利用“中亚+日本”的对话机制，尽可能也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纳入视野，支援完善连接内陆与海洋交通运输路线、促进开放型地区合作的自立性发展。
麻生外相反复强调的是，对日本来说，要想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更重要的是加强与处在“弧链”上的国家间的对话。事实上，日本已经与其中许多国家开始实行政策协商。今后，日本除了完善这些现有的政策协商机制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同没有这种协商机制的国家间的对话。日本企图通过对话，让这些国家了解、理解日本，增加对日本的好感，从而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此外，在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时，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作为战略盟友的美国进行合作，并与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和印度、八国集团、欧洲各国及欧盟、北约等加强合作关系。
实际上，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设，共同构成了日本“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内容。二者相互呼应甚至相互重叠，在地域上对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围之势。安倍政府试图以此拓展日本外交的活动空间，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形成对中国的“势力均衡”，从而主导未来亚洲的发展格局，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年来，日本外交迅速向“价值本位”倾斜，映射出日本外交重视“软权力”、尤其重视借“软权力”应对中国崛起的新特点。今后，日本政府仍将大力推进“价值观外交”、包括对华“价值观外交”，但其前路并不平坦。
日本对“价值观外交”的重视，充分反映出日本对国家权力观念认知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越来越认识到“软权力”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在日本外交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奈认为，日本是拥有最多潜在软权力资源的亚洲国家，因为它是完全实现现代化、在国民收入和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又有能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12)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日本一直强调要在国际社会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但事与愿违，日本以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来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做法并没有使其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受“软权力”思想的影响，日本总结经验教训，开始克服以往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性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简单化倾向，越发重视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感召力等这些抽象和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换言之，近年来日本外交开始转向以“软权力”为主要手段，并尝试以所谓“人类普遍价值”或日本的价值观来影响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政府极力推进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等，均是日本外交重视“软权力”的体现。日本所要打造的“价值共同体”实质上是“利益共同体”，就是要以“软权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外传播日本的价值观被安倍政府当成了发挥“软权力”作用的一个路径。正如安倍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所说，日本要面向全世界制定“日本文化产业战略”，借助日本特色的动漫、音乐、饮食文化及传统文化等增强国际竞争力及对世界的影响力。(13)
从长远看，虽然安倍上台以来高举“共同价值观”招牌，强化了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及构想中“自由与繁荣之弧”区域内国家的关系，但要真正形成期望中针对中国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首先，就澳大利亚来说，虽然它与日本签署的安全协议不排除有防范中国、抵消中国在亚太事务中影响力的考虑，但它也更加认识到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因而近年来在外交上明显“向亚洲倾斜”，很难在“牵制中国”上与日美两国走得更近。其次，就印度来说，虽然不能排除其有借重日本甚至美国这两个强国的力量实现其“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梦想的意图，但印度迎合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主要还是为了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往来，吸引日本更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在民用核能领域争取日本的支持。同时，印度也在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在印度眼里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很难设想它会在“共同价值观”口号下讨好日、美而开罪中国。一贯奉行“左右逢源”的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印度，终归要在与各大国的周旋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第三，日本能否如愿打造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关键在于美国。日美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形成了两国间地区与全球合作关系的基础。所以，无论日澳安全协议的签署，还是日印关系的发展，均得到了美国方面明里暗里的支持与推动。安倍建立亚洲“民主国家”联盟的倡议，与布什“为了保卫自由而维护势力均衡”的主张如出一辙。实际上，他们是想在日美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之间建立旨在维护势力均衡的、多重而松散的合作网络体制，而日美同盟是这一合作网络体制的核心。然而，未来美国政府能否继续把推广其价值观作为外交重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同价值观能否在日美关系中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换句话说，今后日本对价值观的注重及其对日美关系所起到的纽带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什之后的美国政府是否继续把“自由”放在议事日程上。对于一些左翼和右翼的美国人来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选举中获胜和伊拉克的艰难局势已经使美国“促进民主”的主张威信扫地。美国必须从中汲取教训。
至于日本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能否取得预期进展，除了需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对话并得到美国的配合外，关键在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灵活运用”能否奏效。今后随着日本政府对处于“自由与繁荣之弧”链条上的中小国家经济援助力度的加大，日本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无疑会扩大，从而对中国形成一定的牵制作用。然而，也要看到，日本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链条上的这些中小国家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不可能盲目地接受日本力推的西方价值观，因此，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注释：
①日本外务省编：《ODA白皮书》，1996年，上卷，第332页。
②“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index.html.
③[日]“日本将在自由和人权问题上牵制中国”，《产经新闻》，2005年12月4日。
④[英]“日本和它的邻居们：描绘靖国神社的刺痛”，《经济学家》，2006年8月19日。
⑤[日]“用解决‘靖国问题’增强信赖”，《每日新闻》，2006年9月30日。
⑥[日]麻生太郎：“日本等待中国的民主化”，《华尔街日报》，2006年3月13日。
⑦安倍晋三首相施政演说，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index.html.
⑧[美]迈克尔·格林：“中日关系前路漫漫”，《卡内基中国透视》，2007年第1期。
⑨[日]“用解决“靖国问题”增强信赖”，《每日新闻》，2006年9月30日。
⑩[日]永田和男：“印度希望早日开始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读卖新闻》，2006年12月5日。
(11)[日]麻生太郎：“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开创日本外交新天地”，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ree_pros/index.htm.
(12)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转引自http://www.sinoir.com/Article/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813&Page=2.
(13)安倍晋三首相施政演说，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index.html.
标签：日本政治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安倍内阁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