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中国民间文艺学（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中国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
一、中国民间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或人民口头创作，不仅受到社会上前所未有的重视，还在时代巨变的光芒照射下闪现出新的诱人光彩。民间文艺学家们用新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中国各族民间文学，便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一）
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不但积极参加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在高校筹划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等工作，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民间文学社会历史价值的论文，如《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①]《歌谣中的醒觉意识》[②]《对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③]和《略谈民间故事》[④]等，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在这些文章中，他特别指出口头文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它们不但广阔地并且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的、生活的真相，尤其是忠实地表现出人民健康的、进步的种种思想、见解，表现为看重劳动，肯定集体力量，反抗压迫者剥削者并讽刺他们的丑恶嘴脸，反对异族的侵略者，歌颂新的事物等等。从艺术上来考察，虽然大都是幼稚的，原始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往往又是成熟的、美好的。因而这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但是新文艺、新教养的一种凭借，一些基础，有许多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新文艺、新文化的活动的构成部分。
这些文章没有停留在民间口头文学的一般原理的申述上，而是以作者对中国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所作的理论概括。文章并不认为中国民间文艺就是尽善尽美的，但因它在旧时代遭到长期不正当的压迫歧视和过低评价，因此在新时代应当把它的好处充分加以表白，使它得到应该得到的光荣位置。文章除肯定它的文化价值之外，尤其指出了它在新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即它可以成为新文化、新教养的有力原素，直接服务于新时代。这些论断都是很宝贵的。
钟敬文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表的这些成果，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充分肯定。许钰30年后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他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等很多文章，都站在鲜明的人民立场上，经过严密切实的理论分析，热情肯定民间文学的珍贵价值，阐发民间文学所要表达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先进思想，从而把民间文学摆在重要地位，有力地冲击了民间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在当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⑤]
由于民间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开始建立，关于民间文学的概论性的著作不断问世。早在1950年就有赵景深的《民间文艺概论》和钟纪明的《向民间文艺学习》在上海出版[⑥]，1957年又有匡扶的《民间文学概论》在西北问世[⑦]，张紫晨在北京写成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则于1963年在东北出版[⑧]。它们都综合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大力肯定民间文学的优点及其重要价值，对普及民间文学知识、克服旧时代的文化偏见，推进民间文学事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二）
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这一伟大斗争又是中国人民长时期反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的继续。这样，在新中国建立后十多年的民间文学园地中，对过去表现阶级对立和革命斗争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评论，便很自然地受到高度重视了。在1966年以前出版的107期《民间文学》中，评论工人、农民诉苦歌谣和革命斗争歌谣的文章达26篇，评论历代农民起义叙事作品和革命传记故事的文章达31篇，在民间文学理论成果中占有突出地位。
着重于社会历史价值的评论研究，在歌谣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可以举出下列篇目：何其芳的《论民歌——（陕北民歌选）序》[⑨]，严辰的《谈民歌》[⑩]，李岳南的《论民间歌谣及其战斗性的传统》(11)，贾芝的《老苏区的民歌》(12)，肖三的《（革命民歌集）序言(13)，乌丙安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革命根据地歌谣简论》(14)，吴超的《人民战争的颂歌——读抗日战争时期的歌谣》(15)。这些文章，选取具体生动的事例，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革命歌谣及其在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李岳南在他的论文中指出，旧时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尽了侮辱与损害，欺蒙和绞杀，但是，他们从不肯息灭了反抗的火种。最忠实地记录并反映这种反抗过程的，便是民歌、民谣。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劳动人民的歌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16)。这里所揭示的中国民间歌谣这一特质，虽然说不上是很新的发现，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确论断。
在这些文章中，何其芳的《论民歌》内容厚实，尤见功力。它本来是为《陕北民歌选》一书所写的序言，实际内容却远远超出陕北民歌范围，联系旧中国的历史文化，对表现民众生活与心理的民歌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文章认为，“产生在旧时代的民歌的确主要是农民的诗歌，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于那种生活的反抗。”作者不仅看重那些直接表现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民歌，而且认为在民歌中，情歌占绝大多数，对它们也作了较高的估价，还提到民歌中所揭示的一些生活真理，表明农民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达到十分清醒的程度，因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民间文学，不可能不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作者却以为“这种烙印主要的还并不是表现在某些封建思想的侵入，而却是表现在和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秩序对抗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数量。”在文章中，他将民歌和民间戏剧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认定，民歌“具有更浓厚的劳动人民的特点，更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愿望和要求。”因而更值得我们珍视，文章还考察了农民斗争的根本转变及新的革命歌谣，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指出“这种民歌就不再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而主要是革命的战歌和对于新社会的赞颂了。”作者视野开阔，考察民歌时注意将它和相关艺术进行比较，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又不拒绝对“五四”时期歌谣学成果的吸收，因而这篇文章论析精当，不失为我国当代歌谣研究的出色成果。
（三）
在民间叙事领域，伴随着旧时代普遍流行的长工和地主的故事以及反映历次革命斗争的种种传说故事的发掘问世，对它们的评论研究文章也不断涌现。贾芝的《伟大的革命风格——谈毛泽东的革命故事和传说》(17)，吴开晋的《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武器——读东北抗日联军故事》(18)，冯贵民的《长工和地主故事的教育作用和艺术价值》(19)等，就是较好地论析这些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与现实教育作用的一些篇目。
1958年前后，由河北张士杰等人搜集整理的义和团传说故事的陆续发表，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民间文学》杂志开辟“义和团故事笔谈”专栏给以评论。不仅文艺界和民间文艺界的赵景深、陈白尘、汪曾祺、朱寨、蔚钢，刘守华等撰写了文章，还吸引顾颉刚、吕振羽、吴晗等著名史学家发表了评论。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本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群众运动，过去却长时间遭到污蔑和误解，未获得公正评价。这些产生和流传在义和团活动中心区域，真实生动地表现义和团英勇壮烈斗争事迹的传说故事的发表，便十分引人注目了。吕振羽视它是“伟大时代、伟大劳动人民自己的伟大创作”。并说，“作为今天的中国人，谈了义和团故事，更感到劳动人民何等可爱！更感到爱国主义的一种骄傲和自豪！更能鼓足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力争上游！”(20)顾颉刚读了这些故事，以按捺不住的欣喜之情写道：“这是埋没了很久的宝藏的初次发掘；这是义和团的真实面貌经过清洗之后的初次展览；从此以后，一部义和团的人民起义的历史才局部地有了人民自己的记录。”(21)陈白尘则认为这些故事和史料的发表，“是民间文学工作中的重大收获，也是历史科学工作中的重大收获。”(22)
朱寨和刘守华的文章(23)指出，作为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创作，它在艺术上的特别动人之处，不在于它的写实部分，而在于它的传奇、幻想部分。经过传奇与幻想，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蔑视以及虽遭失败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由此透出这些故事乐观幽默的艺术情调。这些幻想的情节和形象，既源自口头文学传统，又受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壮烈斗争的激发而具有新的色彩。
在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首任会长郭沫若(24)曾特别指出，“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要人们以一个个生动实例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历史价值有力地显示出来，给了人们以宝贵启示。
（四）
正确评判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涉及怎样区分民间文学的精华与糟粕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区分过去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有害因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设新的人民文化服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些论者苛求于古人，简直粗暴地否定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如1950年9月18日北京《新民报》副刊发表的《论（梁祝哀史）的主题》一文，就批评出于“乡野的农民”之口的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唱本和地方戏，不该把梁刻划成一个“十足的傻蛋”，把祝刻划为“淫贱的婢女”，还说两人殉情死后化蝶的结尾是“充满迷信的收场”，“荒唐观念的因袭”。而这些都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处理”的结果。何其芳在1951年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二期上，发表《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文，对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四大传说之一的梁祝故事原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一件优秀的口头文学作品，指出上述批评，代表了当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错误倾向：一些人“既未能真正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再加上缺乏自知之明，就很容易有这样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以为依靠几个革命术语或几个简单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就可以‘批判’一切，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这必然要发生许多错误，并且要发生笑话式的错误。”民间文艺界对梁祝故事早已作出了公允的评价，可是何其芳所指出的对待民间文学遗产的这种错误倾向，后来却在文化界长时间地存在，直到现在也未能完全克服。因而今天读到这段文字，倍感亲切，依然值得人们引为鉴戒。
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民间文艺研究家们以巨大热情和兴趣考察这一斗争在民间文学中有着怎样的反映，以及表达民众对阶级压迫抗争精神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这无疑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学术潮流。可是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因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将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评论活动，勉强纳入简单配合社会阶级斗争的轨道，主要就阶级斗争主题来看待它的社会历史价值，这样，路子便越走越窄，妨碍民间文学事业在更宽广的路上向前发展了。
二、民间文学艺术魅力的探寻
虽然在本时期内，人们更着重于民间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思想内容及其社会历史价值的研究评论，但面对人民群众世代相传并喜闻乐见的口头语言艺术珍品，仍有不少学者努力探寻它们艺术魅力之所在，并有不少可贵的发现。
（一）
这一时期发掘数量最多的是民间歌谣。唐因于1951年出版的《谈民间歌谣》(25)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向全国读者全面论析歌谣的思想艺术成就的著作，写得深入浅出，深为读者喜爱。
天鹰（姜彬）是研究歌谣用力最勤、收获也最为显著的民间文艺学家。他于1956年出版的《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26)以着重研究民间歌谣的艺术表现而受人称道。书中收录13篇文章，一部分论述民间歌谣的艺术表现手法——夸张、比兴、对比、反复、概括、拟人等；一部分辨析它们的体裁特征，涉及妇女歌、情歌、劳动歌等。从《后记》中得知，它是作者平时对歌谣“潜心学习，如有所得，就录之于笔记簿”，然后用业余时间整理成文的。它具有“歌谣概论”的普及性质，作者谦逊的自认为只是一件不成熟的“半制品”。然而它却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究其原由，除由于它是侧重于论析民间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在当时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之外，主要还在于这些文章是作者平日潜心观察思考所得，因而深入浅出，时露真知灼见。如认为反映旧时代农民和地主阶级关系的民间歌谣，“作者对地主的残酷迫害不是采取悲叹和哀鸣，而是用诙谐和嘲笑”，在论情歌时，认为“情歌中所反映出来的劳动人民的真实的阶级感情是并不比其他类的民歌来得弱的，在情歌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对旧社会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其他类的民歌更为强烈、更无所顾忌，这种反抗情绪由于通过了男女关系的形式而显得更赤裸裸、更大胆。”在论及民歌的精华和糟粕时，指出“民歌往往是阶级的先进意识的反映”，我们就农民日常接触时所感觉到的那些落后意识，在民歌中则反映较少，等等。这些独到的体会，即使在今天，对提高读者鉴赏民歌的能力也是有所裨益的。
天鹰于1962年写成的长篇论文《（哭嫁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27)，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它不仅联系中国旧时代的封建婚姻制度和习俗，看出《哭嫁》这一长篇仪式歌是用历代妇女的血泪凝结而成的，富有思想内容，表现出很强的民主性与战斗性；还精细地剖析了这一民间艺术珍品，为了表现它的特殊内容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如文体上的“茂密”“峻急”，“无一定的格式，无一定的长短。层层排比，反复设喻，辞必极致而后快，情必尽泻而后止。滔滔如江河长流，奔腾如天马行空。在民歌中，它是别具一格的。”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民间诗歌艺术思想与艺术魅力的探寻坚持不懈，日渐深入。
天鹰于1957年出版《中国古代歌谣散论》(28)之后，1958年又满怀热情地研究新民歌，次年即有《扬风集》和《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两书问世(29)。由于作者身处“大跃进”年代，受着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错误思潮的局限，因而未能对大跃进民歌运动作出科学的论断。但作者以自己的热情和勤奋搜集材料，思考写作，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一次民歌运动的最完整的实录，使我们在回顾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时能获得宝贵的文献依据，它仍将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十七年中民间文学论著寥若晨星的情况下，谭达先作为一位年轻的民间文学研究家，在1959这一年中间出版的两本书《民间文学散论》和《民间童谣散论》(30)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对属于民间童话、笑话、谚语、谜语、情歌和儿童歌谣这几种体裁的中国民间文学代表作的思想与艺术作了较为全面的辨析，其中对童谣的研究尤为深入，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见地。作者的学术积累，为后来独立完成规模宏大在港台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本时期对民间传说、故事的研究，其规模和声势远不及民间诗歌，而取得的实际成果却并不比歌谣研究逊色。
由贾芝、孙剑冰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第1、2集，分别于1959年和1962年出版，共收录41个民族的作品257篇，集中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丰富多采的面貌。作为《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二集序言发表的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是本时期内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思想艺术魅力进行较为深入有力的概括性论析的重要成果，它不满足于简单罗列这些民间故事的主题，而是着力探寻它在中国各族民众的口头与心灵深处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奥秘。作者首先从内容上考察，发现它是一个历史与智慧的宝库，以蕴含昂扬的斗志、宝贵的经验和惊人的智慧使人们激动难忘。接着追寻它的艺术特征，而将幻想丰富置于突出地位，认为故事的美妙幻想，或借以补充现实生活之不足，表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或用作将善恶美丑事物给予夸张渲染的手段，或使故事情节变幻莫测，引人入胜，或将动植物世界拟人化，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文章还指出故事中的幻想有着古老的渊源，人们从企图以幻想方式解释大自然的神秘到纯粹进行幻想丰富的艺术创作，经历了一段长期演变过程。文章紧密联系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来研究民间故事，传说文本，而以艺术魅力的探寻为中心，凝结了作者长时间观察体会民间叙事艺术的宝贵心得。
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31)，是为消除读者对幻想故事和幻想形象的误解而写成的，对故事艺术的幻想特征，作了深入浅出、富有说服力的阐述。
富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几类故事，本时期都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著名的四大传说，不仅是广大民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民间创作，也成为许多民间文艺学家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路工主持编选的“民间文学资料丛书”中，不仅辑录了关于四大传说的丰富而珍贵的文献资料，给研究者以莫大便利，他自己也依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写作，他给《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和《梁祝故事说唱集》所写的两篇《前言》(32)，都是材料翔实，颇有见地，以细致辨析其历史演变过程见长的学术成果。
罗永麟多年致力于四大传说故事的研究，这一时期写成《试论〈牛郎织女〉》和《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33)，它们的特点是，据有丰富的材料，细心梳理故事的演变过程，围绕情节构成和人物设计，力求准确地把握作品的艺术构思特点，如就梁祝故事，说它讲述起来，“显得那样智慧而风趣，乐观而含有辛辣的讽刺，悲伤而又不令人肠断”，“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和远大抱负”，就是颇为精当的论析。
鲁班形象是中国人民劳动创造的丰富智慧的化身。王一奇的《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34)和许钰的《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35)等文，从形象构成、历史演变和艺术创造几方面进行探讨，使我们对这个为中国民众所家喻户晓的传说获得了清晰的认识，并由此激发出民族的自豪感。
汪玢玲致力于东北人参故事的研究，她的《试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36)一文，有力地揭示了这类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民间创作的现实生活基础与美学特征，它是长白山区采参人的艰苦生活与心理愿望的反映，是在人民美学观点下，把生产对象高度艺术化的结果。
以具有浓郁的幻想，饱含美感诗意的民间童话故事，“五四”以来一直为研究者所注目。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37)由剖析民间童话中几类传统形象的构成及其演变过程来透视童话艺术的特质，对研究者和新童话创作者均有启示。
这几位研究者对上述几类民间叙事作品的关注和研究持之以恒，不断深入，以后均有新成果问世，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称道。
过去我国对动物故事搜集得很少，使海外学者误以为中国动物故事很贫乏。新中国成立后，这类故事在各族民众口头被大量发掘出来，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中国动物故事集》，初步展现了中国动物故事的光彩。张紫晨的《略论动物故事》(38)，即为着力探讨其艺术特征与魅力的代表性成果。
本时期对于神话艺术的研究较为薄弱。袁珂的论文《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和《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39)，就民间口头古神话的新发现进行神话学理论探索，受到海内外学人的重视。
关于民间谚语和谜语的研究，王毅的《略论中国谚语》(40)，吴超的《试谈谜语的特点及其表现手法》(41)，显示了新的进展。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几位致力于俗文学研究的学者，本时期均有新的成果奉献：傅惜华于1953年出版《曲艺论丛》(42)，关德栋于1958年出版《曲艺论集》(43)，黄芝冈于1951年出版《从秧歌到地方戏》(44)，陈汝衡于1958年出版《说书史话》(45)，孙楷第于1956年出版《俗讲·讲话与白话小说》(46)，它们论述的对象主要并不是民间口头创作，书中却包含着许多与民间文学密切相关的精辟论断，以他们长时期潜心研讨的成果丰富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宝库。
（三）
探寻民间文学的艺术魅力，人们除了关注它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之外，还关注着它对作家文学的巨大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启示下，和民间文艺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解放区文艺的鲜明特色之一。50年代的作家文学，仍十分注重吸取民族民间文艺的优点，创造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柯仲平、肖三、田间、李季、张志民、马萧萧等著名诗人，均发表过关于向民间诗歌学习、转变诗风的宝贵意见和实际体会，毛泽东于1958年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意见，引起文艺界的热烈讨论(47)。当时的讨论集中在民歌体的艺术表现力是否存在局限性的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歌体在句法、体裁上有限制，要表现复杂的新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另一种意见认为五、七言民歌体表现今天的新生活没有限制，可以作为一种诗歌的基本形式流行于世(48)。何其芳在这场论争中写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和《再谈诗歌形式问题》(49)，就这个问题系统地申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在中国民歌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五七言体的句法和调子，它们的突出特点是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个字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面加一个字，即采用“三字尾”，这样就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些矛盾，写起来容易感到别扭，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民歌体在今后相当长以至很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但在民歌体之外，还需要建立一种每行基本以两个字收尾即“双字尾”的现代格律诗。同时自由体新诗也会长期流行。何其芳对五七言民歌体的特点和局限性的论析是符合实际，不应受到非难的，30多年前他对新诗艺术形式发展前景的预见已变成现实。可惜的是，他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歌的多样化的体裁缺乏了解，因而立论略有偏颇，如在西北地区流行的“花儿”民歌中，歌词的句法就早已广泛采用同现代口语相一致的双字尾，突破了传统格调的局限性，充分显示出民歌体裁推陈出新的活力。尽管如此，何其芳关于民歌体与新诗形式的重要论断，在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进而探讨现代文化背景下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时，仍然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参考。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随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大量开掘，研究工作渐趋活跃。
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1958年7月，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又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规划。从这一年开始，少数民族地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便全面开展起来，并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向前推进，在许多地区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61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时，全国已编写出文学史10种，文学概况14种，有关资料100种以上。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是一项重要的科学工作，而民间口头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因而这项工作有力地推进了对各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很快开拓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一）
少数民族中间流传的长篇叙事诗格外丰富多采，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于1950年和1954年先后整理发表，受到广泛好评之后，许多优秀之作陆续发掘出来，和全国读者见面，对这些叙事的评论研究，便成为本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著名的三大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本时期均有部分章节同读者见面，并随之出现了第一批评论介绍文章，如黄静涛的《〈格萨尔〉序言》(50)，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51)，刘发俊等的《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52)，多济的《〈江格尔传〉简介》(53)等文，介绍了三部史诗的基本面貌，对其富有人民性的内容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风格给予了热情肯定，并为它的宝贵价值所深深吸引。黄静涛的文章指出：“藏族民间文学，首先是《格萨尔》，不光是文学的神书，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及民族发展的百科全书。借助于这部作品，不但可以窥探藏族文学的历史，也可以研究藏族的社会历史及其他各方面的有关问题。它不但对文学家们有所裨益，对于各方面的专家也有其参考价值。”三大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本时期已有良好的开端，到80年代获得了为海内外所瞩目的重大成果。
云南傣族以拥有多部的民间叙事诗而著称。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西双版纳调查队集体写作的《傣族古代的几部长篇叙事诗》(54)，根据实地采风所得的宝贵资料，初步译介了《召树屯》、《玉喃苗》《香萌》和《兰嘎西贺》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使全国读者不能不为傣族民间歌手杰出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而惊叹。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民间文学》上展开的关于表现爱情悲剧的一部傣族民间叙事诗《娥并与桑洛》的讨论。
《娥并与桑洛》叙述一位富家之子桑洛抗婚，借口做生意离家出走，在异乡爱上了娥并，但寡母却残酷迫害娥并致死，于是桑洛以自杀殉情表现了对扼杀他们婚姻自由的封建家长制的最后反抗。对这样一部优美生动为傣族人民所喜爱的民间叙事诗，整理本发表后，有的读者给予好评，也有一些读者批评它是一部“孬诗”，其理由是两个主要人物塑造得都不成功，他俩的爱情缺乏基础，对封建势力的迫害没有反抗精神，显得软弱无能。建议“长诗应该揭示出桑洛思想上的阶级烙印以及他如何克服本阶级所带给的局限性，在斗争中成长为反抗封建制度的英勇的战士”(55)。
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李岳南、朱宜初、曹廷伟、晓雪、佘仁澍等对这部长诗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整理工作作了中肯的评论。他们认为，《娥并与桑洛》是一部具有斗争性的，反封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但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有其软弱的一面，从而构成旧时代的爱情悲剧。长诗的整理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忠实于原貌上有其不足之处。在对它的批评意见中，既有不合历史的苛求，也有不顾民族生活、风土习惯和审美观点的苛求，表现了一些人对待民间文学遗产的简单粗暴的倾向。
通过这次讨论，不但给予《娥并与桑洛》这部长诗以公允的评价，而且提高了人们评论鉴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能力。
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发表，充分显示出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迷人光彩，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赞赏，随之出现了一批对这部长诗的评论研究文章。有一些文章着重评析它的整理工作的得失，也有一些文章对长诗本身的思想艺术特点和文化史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956年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的孙剑冰的长篇论文《（阿诗玛）试论》(56)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它没有停留在对整理出来的文本的评论上，而是从研究整理本所依据的20份原始资料以及自己去当地调查所得材料入手，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这一民间口头创作的主题、人物关系、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以自己的科学论断丰富了人们对这部长诗的本来面目的认识。如对阿里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的肯定，对情节发展中阿里射箭和岩神出现的象征意义的揭示等，均较有说服力。1979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此文编入《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时，作者在附记中认为此文有自以为是的毛病，并向被批评的同志表示了歉意。而就它的基本内容来考察，却不失为对一件民族民间艺术珍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剖析的成功之作。尤其是它写于我国民族民间文学事业蓬勃兴起的初期，更属难能可贵。
（二）
随着民族地区采风活动的深入进行，大量民间故事从人们口头涌现出来，呈现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景象，并受到全国民间文艺学家的关注。
对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评论研究，首先集中于人们十分感兴趣的机智人物故事方面。阿凡提故事的发表，受到全国读者的喜爱。阿凡提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人物？有没有真实的原型？这些故事是怎样创作出来、流传至今的？这些故事有什么社会历史与艺术价值？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戈宝权为着回答这些问题，写了《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57)一文。该文指出，阿凡提故事长时期流行于土耳其、阿拉伯、中近东、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中亚细亚和我国新疆一带。它虽然在我国维吾尔族人民中间家喻户晓，实际上是一个以机智幽默为性格特征的世界性艺术典型。这个故事经著名的“丝绸之路”，早在几百年前即传入新疆，“几百年的过程中，这些笑话在新疆的土地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经过世世代代的口传，被不断加工、补充、发展而保留下来。”此文材料丰富，视野开阔，在广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阿凡提故事的产生与流传演变，不但给喜爱阿凡提故事的读者，而且给民间文学研究家以有益的启示。
祁连休是对机智人物故事、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怀有强烈兴趣，并长期致力研究的学者之一。本时期发表了《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58)一文，在藏族社会历史背景上，对这位藏族机智人物典型的各个侧面进行了认真剖析。
其次是对西南、主要是云南、贵州两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初步发掘出来的民间故事的评论。这些故事不只是受到民间文艺学家的重视，还受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们的喜爱。阎纲的《壮丽·奇幻·神妙》和闻山的《一点启示》，就分别表达了他们阅读《云南各族民间故事选》和《贵州民间故事选》两书时的感受。阎纲的文章着重论析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独特艺术风格与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尤有见地，试以他谈故事结构形式的一段话为例。他说：
除此而外，民间故事在故事的结构形式上，也和其他非口头创作的散文类作品，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民间故事里，因为力求短小和通俗，大都以故事情节的典型突出致胜，不一定非得刻意塑造出人物性格来不可；相应的，粗线条的勾勒，也就多于细腻的描绘。所以结构故事的问题在民间故事创作里，是个举足轻重的关键问题。民间故事的矛盾集中突出，而矛盾的提出多是单刀直入；故事曲折离奇，而事件的进程较快；故事的线索单纯，常常只有一条线路向里伸去，极少几个头绪错综交叉或齐头并进地展开。（民间故事主题的鲜明性，我想与这一特点不无密切的关系。）这种故事结构的方法，当然有它自己的局限（哪一种文学形式没有自己的局限！），它不适于排铺复杂、细致而广阔的时代环境的描绘，不适于刻划出众多的人物性格。我们也不会去作这种范围以外、特点以外过分的要求。但是，单纯并不等于单调。民间故事所以能借助单纯朴素的故事结构，反映出丰富神奇而又引人入胜的生活情景，主要在于它用情节和主题的高度的提炼与典型化，来弥补形式本身带来的局限。……
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间文学吧，它够多美啊！
这里所表达的对民间故事艺术形式美的深刻洞察，饱含艺术辩证法，洋溢着对口头语言艺术的激情赞赏，足以发人深思。
（三）
对发展民族民间文学所面临的一些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初步探索。
如何看待宗教对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多年争议不断。云南《边疆文艺》于1961、1962年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蔚钢在这次讨论中发表了《如何认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59)一文。它开始摆脱对宗教持简单否定态度的左的影响，认为“宗教中或与宗教有关的艺术创造，是我国文化艺术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绝不可以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它，当然也必须反对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既要批判，也要继承。”表现了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这个问题在以后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中通过不断研讨获得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如何搞好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1962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较好的回答。在会上，贾芝谈各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傅懋绩讲关于记录和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几点意见何其芳就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怎样进一步提高它的科学性，以及怎样认识两种文化的斗争，怎样处理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60)，他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尊重科学，尊重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受到人们的赞赏，指导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推动着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活跃与科学水平的提高。
回顾1949—1966年十七年间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工作，可以看出，伴随着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发展，它又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表现在：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及其艺术魅力，对各族民众以丰富智慧创造的许多口头语言艺术珍品，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评析，对面临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百家争鸣”的讨论和大胆实践，获得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成果；一大批年轻人迈步走进民间文学园地，表现出可贵的朝气与热忱；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深入实际，实际工作者研究理论，使理论与实际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从而为下一时期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不足也是明显的：由于往往将民间文学工作简单地从属于政治，未能将民间文艺科学独立地提出来进行认真的建议，理论研究活动缺乏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对民间文学仅从社会学或一般文艺学的角度进行评析，满足于理解作品本文（大多是经过一定加工整理的）的表面含义，较少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本来面貌及其活动形态作深入考察；歪曲、贬低、粗暴否定民间文学遗产的庸俗社会学还有相当的影响；学术环境闭塞，对国外现代学术潮流乃至“五四”以后我国歌谣学、民俗学的优秀成果也缺乏了解和吸收借鉴，这样，自然难于在民间文艺科学上开创新的局面出来。
这种状况，到8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有了根本的转变。
注释：
①见《民间文艺集刊》创刊号，新华书店1950年11月印行。
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2年5月印行。
③见《光明日报民间文艺周刊》创刊号。
④见《民间文学》1955年第10期。
⑤许钰：《民间文艺学的开拓者和引路人——钟敬文先生教学和科研活动简介》，《民间文艺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⑥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北新书局1950年第1版，钟纪明：《向民间文艺学习》，华东新华书店1950年10月第1版。
⑦匡扶：《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
⑧张紫晨：《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⑨载《陕北民歌选》，海燕书店1951年第1版。
⑩载《人民文学》1950年2卷2期。
(11)载《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
(12)载《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创刊号。
(13)载《革命民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第1版。
(14)载《教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
(15)载《民间文学》1965年第5期。
(16)见李岳南《民间戏曲歌谣散论》111页，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3月第1版。
(17)载《民间文学》1961年第7期。
(18)载《民间文学》1965年第5期。
(19)载《民间文学》1965年第4期。
(20)吕振羽：《伟大人民的伟大历史和创作》，《民间文学》1959年第3期。
(21)顾颉刚：《读了义和团故事之后》，《民间文学》1959年第2期。
(22)陈白尘：《为义和团恢复名誉》，《民间文学》1959年第4期。
(23)朱寨：《人民群众的自我写照》，《民间文学》1959年第1期；刘守华：《幻想与现实》，《民间文学》1959年第4期。
(24)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民间文学集刊》创刊号。
(25)《谈民间歌谣》，为“青年学习丛书”之一，人间书屋1951年7月第1版。
(26)《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新1版。
(27)天鹰：《（哭嫁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载《哭出嫁》，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28)《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版。
(29)《扬风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6月第1版，《1958年民歌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1月第1版。
(30)《民间文学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第1版，《民间童谣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31)《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民间文学》1956年第4期。
(32)《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1955年第1版，《梁祝故事说唱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第1版。
(33)《试论〈牛郎织女〉》，《民间文学集刊》1958年第2本。《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下册。
(34)《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民间文学》1960年第5期。
(35)《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
(36)《试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37)《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2期。
(38)《略论动物故事》，署名林一白，《民间文学》1965年第3期。
(39)《漫谈民间流行的古代神话》，《民间文学》1964年第3期，《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江海学刊》1964年第2期。
(40)《略论中国谚语》，《民间文学》1961年第10期。
(41)《试谈谜语的特点及其表现手法》，《民间文学》1957年第2期。
(42)《曲艺论丛》，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1版。
(43)《曲艺论集》，中华书局1958年第1版。
(44)《从秧歌到地方戏》，中华书局1951年3月第1版。
(45)《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3年第1版。
(46)《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第1版。
(47)、(48)见《人民日报》1959年1月21日《编后》。
(49)均见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50)这篇《序言》，载于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翻译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格萨尔》第四部中。
(51)《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
(52)《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53)《〈江格尔传〉简介》，《民间文学》1963年第4期。
(54)《傣族古代的几部长篇叙事诗》，《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
(55)见《〈娥并与桑洛〉讨论综述》，《民间文学》1961年第9期。
(56)《〈阿诗玛〉试论》，《文学研究集刊》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月出版。
(57)《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民间文学》1963年第1期。
(58)《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民间文学》1965年第6期。
(59)《如何认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边疆文艺》1962年第10期。
(60)贾芝：《谈各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傅懋绩：《关于记录和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几点意见》，《民间文学》1961年第5期，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