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发展走向及其对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走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是欧盟和欧洲的第一经济大国。中、德两国都是两极格局瓦解后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的大国，在许多世界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近几年来，中德关系出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强劲发展势头。因此，研究和关注德国的发展走向及其对华关系，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德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力量的平衡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德国国家统一与世界大国之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为德国结束长期分裂状态，实现国家重新统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德国终于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国家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战后欧洲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已寿终正寝。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德国人口超过8千万，是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的经济实力，更是雄居欧洲各国之首。目前，德国经济已占欧元区12国经济总量的1/3以上。在世界各大国中，德国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日，位列第三。（注：据世界银行报告，1995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5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的2倍，法国的1.5倍；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7510美元，也大大高于英、法国。参见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9.1.14）
战后，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分裂的德国，并非没有长远的战略目标。相反，从阿登纳的“融入西方”到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都清楚表明，重圆昔日世界强国之梦是战后历届联邦政府从未改变的战略目标。重新统一的德国加快了谋求政治大国的步伐。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德国彻底摆脱战败国阴影，改变“政治侏儒”地位，尽快跻身世界大国的重要资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采取了“立足欧洲、面向世界”的战略方针。亦即以欧洲为基点，联合法国，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步实现和巩固德国在欧盟和欧洲的主导地位；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加大经济外交的分量，扩展德国在东欧、南欧、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的影响，将其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以大国关系调整为契机，推行大国外交，增强德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力求尽快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最终实现世界强国之梦。
德国在谋求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之所以首先选择欧洲为立足点，有其政治方面的长远考虑。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具有优势，但并非压倒性优势。法、英、意等西欧国家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发达国家，不可能任人摆布。法国历来都把德国视为欧洲和法国安全的重大威胁，并严加防范。法国积极主张将德国纳入欧洲联合体制，无非意在通过联合，束缚德国的手脚，从而确保法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英国既想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加强同德、法的合作，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也想利用英、美“特殊关系”来制衡德、法，夺取欧盟和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注：The Independent.1997.5.30）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德国仍将只能是欧洲的德国，而欧洲非德国的欧洲。因此，德国早已意识到，要实现大国之梦，首先必须立足欧洲。也就是说，德国必须继续联合法国，消除法国的深刻戒心，充分发挥“德法轴心”的重要作用，并在德法联合的基础上，联合英、意等国，全力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扩大德国在联盟内的作用和影响力，才能逐步实现主导欧洲的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构想，德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联合法国等西欧国家，推动了欧共体向欧盟的转变，以及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诞生。欧盟取代欧共体，成为欧洲主要的政治联盟，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欧洲统一货币的实现，则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更为强大的动力。为在欧洲安全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德国积极推动了欧洲军团的建立；支持法、英、意等欧盟核心大国，把西欧联盟纳入欧盟，将其作为欧洲防务的支柱；支持加快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所有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加紧通过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和联合防务，逐步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以便稳步获得欧洲事务的主导权。
德国把立足点放在欧洲，致力实现欧洲一体化，亦有其经济方面的现实需要。首先，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西欧。德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额占德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西欧是德国保持经济繁荣的基本市场。其次，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至少在经济规模、贸易总额、高新技术等许多方面，目前德国尚难以单枪匹马地与美国、日本相抗衡，还必须联合欧盟各国的力量，共同对付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挑战。
根据立足欧洲、面向世界的战略方针，德国还不失时机地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大经济外交的分量，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提高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充分利用地缘政治优势，推行新的东方政策，实施东进战略，向东欧及独联体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渗透，在东欧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统一后不久，德国即抢在美、英、法各国之前，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德国的行动加速了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也为德国在东欧扩大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波黑战争期间，德国还通过修改宪法，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增强了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在对前苏东各国的援助方面，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援助额高居西方各国之首。1993年，科尔政府从德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新亚战略”，认为“在政治领域同亚洲合作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注：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993(4)）并积极支持和参与亚欧首脑会议，致力发展与中国、东盟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同时，德国还加强了与拉美、非洲的联系。
重新统一的确给德国带来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德国的大国战略的实施，兴许是适得其时。如不出现特殊情况，可以预期德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最终应会得到确认。但欧洲局势的动荡不安，法、英等许多欧洲国家对德国挥之不去的传统戒心，特别是美国仍在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又使德国的大国之路荆棘丛生。如今，英、法已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占据了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那么，在联合国的改革呼声日高的今天，联合国大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否甘愿放弃地区平衡的原则，再给西欧增加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看来，德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困难多多，至少不会一帆风顺。总而言之，德国的政治大国之梦的实现，尚需假以时日。
二、“科尔时代”的结束与施罗德的“没有顾虑的德国”
1998年9月27日，德国举行战后第14届联邦议会选举。长期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科尔领导的三党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落败。社民党与绿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格哈德·施罗德出任新总理。雄踞德国乃至欧洲政坛16年之久的科尔的败北，标志着德国“科尔时代”的结束。
科尔是战后德国任期最长的总理。科尔领导德国完成了国家统一大业，被德国人亲切地称为“统一总理”。在欧洲，科尔长期致力于建立“法德轴心”，推动欧洲联合，赢得了“欧洲统一大厦设计师”的美誉。科尔执政前期联邦德国所出现的经济奇迹更使其风光无限。然而，科尔执政后期相继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又直接导致了其三党联合政府的下台。首先是统一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上的深重负担，压跨了科尔政府。其次是科尔执政后期，德国经济失去先前的活力。曾使德国创造经济奇迹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运转不灵了，德国经济陷入深刻危机，工人失业、公司破产和国家债务都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注：据瑞士《世界经济论坛》调查，1998年德国的综合竞争力滑落至第24位，远远落后于美国（第3位）、英国（第4倍）和荷兰（第5位）。）三是社会不公现象日益严重。多年来，德国政府开支一直高居西方国家榜首，税额之高亦堪称世界之最。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税制改革计划，总是向低收入阶层开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此外，经济发展滞缓、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公，又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极右势力和新纳粹势力乘机抬头，并活跃于政治舞台。种族歧视花样翻新，迫害外国侨民与移民的种族主义暴行层出不穷。新纳粹势力沉渣泛起，引起了国民的强烈不满。总之，在多数德国人的眼里，年近古稀的科尔执政时间太长，业已江郎才尽。
相反，年轻精干的施罗德则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选民面前。施罗德在下萨克森州担任总理期间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德国民众的好评，其“劳动、革新与公正”的竞选口号，更是迎合了多数选民革新求变的强烈愿望。施罗德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前任们的经历和处境大不相同，心理上没有前任们的那种沉重的历史负罪感，因而争当政治大国的意识更加强烈。施罗德在竞选中反复宣称，他要“代表一个没有顾虑的德国”，并刻意为自己树立一个锐意改革的“新型中间派”的政治形象。
以施罗德为首的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一改科尔政府重视外交、轻视内政和经济的做法，转而“奉行一种面向内政和经济的新方针”，主打经济牌，把建立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模式作为新政府的主要目标，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目前德国的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均有明显增长，失业率有所回落，物价继续保持低水平，整体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2%左右，东、西部经济增长幅度基本持平。但是，德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如美国经济下滑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给德国出口带来了负面影响；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注：目前，德国仍有430万失业人口。参见保罗·约翰逊.欧洲的嫉妒，美国的傲慢？美国.福布斯.双周刊.2002.4.15），外流资本高于引进资本；国家债台高筑，财政政策面临巨大压力等。执政联盟内部争吵所导致的政策摇摆，既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改革，也让反对党在地方选举中有机可乘。
在对外政策方面，施罗德一方面宣布，“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的联邦政府将不会改变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政策及安全政策的基本走向”，用“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来抚慰邻国和欧洲（注：德国.国民报.1998.9.28）；一方面争取德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在科索沃战争、北约新战略、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处理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施罗德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防止科索沃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实行“新干涉主义”，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施罗德政府一改二战后德国一直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积极参与空袭行动，开创了德国在二战以后，首次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先例。科索沃战争爆发后，德国一方面积极派兵参战，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斡旋，争取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德国在此问题上实行“双重政策”，显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想在外交方面维护与美国的联盟关系，避免孤立。此外，历史上的民族积怨、科索沃难民涌入、反对党的压力、社民党和绿党自身对民主与人权理念的标榜，以及德国急欲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也都是促使德国采取“双重政策”的重要因素。正是上述种种原因，促使德国政府既追随美国，参与轰炸南联盟；又在危机中积极进行多方斡旋，寻找政治解决途径，强调北约的这次行动只是一个“特例”，主张重视联合国在解决科索沃危机中的作用，与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同年4月，北约组织在成立50周年庆典期间公布了北约“新战略”。新战略企图把北约变为主宰欧洲和全球事务的“世界警察”。这一战略主要反映了美国的旨意。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出于本国切身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防区外”行动范围的界定和“由谁授权”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北约防区范围问题上，德国主张北约不应成为世界范围的干涉工具，其主要任务仍应限于保证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在联合国授权问题上，德国主张北约在防区外采取军事干涉行动需经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北约对南军事行动只是“特例”，不应成为抛开联合国的先例。在核战略问题上，德国仍主张北约应承诺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德国强调北约新战略应进一步体现“欧洲防务的特性”，应使欧洲真正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由欧洲部队独立地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由于德、法等国的坚决反对，会议最后通过的北约新战略不得不回避了诸如“防区外”行动范围的界定，以及“由谁授权”等敏感问题。
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施罗德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强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不仅严厉搜捕藏在德国境内的“基地”恐怖组织嫌疑分子，而且积极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和打击“基地”恐怖组织，并派出3000多名官兵赴阿参加国际维和部队。但如同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德国也对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绕过北约和无视盟国，顽固奉行单边主义感到十分恼火。在美国蓄意扩大反恐战争范围，特别是欲借“反恐”之名进攻伊拉克问题上，德国已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难预料，随着反恐斗争的发展，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将会变得更加明显而尖锐。
此外，在核军备、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北约东扩、巴以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德国政府也都一再表示了与美国全然不同的意见，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誉。在欧盟尼斯和巴塞罗那首脑会议上，施罗德总理均积极支持有关欧盟改革、欧盟东扩等加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同时主动弥合德法矛盾，密切德法关系，从而扩大了德国在欧盟和欧洲的影响。
如今，施罗德联合政府的本届任期已近尾声。今年秋天，德国将举第15届联邦议会大选。在未来的大选中，施罗德能否连任联邦总理，真正地把德国建成一个“没有顾虑的德国”，实现德国的世界强国之梦？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三、中国与德国：特殊和重要伙伴关系
联邦德国和中国于1972年10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由于当时执政的社民党政府担心“刺激”苏联，对华关系发展平淡。1982年科尔领导的基民盟和自民党联合政府执政以后，中德关系开始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国的首脑和高层互访不断增多。中国被德国称为“联邦德国的天然同盟者”。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到1986年，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时的19亿马克增加到89亿马克。德国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技术的主要引进国。德国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活动也十分活跃。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德关系一度出现了较大的波折。德国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借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对中国实施制裁，联邦议会甚至还通过了西方国家中唯一的一部对华制裁的立法。1990年下半年，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西方国家逐步松动对华制裁。陡然降临的国家统一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激发了德国朝野的世界大国意识与愿望。中国始终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主张建立中德友好合作关系。（注：人民日报.1991.5.15）这些都对促使德国改变对华态度发生了作用。
1990年10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对华制裁。随后，两国间的友好迅速恢复。1993年11月，科尔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与中方签订了总额达28亿美元的20多个经贸合同、协议书和意向书。两国关系的发展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次年7月，中德双方再次签订了40多项、总额达35亿美元的经贸合同与意向书。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德，两国又签订了总额为31亿美元的13项协议合同及意向书。同年11月，科尔总理第四次访华，强调中德之间是特殊的重要伙伴关系，并为中国提供了金额达29.5亿马克的最高出口担保。这对推动两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98年10月，德国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执政以后，中德关系继续得到稳定发展。1998年，中德贸易额达到143.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1999年双边贸易额又较前一年增长14%以上。2001年两国的贸易总额已经突破300亿美元。目前，中德贸易额约占中国同欧盟15国贸易总额的1/3，超过英、法两国对华贸易的总和。在德国的东亚贸易中，中国所占的比重稳定上升。1998年，德国对华出口额首次超过日本。（注：1999-2000年欧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28、135）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也有较大增长。迄今，德国已在中国参与了2700多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近百亿美元。双方在科技、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获得了全面发展。
1999年，中德关系再次经历考验。为了表示对中德关系的重视，施罗德在刚就任总理时就决定把中国作为自己正式访问的第一个非欧洲国家，并排好了次年5月的访华日程。然而，1999年3月科索沃危机和战争的爆发，特别是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又使派兵参与北约轰炸南联盟行动的施罗德政府颇感尴尬。施罗德曾一度考虑推迟访华，后经双方紧急磋商，将原计划的正式访问改在5月12日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施罗德总理在访问中姿态积极，首先代表德国和北约对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无条件道歉”；同时认为北约对事件作出的解释完全不够，必须毫无保留和彻底地调查事件真相，并公布于众。此外，他还与中国领导人就科索沃危机应交由联合国解决达成共识。这次访问为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重新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时隔不到6个月，施罗德总理于11月1日再次访华。这是5月访华的继续，但背景却大不相同。这次访问是在科索沃危机之后，也是西欧在这场危机中丢了面子、吸取了教训之后进行的，不是简单的经济访问，而是架构德中战略协作、推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访问。这次访问也是在德国朝野各政党就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政策取得广泛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体现了德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优先性。施罗德总理在与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的会谈中一致认为，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包括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施罗德强调，德国政府将毫无保留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德国不会参与与任何对中国构成潜在危险的行为。双方还签订了宁、沪石化等多项合作项目。
近年来，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进一步巩固和推动了中德关系的发展。目前，两国经济合作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在中德关系史上都是空前的。德国已经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德国在亚洲的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日本）。德国的对华投资和合作项目，技术含量高，兼具连动效应，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对双方均已产生重大经济效益。
近年来，中德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已为21世纪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笔者认为，中、德两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建立和发展重要伙伴关系业已具备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中德两国之间既无任何历史遗留问题，也无现实的根本利害冲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互不构成威胁。两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同一个超级大国的制约。中国愿意看到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和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愿意看到以德国等为核心的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德国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看到中国获得与其大国影响相称的国际地位，并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德国要实现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特别是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能缺少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中、德两国都是两极格局瓦解后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的大国，顺应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趋势，提高对方在各自全球外交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构筑新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助于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三是中、德两国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并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具有共识。四是在德国国内，主张发展德中关系的人士，已经逐渐成为对华决策的主流派。联邦政府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的政策，正在得到更多德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此外，两国紧密的经贸联系已构成了中德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动力。
当然，在充分肯定新世纪中、德发展重要伙伴关系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两国关系发展中也还存在着某些消极因素。例如，至今仍有一些联邦议员和政界要人，经常利用人权、西藏或台湾问题做文章，干涉中国内政；德国的某些传媒不时对中国进行歪曲报道，败坏中国形象，误导德国公众；德国的对华政策，仍难免继续受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影响和制约；双方在经贸领域中存在的债务、结汇、竞争等诸多具体问题，也有待解决等。但从中德关系的全局来看，这些因素顶多只能暂时干扰、而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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