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其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现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6-0801-06
政党文化在我国学术界是20年前提出的概念。但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才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激发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新领域细致研究，深入探讨，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专著，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笔者在阅读这些论文和专著后反思发现，这些成果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以求学术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文所述管见，自有不当之处，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概念的提出
在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了政党文化概念，但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02年赵理富在发表的《政党文化探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说政治思想）、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1]这是从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二维结合的角度提出来的。目前国内学者基本认可和赞同这个概念，并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但也有人提出质疑，不认可赵理富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因为在文中，赵理富指出，政党文化的结构可划分为意识形态等几个层次，并且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层次（或说要素）。
在《政党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一文中，桑玉成、李冉指出，“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似乎是狭隘的”。他们在文中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传统政党政治中，各国政党均给予了意识形态很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政党意识形态林立的‘多极化’态势。比如，君主立宪党鼓吹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极右派鼓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民主派鼓吹民主自由，社会党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招牌，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偏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则宣扬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不仅如此，就是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也在主观上强烈标榜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从历史渊源说，社会党和共产党本来在意识形态上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政党却发生了意识形态对立：社会民主党称共产党是暴政的工具，共产党则把社会民主党称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倡导同一意识形态的不同政党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桑玉成、李冉指出，“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承载了太多的执政合法性内容，各国政党均把强调意识形态看作标榜政党合法性的唯一途径，而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对政党实践有效性的把握……现代政党的重要发展趋势是，意识形态不再承载政党合法性的全部内容，政党的合法性越来越多地源于政党实践的有效性，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执政有效性。而政党意识形态本身也发生了‘阶级合作’与‘共识政治’的转向。”因此，他们指出，“政党意识作为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更为贴切也更为全面。政党意识主要关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这也符合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2]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也不能离开普遍性而独立存在。坚持同一意识形态的政党也可能有不同的政党意识。因为不同的政党存在于不同的国度里，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政治环境可能使他们的政治理念、活动方式、实践效果（或者说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所以，即便是在意识形态上曾经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他们的政党意识也可能不一样，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例如：19世纪后期，伯恩施坦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列宁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时，都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后来伯恩施坦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并公开打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因此，到20世纪初期，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就称其为“修正主义”，对之进行了抵制和批判；后来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干脆改称为共产党以与“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同时，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列宁一派的做法也不以为然，在一些场合也对对方横加指责和诋毁。但当时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领和中派领袖们逐渐接受了伯恩施坦的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后来在社会民主主义之外遂又形成了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见，尽管两个党派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都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两个党派所处的国情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各异，因此，他们所选择的道路也会有所不同，在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党意识也会各有千秋。即使同是共产主义政党，法共和英共，德共和日共，苏共和中共，朝共和美共，古共和越共，等等，它们的政党意识也各自不同，是有不少差别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们从自己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中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出本党各自的政党意识是他们在实践中的指南，是其党员在行动中起支配作用的潜意识。可以说，政党意识是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应该说是比较恰当和准确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党意识也是政党在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一根本前提下，结合本国国情所结出的果实。意识形态强调的更多的应该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政党意识更注重强调政党的主张、政策和方针及其实施效果，也就是桑玉成、李冉所指出的政党意识不仅关注政党的合法性，而且关注政党实践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既然政党意识是从政党所坚持的意识形态转化过来的，尤其是共产主义政党往往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指导思想，那么在研究政党文化时，不能忽视对其意识形态的研究，尽管给政党文化下定义时，可以指明政党意识是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过去研究政治文化和政党的著作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研究政党文化的却是凤毛麟角。赵理富在我国学术界较早就“政党文化”这一概念及其社会生态环境、其结构、其转型趋势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并在2008年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为与其他学者共同创建新的政治学研究平台提供了自己的思路。
二、成果概述
由于我国的政党文化研究是近些年政治学界刚刚开拓的新领域，因此目前研究政党文化的学者和专著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真正以政党文化为内容的书籍屈指可数。恕笔者视野局限的影响，目前出版的大概有这么一些相关书籍：刘文江2005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化研究》；汪洋2006年12月出版的《党内文化新论》；赵理富2008年4月出版的《政党的魂灵—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等。这三本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以中国共产党文化为主体，兼论政党文化，可以说是政党文化的个案研究，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就现状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党，系统研究中共文化，也不失为研究政党文化提供一个范例；即使我们研究一般的政党文化，也是为研究中共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发展和完善中共文化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就像赵理富所指出的：“如果说开辟政党文化研究的领域是为了探索政党研究的新路径，它无疑将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党的学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1]
目前关于政党文化在政党的形成、发展及建设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每一位研究政党文化的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和生命。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教授认为：“民族、国家的维系，离不开文化的支撑；组织、政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是政党的生命，直接关系执政能力的高低。”[3]汪洋也在其著作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官员，不会是称职的官员！没有文化的政党，不会是先进的政党！没有文化的民族，不会是优秀的民族！而今是文化变革剧烈的时代，多元文化已客观存在，在文化渗透无孔不入、文化霸权主义咄咄逼人的状态下，还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为是否需要建设党内文化而争论不休，无疑是犯了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幼稚病。”[4](7)（本文笔者注：汪洋这里讲的“党内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
政党文化建构之所以如此重要和急迫，是因为政党文化本身对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有益作用和功能。赵理富在研究政党文化的过程中认为政党文化有六种共同功能：①塑造和培养政治精英；②实现组织价值整合；③奠定政党的结构和制度的思想基础；④维持和延续政党的生存；⑤影响政党政策；⑥彰显政党的形象。其实政党文化的功能远不止这些，这只是政党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共同功能而已。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一种，在中国是一种先进文化，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功大焉。笔者曾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一文中指出了这一点[5]。赵理富在他的著作中又拓宽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功能的认识，认为有还推动政治、经济发展等功能。加强政党文化功能的研究，不仅可以引起学术界对政党文化研究的重视，同时还能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促进的作用。
在研究政党文化的同时，强调中共应当建构富有自己特色的政党文化，在研究政党文化的学者们中间已经达成了共识。其中陈金龙教授从三个方面系统而精辟地论述了建构中共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1)文化与政治交融的发展态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建构政党文化—当今时代的发展，已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文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制约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而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文化向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政党的渗透。在此背景下，我们在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以文化的视野来观察，或以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如此则应将政党文化的建构作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事实上，任何政党执政的重要条件是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若一个政党的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如何促成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关系政党的长治久安，而文化认同的获得有赖于政党文化的建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应通过建构政党文化，寻求文化认同，来赢得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的基础。(2)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要求建构政党文化—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拓展，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是多种文化并存，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建构了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既满足了大众多样的文化需求，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建构政党文化尤为必要。(3)政党文化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具有独特作用—政党文化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它往往通过浸润、扩散的形式，引导党员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舆论环境和心理态势，来促进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已经掌握政权的非竞争性政党，政党文化对于自身建设具有独特的作用。”[3]
笔者也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较早地进行了研究。2005年2月发表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一文，从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涵，认为它应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和外部标识等三类要素，并在文中对这三类要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当然，现在看来，这“三类要素”的划分还是有点简单，“意识形态要素”的提法且有不当之处。其后，笔者又在另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系统的分析与建构途径》中，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概要分析和阐述，并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要素、建构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三、几点思考
由于政党文化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学界对政党文化的称谓纷杂不一。使用“政党文化”这个词自然不会产生歧义，其外延和内涵也非常明确。但具体到研究政党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案时，使用的名称就不尽统一。如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中，各位专家、学者使用的名称就不一样，有“中国共产党文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等。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文化”这两个称谓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是不同作者使用的名称不同罢了，其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应该都是一样的，只是与“党内文化”的提法有些区别。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刘文江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借鉴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内容，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确立和完善的，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中国政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理论、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的观念体系。”[6](11)这种提法有道理，但笔者又认为这个定义下的过于冗长，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且有不全面之嫌（如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外部评价要素），把“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都概括进这个“观念体系”中去又显得过于宽泛。在该学者的著作中，的确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事业和全部文化工作（比如我国民间文化建设工作也是党所领导的），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都作为研究的对象，显得非常庞杂。这样，政党文化自身的规定性就没有了，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存在，政党文化也就难以存在。
“政党文化是政党意识的外化形态，其本质是政党意识的转化过程。政党文化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政党文化的核心要素——政党意识；政党意识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党文化二级标示要素——制度规范、党纪党风、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等；党外力量对政党文化的评价要素——政党形象。”[7]科学界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概念并借此构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从学科层面上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前提和保证。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应该定义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在充分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由全体中国共产党员所认同并逐步发展到由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关于本党的政党意识、组织心理、制度规范、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定义，是基于以下考虑。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与时俱进的，它不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它还要以今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有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这也是和前述学者所下定义的重要区别之处。同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是否能够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接受或认同，是要通过他们的广泛评价才能够知晓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涵必须包括其评价要素才可以说是全面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内容，不应直接包括在政党文化的内涵中。另外， 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中也存在一些腐朽文化，如“烟酒文化”、“送礼文化”、“权钱交易文化”、“权色交易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是不能够得到全体党员和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的，只有深挖这些腐朽文化的根源，彻底铲除这些文化毒瘤，给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净面”，才能够得到全体党员和广大社会成员的理解和赞赏。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腐朽文化只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中的个案或特例，它不是本质，不能代表主流，更不是我们所要努力建构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本身。
笔者认为单纯泛指的“党内文化”这一抽象用语（前面不冠以特定的政党名称）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理由有三：第一，对于国内读者来说，一般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党内” 自然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执政党、领导党，研究“党内文化”主要的或者几乎都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中国大陆现在也不止一个政党；如果包括台湾、香港，政党的数量和格局就更复杂了。当然，在大陆，使用“党内文化”这一概念是完全可以使人理解和接受的。但“党内文化”这一提法确实指代不明，令人不敢苟同：第二，使用“党内文化”一词，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简单化的，似乎一个国家，除了党内文化，就是党外文化；再就是这种文化似乎只面对党内成员，而不涉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其实，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建设，除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努力是主导和决定性的因素之外，接受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建议和评价也是有重要作用的。但从作者写作的内容来看，“党内文化”不但不是完全只面向共产党员，不是用这种文化只教育和熏陶共产党员，而是指出要用这种文化增强对社会的覆盖力，很显然，它还是指代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同时，受到社会上的复杂影响，一个政党的党内可能有各种文化，健康的积极的、庸俗的消极的都有，而不像“政党文化”那样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是由政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第三，用“党内文化”这一一般抽象词语来表示某一政党的具体特定文化只具有阶段性，不具有长期性；或者说是一种方便的口头用语，不具有学术概念的严谨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这一用语放在1921-1949年间，那么“党内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文化还是中国国民党文化？肯定会因个人立场不同而理解不同，从而引起纷争。尽管这有点钻牛角尖，举的例子也有可能不合时宜，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这一用语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局限性，难以经得起历史的长期考验。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尽管这一用语放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可以被人理解和接受，但它可能不会得到若干代之后的人的认同。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是指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在党内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多数党组织和党员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方式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总和。”[8](28)这种从应然与已然两方面结合的角度所概括的定义就比较全面和科学，并且明确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是可用的。
本着学术研究具有规范性、严谨性、科学性的要求，准确而恰当地使用统一的称谓和概念，合理界定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定义及其内涵和外延，是积极建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本框架，发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这还有待于工作在政党文化研究领域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探索和创新。
目前在中国的政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说中国的政党文化研究还不如说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更为准确，因为从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来看，十之八九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但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国外政党文化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国外政党文化研究的还很少。这是目前政党文化研究中亟须补充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部分。我们都知道，国外政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工党、保守党，它们长的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它们在执政与参政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益的文化成果；还有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共产党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党的政党文化建设，必定有其可取的合理成分。如果能够借鉴过来结合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必定能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原料和养分。笔者认为，当下在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同时，应该花一些时间和力气去研究国外的政党文化，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政党文化研究工作者应该把这项研究工作视为当前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做实做好。
目前学术界在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不乏赞美之词，指出的大都是其优点和长处，批评缺点和不良现象的很少。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大加称颂，大力宣传，是为了使全体党员和广大社会成员了解和学习，同时在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本质和主流是先进的优秀的，这样做是完全需要的。但我们也要居安思危，在看到其优秀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如果只看到其合理成分，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全面的。我们要看到，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流行着一些丑恶、腐朽的文化。它们正在腐蚀着那些意志薄弱的党政干部，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肌体，不能看到这些，不铲除这些毒瘤，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深入剖析这些文化毒瘤的负面效应，深挖其产生的根源，分析其生成的背景和环境，采取有效措施抵制和清除其影响，也应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工作者继续努力的一个任务。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人使用“执政的文化”或“文化的执政”，自然他们也是在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建构党的文化，需要文化对它的支撑。尽管“执政的文化”或“文化的执政”与“政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毕竟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其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自然有较大差异，不具有可比性，在此不再赘述。
目前还有学者提出“参政党政党文化”这一概念[9]，可以说这是想在政党文化领域开辟一块新园地，其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好的，但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有些欠妥。理由如下：参政党是相对于执政党这一名称来说的，并且参政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在国外很多国家只有执政党和在野党（或称反对党）之分，并无参政党这一专属名称。即使那些小党暂时不能独自取得执政地位，有时只有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处于参政的地位，但它们并没有打算永远在参政地位上给自己定格，更不愿意别人冠以“参政党”的帽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其他合法政党都是被领导的参政党。目前参政党有八个民主党派，并且他们都各有自己的政党意识和主张。有人提出“执政的文化”这一概念，这是可以接受的，说明执政党应该具备一些文化要素以加强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对应于“执政的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提出“参政的文化”，来说明参政党在参政实践中应该塑造和具备哪些文化，而“参政党政党文化”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政党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指为一个“政党所具有的为全体成员所认同的文化”。这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凡是政党文化就是指每一个政党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而并非是指某些政党的集合或把某些政党结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参政党政党文化”这一提法实际上就是指所有参政党都应该具备的同一文化，它是一国“参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被叫做“政党参政文化”，而并非“参政党政党文化”。当然，我们加强对我国参政党的参政文化研究，也是应该的，可以把它称为“某某党的参政文化”。
收稿日期：200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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