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关系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八路论文,总部论文,办事处论文,作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总部设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长沙、桂林、洛阳、豫北、广州、兰州、新疆、重庆、贵阳和香港等地的办事机构，在扩大统一战线，转送军需物资，输送兵员干部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创造了无数可歌可颂的光辉业绩。
同国民党谈判的前哨阵地 联合友军作战的良好纽带
八路军总部设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合法的机关。这些机关对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方部队的后勤供给和人员物资的转运，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通电就任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之后，随即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门外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这是我军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处，也是进出延安的重要门户与通道。它和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一道，有力地支持与协助了我党同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以及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等有关事宜的洽谈与商定。原来，从1937年2月中旬到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四次。谈判中，蒋介石等虽多方延宕刁难，企图继续限制中共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呼声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的45000人，改编为三个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危在旦夕的紧张局势，才同意在红军改编的三师之上设八路军总指挥部。由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公诸于世，第二次国共合作才正式形成。在具体谈判过程中，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的办事处，成为我党我军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的立足点和前哨阵地。
1937年8月25日，原红军联络处（西安“八办”前身）的工作人员及时将自己油印的朱德、彭德怀就职通电，向西安各界人士和各机关团体散发。通电引起极大的反响。当时云集西安的爱国知名人士、政界要员、军界将领、省府主席以及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致电发函，深表热烈祝贺，八路军一时声威大震。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于是全国各办事处均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办事处”仿宋体蓝底白字的大长木牌。一个个办事处成为我党唤起民众，团结抗战的军事、政治联络站。
山西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即将成为华北地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在日军大举向山西、太原进犯的情势下，由于我党密住太原的红军联络站与阎锡山当局早已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阎已由过去反对红军入晋抗日，转为欢迎红军入晋对日作战。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主动要求将中共部队隶属于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指挥。这一提议获得南京政府同意后，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即陆续出师山西前线堵击日军。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太原，同阎锡山等二战区负责人谈判两党两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等各项事宜。在这新的情况下，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和办事处全体人员根据党中央指示，十分紧张地进行了大量工作。
在红军出师路线问题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从韩城渡河。毛泽东8月15日电示彭雪枫：“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交涉，一定要办到”。彭雪枫接电后，立即同阎锡山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等有关方面交涉，获得圆满解决。8月12日毛泽东曾将阎锡山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事电告朱德、周恩来。接着，彭雪枫就渡河日期、地点、船只、粮食、运输、列车等与阎方进行了协商。8月14日，彭雪枫将红军出师沿途所经地点的粮草供应、每天可派出的列车车厢等向中央作了具体说明。为防止行军中发生意外，他还向中央提出安全、保密的具体建议。中央经过认真分析，即按彭所提意见开始行动。从8月31日开始，八路军主力由韩城县芝川镇渡河陆续开赴山西，顺利到达指定地点。9月21日，朱德亲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圆满地实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被誉为八路军的“先行官”、“好参谋”。
八路军主力抵太原时，办事处组织了太原市的各群众团体到火车站欢迎。还在办事处接待了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周士第、肖克等。
为了解决对日作战的给养，彭雪枫根据毛泽东指示，就红军补充装备与阎方协商。阎锡山答应解决。彭雪枫即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去第二战区司令部，先后领过30部15瓦的电台、50万发七九子弹、50万发中正子弹、200支冲锋机关枪，以及大批手榴弹等，分别发给路过太原的八路军部队。与此同时，彭雪枫还陪同周恩来检查了设在汾阳、侯马等地的八路军兵站的接待、服务工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于9月5日抵太原，与阎锡山等谈判合作抗日和作战部署等问题。在此之前，彭雪枫曾于8月31日专程去太和岭口行营就平津军事失败、日本占领平津后的行动估计及中国的对策、南京抗战决心、华北抗战前途、抗日游击战等问题，与阎锡山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了解掌握了阎锡山在这些方面的看法与打算。同时就周恩来、彭德怀抵晋所乘车辆、安全、食宿等与阎方进行交涉，并作了妥善安排，从而为双方高级领导的深入谈判，作了很好的准备。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后，彭雪枫先是陪同会见山西省省长赵戴文和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尔后即陪同去代县太和岭口、大同、太原等地，与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黄绍竑等进行了数次会谈。此外，彭雪枫还协助周恩来、彭德怀处理了不少具体事务。
为广泛发动并组织战区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周恩来在与阎锡山谈判中，提议建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经阎锡山同意后，周恩来亲自组织筹备，由侯外庐起草了战委会宣言，由邓小平起草了战委会工作纲领。这两个文件拟好后，为慎重起见，先由彭雪枫、邓小平和程子华等组成一个小组，进行了充分研究，后由周恩来委托南汉宸、续范亭拿去找阎锡山阅示，阎锡山感到满意。9月底，战委会成立，并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后来，彭雪枫又去太和岭口行营与阎锡山晤谈，具体商讨了阎锡山指挥八路军的两个原则，即事先相互商议，随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以及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的有关问题。9月20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后，彭雪枫又陪同朱德等与阎锡山会晤，研讨了“平型关战役”诸问题。同时，为了进一步搞好与友军的联合作战，在太原和临汾期间，周恩来、朱德曾分别与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李默庵等在办事处会晤和交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和取得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重大胜利后，许多国民党陆、空军将领到“八办”来表示祝贺和感谢。周恩来、彭雪枫都一一热情接待，并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的香烟、食品等招待来宾。这些活动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国共合作抗战。后来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斗、太原保卫战都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先例。
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文化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它们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一扫国民党散布的悲观消极情绪。周恩来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上海新闻出版工作搞得活跃，对香港、内地都有影响，应加以表扬。”
1937年7月下旬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代表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期间，曾到上海找“八办”主任潘汉年和刘晓等传达中央的精神。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周恩来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稳扎稳打。党的活动要隐蔽。对地下党和“八办”的关系，周恩来强调：地下党组织（指江苏省委）和“八办”，不要建立经常的组织联系，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不能混淆。
正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上海八办”一成立就加强了与上海市各界爱国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的联系。并通过对胡愈之、钱亦石、钱俊瑞等社会上层知名人士做统战工作。同时加强对各界救亡团体的领导，如通过新闻界羊枣，职业界王纪华，文化界王任叔，妇女界沈兹九等，一起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使上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各界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由救国会改变为救亡协会。当时，文化界救亡协会比较活跃，影响广泛。其上层机构是由国共两党各派人选组成的。组织部、宣传部由我党掌握，基层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也在我党掌握之中。组织部负责工作的钱俊瑞，中共组织关系在“八办”。“八办”通过他和汪光焕、杨帆等联系，贯彻党的方针，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沙文汉等也经常关心“文救”工作。王任叔（巴人）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党团工作时，王除接受中共文委领导外，还和“八办”刘少文保持个别联系。每周碰头一、二次，主要是研究上层统战工作。
1937年11月中旬，南市、闸北等周围地区为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八办”主任潘汉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宴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在会上，潘汉年阐述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危急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求他们撤离上海。会后，潘汉年把党中央建议宋庆龄离沪的电文交她过目。于是，宋庆龄于1937年12月13日乘德国邮船秘密离沪去港。其他主要知名人士，也在潘的周密安排下，分批化装乘外轮秘密离沪。潘汉年与夏衍也于25日赶赴香港。
“八办”主任潘汉年和“八办”其它人员在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依靠党和群众的支持，热情地宣传党的主张。就舆论关心的问题在《救亡日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以推动上海的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间，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郭沫若的名义，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3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军队担任民运的宣传、组织、救护工作。
10月28日，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代表的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经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接信后，第二日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1.6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使用。杜月笙与我党这段交往，是潘汉年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国民党知名人士抗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的记录。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刘少文继续积极从事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如1938年冬，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姚惠泉在刘少文的推动下，动员工商界爱国人士踊跃捐献物资，捐助前方抗日将士胶鞋2万双，龙头细布4000匹。上海工商业“星二聚餐会”的成员，还专门成立“节约救难委员会”，征募寒衣及捐款支援抗日前线。“职协”宣传部部长李文杰以会计师身份查核捐款帐目，仅送交《译报》馆代收的捐款就有1785万元。刘少文还收到海关丁贵堂捐献的2万元。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一成立，也积极向国民党交涉，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后因前方战事失利，不得不移往武汉继续筹办。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寄的份数不多，而且不能按时收到。办事处只得经常散发油印宣传品。每次收到党中央的重要论文和八路军前线作战的捷报，就立即油印发给各报馆。各报对八路军战报一般都照登。上海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三日刊》协助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10月7、8、9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在《申报》、《中央日报》连续刊登大幅广告：《朱德、彭德怀启事》。启事中说：“所部业已开赴前线，正与暴敌激战。我全体将士誓与全国民众及各友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扫除强敌，务使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克底于成。”全国各军政领袖、各党派首领、各界名宿、各民众团体也给朱、彭发来贺电公开表示感谢。
10月18日，《京华晚报》登载过一篇对叶剑英的专访。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对记者说：“晋省得失，不仅关系华北之存亡，实对中日整个战局有相当之影响，……近日我军在各路战事始终占取优势。游击战术，业已收到相当之功效。……从侧面将敌截成数段，然后可以各个击破。”“八路军在晋作战，与各友军相处，感情极佳。朱彭两总副指挥之总部，系流动性的，随时视事实需要而推移，并无一定驻节地点。”
10月25日出版的《时事类编特刊》第三期登载叶剑英亲笔题字：“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同期还刊登叶剑英致特刊主编梅汝的一封信。信中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一、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二、努力争取国际上一些同情与援助；三、在战略和战术上有巧妙的指导和运用，我想胜利是我们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广东当局的上层机关都设在广州。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十分复杂。办事处根据这一客观环境，按照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利用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开展上层统战工作。
当时，余汉谋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中央系派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余、蒋势力对比中，余派无疑居于绝对优势。余派为了把蒋系势力挤出去，达到独霸广东的目的，抗战初期放宽一些抗日的民主，对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态度比较缓和。我党正是利用蒋余矛盾，向余汉谋提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得到他的应允的。办事处建立起来后，我们继续对余汉谋展开统战工作，减少他对抗日民主的压制。我党在广州可以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如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广州街头可以公开出售。广州“八办”的主任云广英经常和余汉谋协商有关事情，曾建议他多做“团结、整军、政工、民运”等工作。余汉谋表示同意云广英的观点，要求我方派人帮助他。于是193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派了包括120多名党员、400多名抗先队员的骨干分子到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工作，使余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同年12月，在粤北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这些大力协助各级军事干部，不但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十二集团军主力部队、夺取曲江和南雄两县的目的，而且使日寇死伤6000人。在这次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办事处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张发奎表示，在广东不允许有如平江之事发生，办事处有何事可去问他，可多来往。还表示应广泛团结，反对内部“磨擦”。甚至在一一次公开会议上，他大骂顽固派邱誉，指出邱誉的反苏言论不合时宜，不符合抗日建国纲领，制止了邱誉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张发奎、余汉谋等人还联合发表《告民众书》。该文对发展民族抗战运动和游击战争有一定的意义。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利用合法地位广泛开展了对新桂系、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工作。
第一，做桂系首脑的工作。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脑的新桂系，是我党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公开做桂系首脑人物统战工作的，主要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桂林“八办”建立后，周恩来1938年至1939年4月，三次来到桂林。同郭沫若一起，和白崇禧谈了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并应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邀请，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多次会见和广泛接触了各阶层爱国人士。
当年，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多次来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1939年1月至5月，应邀到广西学生军第二团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与正规战》的演讲。应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邀请，到广西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到乐群路、李子路储才学校，向各界人士和爱国群众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
周恩来、叶剑英的上述活动，对坚定桂林各界团结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对我党与广西统战关系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周恩来、叶剑英做了许多工作的基础上，李克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朋友，宣传我党的统战方针与政策。“八办”建立不久，李克农就会见了黄旭初。有一次在谈话间黄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李向黄坦率地表明了我党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的内部政务。在我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广西当局权衡利弊，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
第二，做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派和蒋介石有矛盾，并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我党始终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共南方局和桂林“八办”十分注重团结他们。并通过他们做桂系首脑人物和上层人物的工作。他们利用“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供社”等团体机构，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皖南事变前，宋庆龄和爱国侨领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器材及其它物资，运往桂林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在放行和转运时给了许多方便。
第三，做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广州、武汉沦陷后，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桂林“八办”也十分重视对这一部分人开展 统战工作。李克农亲自抓这项工作。在新闻界，主要是通过夏衍等去做工作。当时桂林新闻界，有两个不由桂系控制的机构，一是国民党中央社广西分社；一是新闻检查所。这两个机构及其负责人，都属CC系，对《救亡日报》负有严密监视的任务。在报纸方面，除了桂系的《广西日报》、中立的《大公报》之外，还有一张国民党军委会直属的以反共著名的《扫荡报》。夏衍对这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都分别做了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效。《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也对夏衍表示“不会在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对《救亡日报》也表示友好。桂林“八办”的统战活动在文化界取得了成效。文化界的许多朋友，都设法拿出力量来支持《救亡日报》。各界人士写文章搞演说，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到底的政治影响。
转运军需物资的交通枢纽 我军后勤供给的可靠基地
我军的后勤工作大量的在延安，一部分也在重庆。其中有的需到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领取或办手续。诸如向国民党政府军委会领取我军的经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卫生医疗器材、医药、交通运输车辆、通讯器材以及人员、物资的交通运输和安全问题交涉等，都由重庆办事处负责办理。
按照抗战初期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每月应发给八路军军饷50万元法币。武器装备、医药卫生及其它各类军需物资的分配，我军应与国民党军队“一视同仁”。最初两年，国民党军委会还发给军饷和少量的子弹及药品。重庆办事处每月到国民党军委会领来拨给我军的几十万元军饷，按我党中央的规定分发给有关单位和地区。后来国民党军委会将我军的军饷和子弹、医药拨到所属战区领取，而所属战区又常常以各种借口拖延发给。这时，重庆办事处就负责到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催问和交涉。1940年秋，国民党军事当局完全停止发给我军子弹、医药补充。1941年1月起，又停止发给我军的军饷。到此，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军委会领取军饷的一切军需物资的工作完全终止，但有关方面问题的交涉仍在继续。
延安是我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她直接领导着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国民党第一战区将延安同晋东南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同华中新四军之间隔开。洛阳“八办”一成立，就接通以上几处之间的交通。使我党我军的人员、物资来往有了一个中转站、落脚点，并保持畅通。有力地支持了华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从延安、西安到中原局所在地竹沟及新四军彭雪枫部，一战区所辖的河南是我党人员、物资来往的必经之路。“洛办”建立了通往西安、竹沟、新四军彭雪枫部的交通线，并有专门的交通员往返转送人员、物资及党的文件等。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但并没能截断延安与华中这条交通线。
由于日军封锁，延安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得经过洛阳。“洛办”通往晋东南的交通线为：洛阳、渑池、垣曲、阳城、高平、长子、武乡；或走洛阳、济源、陵川、平顺、潞城、黎城、武乡。1939年1月、12月，彭德怀两次经过洛阳，来往于延安和晋东南之间。1940年5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等经洛阳、西安前往延安。“洛办”的联络范围，东到新四军彭雪枫部，西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南到中原局及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北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武乡。此外，还同延安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有密切联系，为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及时转达和大批物资转往前线，起了重要作用。
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与二战区八路军相邻，在对日作战及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上有许多联络、交涉任务。“洛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遵照中央指示，同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协调一战区国民党军队与二战区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晋南和豫北多次向八路军发动军事进攻。“洛办”奉八路军总部指示，多次与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交涉有关争议问题。2月，朱德、彭德怀指示“洛办”就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防区及活动区域问题同卫立煌交涉。3月，卫立煌部分同意了总部提出的要求。最后确定：临（汾）屯（留）公路和漳河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防区；太南之平顺也留给我八路军；阳城、垣曲之间，陵川北、晋南允许八路军设兵站办事处等。在与卫立煌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对“洛办”的谈判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沉着坚定，关于晋东南问题由朱彭答复你们以归统一，关于整个方针问题，（刘）子久可于本月18日到西安与林（伯渠）见面，接受指示。”接着，“洛办”又遵照中央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同卫立煌交涉要求保障八路军的交通运输线问题。6月，卫立煌同意我方提出的要求，并命令沿途驻军妥为保护八路军运输线和各兵站。
1940年12月，“洛办”就何应钦扣发八路军军饷一事与卫立煌交涉。卫表示调查后即催发。月底，八路军运输大队（队长陈波）由洛阳领取到10月份的数十万元军饷。
武汉“八办”每月到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军饷；到军政部军工署领取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以及其它物资；到卫生署领取药品和药疗器械；并到交通部联系车辆，将领取的物资送往延安以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新四军各支队。通过武汉“八办”的努力，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638583.5元。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八办”运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抗日前线的物资有：步枪300支（口径67.79等）、轻机枪30挺（捷克造）、重机枪10挺、战防炮10门、迫击炮10门、步机枪子弹500箱、炮弹300箱、炮镜3架、望远镜30付、手榴弹200箱、方形TNT炸药300箱、洋镐500把、铁锹500把、测量器具一部分。
由于国民党对我军的限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国民政府规定发给的物资本来就十分有限，加之经常扣发或少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武汉“八办”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武汉、湖南、江西等地采购大批军需物资，为我军补充了部分作战急需用品。1938年1月，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在山西临汾成立，急需经纬仪、炮队镜和测远镜等器材。周恩来通过统战关系，采购到上述仪器。武汉“八办”及时将这批器材送到总部炮兵团。
1938年3月2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就日本侵略军施放毒菌杀害我晋陕军民发表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抗议日军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资帮助晋陕军民。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也以武汉“八办”代表名义给《救国时报》社写信，动员华侨援助八路军抗日。全国各地群众、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纷纷响应，数以万计的团体和个人参加了这一活动。捐赠极为踊跃。工人节衣缩食，连小学生将平时节省的糖果钱也几角几分地捐助。职员们“节省纸烟费”进行捐款。河南舞阳抗敌后援妇女工作团、四川省成都市妇女抗敌后援会以及武汉各界抗日救亡团体，都积极开展募捐活动。这次募捐许多国际友人也参加了资助活动。共收到款10300元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武汉捐款给八路军购置防毒防疫用品，美国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会员，购置了两辆雪弗兰牌救护车，捐赠八路军。这两部汽车由武汉“八办”送往延安。武汉“八办”为感谢国内外人士的支持和援助，还将捐赠者姓名及数额在《新华日报》上公布，以表诚挚的谢意。
武汉地处中原，在中国北部广大地区沦陷后，这里成为运送抗战物资的中心枢纽。武汉“八办”在这里担负着我军物资的转运工作。八路军驻香港联络通讯处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将国外及香港爱国人士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物资、慰劳品等，连同购买的军械和其它军需物资运到广州，并通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运到武汉，再由武汉“八办”转运到延安及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中去。其它南方各省的大量物资，有许多也是运到武汉后，再由武汉“八办”转运到目的地。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起初，其军饷、军需等费用均由国民政府定期发给。1937年下半年太原失守前夕，国民党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由太原迁到西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领取由“西办”在西安办理。除领取军费军饷外，“西办”还到驻陕军医署、驻晋军医署领取战场救护用品、卫生材料、医疗器械和疫苗；到华阴、宝鸡、襄樊、汉阳军械库，领取由军委会配发的步枪、手榴弹、子弹、机关枪、小炮、被服等。
蒋介石在1940年11月，竟指令何应钦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在这以前拖欠未发的也予以作废。蒋、何所为，遭到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志士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政部驻陕军需局局长汪维恒主持正义，协助“西办”以借支名义领取粮秣和一些经费。
“西办”除了领取和制作军服、军需品外，为了满足部队和边区的需要，扩大了采买范围。1938年上半年，采买的物品有：鞋、皮革、纸张、簿本、蜡烛、香烟、肥皂、自行车、行军锅，以及通讯、兵工、卫生材料等。还有一些特需用品，如毛泽东等领导人要买的各种参考书籍和报刊等。
从1939年开始，“西办”还给延安采购运输各种机械、金属、化工原料等生产资料，为边区发展工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陕甘宁边区纺织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新华化学厂以及几个小兵工厂，就是用“西办”在西安采办的各种机器、工具、材料发展起来的。
在运输方面，1936年和1937年，“西办”主要靠借用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的汽车，同时雇用商车40辆，把采买到的物品运往陕北。以后在爱国商人李雅轩的帮助下，开始买车。1937年9月，“西办”成立了汽车队，到1939年拥有22辆汽车。还有一个大车队，在运输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年，新疆的盛世才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羊皮大衣，就是由“西办”大车队从长武运送到陕北去的。
广州办事处一个经常性的工作是接收和转运爱国团体、进步人士捐赠的财物。广东华侨众多，他们身居异乡，热爱祖国，他们对日寇杀我同胞、占我国土义愤填膺。为了支持祖国抗战，他们在各地掀起抗日筹款运动，“各尽所能，竭其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献出巨款和大批物资。其中大部是通过各办事处，转送到抗日前线。
在办事处成立到广州沦陷这段时间里，办事处接收和转送不少华侨捐赠的物资。有一次，办事处把他们捐赠来的食品、衣物、药材和医疗器械，装成一火车皮，由徐青胞送到长沙办事处转抗战前线。1938年5、6月间，廖承志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侨护捐助八路军的款项和实物转送给武汉办事处。
广州办事处也常奉命设法采购各种急需物品。有一次，中共中央长江局通过武汉办事处，指示广州办事处购买一批驳壳枪。广州办事处通过余汉谋的参谋长梁世骥买到驳壳枪后，由广州警备司命部派车送交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广州版）和一般书店急需的纸张，也常由广州办事处出面交涉解决，克服了我党我军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困难。
广州办事处迁至韶关以后，主要是向延安和新四军进行转送物资工作。其中送往新四军的多些。转送的路有两条：一条往桂林，一条往长沙。此外，办事处还发动公开的募捐宣传工作，收到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港商的多次捐款。
国民党迁都重庆后，我方为疏通海外至重庆的交通要道，于1939年1月在贵阳市达德学校，建立了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即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负责人袁超俊。主要活动有：将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运来的物资送到重庆，回头再由我重庆办事处分别转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军部。同时输送南方地下党、华侨、港澳台同胞、干部家属去重庆和延安的来往人员；并受南方局的委托联系部分地下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等。“皖南事变”发生后，该办事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总部直属的豫北办事处，于1940年秋在林县任村镇成立。全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豫北办事处。先后由副参谋长左权、藤代远直接掌握。王伯评任主任（1943年后由申伯纯接任）。其主要任务有三项：（一）、建立地下交通线，护送我干部军政人员过封锁线。前后护送刘少奇、陈毅、杨得志、肖华等中高级干部和军政人员10000多人次。（二）、派潜打入搞情报。除搞盘踞在豫北的孙殿英、庞炳勋等伪顽军的攻心战和情报工作外，往北派遣特工人员，到石家庄、天津、北平日伪占领区活动。往南派到安阳、新乡、开封、徐州、南京等敌占区。往东派到德州、济南、青岛直至日本东京等地，为总部情报处直接提供敌伪动态和军情。（三）、推销太行区的山货、药材、干果、蛋品等土特产品，从敌占区套购回根据地短缺的食盐、纸张、布匹、电器、弹药、医药用品等军需民用品，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直到1945年冬天，随着形势变化办事处消失。
及时营救安排我出狱人员 输送进步青年到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我党提出的条件之一是释放政治犯。国民党采取拖延办法。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及华南，战火迫在眉睫时，我党和进步人士一再严正交涉和大力营救，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将被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陆续释放。
上海“八办”成立前，中共上海办事处就开展了接待和安排出狱人员的工作。“八办”成立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曾派人来上海继续进行此项工作。为了安顿大批出狱人员，上海“八办”主任潘汉年暂借华华中学为联络接待点。当时对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一批人，则根据他们本人履历，狱中表现，工作能力及个人愿望，由“八办”出面介绍，安排工作。
此外，上海“八办”还将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人员和一些出狱人员临时安排在“难民收容所”生活和工作。然后再根据情况分配去八路军或其他地区工作。
接待安排出狱人员，是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八办”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当时斗争环境十分复杂，任务十分艰巨，“八办”还是较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为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骨干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经多方努力，也释放了大批关押在太原国民党监狱中的“政治犯”。多数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安排到各地区做抗日革命工作。有一些党的中高级干部如王若飞等，出狱后护送回延安工作。
1937年8月18，周恩来、叶剑英去南京晓庄附近的首都反省院向被押政治犯作政治形势报告，详细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还亲自点名接出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3人。同一天，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也开始放人。从那天起到9月初，陆续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有：黄文杰、刘顺元、王凯、李世农、陈农菲、郑绍文、王鹤寿、刘宁一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有张越霞、乐于泓等人；从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出来的有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陈独秀是国民政府下令“减刑”后于8月24日被释放的。
出狱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部分人都来找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9月中旬，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部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经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多次交涉和两地被关难友的不断斗争，9月26日，陶铸、何云、曹瑛、顾玉良、肖桂昌等8人被中央军人监狱释放。9月27日，喻屏、陈春林等4人被和县临时监所释放。10月初，肖桂昌以少校副官的身份，代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去和县姥下镇接田文达、陈林、何洛等一大批人员出狱。关押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南监的大批人员也陆续被营救出狱。
8月至10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获释的“政治犯”，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
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有徐特立等人作为驻湘代表，曾多次直接出面交涉营救被捕人员，先后被营救出狱的有几批，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如1938年春，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等30多名红军干部，由江西押解到长沙国民党陆军监狱。国民党认为乔信明等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不但不肯释放，还企图加以杀害。徐特立得知后，亲自去狱中看望他们，并迅速将名单交张治中。经反复交涉，终于使乔信明等获释，回到抗日前线。在湖南各县营救工作中，徐特立还委派罗梓铭等为驻各地的公开代表，弄清情况后，及时与张治中交涉。先后被营救出狱的人员有的参加了办事处的工作，如李服波、戴昌明等。有的仍回湖南各地工作。大部分同志经过休整后，回延安或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工作。
同时，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决定将近千名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输送内地，作为首批留日学生，派来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中工作。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驻地接见并具体分配张香山、胡育德、李肇嘉、张辛石等到总政治部与一二九师、一二○师等单位去做敌军工作和翻译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使广大进步人民群众深受鼓舞。国民党管辖区的广大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
为了吸收广大进步青年抗日，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安吴堡青训班等校在武汉招生。1938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长江局在武汉“八办”设立了招生委员会。由董必武、罗炳辉、吴奚如等负责，武汉“八办”工作人员参加具体工作。招生委员会设在办事处接待室里。“第十八集团军招生报名处”的牌子挂出后，报名的人络绎不绝。对要求去延安的人，经过政审合格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由武汉“八办”派副官领队，送往延安。有的报名者情况比较复杂，须由经办人员报董必武或罗炳辉等亲自组织审查批准。
武汉“八办”除直接招生外，也有的是通过我党在汉的领导人直接介绍来的，还有的是由各界进步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介绍来的。周恩来在武汉“八办”曾多次会见了许多来访的革命青年和进步学生。其中还有不少烈士的子女，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曹渊烈士的儿子曹云屏、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宗锐（即杨明）等，都是经过周恩来亲自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钱远镜是董必武的战友钱亦石的儿子，1937年12月，他到武汉后，要求参加抗日工作。董必武就亲笔写信介绍他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罗炳辉也曾亲自介绍青年余平原到延安学习。此外，一些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如沈钧儒、张西曼、陈家康等也先后介绍了许多青年到延安。据统计，仅1938年5月经武汉“八办”介绍，途经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80名，居全国各省之首。
1938年8、9月份，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武汉“八办”加紧动员工人、学生和其它人员去延安。这时，常常以集体的形式，有的30人，有的60人，多的时候百余人，一批一批地奔赴延安或抗日前线。如1938年8月，由张健带队，组织了80余人奔赴延安。为了使他们顺利地到达延安，武汉“八办”给他们佩戴上八路军的肩章和符号，带着盖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公章的信件，以八路军教导队的名义，乘坐火车向西安进发，再经西安转延安。抗大职工大队的学员相当一部分是从武汉输送去的。
此外，武汉“八办”还为延安输送了不少科学技术人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机械工程师沈鸣、内科专家何穆、外科专家周泽昭、自然科学家陈康、舞蹈家吴晓邦、文学家陈学昭、作家光未然、地质专家邱琼等人。
这些经武汉“八办”送往延安或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有的成为中共和人民军队中的中高级干部，还有的成为各种专业人才，他们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成为连接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管辖区的“红色桥梁”。一是接待我党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二是接待八路军、新四军调防的指战员、抗大等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学员；三是接待国内知名人士和外国友人；四是接待爱国的、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在这里住了较长时间，尔后又有23次过往“西办”。他对“西办”的各项工作都非常关心。朱德在“西办”住过四次，他对“西办”的工作人员做过许多思想工作。刘少奇6次到过“西办”，并化名秘密住在这里。周、朱、刘和党的其他领导在“西办”期间都为党的事业和党的统战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延安的大门，“西办”接待的最多的是爱国青年。他们为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要求“西办”介绍他们前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保证这些青年顺利到达延安，“西办”秘书科于1937年初设立了学生股，熊天荆、布凤友、罗成君、王邦屏等负责进行接待工作。
1938年上半年前，由于国共合作的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西办”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而紧张，处长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接待。1937年11月，“西办”写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最近投考抗大、陕公和训练班的人非常之多，每天总有十数人来打探消息”，“从天亮起一直缠到深夜止”，“应接不暇，如果抗大训练班继续招收的话，请派得力干部来主持。”党中央采纳这一意见，同意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招生委员会”。1938年4月，抗大派来了柏克、鲁明，陕公派来了张涛，安吴堡青训班也派来了人。他们一起协助“西办”共同办理招生的各项手续。胡乔木、冯文彬等人常住在“西办”平民坊五号院，专门指导招生工作。1938年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也亲来西安招生，迎接200多人去延安学习。党中央为不断进入延安学习的青年设立了20多所学校。毛泽东于1938年3月14日指示：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朱德总司令在办事处亲切会见前往延安的青年时，勉励他们“学好本领，上前方来”。距西安90华里的安吴堡青训班，每周都要开“迎接新学员，欢送毕业生”的晚会，“再见吧，相会在前线”的歌声天天都在校园里回荡着。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筑碉堡，并在碉堡与碉堡之间挖壕沟，形成一条陈兵20余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线，严禁边区同蒋管区之间的人员、物资通行。为此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还在西安附近的草滩、咸阳、三原以及耀县、同官和洛川等地设立检查站。在三原、耀县设立了“青年接待站”。当时，一切进入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的护照才能通过检查站。尽管如此，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仍然冒着种种危险前往中外人民向往的革命中心延安。
时间过去40多年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都已年过花甲。但每一个从“西办”奔向延安的人，无不对“西办”怀着崇敬之情，亲切地称她为“红色桥梁七贤庄”。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进步知识青年，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向往解放区。他们纷纷找到重庆通讯处和办事处，申请要求到延安去，到根据地去。从1938年到1946年的8年多时间里，经重庆通讯处和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和解放区的进步知识青年达5000人之多。
首先是找寻和接济革命烈士、革命亲属和子女。重庆办事处先后为许多领导寻找亲人，沟通音讯，抚养家属子女，把他们中有的接到办事处进行安排，有的送到延安或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区。如：毛泽潭的儿子毛楚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吴玉章的外孙女吴大兰、吴小兰，李克农的父母和妻子赵英、女儿李冰，陈毅的父母，刘伯承的弟弟，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任弼时、叶挺、罗瑞卿、罗炳辉、夏羲、郭亮、严朴、王辉的女儿，徐特立的亲属等等。寄钱接济的有林伯渠、谢觉哉、甘泗淇、唐延杰等的亲属。
其次是输送专业人员和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并送往前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们有的要求到延安抗大学习，有的要求参军上前线。每批回来的人数不等，到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要经过国统区，他们分散成2、3人，或5、7人一批进入。另外八路军、新四军因为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如司机、医生、护士等，希望能通过驻港办事处帮助在海外招募。其中从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招募140名司机。另一次从香港、马来西亚、泰国招募了几十名司机、医生、护士。从1938年至1939年的两年时间内，经香港办事处输送回国的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约60人以上。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到延安和八路军的路行不通了，香港办事处就把要求参军参战或赴延安学习的爱国华侨青年送往南方抗日游击根据地。
热情接待援华抗日的五洲朋友 大力发展国际反法西斯阵线
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并共同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国际友人们通过以各办事处为基地进行援华抗日的历史功绩。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苏联人民。早在1937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化名施平）及滕代远（化名李广）等人奉党中央之命，由苏联直抵迪化，作为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第二任代表是邓发，第三任代表为陈潭秋）。在苏联的帮助下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为在新疆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创造了条件。到10月，办事处在迪化南梁正式成立，开始办公。其主要任务是巩固抗战后方和确保国际交通线畅通无阻，筹集和转运国际上和新疆民众援助延安和八路军前方部队的大批军火与军需物资；迎送和接待了往返于延安与共产国际间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接送与安置伤病高干人员赴苏治病和疗养等等。总之，八路军新疆、兰州和西安办事处联结起来的这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上的各个支点，当年真正起到了接待站与转运站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对我党我军和苏联共产党及第三国际的密切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境内，经乌鲁木齐运到兰州再转运全国各地。苏联的志愿空军人员也驻在兰州。兰州和苏联经常保持着飞机和汽车的交通联系。由于兰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外交代表和军事代表处。兰州办事处遵照中央指示，通过代表处和苏联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由于伍修权熟谙俄语，为担负这项任务带来了方便条件。
兰州办事处成立不久，就接待了赴苏的东北抗日将领、民主人士李杜将军。1937年12月，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等赴苏。1938年元月，毛泽东等去新疆，办事处为他们联系搭乘苏联军用飞机。伍修权任处长期间，和代表处的联系更加频繁，曾办理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王稼祥、蔡畅、邓发、陈郁、肖三、刘亚楼、李天佑、高自立、许光达、杨至诚、孔原、冯铉、王弼等以及王明、康生、林彪等人去苏或回国手续。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回国，途经兰州时就住在办事处，并向大家作了形势报告，办事处还接待过越南胡志明主席和日共主席冈野进（野板参三）。同时，还接待了在新疆工作和西路军领导人如陈云、滕代远、毛泽民、李先念、李卓然、曾传六、李天焕等。办事处常常住满了我方过往人员。
为了保证我过往人员的安全，办事处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通常是由苏联方面将这些人员经乌鲁木齐用汽车送到兰州，先隐蔽在苏联代表处，并与办事处联系约好时间，由他们用汽车送到办事处门口，靠汽车的遮挡，迅速进入办事处。乘车东去时，都派副官护送，或者隐蔽在苏联军用汽车内，送到西安。除1940年底曾发生郑德等5人中途被扣事件外，其它人员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办事处除接待来往人员外，还担负了苏联和新疆人民支援我党我军抗战物资的转运工作。经驻甘办事处转运的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和书籍等。1937年冬到1938年夏，滕代远携带高射机枪、子弹和西药12车，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10车，都经过兰州运往边区。办事处副官况步才也多次押运军火物资到长武转交八路军庆阳驻军。办事处还将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皮衣运到长武，由三八五旅接收转运到华北前线。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是通过宋庆龄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来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统战工作。1938年初，白求恩经香港赴延安时，由办事处负责接送。1937年8月上海沦陷，宋庆龄在我党人员陪同下于同年12月底到达香港。宋庆龄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并在国内外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极大的爱国热情，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海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理想人物。廖承志与宋庆龄商议后，决定由她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宋庆龄的积极筹备和廖承志、潘汉年的大力协助下，“保盟”于1938年6月成立了。“保盟”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当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有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克莱尔·布思，以及国民党内有威望的人士冯玉祥、颜惠庆等。宋子文任“保盟”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宋庆龄还邀请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尔达·克拉克女士任“保盟”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郎士任名誉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主管宣传。廖梦醒、王安娜、邓文钊、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都参加保盟中央的工作。“保盟”的成立，为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国际主义的友谊之桥。
“保盟”成立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其工作继续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廖承志作为“保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一直参与“保盟”的领导工作。“保盟”开会时经常到会的除宋庆龄外，便是廖承志和其他一些中外知名人士。潘汉年当时是我党与宋庆龄的联络员。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经常通过潘汉年把国内外有关的消息和材料送给宋庆龄。如白求恩事迹的介绍、斯诺《西行漫记》的报道、皖南事变、重庆大隧道惨案等新闻，都是我党提供的。廖承志、潘汉年与宋庆龄不仅经常参加保盟会议，而且一起会见国际和平人士，如贝特兰、斯诺、史沫特莱、弗郎斯等著名新闻记者，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组织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保盟”的办公所主任廖梦醒常到粤华公司，同办事处人员一起给捐款捐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海外侨胞复信。宋庆龄为报刊撰写的稿件，常常拿到办事处，由工作人员誊写打印。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宋庆龄和她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在这个通向世界的窗口——香港，为中国抗战作了大量工作。同时广泛地联络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争取他们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仅一年时间就从各国朋友那里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捐款约25万元港币，还募集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当时，解放区第一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第一架大型X光机，都是通过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捐助的。“保盟”还动员了许多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如国际和平医院的马海德，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卓克华等大夫，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大夫，德国的汉斯·米勒大夫，美国的爱罗色大夫和加拿大的于文女士等。这些国际主义战士在各根据地救治了许多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制药厂，为根据地培养了不少医疗卫生工作者。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以鲜血和生命培育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国际友人和友好团体的支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代表在武汉“八办”会见国际友人和友好团体时，办事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1938年1月中旬，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率医疗队横渡太平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武汉。1月2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人在武汉“八办”接见了白求恩大夫。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武汉“八办”派警卫战士将白求恩和他的护士琼·尤恩送到山西临汾后又转赴延安。
1938年1月，荷兰著名摄影师尤里斯·伊文斯来到中国，在中国拍摄了一部新闻记录片《四万万人民》。影片中拍摄有国共两党领导人士在汉的活动和武汉民众参加抗日救亡等珍贵镜头。尤里斯·伊文斯还准备到延安去拍摄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和八路军抗击日军侵略的镜头。当他到达西安时，却遭到国民党的阻挠，不得不返回武汉。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秘密地将自己的拍摄机和三合胶卷交给了武汉“八办”，并请“八办”转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后来将这些物品经西安转送到延安。
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1938年初到武汉后，他们经常到武汉“八办”找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商谈工作，得到周恩来等的鼓励和支持。经过较长时期筹备的“工合”于1938年8月正式成立，由艾黎任顾问。随后，相继在我国西北、西南、东南建立了3个“工合”办事务。同时，还在香港建立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工合”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在马尼拉、纽约、伦敦等地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他们利用其广泛的联系，还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社团和友好人士中募集捐款，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艾黎等将筹集到的铸铁、机械、大米、面粉等物资，通过武汉“八办”送往延安和华北八路军总部。毛泽东曾先后写信和发电，高度赞扬“工合”为中国抗战所作出的贡献。
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团长柯乐曼率团员雷克南、付路德、雅德一行4人来到武汉。王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等在汉口中山路“一江春”餐厅举行招待茶会，武汉“八办”2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接待工作。次日，武汉各界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中国青年学生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中共代表吴玉章，八路军代表罗炳辉参加了大会。会后，世界学联代表团到战地进行考察，并到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们考察完毕回汉后，武汉“八办”处长钱之光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对世界学联代表团到八路军战地考察的感谢和敬意。
1938年9月底，印度国民议会派出援华医疗队一行5人来到中国。他们是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武汉“八办”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在武汉“八办”的屋顶花园上合影留念。印度援华医疗队后来奔赴八路军抗战前线，在武乡王家峪受到了朱德总司令接见后，参加了我军的战地医护工作。他们中的柯棣华大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美国友好人士吴德施是中华圣公会汉口分会鄂湘教区主教。抗战初期，他多次参加武汉“八办”的活动。各国友人来汉后，先后都住在吴德施主教的寓所里（现汉口鄱阳街34号）。1938年春，他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联合发起征募了一批医药器材，组成了以他女儿弗兰西丝·罗茨小组为团长的慰问团，在武汉“八办”运输科长邱南章的带领下，将这批物资运送到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嘉奖。
徐特立也在长沙会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李蒙夫妇，并就法中人民友好、与中国抗战的民众武装、国共合作和民族统一战线等，回答了李蒙夫妇提出的问题，当时的报纸以《抗战中的湖南——徐特立与李蒙夫妇会见记》为题作了报道。徐说：“今天我愿以一个正在为求得中国的自由、独立、民主而工作的法国同学资格来与同情我们这种奋斗的法国朋友李蒙夫妇见面，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愉快和高兴。”李蒙问：“此地的民众武装游击队的组织怎样？”徐答：“有在乡军人和士兵，产业工人以及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皆是湖南省雄厚的蕴藏着的力量，虽然现在这力量还未完全集中，组织还不够健全；可是根据华北的经验，只要敌人到来的时候，因为财产被破坏，生活受威协，农民是会很快起来的，而且是全家大小全体投戒戎”当李蒙夫妇问到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前途的时候，徐说：“因为国共两党在行动上正采取了一致的抗战建国的步骤，国共的合作会在抗战过程中，格外密切起来。统一战线的发展，将随着战争而更加巩固。”这次会见进行了一整天。李蒙夫妇感到很高兴。同时，在长沙“八办”期间，徐特立还会见了菲律宾中外记者战地访问团，回答了该团团长克白雷罗提出的关于八路军分布、人数和作战方法等问题。徐说八路军作战“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给大众以武装。我们军民打成一片，游击队都是人民动员，食物、用品常常由民众供给或是由民众运送。”菲律宾朋友对会见很满意。克白雷罗团长在长沙作广播演讲时说：“吾人感觉中国抗战之胜利，对青年国家菲律宾有莫大的影响。”“贵国之抗战即敝国之抗战，中国之胜利亦即菲律宾之胜利。”
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长沙访问时，徐特立等也与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史沫特莱曾在青年礼堂向群众作讲演，宣传了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日的伟大事迹，并向世界各国作了报道，使八路军声威大震，扬名的交谈。史沫特莱曾在青年礼堂向群众作讲演，宣传了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日的伟大事迹，并向世界各国作了报道，使八路军声威大震，扬名寰宇，使中国抗战进一步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持。
1994年4月10日于山西武乡
（本文之写成，参考了340余种有关资料档案，限于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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