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离婚思潮与欧阳予倩《回家以后》“本事”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思潮论文,本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2年欧阳予倩加入戏剧协社后创作的两部独幕喜剧《泼妇》和《回家以后》，在话剧史上都值得一提。《泼妇》于创作当年(1922年)，就被洪深作为男女合演的剧目搬上舞台，是中国话剧表演中最早进行男女合演的一次尝试。①《回家以后》剧本写作的时间大约也在1922年，②1924年10月发表于《东方杂志》21卷20号，12月上演后即引发激烈论争，持续时间二月有余。③此二剧后来都先后编入戏剧协社的《剧本汇刊》，而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中，《回家以后》亦被选入。尽管如此，欧阳予倩本人似乎并不太看重这两部剧作，尤其是《回家以后》，在他本人的自述文字(如《自我演戏以来》等)中，鲜有提及；其生前出版的话剧剧本选集《欧阳予倩剧作选》(1956年)及其修订本《欧阳予倩选集》(1959年)，《回家以后》和《泼妇》亦未被纳入。这个情形，始终令人有些困惑。
《泼妇》与《回家以后》，选取的均为五四时期最为热门的恋爱与婚姻题材。《泼妇》写在新思潮影响下自由恋爱结婚的青年男子，后来又“回归传统”、偷偷纳妾的故事。剧中作为新女性的妻子于素心，在得知真相后毅然提出离婚，并自动承担那位被纳为妾女子的解放责任、携她一同离开夫家。《泼妇》剧名意在反讽，以喜剧的形式，对以男主角为代表的“新”派男子的“旧”文化心理竭尽讽刺。该剧塑造的那位敢于担当、追求人格平等的新女性于素心，尽管不免理想化，却也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导观念。
然而，《回家以后》中的新女性刘玛利，却因作者立场的微妙变化，而以一个真“泼妇”的形象出现在剧中。该剧男主人公陆治平留学美国时，隐瞒家中已有原配的实情，与同学刘玛利恋爱结婚。二人学成归国，陆瞒了刘回家乡省亲，打算借机与原配吴自芳离婚。不料吴多年来在陆家孝敬长辈、勤勉持家，早已成为陆家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深得治平祖母和父亲的喜爱；陆治平回家以后，在祖、父的厚爱与发妻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尽享天伦之乐，“又发现了自芳不少的好处——是新式女子所没有的好处”，④以致离婚的打算已悄然冰释。恰在此时，刘玛利闻风追到陆家兴师问罪，对陆的家人颇为不敬。两相对比，克己忍耐、贤淑大度的吴自芳占据了道德高点。之前，吴已发现陆再娶的秘密，却隐忍痛苦，在家人面前并不揭穿丈夫的把戏，只是与丈夫对话时语带机关，明刺暗讽，既让陆治平无地自容，又使他不至在局外人面前颜面尽失。她处变不惊的从容大度，与刘玛利的急躁蛮横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为陆的“浪子回头”营造了戏剧张力。戏的结尾，吴自芳替陆治平收拾好行李，让他自由决定；她自己，则主意已定，即无论身份是什么，或者说，即使陆治平跟她离婚，她也将继续留在陆家侍奉老人，做陆家的管家。陆治平心怀感激，向发妻、父亲和岳丈保证绝不抛弃自芳，并暂别妻老，追赶刘玛利处理他的婚姻烦恼去了。剧情暗示，最终将被离异的，很可能不是包办的妻子吴自芳，而是恋爱结合的刘玛利。《回家以后》的讽刺锋芒，原是针对因追求恋爱自由而停妻再娶的洋学生(这种现象在五四时期极为普遍)，但该剧对陆治平作为一个“失足者”的谅解，以及陆对乡土中国淳朴生活和传统道德的重新认同，则使新女性刘玛利，以其自私浅薄，成为温柔敦厚、孝慈礼让文化传统之外的异己者，一个对传统轴心家庭造成威胁的入侵者，最终，套用陆父的话，她活该为自己“草率”的恋爱和结婚埋单。
《回家以后》的叙述立场，显然站在集美德与智慧于一身的吴自芳一边；剧情对失足者陆治平的善意嘲讽、对新女性刘玛利的滑稽塑造，使离婚这一现实中的悲剧事件，变成了舞台上的讽刺喜剧。该剧较为明显的“复古”倾向，使其甫一上演，就招来新文化激进派的猛烈抨击。在若干批评者中，周建人、章锡琛的言论最为激烈。其时，周、章正研究女性问题，大力推崇个人主义、恋爱至上，他们是新文化“新性道德”的热烈推崇者。周建人讥讽吴自芳“又温和，又能干，伊能平稳地解决有妻再娶妻的难问题，伊能不妒，并且能够和其夫虽然全然没有爱情，却能干地在他的家里管理事情，侍奉公姑，如菟慈的没有了根而能寄生在麻干上一样”，认为吴“是家族主义下的女性型”。⑤章锡琛批评《回家以后》是“挂了新招牌而提倡复古思想”⑥的作品，褒奖的是女性在家庭中逆来顺受的劣根性。章以易卜生笔下的两个女性，娜拉和阿尔文夫人(《群鬼》)为对比例证，指出《回家以后》的吴自芳，与独立自主的娜拉完全不同，而与缺乏独立人格、自欺欺人的阿尔文夫人没有两样。⑦自1919年6月《新青年》开辟“易卜生号”(4卷6期)以来，被胡适以“易卜生主义”命名的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⑧成为新文化藉以反对家族主义与社会专制的有力武器，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阿尔文夫人，也分别代表着新旧两类女性典型，成为新文化的借镜。娜拉，不仅是当时中国成千上万青年争取个人自由而竞相模仿的偶像，《玩偶之家》一剧也被认为发出了“中国离婚问题第一声”。⑨
五四运动⑩后，随着大学开放女禁与男女社交公开的逐渐普遍，“恋爱自由”渐成风尚，(11)瑞典女作家爱伦凯关于恋爱与结婚的著名论断——“无论怎样的结婚，一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如果没有恋爱，纵使经过法律上底手续，这结婚仍然是不道德的”(12)——在报刊媒介不断被引用、阐发，成为新文化伦理革命中最为流行的观点。中国传统家族婚制，即家长包办的唯一婚姻方式，因其“不道德”而在新文化论述中丧失了合法性，“离婚自由”成为社会思潮。这带来1920年代一个重要的景观：仿佛一夜之间，所有已婚的读书人，都面临着家庭的危机，即“离婚”的抉择。现代文学大家中，闹过离婚的，有胡适、徐志摩、郁达夫、茅盾等，不离婚而最终选择与恋人“私奔”的人中，则有鲁迅。
离婚本非一种现代社会现象，传统中国的“离异”之说，“出妻”之条，(13)都是离婚；只是，那完全是男子对于女子的权利，即“只许男子对女子提出离婚，而不许女子对男子提出离婚，女子完全是被动的，没有自由意志的”。(14)新文化提倡的“离婚”，在理论层面上强调了女子的权利，即离婚的提出不仅仅是男子，也可以是女子，男女双方在离婚问题上地位和权利完全平等——欧阳予倩的《泼妇》，即表现了这种观念。因此，“离婚”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不仅蕴含了个人自由对家族主义的挑战、现代道德对专制权威的否定，而且体现了男女平等，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两性伦理与家族道德，被五四新文化作为女子解放的新伦理进行提倡。离婚，掀起了1920年代中国最剧烈的反传统社会浪潮。
然而，理论上的男女平等，在实践中未必能够通行。离婚自由的实践者，基本是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学生，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男子居绝大多数。(15)因此，包含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观念的“离婚”，在现实中却仍然体现为男性对于女性的权利，提出离婚的，往往是男子，而被离异的，则主要就是父母包办的结发之妻，即大家庭中的儿媳妇。这些懵懵懂懂就被新思潮推进离婚诉讼的旧式女性，往往无知无识，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因此，1920年代的离婚思潮，不仅使遍布城乡的无数传统家庭遭遇前所未有的“地震”，而且新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据1922年《妇女评论》“自由离婚号”统计，当时被离婚女子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娘家不接收，女子自己又无生活能力；二、社会贱视被离女子，这使她们在社会生活上处于危险境遇；三、社会鄙夷女子再醮，这使被弃女子在两性生活上遭遇歧视。(16)离婚即被弃，故绝大多数旧式女子宁愿继续留在夫家做婢妾，也不愿离婚(这也是欧阳予倩《回家以后》吴自芳要留下做管家的现实背景)，同时，旧式女子因被要求离婚而自杀的事件也时有所闻。(17)另一方面，因离婚难，则男子谋杀发妻的悲剧事件时有发生。(18)一个原本追求个人自由、反抗专制婚姻的新文化道德革命，却引发了新文化内部的人道主义危机。1921至1922年，一些著名女性问题研究刊物《妇女杂志》，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等，都相继开辟了“离婚问题”专号，(19)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1922年8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一封读者来信，讲述了一出离婚悲剧，而悲剧的女主角，是欧阳予倩的妹妹欧阳立颖。
欧阳予倩唯一一部自传《自我演戏以来》，多围绕自己的戏剧生涯展开叙述，对于自己的家世，详论不多，与自己人生经历关系密切的祖父、父亲和妻子，着墨稍多，而对其兄弟姊妹，所言极简。关于妹妹，书中仅有一处这样写道：“我有三个妹妹，大的二的都因遇人不淑，早年夭折，只有第三个妹妹嫁了唐君有壬。夫妇甚好……”(20)从“遇人不淑”看，他的两个大妹妹，都是因为婚姻不幸而早逝的，至于究竟如何“遇人不淑”，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等，则在欧阳予倩自传中，再难找到更多线索。欧阳予倩后人的著述，可对这个事件做旁证的，只有其子欧阳山尊一段与乃父大致相同的叙述：
祖父的三个女儿中，两个大的由于遇人不淑，很早辞世。三女儿欧阳立徵也从小订下了封建婚姻，接受了彩礼，后来她与父亲的启蒙老师唐才常的儿子唐有壬相爱。父亲对他们这种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行动非常支持，极立[力]站在妹妹一边，劝说他的母亲退掉彩礼，解除婚约。(21)
从欧阳予倩对小妹妹自主恋爱和解除包办婚约的“非常支持”，可以见出其对于恋爱婚姻的肯定态度，这也是《泼妇》人物塑造的基础。但他那因不幸婚姻而早世的两个妹妹中，根据现有资料，至少一个正是在“恋爱自由”带来的离婚潮中遭遗弃的。这个惨痛经验，是他写作《回家以后》的潜在原因。我们再来看看1922年8月1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那封读者来信，讲述了欧阳予倩其中一位妹妹“遇人不淑”的完整故事：
湖南浏阳欧阳立颖女士，为欧阳予倩君之妹，曾在浏阳女子师范毕业。与同县留日学生刘某缔婚；虽然是由父母做主的，但双方并无不满意的表示，民国八年秋间在沪完婚。那时刘底父母住北京，新妇例应随夫往省翁姑，刘不欲伊携带旧式装[妆]奁，伊以母命为重，颇与争辨[辩]，但夫妇感情还是很好。后来，刘回日本入帝大国学[帝国大学]，仍时常和伊作长篇通信；伊呢，因刘父吝啬，学费不按时汇寄，便时时典卖饰物接济他，他底回信自然是异常感激了。不料到了去年，刘忽许久没有信来，且把伊底去信退回，伊已明知不妙，但还是痴呆地望着。不久，予倩接到刘来信，竟明白表示离婚的意思，但并不说明所以要离婚的理由。予倩本不愿把信给伊看，只劝伊求学，勿专依赖丈夫；禁不起伊苦苦追问，只能实告，伊竟悲愤成病。予倩把伊病状写信告刘，婉言恳其救妹一命；又另函告知刘父，刘父亦去信责备，刘于是写一信给伊，中有“你虽爱我，我不爱你，亦是无法”的话。伊至此，已完全绝望，时时流泪，竟成神经错乱之症；今春，回湖南，其母与其翁百方慰劝，无效，病势日增，至本月三日，竟死！(22)
无论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是否作于其妹去世的当年(1922年)，我们都不难推测，妹妹的遭遇，正是《回家以后》离婚故事的“本事”；丧妹之痛，促使欧阳予倩思考新文化“离婚自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并试图在剧中提供解决的方案。内心的伤痛，使我们不难理解《回家以后》对乡土中国温厚人情与恒久道德的缅怀，同时，欧阳予倩与妻子刘韵秋“先结婚后恋爱”的切身体验，也促使他以新文化人的身份而表达出如此浓郁的“复古”情怀。《回家以后》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欧阳予倩对自己心灵创伤的精神抚慰，他塑造出一个贤惠温顺却又机敏智慧的吴自芳，实是在替无数妹妹那样没有摆脱依附心理的传统女性，提供一个理想的榜样——倘若她们都能像吴自芳那样自信和理性，离婚的代价也许就不会如此沉重了；至少，她们可以避免成为新文化的牺牲品。
这封来信被编者以《“自由离婚”下面的新鬼》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上海《民国日报》素以激进著称，鼓吹社会主义，其副刊《觉悟》对于1920年代社交公开和恋爱自由的倡导，不遗余力。但主编者邵力子的态度，却也代表了新文化阵营另一种持重的意见：“我们是主张自由离婚，并不主张自由遗弃。尤其在现今中国社会环境里面，女子改嫁不易，而又有贞操的迷信，不得不希望青年男子特别慎重一点。”“只以‘我不爱你’四字做离婚的理由，那是无论如何我总不敢赞成的。”(23)
其实，当“恋爱自由”与“离婚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个人自由的权利观念在新文化领域传播伊始，其中隐含的历史悲剧性，便已被一些敏感者捕捉到。1919年3月，罗家伦发表于《新潮》的小说《是爱情还是苦痛？》，就叙述了自由与伦理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男主人在上海读大学期间与一位女郎相爱，但最后不得不离开恋人，回家与父母做主订下的未婚妻结婚。男主人公说：“离婚……我何尝不知道。但是现在中国的顽固社会里面，还有谁娶再嫁的女子？岂不是置他于死地吗？我的精神虽然不能同他相合，凭空弄死一个人，我又何忍。我现在只是讲‘人道主义’罢了！唉！我一生的幸福，前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后半是把‘人道主义’送掉的。”(24)周建人、章锡琛等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坚持“爱情正义论”，其立足点是新道德的建立；而邵力子、罗家伦等，则站在体恤弱者的立场，因人道主义而妥协。夏丏尊有一段话，颇能代表新文化阵营“人道主义”一派的心情：
女子在自然状态中，在现制度中，都是弱者。欺侮惯女子的男子，要牺牲一个女子来逞他的所谓“自由”，原算不得什么，不过，人该不该牺牲了他人去主张自己底自由，实是一个疑问。(25)
离婚与遗弃，个人权利的实现与关怀道德的眷顾，成为五四新文化离婚思潮中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充斥在当时的文学与非文学叙述中，成为1920年代文学“苦闷”的重要来源。1922年《觉悟》上有一篇署名吴祖光的文章，作者以独白的口吻，倾诉包办婚姻的痛苦，但最终还是选择自我牺牲。他将克服离婚欲望、对发妻实行人道主义救助的心情，比喻为“活地狱中的觉悟”。他写道：“何以望着可怜的女子，落在陷阱里，竟不肯拯救伊一把，且整天的想着些违背人道的法子来对伊呢？我的罪过，岂不是比强盗嫖客还要大么？”(26)人道主义一派，以“历史中间物”的理性，承担包办婚姻的重负，其妥协中坚持理想的方式，有勉力让妻子放足、读书以缩短两人精神距离、尽量培养感情的；也有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仍将妻子留在家中，使之以女儿身份免被遗弃的。这样的例子，在1920年代离婚思潮中，并不少见，现代作家中亦不乏例证，前一种情形有胡适、茅盾，后一种选择有徐志摩。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既要实现恋爱结婚的理想，又避免对弱者的遗弃，则男子在外与爱人结婚，过现代夫妻生活；未离婚的发妻留在家庭，以儿媳身份与父母一起生活。作家中的鲁迅、郭沫若、庐隐及前夫郭梦良，就是如此。这种特殊而暧昧的婚姻关系，在20世纪中国，自五四至五十年代初，层出不穷，象征着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新”与“旧”之间颇耐玩味的暧昧关系。
但欧阳予倩《回家以后》的情节，因虚构了一个有足够能力解决离婚危机的传统妻子形象，而未能充分表现离婚问题的悲剧意味；喜剧的形式，更使新文化新道德处于被嘲弄的地位。洪深在编选《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时也指出，“这出戏，演得轻重稍有不合，就会弄成一个崇扬旧道德讥骂留学生的浅薄的东西”。(27)周建人、章锡琛等人的批评，固然有偏激之处，却也戳到了《回家以后》的软肋。
1926年，欧阳予倩创作话剧《潘金莲》，为早有定论的谋杀亲夫的淫妇潘金莲翻案，体现出典型的五四个人主义与爱情正义论观念。也许，正是《回家以后》上演遭遇的批评，使欧阳予倩能够反省自我，从个人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离婚”母题的道德问题。《潘金莲》对传统道德的颠覆姿态，以及1920年代末以后欧阳予倩愈来愈“左转”的创作，使《回家以后》的“复古”表述，成为欧阳予倩创作中十分“偶然”的个例。这也许就是其后来“悔其少作”、绝少提及的原因罢。
2009年10月于京西花园村
注释：
①参见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苏关鑫《欧阳予倩传略》、《欧阳予倩年表》等。
②《回家以后》剧本发表和话剧上演时间为1924年，但该剧本的具体写作时间，查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苏关鑫《欧阳予倩年谱》，欧阳敬如《父亲欧阳予倩》等，均未有明确记载。苏关鑫《欧阳予倩传略》中有“1922年，又加入‘戏剧协社’，作独幕剧《泼妇》和《回家以后》”字样。另外，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欧阳予倩全集》中，《回家以后》作为第一卷的第一篇，置于《泼妇》之前。
③参见：《文学》(原《文学旬刊》)第152期《戏剧协社的三出独幕剧》，1924年12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和《觉悟》1月至2月，主要包括如下文章：周建人《中国的女性型》、《吴自芳究竟是家族主义下的女性型不是？》、《关于〈回家以后〉最后的几句话》，雪《吴自芳与娜拉与阿尔文夫人》、《再谭谭〈回家以后〉》，章锡琛《吴自芳的离婚问题》、《逃易归高的〈回家以后〉——答季融五先生》、《吴自芳与东方的旧道德》，等等。
④《回家以后》陆治平台词，《欧阳予倩全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⑤建人：《中国的女性型》，载《妇女周报》65期。因该期资料尚未找到，周建人文字转引自《妇女周报》第66期署名“雪”的文章《再谭谭〈回家以后〉》，1925年1月4日。同期《妇女周报》也刊载了周建人驳斥雪观点的文章《吴自芳究竟是家族主义下的女性型不是？》。
⑥见章锡琛《逃易归高的〈回家以后〉——答季融五先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第71期，1925年2月9日。
⑦章锡琛《吴自芳的离婚问题》，《妇女周报》第67期，1925年1月5日。
⑧胡适对“易卜生主义”的概括，包括写实主义的人生观，揭露家庭的虚伪，抨击社会法律、宗教和道德的罪恶等，但核心是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见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
⑨沈雁冰：《离婚与道德问题》，《妇女杂志》8卷4号，13页。《玩偶之家》在《新青年》的译本冠名《娜拉》。
⑩指1919年学潮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
(11)关于五四社交公开及恋爱思潮发生与展开的详情，见拙作《五四社交公开运动中的性别矛盾与恋爱思潮》，《现代中国》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爱伦凯：《恋爱与结婚》，见本间久雄：《性的道德底新倾向》，瑟庐译，《妇女杂志》6卷11号。当时报刊关于这段话的引述很多，文字翻译上略有差异。
(13)男子出妻的正当理由有七种，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等凡七条，法律上叫“七出之条”，历代七出的次序与用词略有不同，但范围一致。
(14)沈雁冰：《离婚与道德问题》，《妇女杂志》8卷4号，14页。
(15)1920年前，国立大学男女同校尚未实行，女子大学为数极少(国立的只有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一所)；1920年以后大学男女同校逐渐实行，但女生比例仍然极小。与男生不同的是，女生已婚者极少，而上学前订婚的，不少人后来也成功解除了婚约——当时能够允许女孩外出上大学的家庭，大致属于比较开明的家庭，为女儿解除婚约，没有太大阻力。以北京女高师为例，上学后解除婚约者，后来成为作家的就有冯淑兰(沅君)、黄英(庐隐)、许广平等。
(16)见《妇女评论》1922年第57期编者《引言》，该期刊登陈望道等所撰写的离婚问题讨论稿件若干篇，该期标为“自由离婚号”。
(17)紫瑚《中国目前之离婚难及其救济策》，《妇女杂志》8卷4号“离婚问题号”，1922年4月。
(18)1920年代初报刊媒体披露的消息中，因离婚而自杀、出走的事件，非常普遍；而投毒杀妻事件，也时有发生。1922年2月24日，北京女高师排演的话剧《叶启瑞》(演出时易名《易其锐》)，就取材于不久前报纸披露的一起杀妻案。《晨报》1922年2月5日第7版“社会咫闻”《学生谋害发妻惨闻》载：安徽巢县人叶启瑞，1918年入京读大学，后与一女校学生恋爱，隐瞒其已有发妻，与之“相约终身”。1921年叶回乡省亲，萌杀妻念，遂假称携妻赴京，在至安庆的轮船上，先以泻药掺入茶中，趁妻呕吐时，将其推入水中溺死。叶1922年被法院判无期徒刑。几乎同时，《晨报》还披露过另一起杀妻案，即潘连茹投毒杀妻案，见《晨报》2月23日、3月1日相关报道。
(19)《妇女杂志》1922年4月出版的8卷4号为“离婚问题号”；《妇女评论》1922年9月6日出版的第57期为“自由离婚号”。
(20)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2月初版，第169页。
(21)欧阳山尊《我的父亲欧阳予倩》，武宁主编《名人家风：毕生追求真善美》，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2)周立：《自由离婚下面的新鬼》，《觉悟》1922年8月17日“通信”栏。
(23)《自由离婚下面的新鬼》力子的回应，同上。
(24)《新潮》1卷3号，1919年3月。
(25)夏丏尊：《男子对于女子的自由离婚》，《妇女评论》第57期，1922年9月6日。
(26)吴祖光：《活地狱中的觉悟》，《觉悟》1922年9月17日。
(27)洪深《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