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代工、网络结构与我国制造业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工论文,制造业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全球分工与全球组织网络具有相同含义，企业相互之间建立各种形式的关系构成网络，从而实现资本、技术和信息在网络中的流动。跨国公司位于全球分工网络的中心，致力于建立和维持其分工网络中的地位。我国制造业升级意味着改善在网络中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多附加价值。随着资本流动约束变小，我国制造业升级最为迫切的问题开始转化为包括技术、管理和信息在内的知识的获取。目前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模式是内部化代工，即通过合资、合作和FDI等组织的技术扩散获得先进技术，但由于技术来源受企业网络中心的跨国公司限制，技术进步路径依赖越发显著。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如何突破跨国公司技术转移限制来获得更多知识，从而促成制造业升级？
知识、网络联系提供了落后地区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而真正实现技术进步还需合理的组织。从网络角度分析技术进步，是将技术进步视为网络中人的知识存量积累。当知识存量积累增加后，只要有合理的组织模式便可将分散存储于个人的知识进行整合，转化为企业的技术进步并形成产品。然而不同的网络联系对知识传播的影响不同，在内部化代工中强网络联系中常常出现过度镶嵌，从而导致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突出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企业按照其利润最大化原则向落后地区转移技术，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地获得相对落后的技术。因此从网络与知识的视角考察制造业升级，需要分析探讨其进入网络的方式以及网络联系特征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根据网络理论，生产模式、网络结构对我国制造业升级有着重要影响。Mitchell(1980)认为网络是存在于一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目前对网络理论的研究大致包括网络联结的多寡、联结对象的选择、中心程度、关系强度和网络关系管理五个方面，本文着重从网络关系与网络中心这两个层面比较企业网络和产业网络对知识获取的影响。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知识的含义以及知识扩散在网络中进行的原因，如果知识来源于网络，那么后发地区企业参与网络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第三部分分析以内部化代工进入全球分工网络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内部化代工如合资、合作、FDI是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因而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内部网络中，只能建立强联系而无法建立弱联系，限制了知识转移。第四部分讨论专业代工进入全球分工网络与知识扩散的影响。专业化代工建立了普遍的弱联系，因而能够由弱联系获得创新知识转移。第五部分利用参与全球网络分工模式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分析我国制造业升级中的技术依赖及可行的解决之道。第六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二、知识、网络与技术进步
经济学认为微观主体均为理性的原子个体。但知识是由共同接受的因果联系的解释和信念组成，因此不能在单个微观主体中形成，而只能形成于人际网络联系。既然微观主体的知识获得来自于微观主体的相互联系，那么个人、组织均镶嵌在它们及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Granovetter，1985)。如果知识获取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则网络理论无疑是探讨制造业升级的适宜视角。当跨国公司将欠发达地区各种资源纳入全球经济时，欠发达地区企业则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组织网络中，进入网络的路径决定了欠发达地区企业与其他组织联系的强弱和知识获取模式。因此揭示所进入网络结构特征及网络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有助于解释欠发达地区企业参与全球化方式是否有效促进其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网络是知识传播的基础。知识可以区分为隐含知识及外显知识两类。前者是指个人化、主观且难以编码的知识，包括技能、信念和知觉等；而后者则是客观的可编码知识(Sanchez，2000)。隐含知识由经验而得，无法诉诸语言，难以传递给他人。Nonaka & Takeuchi(1995)认为知识的创造始于人际问的互动，唯有通过网络成员间的交换，才能促进创新知识的产生。知识、技术来源于共同研发创造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通过所建立的联系，网络内成员彼此分享知识。
网络联系是知识的重要来源。网络提供了组织和个人接触使用、学习内部化联盟伙伴知识或能力的机会。组织若能利用与网络成员合作的机会，进行组织间的学习，则可以有效提升本身的技术水平，取得较有利的谈判地位。组织和个人在形成网络后，网络成员将资源、技能与知识进行联合活动来达成共同目标，因此，组织和个人便有机会利用网络接触到本身知识基础以外的新知识，从而进行组织间的学习。虽然网络形成未必以学习为目的，但组织和个人学习行为却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发生(Tsang，1999)。因此不管网络成因如何，但通过网络成员的共同行动，组织和个人得以有机会进行交流沟通，因此网络成为组织间知识流动的平台。
从组织学习的程序看来，由网络取得知识是组织学习的第一步。当组织对外联结越广泛时，由于网络成员的相互作用，所得知识也相对增加，而组织的强吸收能力以及整合能力也有助于组织持续性进行学习。组织对外联系的质量决定了所接受知识的可靠程度及价值，当网络组织建立信任关系并追求一致性目标时，知识交换程度越高则越需借助组织吸收能力以辨别有价值的知识，并进一步整合内化为组织知识。案例研究也表明网络在知识转移中的重要作用。Dyer & Nobeoka(2000)比较研究了日本和美国汽车制造公司的知识转移过程，研究结果发现，丰田公司生产网络知识转移效率高，网络内成员共享生产与信息，能够及时应对市场，因此网络特征是丰田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网络联系提供了知识定价的基础。自愿与他人分享知识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说，对知识所有者而言，当分享专有和独特的知识后，可能损及自身利益而丧失个人和组织竞争力。虽然知识需通过交换获得，但并不意味着如同市场中以货币购买商品，由于在知识市场中合同并不具有约束力，所以付出货币未必得到知识。这是因为知识交换动机十分复杂，其报酬来源于基于互利主义、声誉与利他主义所产生的复杂结果(Davenport & Prusak，1998)，例如知识拥有者获得他人对工作的肯定、或为升迁、或受责任感的驱使均可视为知识交换的内在动机。尽管货币收益可能是知识交换报酬的组成部分，但在更大程度上交换所得常常是非货币化的，这些非货币所得仅在与他人建立的互惠联系中实现，因而知识的交换价值是由网络成员共同评价得出的(林南，2005)。
网络联系是信任机制的基础。信任是知识拥有者选择交换对象的前提，由于知识交换对知识创造和拥有者可能带来损害，因而除非确定交换对象值得信任，否则即使有交换动机，交换亦无法实施。网络之间的信息流动使交易对象的声誉易于观察。知识交换活动嵌入社会结构中，常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们之间，这种人际关系会强化合作关系中各方的察觉性、信任感及对合作对象的承诺，因而由网络所形成的声誉监督机制，一方面提供交换双方相互认知便利，另一方面也约束了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信任是组织间形成联结或网络的特有成分，也是双方的协调机制。在网络运作时，双方信任程度越高，则越容易进行信息与知识的交换，彼此的镶嵌度也越高(Granovetter，1985)。
三、内部化代工、企业网络与知识转移
内部化代工包括跨国公司FDI形成的子公司、合资或合作形成的三资公司。内部化代工企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跨国公司均以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控制代工企业；二是代工生产企业都是单纯为母公司而进行生产。跨国公司以内部化代工模式进入我国，组织配置我国各种要素参与全球分工，这一过程以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多种方式引进国外资本，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更快地实现本土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而两者常不一致。
在跨越国界的企业网络中，可将产品制造分散各地、目标不尽相同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视为不同组织单位间因交换而构成的网络体系，此网络关系包含了总部与不同国家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彼此间关系。总部与地理分散的海外子公司(部分控股公司)构成了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网络，而我国各种资源以合资、合作和独资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参与该网络。这一网络镶嵌在我国消费者、供应商、管理机构等组织所形成的外部网络之中。在企业网络内部，跨国公司总部是网络中心，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管理能力，他们处于网络等级结构中的较高位置，从而对资源流动、交换及规则制定有较强的控制力(林南，2005)，网络中各企业透过跨国公司总部或母公司维持关系。子公司之间则表现为结构等效，相互之间存在较大替代程度，而且彼此间相互竞争。
跨国公司与内部化代工企业形成了一种强关系。根据Granovetter(1973)提出的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关系持续时间以及互惠服务这四个指标，我们可以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网络中，总部与内部化代工企业间存在强联系，这种强联系有助于组织间技术转移。组织不但能够通过紧密且频繁的互动取得所需技术，而且也可以改善其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网络强关系的维持需要总部与内部化代工企业之间通过交换和适应来实现。后发国家以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网络交换，对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都极度依赖；而跨国公司则利用后发国家要素的比较优势降低其成本。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和内部化代工企业之间分工明确，总部进行研发、设计和管理，而内部化代工企业则专门从事生产制造。由于双方用以交换的资源是知识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因而相互依赖。如果企业网络所嵌入的外部网络既定，那么企业网络结构也是稳定的。当外部网络变化时，总部和子公司之间需相互适应，共同解决网络中所存在的不一致现象，使网络能够长久维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化代工企业还承担了学习模仿、接受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的重要功能，然而技术扩散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内部化代工是否有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仍然存在较大争论，例如在我国FDI与技术进步的计量检验中，常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
当跨国公司根据利润最大化界定网络中其他组织的位置和功能时，也就确定了能够转移给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程度。根据网络中知识的流动特征，Gupta & Govindarajan(1991，2000)区分了四类子公司功能：第一，全球创新子公司，即中心或总部向企业网络内其他组织提供知识；第二，整合子公司，即它们可创造知识，但知识无法自足，仍需输入；第三，执行子公司，即子公司较少介入知识创造且依赖外部知识流入；第四，地区性创新子公司，即子公司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具有专用性而无法提供给其他单位使用。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各种产权特征的公司属于第三或第四两种类型，跨国公司总部有限度转移技术至其子公司，约束了企业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内部化代工企业进入网络后最终形成的企业网络结构模式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内部化代工企业与母公司之间建立了强关系；二是内部化代工企业与其他跨国公司或者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存在结构洞。内部化代工企业与母公司的强关系限制了它与其他跨国公司交流。进入跨国企业主导的企业网络后，只能在网络内部与跨国公司母公司建立强联系，其特征是相同类型的人或组织集聚在一起，通过强联系获取重复性或类似的信息和知识，因此很少有新信息、新知识的产生(Krackhardt，1992)。内部化代工企业所得技术转移受制于跨国公司决策，总部究竟转移何种技术取决于其利润最大化目标，内部化代工企业固有的生产模式和产权特征，决定了它没有从其他跨国公司获取知识的内在动力，最终使内部化代工企业陷入技术依赖的路径中。内部化代工企业与其他组织相互隔离的状态可定义为结构洞，即本土内部化代工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传递知识的阻碍，限制了信息流通，结构洞的存在是对网络中知识扩散的约束(Burt，1992)。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以内部化代工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第一，与跨国公司总部的强关系使其只能获得重复知识，跨国公司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技术转移；第二，极易形成过度镶嵌，紧密的强关系使内部化代工企业知识获取陷入锁定状态，若跨国公司不转移知识，则内部化代工企业缺乏其他获取知识的激励；第三，结构洞限制了获取知识的灵活性，内部化代工企业没有激励与其他跨国公司建立联系，因而结构洞广泛存在，阻碍了企业从其他网络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因而可以认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路径以及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约束了我国制造业知识获取能力，因而只能来被动地接受由跨国公司根据利润最大化安排的知识转移。
四、专业化代工、产业网络与知识转移
专业化代工表明企业专门从事代工生产，其产品并非为满足特定公司需求，而是为满足产业内所有企业需求。专业化代工不仅仅以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参与网络交换，而具有技术基础、规模经济、低成本和专业化这四个特征。专业化代工与内部化代工是进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两种不同切入点，所形成的网络也有较大差异。
与企业网络相比，产业网络关系的密度更大也更为复杂，它包含了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尽管与企业网络相同，跨国公司仍是产业的网络中心，但专业化代工并不限于从特定公司获得知识，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专业代工企业与企业网络内外企业均可建立强关系或弱关系，具体关系形式如转投资、并购、技术转移、战略联盟、协同生产、合资与关系企业等等，而在企业网络中子公司和总部之间关系则相对简单。
与内部化代工企业相比，专业化代工企业的网络结构与之差异显著：一是专业化代工企业与产业内各企业普遍建立弱关系；二是专业化代工企业有可能形成本土资源与跨国企业之间的“桥梁”，利用结构洞促进自身发展。企业网络中的子公司在网络中的位置相近，结构同效较高，因而彼此之间竞争激烈，跨国公司可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限制知识转移等方式控制子公司。然而在产业网络中，专业代工企业结构同效较低，资源拥有较多，专业代工企业嵌入产业网络而不是单一的企业网络之中。由进入模式不同所形成的网络结构不同，影响弱联系的建立，最终也影响到知识扩散。Burt(1992)认为，组织所在网络结构中的关系最好是非重复关系，网络成员数量越大、异质性越高、稀疏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知识获取。在网络结构中，若有两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缺少联系，彼此没有互动往来，就会形成一个结构上的洞，若此时第三方能在此结构洞上充当“桥梁”，将两个不接触的群体连结起来，占据有利的结构洞，最终将获得网络位置优势。
在企业网络中，内部化代工企业由于结构洞导致知识转移出现的障碍，在产业网络中由弱联系而得到改善。弱联系构成了结构洞之间的桥梁。在弱联系中，行动者所扮演的角色常常是联结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倘若这个行动者不存在，则这两个系统便失去联结的机会，因此通过弱联系所形成的网络，所能提供的信息较多且丰富，因此就信息传递而言，弱联系功能比强联系更为重要(Granovetter，1973)。当产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企业网络关系倾向于强联系。尽管强联系可以帮助网络抵御较高风险，但强联系也使企业网络缺乏弹性。在产业网络中，由于弱联系的建立，形成了强弱联系的互补，一方面避免过渡镶嵌，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组织关系联结太松散而动摇合作的基础。特别是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弱联系可使信息更快地传递，产业网络中各成员均可由此来减少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专业化代工生产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专业化代工隐含了获取技术和知识的内在激励。专业化代工企业并不是母公司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因而它有内在激励，在产业网络中获取知识。第二，专业化代工进入产业网络，知识获取更具灵活性。专业化代工企业在获取知识的内在激励下，将通过建立广泛的弱联系获得知识。
五、进入模式、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升级
在全球分工中，制造业升级与商品链密切相关。Gereffi等人(1994，1999，2002)指出，组织与商品链的结构联系也是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机制。他以组织链结构和组织动态观点，解释后发地区的企业组织如何进行产业升级，以维系或提升其在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位置。他认为后发地区产业升级的关键步骤是首先加入商品链，其次是创造并保护收益。这是因为加入商品链是干中学的前提，而升级则存在于商品链的联系之中。Hobday(1995)总结了韩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香港的发展经验，也认为分包、OEM及ODM等方式是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机制。他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了进入商品链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充分讨论由何种方式加入商品链以及进入路径选择所导致的差异性结果。比较内部化代工与专业化代工所进入的企业网络和产业网络可知，前者更容易形成过度镶嵌而后者在知识获得上更富弹性。
我国晶圆制造业的发展体现了内部化代工与专业化代工的显著差异，从而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借鉴。晶圆制造业是半导体产业的中心环节，具有资本密集、知识密集和不确定性高的特征，晶圆制造水平反映了半导体产业的技术水平。我国晶圆生产以中芯国际的建立为标志可划分为两个时期：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前为内部化代工时期，成立后则为专业化代工时期。
2000年前我国普遍采用内部化代工企业为主的生产模式，技术水平受母公司限制而进展缓慢。这一时期我国主要晶圆制造商均以合资为主，如与Alcatel(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岭，初期国有资本占64％；与NEC合资的华虹，初期国有资本占70％；同时还存在一些国有晶圆企业，如无锡华晶、绍兴华越等，合资厂的生产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国有企业。由于合资企业为其母公司提供产品，从日本、比利时等国投资方获得技术，因而能够以较高的技术水平生产晶圆。在1984到1999期间，合资企业生产技术在0.25微米到1.2微米之间，而国内企业则为2到5微米。正是由于内部化代工模式限制了本土企业的模仿与学习，尽管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到1999年仅华虹NEC能够生产0.25微米晶圆，而当时的国际生产水平是0.15微米。
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之初便确定了专业化代工的生产模式，成立时中芯国际已能生产0.18微米8寸晶圆片，远超过我国原有的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后仅用了6年时间，已具有生产90纳米晶圆的能力，并做到与国际晶圆制造技术水平同步。至2005年中芯国际晶圆代工产量已占我国代工半导体产量的50％，产量较上年增长了20％。①2006年中芯国际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专业代工商，2005年产品销售额占国内销售总额的50％，在晶圆代工市场的占有率也已经达到6％②。
我国半导体制造商不乏历史悠久的合资老厂，如1988年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1988年上海飞利浦半导体公司，为什么中芯国际能一举实现技术大幅跃升，成为我国晶圆制造的领导者？尽管存在多种可能原因，但在本文看来，正是由于两种代工模式的差异导致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影响了企业产品升级和销售，最终改变了晶圆市场格局。中芯国际成立之前，我国由内部化代工进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企业网络，历经12年的内部化代工并未使其产品生产技术与国际同步，而是陷入过渡镶嵌，晶圆制造技术受母公司限制而陷于停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芯国际，它的兴起表明专业化代工、进入产业网络对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产业网络关系的多元化，促成了知识来源的多元化，技术进步更容易实现。中芯集团先后与东芝、英飞凌、尔必达和建立代工关系；与摩托罗拉建立战略代工关系；与特许半导体建立战略联盟；与IMEC微电子研发中心建立研发联盟；与Artisan Components、Virage Logic和Artisan达成合作协议；与凸版印刷有限公司建立合资；与Dolphin、重庆重邮信科、朗明科技和ARC合作研发。广泛的强弱关系建立使得中芯集团能够以规模化、专业化和低成本的资源与产业网络中的企业交换，获取知识转移从而导致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当面对外部网络约束时，中芯国际还可利用弱联系降低外部管制的约束。有学者认为技术贸易限制是制约我国半导体技术升级的主要原因(文嫮、曾刚，2005)。1990年COCOM条款限制五英寸、2微米以下晶圆生产设备出口至中国；其后瓦塞纳协议限制不能向我国出口八英寸、0.25微米以下的晶圆生产设备，这些条款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升级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例如2001年美国商务部在加州ETEC公司销售光罩生产系统给中芯国际一案中迟迟未决，最终中芯国际向瑞典制造商Sweden Micronic of Taby公司购得该生产系统，中芯公司与产业网络中各企业建立的多元关系，使其最终能够绕开壁垒获得所需要的技术。
总之，通过专业化代工进入产业网络能解决我国制造业升级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企业技术进步激励；二是企业过度镶嵌，即制造业企业升级对企业网络中跨国公司的过度依赖；三是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之间存在的结构洞。代工无疑是厂商进行技术学习，提升产品开发能力的关键。但专业代工方式进入全球商品链更容易实现技术进步。无论从网络角度还是商品链角度探讨制造业升级，均指出组织以及组织关系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交换与适应以获得更多知识转移，从而改善组织地位，建立更为广泛的强弱关系。
六、结论
内部化代工与专业化代工模式的区分提供了考察制造业升级的新视角。两种代工模式，即企业网络和产业网络中所拥有的知识和交换的可能性差异较大，企业网络知识和交换关系均较单一，而在产业网络中，知识流动和交换关系都更为复杂和丰富。产业网络所蕴含的丰富交换关系也为欠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增加了更多的交换对象，也为知识获取、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多可能。
虽然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是技术进步，然而技术进步并非简单地就是自主研发和技术扩散之争，构建和维护何种网络关系也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所在。通过产业网络，组织降低了知识获取的路径依赖，减缓技术封锁所造成的影响，进而提高技术进步速度更好地实现制造业升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组织在网络中学习的意义。当外部竞争环境变得较为复杂时，组织必须提升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此时可凭借网络中的合作关系来获取与累积知识。许多无形的知识如组织惯例、经验、商誉等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必须通过网络合作关系获取。建立网络合作关系需要从人际关系网络入手，因而网络中人的因素需得到重视。从微观层面上看，组织学习实质上是员工学习，而后由组织整合员工所得知识并达成共识，最终促进组织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因而员工学习和组织学习都应体现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
二是由内部化代工转向专业化代工，由进入企业网络转向进入产业网络。内部化代工与专业化代工参与国际分工具有互补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依赖内部化代工，不仅存在过度镶嵌的可能性，而且导致企业缺乏知识积累的内在激励。我国许多制造业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内部化代工所展现的路径依赖特征，常常被动地依赖母公司的技术转移，从而约束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后发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可通过学习现有技术赶超发达国家，本文则认为内部化代工转向专业化代工是后发理论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因此更有效地实现技术进步应同时建立和平衡强弱关系，获取我国制造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进步，缩小技术差距，最终实现自主研发。
三是利用结构洞，争取有利的网络地位。由于企业网络和产业网络均镶嵌在外部网络之中，而本土企业是网络所生产产品及服务进入本国市场的“桥”。如果我国本土企业能以桥的位置所赋予的各种资源与网络内的中心组织交换，充分利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将促进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要素资源是本土企业用以交换的关键，本土企业通过组织整合本地各种要素资源，获得成本优势，以此与产业网络中的企业进行交换，获取“桥”的位置，在交换中拓展组织学习的可能性。
(作者附言：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传胜博士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