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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官采诗之说不可信
自汉以来，言《诗》三百篇之编订者，大抵皆信古有王官采诗之制。直至今日，收集民歌仍称为“采风”，其源盖出于“诗三百”也。
伊考其实，“关于采诗之说，古籍所记载的，一共约有八见”，此近人张西堂《诗经六论·四、诗经的编订》中所为综合概述者也。然所列举之八条，皆汉、晋间人语，最为世所常引者三条：
（一）《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二）《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
（三）宣十五年《公羊传注》（按：应作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以上三条应视为二条：《汉书》两条，《艺文志》较《食货志》略简而意同：《艺文》所言“采诗之官”当即《食货》所说之“行人”，而《食货》更言采诗的时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方法（“振木铎，徇于路”）及处理（“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此皆东汉前期章帝时班固之说也。其后约百年而至东汉末期桓、灵之世，何休所言采诗者则非王官，而是鳏寡孤独穷苦无依之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层转而上闻于天子。其采诗之时间，似亦相当于“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之时。何休在《公羊解诂》中云：“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然而，不管班固也好，何休也好，他们各自所说的“古者”采诗之制，皆未言明其来源所自，而先秦文献实无一语及此。有之，惟《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又曰：“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五月南巡守，……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如西巡守之礼。……”郑玄注“陈诗”曰：“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孔颖达疏曰：“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太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若政善，诗辞亦善；政恶，则诗辞亦恶。观其诗，则知君政善恶。故《天保》诗云：‘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恶，则《十月之交》‘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是也”。（按《天保》为《小雅》之一篇。上引诗句见《天保》第五章：“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十月之交》亦为《小雅》之一篇。上引句见其第五章：“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按《周礼·春官宗伯》：“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盖掌乐之官也，故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凡大祭祀、大飨、大射、大丧，太师皆帅瞽从事歌乐，故曰：“凡国之瞽蒙正焉。”是知太师掌乐，各地有新歌谣皆上之于太师，“比其音律”，从音乐的角度，教瞽蒙乐师习而备用，故太师之“陈诗”并非其本职工作，其本职乃为诗——歌谣配乐耳。
然而即此《礼记·王制》所言亦皆出于汉人，先秦故籍中无可为证。《礼记》之文本是孔子没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郑玄《六艺论》（孔颖达《礼记正义》引）曰：“按《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胜名在也。……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胜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惟其中若《中庸》为孔伋作，《缁衣》为公孙尼子作，《乐记》或疑荀兑作，《大学》疑曾参作，似尚为先秦遗书。至于《王制》，则司马迁于《史记·封禅书》中已明言文帝十六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司马贞《索隐》曰：“小颜云：‘刺谓采取之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亦言“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卢植亦东汉人，其说或本之司马迁也。总之，《礼记》所载已非周典，而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至于《王制》一篇则更是汉文帝使博士诸生为之，模糊影响，悬拟之辞，奚足据为典要？
《礼记·王制》犹且不足据，则后于此二三百年的班固与何休之言，自更无论矣。由上所论可断言“王官采诗”之说绝不可信，周王朝及春秋各国皆无此制也。
谓《诗》三百篇非“王官采诗”所辑成，此于《雅》、《颂》较易理解，盖皆为王朝上层所作，供朝会宴乐或庙堂祭祀，歌功颂德，娱乐人神之用，乐官太师为之配乐，教习传授，积久而成定本。但传习者不必皆能合乐，而不难熟诵其辞，亦即《雅》《颂》之诗矣。惟《国风》（或除二《南》及《豳》、《王》则全出民间，男女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歌其心所怨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级界限极严的时代，其民间歌诗何以能不胫而走，达于王庭，为上层辑入《诗》中，播诸天下，传之久远？此则较难解答，亦正唯如此，故自汉以来即有多种互不相同的王官采诗之制的假设，实皆学者各为解说，统出于臆度悬揣而非有实据也。
然则，风诗何自而得收于《三百篇》中耶？此当从诗乐关系言之。《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由这段话，可知：一、古时（三代以上）典乐之官亦司教育贵族子弟之事。二、古时音乐教育与品德教育合而为一。三、古时诗乐合一，诗无不歌，故诗即歌，歌则合乐，故乐官掌诗，民间歌谣集于太师，故太师可陈诗也。太师之官，不独天子之朝有之，诸侯之国亦有之。《论语·微子》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正义》曰：“此章记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乐人皆去也。”《左传》及诸子书言及春秋各国之乐师者多矣，如“晋与诸侯伐郑，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如著名的师旷、师乙、师襄……皆世所习知者也。既然天下各地无不有乐师，即各地无不有人随时搜集歌谣（即风诗）而为之配乐，为之教习，为之传播。诸侯太师或以其国之诗上于天子，于是而有十五国之风；然诸侯太师亦无上其国之诗于周王朝之定制，故《诗》亦仅有十五国风而止，非千百诸侯国仅此十五地有诗，他地皆无诗也。然是否自周初至春秋中叶，周太师所得诗仅此三百零五篇？则又非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学者多不信，我则认为完全可能，此则可以周王朝版图之广与年代之久而比例推计之者。但史迁谓“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以为孔子删诗，则非。《论语》记孔子之言，屡曰“《诗》三百”，“诵《诗》三百”；且早在孔子二十馀岁时季札聘鲁观乐，《诗》的编制即与今所传之《诗》基本相同，可证孔子所学与所教之诗即已是相传已久的三百零五篇，则《诗》非孔子所删明矣。然则，孰删之？疑世传之三百零五篇当为春秋后期世传读书人通用之精选本，故孔子“皆弦歌之”。而时人亦尚获见“三百”以外未入选之若干逸诗；但未入选之诗既非一般人所熟诵，故先秦旧籍中所存逸诗甚少，但不能因此而断言“古者诗三千馀篇”为虚妄也。吾以是谓非独孔子不曾删诗，孔子之前亦未尝有人删诗。至若三百五篇之选，疑亦非出于一人之手，而为周王朝历代太师积渐增录而成者。
二、“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不言采诗
学者言古有采诗之官，往往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五篇上丌部：“
，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以为证，张西堂《诗经六论·四、诗经的编订》中所言古籍记载采诗之说共有“八见”，其第五条即此，而近世文学史之著作中亦多引之。然而细考之，假定古者（主要指周）果有“遒人”之官，并果“以木铎徇于路”，亦非为采诗；谓“记诗言”者，盖许慎推论之辞，并无文献可征也。请详言之。
在许慎之前，“遒人”一见于孔安国《古文尚书》，再见于《春秋左氏传》，三见于扬雄《方言》（《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列国方言》附载刘歆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此三者时代顺序自当以《尚书》居先，刘、扬之书居后。然清人辨伪，已确认“伪《尚书》袭《左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即有此言，云：“伪《尚书》袭《左传》，而不言振木铎者何所事，”是宜置《左传》于伪古文《尚书》之前矣。然而清末今文学家若廖平，若康有为又不信《左传》，至谓《左传》为刘歆所伪造，果尔，则又当置刘、扬之书于《左传》之前矣。我在此姑不问三者孰先孰后，只以许慎《说文》之语系从此三书隐括而来已足。
“遒人”见于伪古文《尚书》中《夏书》之《
征》，伏生所传二十八篇无《征》也。后往征羲和前告于众，以先王依先圣谟训，“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孔氏传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又曰：“官师，众官，更相规阙。百工各执其所治技艺以谏，谏失常。”观此，可知无论《征》本文或孔氏传注，皆不言采诗之事。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侍于晋侯，言君主师保之职任在于“以相辅佐”，“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此中虽有“瞽为诗”之语，不过与“史为书”及“百工献艺”等并列为八种“补察其政”的渠道之一而已。至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者，盖“是号令群臣百工，使之谏也”，孔传谓“遒人”为“宣令之官”，是也。《左传》只引《夏书》原语，亦未言遒人宣令为采诗也。
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有云：“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
代语，僮谣歌戏。”雄答书亦有：“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又云：“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秦言。”段玉裁注《说文》引此二书，而自为之解曰：“逌、輶、遒三字同音，逌人人即遒人。扬刘皆谓使者采集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故许隐括之曰‘诗言’，（按：指许慎《说文》所言）班、何则但云‘采诗’也。”（按：指班固《汉书·食货志》及何休《公羊解诘》中言王官采诗语）然而刘歆之言，虽段氏以为“求代语、僮谣、歌戏，则诗在其中”，毕竟不能认为遒人的职责在于“记诗言”，在于“采诗”。
《左传》杜预注谓《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出“逸《书》”，盖预未及见伪古文《尚书》，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中无《征》，故言此语出于“逸《书》”也。杜预注又云：“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此则《左传》所无，《夏书》亦无之，盖预本诸刘歆所谓“僮谣歌戏”而约言之也。“求歌谣之言”亦即“记诗言”，亦即“采诗”或“采风”，此皆《夏书·征》所未言，《左传》师旷之语所不道，而刘歆书中略涉此意，许慎《说文》乃坐实之矣。吾以是知古者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以求歌谣（采诗），纯系汉人虚构，毫无根据，故不取也。
抑不止此，《周礼》亦无“遒人”之官，《左传》记师旷对晋侯引《夏书》始见之。而班固在《食货志》中则迳易之为“行人”，而付之以采诗之事，曰：“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段氏注《说文》引之，并为之说曰：“遒人即班之行人。以木铎巡于路，使民间出男女歌咏，记之简牍，递荐于天子。故其字从辵丌。辵者，行也；丌者，荐也；记与丌，叠韵也。”此盖强为之附会耳。以遒人为行人，或以行人为遒人，本无道理，此其一。行人之官有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有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焉有行人振木铎以巡于路，使民间男女歌咏，而行人则记之于简牍之事？段氏以《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言“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
；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便谓：“岂非扬刘所谓使者，班所谓行人与？”真可谓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至于极点者矣。
总而言之，无论遒人是否即为行人，亦无论遒人是否果以正月孟春振木铎以徇于路，假令“古者实有此制，”此种遒人或行人徇于路的任务与目的也是考察和调查民间对于王政得失的意见，并不是为了采风，收集歌谣或“记诗言”，此则段氏亦明知之，故曰：“伪《尚书》袭《左传》，而不言振木铎者何所事”也。因此之故，我论“王官采诗之说不可信”时，不提《左传》师旷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一条。盖此条原未说“以求歌谣”，“以采诗”或“以记诗言”，自不在“王官采诗”之说的行列中；若取而论之，是文不对题，驳非其旨也。本篇虽与前文有关，但论点不同，标题亦异，未可混同视之。
三、《诗》之编选而为定本
《诗》三百篇之所以能编定保存，流传至今，盖由于初皆入于太师为之配乐，在乐师中传习演唱、遂成定本，然后流传于士大夫间，渐成士人必读之书。《雅》、《颂》本为庙堂之诗，乐官所掌，自无须专门征集而原已藏在太师之府，乐官递相教习，不虞散失。《南》、《风》多出民间，其诗散在四方各国，其创作与流传的时间自西周之初至春秋中叶，共历五六百年，何时由诸侯太师上之天子，为周王朝太师所取以配乐，并授予乐师传习，编入此乐歌总集之《诗》中，虽不可知，但显然非一时之事，而是长时期陆续编入最后形成定本的。
姑就《春秋左氏传》所载以观，早在春秋前期，各国大臣即多引《诗》论事，例如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按“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系《小雅·出车》第四章中语，管仲引之，时在公元前661年，齐桓公二十五年事也。 如无《诗》通行于世，管仲安得读之，更安得随机举证，以说其君耶？
至若诸侯聘享宴会赋诗示意，在春秋前期亦为常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六月》，《小雅》之篇；《河水》，则不在《三百篇》中，今以为“逸诗”。重耳避乱在外，犹能赋诗言志，其诗必为昔日在国为公子时素所诵习之篇，后人谓为逸诗，但彼时必尚收在流行传本之中，故公子流亡在外犹能记诵；且穆公闻之，亦不感生疏，故赋《六月》以报之。
然则，春秋前期士大夫是否学《诗》？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晋侯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是时《诗》与《书》与礼与乐同为士大夫必修之业。且不独士大夫诵《诗》，诸侯亦皆熟诵而时时引用，上言秦穆公赋《六月》，其一例也。文公元年（前626），《左传》载秦伯（穆公任好）引：“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则《大雅·桑柔》第十三章全文也。
上引多为《雅》、《颂》之章，但亦有赋《风》诗者，如文公十三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赋《四月》，皆《小雅》也；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则《鄘风》矣；文子又赋《采薇》之四章，则仍《小雅》也。
不独北方诸国君臣赋诗，自命为荆蛮之楚子亦习于诵《诗》。如宣公十二年（前597），楚子（按：谓楚庄王侣）言：“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其所引《诗》，盖《周颂》之《时迈》、《武》、《赉》、《桓》四篇中之句也。如此时无《诗》之通行选本，则不可能举东、西、南、北、中夏、戎、蛮、君、臣，均能赋诵，并以诗语宣意而无所扞格。
然在此五六百年间之前三四百年中，世所流传之《诗》，其篇目与次第必不与春秋末期孔子之世《诗》三百五篇之定本相同，则可断言。我以为，凡《国语》、《左传》乃至先秦诸子所载之逸诗，在春秋中期以前某一时期流传之《诗》册中必皆曾见收，故当时士大夫皆熟读而能记诵，言谈引用，说者与听者皆不感生疏，彼此俱能领会，不须别加辨白也。迨至后世，《诗》已定型为今之三百零五篇，其中已无那些逸诗，读者在他书见之，遂感生疏，而以其非“《诗》三百篇”中所有，故名之为逸诗耳。
大抵春秋中叶以前，《诗》之为书，必未形成一定不易之本，其中所收诗篇，时有增减。减者，后人在他书见之，便称为逸诗。增者，则各诸侯方国新产生之歌谣，而传至周王朝为太师所采入乐，并辑录《诗》中以便乐师肄习者也。上述晋公子重耳（后之晋文公）至秦，秦伯享之，相与赋诗时，《诗》中《秦风》必无《黄鸟》，盖《黄鸟》所哀之“三良”。乃秦穆死后以三良为殉，国人赋以哀之也。《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是知《黄鸟》之入《诗》三百篇中，必在秦穆卒后（文公六年，前621年）明矣。 又如《陈风·株林》为“刺陈灵公淫夏姬之诗”，此自来传《诗》、说《诗》者皆无异议者也。《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翌年传又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以此知《株林》之诗当作于文公九、十年间（前600——前599）陈灵未死而淫于夏姬之时。其诗之收于《三百篇》也，必在文公九、十年以后；前此《诗》之为书必无此篇明矣。以上两例，传有明文，可确定其诗创作年代，而在此以前，各国君臣交往引诗、赋诗之事甚多，足征《诗》早有流行之本为读者学《诗》所通用，而其本皆不与春秋晚期以后之本（即今之《诗经》）相同也。
昔人或以《曹风·下泉》为《三百篇》中时代最晚之作，然而无征不信。更有人据《左传》定公四年（前506）申包胥如秦乞师， “秦哀公为之赋《无衣》”，而定《无衣》为秦哀公作于是时。果尔，则此为《三百篇》中最晚之作，已在春秋末期，距孔子之卒不过二十馀年矣。然此乃说者误解《左传》“赋”字之义耳。《无衣》自系秦人之作早已见收于《诗》中，秦哀公素所诵习，故赋以见意，取“与子同仇”、“偕作”、“偕行”之义，以示申包胥也。
然无论如何，即以《陈风·株林》为最迟之篇而论，在陈灵死前，《春秋左氏传》中所载列国君臣交往聘享引《诗》赋《诗》之事，亦几乎随处可见，是士大夫自幼学《诗》，必早有通用的公认之本，其本虽基本上相同，而在长期（数百年）流传中亦时有增减，增者如《秦风·黄鸟》、《陈风·株林》之类，减者如先秦经、传、诸子所引不见于《诗经》而为汉儒称之为逸诗者是也。
然则，若今《诗》三百零五篇之本果自何时而定耶？曰：自春秋后期周王朝及五霸既衰之后，各国太师之府乐官散亡，民间歌谣无人收集配乐，做为乐歌选本而长期流传之《诗经》遂不复有所增减改编，乃自然成为定本。质言之，大约在孔子少年时代，通行之《诗》即已成为定本。但古代简书出于手抄，得之不易，世人皆知爱惜，历代流传之多种未定本与定本同时并行，故孔子与其门弟子犹及见之，师弟问学偶或道及逸诗，双方皆不以为异也。如《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郑注谓此为《卫诗·硕人》第二章末两句，以《硕人》诗有脱句，故谓下一句逸。朱熹《诗集传》则不谓《硕人》有逸句，而其《论语章句集注》则迳曰：“此逸诗也”，甚是。盖《硕人》四章，章七句，句四字，通篇不变，何独第二章多一五言句而为八句耶？必不然矣。以是知此三句非出《硕人》，盖逸诗也。孔子及子夏于《诗》定本以外，犹皆及见前此流传之未定本，而能熟诵其中较后来定本所多出之诗，故子夏只举三句以问，不言所出，亦不言逸诗，而孔子即明为答之，并赞子夏有“起予”之功，“可与言《诗》”。
正为孔子之时，《诗》已有定本，故孔子屡言“《诗》三百”，“诵《诗》三百”，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并言及“《周南》、《召南》”，言及“《关雎》”，此皆《诗》已有定本之明证也。至若“鲤趋过庭”之训，孔子只问“学《诗》乎”？并告以“不学《诗》，无以言”，于是鲤不复多言，便“退而学《诗》”。倘《诗》无定本，鲤亦何能退而自学耶？
孔子之时，《诗》已有定本，故孔子所讲与弟子所学，皆是当时通行之定本；即其子鲤退而自学之《诗》亦必是此定本无疑。然则，谓孔子删《诗》，盖妄也。
四、驳“国风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论
偶读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其第一篇《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为全书之重点，以字数论亦为全书六篇之首，约占总字数三分之一。此篇内容确为朱氏发前人所未发，或可说朱氏开二千五百馀年来论《诗》的新纪元。如其新说果能成立，确实是学术界破天荒的新成就，不可轻忽置之。然而其文最早发表于“抗战之前”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后又“增加绪言，用《读诗四论》的书名出版”；1981年又“把这几篇作品收集起来，作为《诗三百篇探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行印出。我虽早已读过，不以为然，但觉得其说既出多年，信者颇少，似无任何影响，故亦不欲置议。今为诸生讲《诗》，涉及此事，爰简论之。
朱氏在其书《绪言》中云：“旧说以为《国风》出于民间，新学之士亦主其说，余窍以为《国风》不必出于民间，著《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且设为七难以当弹射，而以愚见所及，可以自全其说者，附之于后，虽不敢必求世人之见信，愚之可以自信明矣。”于此可见，朱氏自三十年代著为此论，至八十年代仍坚以自信，虽影响于世者微，而既已有此异说，吾人为学似亦不可置诸不闻不问之列。
朱氏之论似有意于撼动马克思主义文学起源于民间之根本理论者，此不可不辩也。何以言之？请看其《质疑》一文开篇的第一段：
《诗》三百五篇，论者以为出于民间，然考之于《诗》，有未敢尽信者。《雅》、《颂》之诗，自少数偏什作用有别外，其馀多为朝廷效庙乐歌之词，自古迄今，未有异论。然论者犹可诿为《雅》、《颂》诸篇，不及全诗二分之一，自可举其大凡，谓《诗》三百五篇为民间之作。今果能确然指认《国风》百六十篇，或其中之大半，不出于民间作，则《诗》出于民间之说，自然瓦解，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至此亦失其一部之依据，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
朱氏在下文先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和《食货志》所言“古有采诗之官”，又引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所言民间求诗之说。继之，又言宋人论《诗》，“其主《国风》出于民间者如故”，并举朱熹《诗集传序》所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以及“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以为证。最后又由清方玉润《诗经原始》“益阐诗出民间之说，”而推至“近人”，谓“于此说，更事推阐，于所谓民间歌谣者，复分为诸类：（一）恋歌，……（二）结婚歌，……（三）悼歌及颂贺歌，……（四）农歌……。其他分类之法，容不尽同，然谓《国风》及《大、小雅》之一部出于民间者则一。”朱氏复综述而约论之曰：“持《国风》出于民间论者，观之昔贤则如彼，求之今人则如此，然有所未安者。”接着，他提出“三疑”，并认为以此论之，“则此《诗》出于民间之说，殆未能确立。”余于是以下文破其三疑。
一疑“《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应之曰：钟鼎岂民间生活日用之物？简策岂民间所掌握者？今所见东西周铜器铭文皆著其作此器之故，自只是钟鸣鼎食之家“王侯士大夫”之事，民间何得与闻？三代简策即当时历史记录，自更非庶民所得染指。民歌之见收于《诗》，则或始于“诗可以观”，或由于为“王侯士大夫”取以配乐而供其筵宴娱乐也。
二疑以《关雎》、《葛覃》为例，其诗中之“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民间何从得此师氏随在夫家，出嫁之女，犹必事事秉命而行？”吾以为所歌咏之人与事，或未必即是庶民，但这并不妨碍其为民间的作品。在阶级社会，亦有政治比较清明的时代，或遇比较贤明的长吏，人民歌颂其执政者亦系常事。况《关雎》、《葛覃》或言男女爱慕之事，或言富家妇人勤俭之德（此本姚际恒《诗经通论》之说，但不取其“诗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因诗中并无后妃，且后妃刈濩中谷之葛，治以为布，于礼无据，似只为富厚之家妇女耳。）如此，民间作者又何尝不可歌咏其人、其事与其生活，而赞誉之耶？
三疑“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使后世之人，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而三千年后之民间，犹辗转于《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窠臼，肯首吟叹而不能自拔？”此则更易解答。一曰：《五更调》、《四季相思》以及《十二月花》之类，在叠唱形式上与《国风》每篇以同形式叠唱二、三、四、五、六次者何异？何遽云三千年后即不如古耶？二曰：《国风》之诗无论由上而下采得，或由下而上献之，其达于各诸侯国之太师，盖已经过多次选择与修改，在太师配乐时之必然再加以筛选与整理加工，而乐师肄习、演唱、教传过程中，复难免有所变易。迨至上于天子，王朝太师必更按照周王朝礼乐体制的传统要求加以整统一，甚至进行必要的语言艺术的加工。观所谓十五《国风》，东自东海之滨的齐风，西至华岳迤西秦陇之间的豳风、秦风，遥遥数千里，语言结构与文字声韵几乎全无方言之异，此在今日犹不可能，况在三千年前乎？其所以能如此者，盖太师、乐师传授、教习并经过辗转传抄、无数次加工编订之结果也。然而此皆不足以否定《国风》出于民间之历史事实也。
朱氏亦承认“后代之小夫贱妇，及途巷蠢蠢之夫”不“必远逊于三千年前之小夫贱妇，及途巷蠢蠢之夫”，但又不解何以“后代途巷之作，远逊于《诗》三百五篇所载”，于是他主张“在此种矛盾之状态中，必欲求一解释，与其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则姑假定《诗》三百五篇不出于小夫贱妇及途巷蠢蠢之夫之手，而考诸故籍，求之本文，推之人情，以证明之，似亦未始非解纷之道也”。（看来，朱氏在这里是自己制造了矛盾，或自己自陷于矛盾，而自己又“必欲求一解释”，于是采取了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姑假定”），小心的求证”（“考诸……求之……推之……，以证明之”）的治学方法。这恐怕只能治丝益棼，而不是“解纷之道”。何以言之？请看，他在下边忽从《国语》引了两条“列士献诗”的话（一条是《周语上》邵公谏厉王语，一条是《晋语六》范文子戒赵文子语），然后下断语说：“观诸《国语》，知诗之为物，自出于公卿诸大夫列士之间，盖当在列者以上始知有诗，其不在列者，则百工谏，庶人传语，未尝言诗也。”这还不够，他还考证了“春秋以前，士为统治阶级之通称”，但他虽说“以《诗》三百五篇考之，历历可见”，而下边引的例证，却只限于《大雅》、《周颂》、《鲁颂》、《商颂》共十馀条，《小雅》则仅有《十月之交》中“皇父卿士”一条，他绝口不引《国风》中的“士”，如《召南·摽有梅》三章均有：“求我庶士”；《野有死麕》一章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邶风·匏有苦叶》二章：“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所有这些“士”，无一可以划归“统治阶级”。而尤为明白的，则如《卫风·氓》中那个“抱布贸丝”蚩蚩无知的鄙夫“氓”竟也可称为“士”，以与“女”对，如第三章：“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第四章：“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强以这些“士”都解为“士大夫”或“卿士”之士，而指谓统治阶级，其孰信之？即以此《氓》而论，这个男子分明是民间一个普通的无赖汉，或如今俗所谓“二流子”，然而朱氏却不相信其第四章所说“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是实话，却以第二章“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和第四章“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的“车”字来证明这个“氓”不是贫民而是统治阶级中人！这样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难道是“解纷之道”吗？
朱氏《质疑》第二节专就《毛诗序》所著《国风》各篇的作者，而为之列成一表，“可考者六十九篇”。他说：“自国君、夫人以降，至王族、公族、大夫及大夫之妻，其为统治阶级无疑。其他自君子、国人二目以外，凡百姓、孝子、民人各一见。”他除将“各一见”的“百姓、孝子、民人”一一论为统治阶级（或曰“亦无疑议”，或曰“殆无疑议”，或曰“自为士人，与民间亦无涉”）外，又论“君子二字，可以上赅天子、诸侯，下赅卿、大夫、士，殆为统治阶级之通称。”只有“国人”须设法研究解决，他说：“《诗序》言国人所作者凡二十七篇，故国人二字之的训，实为最关重要之事。今就《诗》之本文及《序》、《传》考之，则国人实与国之君子，国之士大夫同义，亦为统治阶级之通称。”他举了四例，都是国人（或某国之人）“与君子（或大夫、或耆老）同举”，因此，便得出结论说：“国人”二字，指统治阶级，殆无疑议。”这样探究本来就无多大价值，因为《毛序》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无确实根据，朱熹便不从其说。所以朱东润氏说：“大抵《毛诗》人字往往作君子或在位者解”，即令果如其言，亦未必可从，况云国人即指统治阶级，更何可信耶？假定《毛诗》为战国后期毛亨所传，时间亦当在孟子之后。《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见齐宣王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是孟子所谓“国人”乃指在诸侯国的大臣（左右）及诸大夫之下的“一国之人”，（孙奭《孟子正义》疏“国人”如此）显然不指诸侯、卿大夫，即不指统治阶级也。仅此一项，即将《毛诗》“得其主名”之六十九篇剔除了二十七篇，非出统治阶级矣。更何况《毛诗序》、《传》所言本不能视为定论耶！
朱东润氏又于第四节中提出：“读《诗》而求其主名，势不得不探讨于名物章句之末，冥搜孤往，冀于一见。”于是他“举《国风》百六十篇中，由名物章句而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八十篇”。此八十篇乃是由以下六种不同的方面判断得之者：“（甲）由其自称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计《葛覃》等十一篇，如言《葛覃》三章“言告师氏”，“民间何尝有师氏？自以称为大夫之妻之诗为当。”此则前已驳之矣。“（乙）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计《卷耳》等四篇，如言《卷耳》二章“我姑酌彼金罍”，必大夫以上之人方得用金罍，又云“我仆痡矣，”“作诗者既有仆从，要为统治阶级无疑”。其实民间富人亦不必尽用陶器，青铜酒器在春秋以前这个青铜时代原不为奇。又春秋尚是奴隶社会末期，只要是庶人，虽非统治阶级亦可以有仆从，况古时御者亦称为仆，不一定必须是奴隶。《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朱熹注：“仆，御车也。”《卷耳》之“仆”正谓御者，（观上句“我马瘏矣”可知）何必非统治阶级不可？“（丙）由其关系人之地位而可知者”，计《汝坟》等十七篇。谓“诗人所言，有与其地位无涉，而于其关系人之地位，则言之至明者，因亦可以推定诗人之地位。”这十七篇大抵都是诗中有“君子”或“庶士”一类字样，如《汝坟》首章“未见君子”，次章“既见君子”，“作诗者自称其夫为君子，则其地位可知。”依朱氏之意，春秋中期以前，民间不可能有称为“君子”的人；习惯上妻称夫为君子，亦不适用于民间，而只适用于朱氏所谓的统治阶级。在此一项中，也包括了《氓》，如前所言，“作诗者称其见绝之男为士，其地位可知。”诸如此类，前已驳过，不必赘言。“（丁）由其关系人之服御而可知者，”计《伯兮》等四篇。如《伯兮》首章有“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之句，朱氏便说：“要之执殳为士之事，则《伯兮》之伯为士；作此诗者之夫为士，则其地位可知。”又如《子矜》二章言“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于是便结论道：“作诗者所思之人为佩玉之士，则其地位可知。”照这逻辑说，民间男女有谁要想过佩玉的人，谁就一定是统治阶级。（朱氏所举各篇结语多用“其地位可知”代替“统治阶级之诗”的断语）“（戊）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计《关雎》等三十三篇。朱氏自为说明曰：“诗人所言，有于其本身或其关系人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全无关涉，而于其歌咏所及，可就被歌咏者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想见被歌咏者之身分。大抵在阶级制度较严，身分相去悬绝之时，彼采茶食陈之农夫，不至咏歌委蛇窈窕之人士，固可知也。……独谓其诗为统治阶级之诗，则无疑议。”所举《关雎》，前已加以辩驳，兹不复及。又其中也举了《野有死麕》，论曰：“首章：‘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吉士，士也，亦为统治阶级。”这样划阶级，定成份，未免太简单从事了吧！然面这一项就占了他定为统治阶级的（不是“出于民间”的）八十篇中之三十三篇，将近半数了。“（己）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计《鹊巢》等十一篇。如其说《鹊巢》云：“此诗或以为民间嫁娶之诗，然首章云：‘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百两之盛，自非民间所有。……要之，此诗所指，必为统治阶级嫁女之事，无可疑者。……”此下数篇，如《采蘋》、《旄丘》、 《干旄》、《芄兰》、《缁衣》，皆云诗中所言为统治阶级之事。朱氏之意，似乎即认为既“言统治阶级之事”，则必“为统治阶级之诗”，故最后总结便说：“右八十篇由名物章句，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皆有明证。”依朱氏的逻辑，即“言统治阶级之事”，即“为统治阶级之诗”，则其诗即“不出于民间”。这样的论证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吗？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
然而朱氏之论至此尚未打住，他说：“然《国风》统治阶级之诗，正不止此。”于是他又向前发展了，他说：“今不必乞灵于经传相传之说，仅以类推之法言之。”类推曰：“知《周南·麟之趾》之所歌颂者为公族之盛，则《周南·螽斯》之言‘宜尔子孙’者，略可知矣。如《召南·鹊巢》之言统治阶级嫁娶之事，则《召南·桃夭》之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者，略可知矣。……”如此推定者，共二十篇。还不止此，朱氏又说：“其他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尚多。”真是越说越玄，闻之令人咋舌！作者亦自知“以类推之法论诗，遽断为统治阶级之诗，或且疑其牵率”，但他却谓“虽言之者持之有故，未必能求人共晓”，显然自谓用类推之法是对的（“持之有故”），只怪读者不能“共晓”。但是，无论如何，他坚决肯定：“此《国风》百六十篇之诗，其中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则可断言。然则谓《国风》出于民间者，其言未可信也。”
然而，在我看来，不但他类推这二十篇和其他尚多的“可推而不及推、不待推者”，都是出于“牵率”，并非“持之有故”、无可说辩驳的，就他前边所论那六项八十篇，也大都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其文第五节“设为七难”并七“应之”，大抵皆狡辩之辞，不足语于实事求是之治学精神，本可置诸不问。兹为示例起见，姑举其“难者甲”所举之三条之一：“《卫风·氓》首章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毛传》：‘氓，民也，’此民间诗之铁证也。”应之曰：“不然。‘氓之蚩蚩’之氓，《韩说》云：‘氓，美貌。’见《释文》引《韩诗》。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解之云：……马氏又谓以氓为美，与蚩蚩义不相贯，因言‘氓又通作萌’……‘萌之为言盲也’，氓为冒昧无知之称，……据此则此氓字之义，本不作民，何从更言民间之诗！”如此答辩，颠倒黑白，以是为非，有何价值可言？“质疑”云乎哉？《说文》民部仅有二文：“民”与“氓”耳。解“氓”曰：“氓，民也。从民，亡声，读若盲。”段玉裁注云：“《诗》‘氓之蚩蚩’《传》曰：‘氓，民也。’《方言》亦曰：“‘氓，民也。’《孟子》：‘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赵注：‘氓者，谓其民也’，按此则氓与民小别，盖自他归往之民，则谓之氓，故字从民亡。”朱氏释《毛诗》之“氓”，不从《毛传》，亦不从朱熹《集传》，训氓字，不从《说文》，亦不从《方言》，却从《释文》转引之《韩诗》佚文。然他犹以为未足也，又取清人书中辗转曲解之说，而断言“氓字之义，本不作民”，以否定《氓》为“民间之诗”。难道这不是“牵率”之论吗？这还值得一一与之辩难吗？
朱文第六节（末节），一则曰：“知《国风》之大半不出于民间，则古今相传之问题，即可得一答案。”于是“旧皆以为《国风》之一部为言民间疾苦之诗”，其实“止为一部分统治阶级之没落，而非被统治阶级之呼号”矣。再则曰：“既知《国风》之未必出于民间，则一切文学出于民间之论，即无从建立”矣。三则曰：“自来相传以为《国风》出于民间，今一旦扩而清之，谓其多为统治阶级之作品”，可知“凡一种阶级能为文学上之表现者，其人必有相当之素养，与最低限度之馀裕，而其中又必有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然后始能见之于文学。”这样，故曰：“民间文学之立足点，在将来而不在过去”；过去劳苦大众没有条件接近文学，今后“凡此种种文学上必需之条件已略备，一旦其生活略有馀暇，无论于文字方面，歌曲方面，定有必然之表现。”很清楚，朱氏之论断是：《诗·国风》“大半不”（或“未必”）出于民间，而“多为统治阶级之作品”，因为那个时代“劳苦大众”不具备“文学上必需之条件”，我们研究者不必为“贫人借富人之衣”，不必代“庄农作大贾之饰”，“影响剿说，藏头露尾”，硬把统治阶级的《诗》说成是民间文学；如果我们非要为“劳苦大众”争这口气不可，那就应该“立足”于“将来”，即是说：“与其争不可必信之传说，何如作前途无限之展望？”由此我们不但认清了朱氏对《诗》三百篇的探索所采取的方法和所持的观点，而且他也清楚地告诉给读者他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观察问题的。无怪乎他明知“此言不特获罪于古之论师，并获罪于今之君子”，而仍能挺身而出，强词夺理，坚持其“《国风》不出于民间”之独异之论也！盖其立场所决定者耳。
五、《诗序》作者抉疑
今言《诗序》，概谓《毛诗》之序，而非已佚之《齐诗》、《鲁诗》、《韩诗》之序，亦非泛言《诗经》之序也。
《诗序》包括《大序》和《小序》而言。惟《大序》、《小序》云者，并非《毛诗序》本有之名，实后世学《诗》者为称说之便，而代为划分者也，故历来说《诗》者划分方法亦不尽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卷五）在《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下，释曰：“旧说云：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重所作。’今谓此序止是《关雎》之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大小之异。”这里已经提出了两种说法：一种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谓之小序（只有五句）；自“风，风也”，以下至末（一大篇）名为大序。另一种是把整篇称为总论《诗》之纲领之序，不分什么大小。而李樗则云：“《诗》皆有序，独《关雎》为最详，先儒以谓《关雎》（序）为‘大序’，《葛覃》（序）以下为‘小序’。”这是第三种说法了。还有，范处义曰：“《诗》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国史记作诗者之本义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国史之所述，间有圣人之遗言，可考而知。惟《关雎》为一经之首，并论三百篇之大旨，犹《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详焉。”此说与第一说相同，惟明言不限于《关雎》，每篇之序皆以第一句记作诗者之本意为“小序”，而其下则皆为“大序”。程大昌说得最清楚：“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这是第四种。而就是这个范处义，把沈重所理解的郑氏谱《诗》之意（见上引），指为：“盖其说以《关雎》一序为‘大序’，馀皆为‘小序’”，责其以大序为子夏作“既已考之不审矣”，复责“梁昭明（按：指梁昭明太子萧统）遂信之，取《关雎》一序编之《文选》”。不论沈重的意思是否如此，也不论这种分大、小序的方法是否始于沈重，抑或始于李樗所说的并无姓名的“先儒”，总之，这种简单的指称“大序”，“小序”的划分法，倒也是比较常见的：故许多人称《关雎序》为《诗大序》或《毛诗序》，面对各篇之序则称为《葛覃序》、《卷耳序》（必冠以篇名）……以区别于“大序”，而示其为“小序”也。
本篇探讨《诗序》作者，乃专指今存之《诗》即《毛诗》而言，不涉及齐、鲁、韩三家《诗》，故亦不考论三家诗是否有序问题。《诗序》既是《毛诗序》，则其作者理应是作《诗故训传》的鲁人大毛公（依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大毛公名亨），或他所传授的赵人小毛公（陆德明《释文》注曰：“一云名苌”）；否则，便是毛公之《诗》所自出的前世《诗》家，或其嫡传后辈。
陆德明曰：“孔子最先删录，……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传，未有章句。……徐整（按：《释文序·注解传述人》注云：“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按：原注曰：“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按：原注曰：“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按：原注曰：“徐整作‘长公’。”）长卿授解延年，（按：原注曰：“为阿武令，《诗谱》云‘齐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陈侠（按：原注曰：“王莽讲学大夫。”）；或云：陈侠传谢曼卿。……”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毛诗》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新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时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疑陆德明第二说即主要根据陆玑说而为言的。综合上述，可以看出：陆玑和陆德明大致都是认为《诗序》本旨根于孔子之传授，而“子夏遂作序焉”；但此时及以后数世，皆“口以相传，未有章句”；至六国之末，传到赵人荀卿，卿传鲁人大毛公，名亨，亨作《诗故训传》，传于赵人小毛公苌；又数传而至东汉九江谢曼卿，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
自汉以来，学者说《毛诗序》的作者，大抵皆不出上述的承传次第，而各以自己的理解，作出不同的判断，如：
1、郑玄《诗谱序》：大序（《关雎序》）子夏（卜商）作， 小序（除《关雎序》外，其馀各篇之序）子夏、毛公合作。
2、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子夏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 历传至东汉卫宏，因作《毛诗序》。
3、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卫宏传》：“卫宏字敬仲， 东海人也。……从曼卿学，因作《毛诗序》。
4、沈重说（《经典释文》引）：毛传是子夏所传，而毛公述之， 则序亦子夏所传，而毛公述之，不同意卫宏作序一说，而只认为“序为毛公自述”也。
5、《隋书·经籍志》曰：“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 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古学，……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按：此谓毛公乃指小毛公——毛苌，而非指向所谓大毛公——毛亨。）
6、韩愈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 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明杨慎《经说》引）又《毛诗集解》亦引韩愈之言，谓：“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盖以《诗序》非子夏作，乃汉人托之子夏也。
7、成伯瑜《毛诗指说》反对《诗》大、小序皆子夏作， 认为《大序》是子夏全制，“其馀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换言之，“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8、丘光庭在《兼明书》中恰与成伯瑜之主张相反， 他同意“先儒言《诗序》并《小序》，子夏所作”，对于“或云：‘毛苌所作’”，则明白指出：“非毛苌作也。”他的理由是，有的篇如《郑风·出其东门》，《毛传》与《序》意相违，“故知《序》非毛作也。”
9、 欧阳修在《毛诗本义序问》中说：“《诗》之《序》不著其名字”，安得而知其作者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
10、王安石独异众说，曰：“《诗序》，诗人所自制。”
11、二程皆以《大序》是孔子所作，《小序》是“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所作。程颐曰：“《诗大序》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学者。”又谓《大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
12、朱熹作《诗序辨说》云：“《诗序》之说，作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他又说：“《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是卫宏作，……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两三手合成一序……”又说：“《诗序》实不足信。见郑渔仲（按：郑樵）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所以，他反对宋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说《诗》，故其所作《诗集传》乃废《序》言《诗》。在以上所举十二家之外，还有许多人，其说或与此中某一家相同或极相近似，不必一一举录；在朱熹以后，特别是清及近代，更有许多家论及《毛诗序》作者，其要旨大抵皆不出此范围，亦无须缕述。但在表述余个人之所见以前，尚须特别引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末篇《诗序》，籍以赅括上述所不及引者，然后再申吾说，方为周遍。钱氏之文曰：
王氏（按：应麟）《困学纪闻》引叶氏（按：梦得石林）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魏黄初四年诏云：‘曹诗刺远君子，近小人’，盖《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陈启源始非之，云：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逸乐’，此《鱼丽序》也。班固《东京赋》：‘德广所及’，此《汉广序》也。一当武帝时，一当明帝时，可谓非汉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传》襄廿九年，‘此之谓夏声’。服虔解谊云：‘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狩之事，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又蔡邕《独断》载《周颂》卅一章，尽录《诗序》，自《清庙》至《般》，一字不易。何得云至黄初始行于世耶？”愚谓宋儒以《诗序》为卫宏作，故叶石林有是言。然司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则序不出于宏，已无疑义。愚又考孟子说《北山》之诗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即《小序》说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汉儒谓子夏所作，殆非诬矣。‘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诗人之志见乎《序》。舍《序》以言《诗》，孟子所不取。后人去古益远，欲以一人之私意，窥测古人，亦见其惑已！
余于《诗序》（包括世所谓《大序》和《小序》）作者，认为应是东汉卫宏本诸自孔子以其诗教传于子夏，子夏再递传于大小毛公，毛公作《诗故训传》，数传而至东汉谢曼卿，复为之训而授于卫宏，宏乃辑历代师说而整理写完，故其中自当以子夏及大小毛公之说为主，且亦难免有与毛传相违牾者。钱氏引陈启源及惠定宇之说，谓早在东汉卫宏之前，司马相如、班固已尝引《诗序》之文，足证《诗序》非卫宏作，此论非是。无论相如《难蜀父老》、班固《东京赋》，亦无论魏黄初四年诏，所用《毛诗序》语，皆未有指明系引自《毛诗序》者，安知彼等所用不与卫宏作《序》所取旧说为同一来源耶？叶梦得固尝预释世人之疑曰：“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且宏《诗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境，陈其师旅，翱翔于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于《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既曰‘驿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复互见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婉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
录叶梦得之说既竟，特再申吾意曰：我同意叶氏以《诗序》为卫宏本历来师说，并多取诸书所言而成者，但不同意其举魏黄初四年诏为《小序》至此始行之证。考其所谓“黄初四年诏”，事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诏所引诗，系曹风《候人》，其第二章：“维鹈在梁，不濡其翼”，毛传云：“鹈，洿（按：同污）泽鸟也。”《毛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诏语似即出于此。然魏初，《毛诗》虽已大行，而齐、鲁、韩三家犹未尽绝，《齐诗》可能已佚，至少鲁、韩两家诗尚存，诏中未言引《毛诗序》，安得即实指为《毛诗序》之“始行”耶？且卫宏所取旧说，岂遽已失？况卫宏《诗序》已通行甚久，（按卫宏为光武议郎，自是东汉初人，距魏黄初四年已将近二百年了。）安得便谓至此时方“始行”耶？
我研讨的结果，认为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所论证者最为可取，摘录吾所信者于此，以结斯篇：
世以《序》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续申者，谓之《大序》，以其多也。又以《小序》为古序，为前序，大序为后序。今皆从之。《郑谱》（按：谓郑玄《诗谱》）所谓《大序》，今所谓《小序》也；所谓《小序》，今所谓《大序》也。今不用其说。其谓子夏作者，徒以孔子有“起予者商也”一语，此明系附会，绝不可信。谓毛公作者，亦妄也。毛公作传，何尝作序乎？郑玄又谓《诗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诸篇之首，则亦信序而为此说，未必然也。世又谓《大序》自是宏为之，《小序》则系古序。……郑玄且以《小序》为孔子作，王安石且以《小序》为诗人自制，益可笑矣。大抵《小、大序》皆出于东汉；范晔既明指卫宏，自必不谬。其《大序》固宏为之，《小序》亦必汉人所为，何以知之？《序》于《周颂·潜》诗曰：“季冬献鱼，春献鲔。”全本《月令》之文，故知为汉人也。（按：世皆以《月令》最后成于汉人。）……是《小、大序》本皆非伪；后人以《小序》为子夏作，《大序》为毛公作，遵之者俨如功令，不取寸尺易，是虽非伪书，而实亦同于伪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