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勤艺[1]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文中指出人类开展的一切具有目的性、生产性的活动,都不过是物质、能量、信息等这些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方法进行传递或转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必须有其资源作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然而,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现实语境。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在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以自身的文化土壤阻抗多元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本文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入手,以“为什么开发”→“开发什么”→“如何开发”为逻辑结构展开,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以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科学厘清相关概念,奠定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并历史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期关于资源、关于传统、关于文化的相关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新时期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基本理念,同时还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关于文化或资源的相关理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的重要理论指导与基础。第二部分(第叁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境遇的分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沉浮的梳理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讨论。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之痛、迷失之思、发展之需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历史前提；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性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优势与问题,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叁部分(第五章、第六章),重点回答了要“开发什么”的问题。基于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待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开发的考虑,本文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领域限定问题。主要是为了区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其他性质资源开发的本质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目标,既要满足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又要满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高和文化本性的需要。原则问题的讨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方向与指引,也是传统文化资源开发过程应遵循的尺度。在开展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承续本真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实效针对原则,这是是合理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目标不偏离正确轨道的重要原则与保障。第四部分(第七章),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重点回答了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实践性问题的回归也是本研究的最终指向。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与实现路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的经验总结和提炼。简单地说,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有深入挖掘法,合理规划法和分类整合法。而运用这些方法又必须结合现实条件作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以现代应用技术推进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平台搭建,以交流互鉴拓宽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视野,以国民教育营造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氛围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必经的路径或渠道。
苏兆炜[2]2014年在《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包容广阔、内涵丰富而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之中,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则是新时代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还应该包括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整个社会的建设以及其中的其他部分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切实捍卫我国的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自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本文系统探讨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全文包括前言、正文和结语,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强国内涵及其特征。首先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概念、特征和作用进行论述,把握全球化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对文化资源大国、文化产业强国和文化精神叁个层级的分析,全面把握文化强国建设叁个层面的路径。第叁部分：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研究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叁类文化国家的地位以及各自采取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战略等方面分析文化强国建设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同时分析21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文化安全领域的态势等方面,把握文化强国建设思想产生的国内背景。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通过梳理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发展线索,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结合各自所处的时代和实践,提出关于文化作用、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概念,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第五部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方针——以人为本、发展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现路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从这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六部分：论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发展丰富了叁代领导集体文化强国建设思想；指导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第七部分：结语。总结全文,提出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推进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强国建设思想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张瑞堂[3]2001年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和文化建设》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同时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存于一球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巩固和完善的重要因素，也是完全意义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反思到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考察来揭示社会主义文化与人类文化精神走向的一致性及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密切关系，从而提出了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及建设策略。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文化作了纵向考察和横向考察，即对社会主义文化作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定位和历史定位，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当今世界形形色色有关文化的理论区别开来。从社会结构定位上，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彼此良性互动，而没有脱离政治和经济的所谓文化自由；从历史定位上，认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应有内化到人们心灵中稳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滞后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进入低谷的深层次原因。立于全球化时代的考察，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整合形成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精神与全球化存在深刻的矛盾，集中表现其生产方式内部固有的矛盾和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人类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上。 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于社会主义历史上文化建设的失误，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层次结构”的概念和按文化结构层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策略；针对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影响和国际文化交流的现状，认为文化生产经营的市场化必须改善和加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能力并在文化建设中贯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精神，重点强调法制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所以必须坚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同时抵制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思想。本文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关注人类文明进步是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把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新的价值观念；二是倡导“全球伦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科学的文化策略，是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沿着先进方向前进的保证。
陈文殿[4]2008年在《全球化与文化个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个性、文化多样性的危机与矛盾为中心论题,分析了作为人的文化活动成果和生存方式的全球化的文化意蕴和文化价值,论述了文化个性的内涵、生成基础和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命意义,说明了文化个性内在的“自性、他性、类性”叁个维度相生相克的一体关系,文化个性通过自性、他性、类性叁个价值向度的统一体现出来。论文分析了文化的“定义”是民族文化观的内核,西方文化“定义思维模式”的实质与局限性;阐发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文化精神,认为文化个性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文化的生命;以中介性与互动性的方式才能生成人的全面性和自由性;纯化个性,只能使个性封闭而失落,包容差异才能弘扬个性,提升个性。论文认为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进程中考量中华民族文化个性,培育中华民族文化个性,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推进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历史进步。
刘亚妮[5]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王艳华[6]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建构》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为当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涌现出多元文化共享的文化景观。在这种文化整合中，如何确立一种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是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历史使命。 中国文化是指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保持其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本质、最深刻地体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内在的强有力的超稳定结构所造成的顽固性和巨大的惰性，使中国的普通民众也形成了自在自发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模式，缺乏自由自觉的、以人之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文化模式。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精神，必须实现中国文化转型。即走外在批判性重建道路，从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入手，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进行文化启蒙，用现代文化精神来改造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及行为方式，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现代化。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科学把握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正确分析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缺失的原因以及建构新文化精神已经具备的条件。要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精神，既要源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又要实现文化与时俱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因此，要建构中国当代文化精神，就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有通过确立合理的文化转型机制和途径，才能真正建构起以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理J险的、科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王现东[7]2012年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日益凸显，价值观问题则成为文化问题的焦点。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价值观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研究价值观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有利于厘清价值观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有利于拓展价值观研究的视野，也有利于把文化研究引向深入。从现实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全面的文化转型，而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价值观变革。价值观建构必须与文化建设保持自觉的统一。本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以价值观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主线，探讨了价值观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价值和价值观的文化存在和表现形式、价值观的文化功能及其发挥机制、价值观与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文化维度等一系列问题，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及其理论定位，从文化哲学视角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矛盾，论证了在文化哲学视域中研究价值观问题的合理性，为全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调。关于价值观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本文指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价值和价值观的存在和表现形式。然后主要从文化发生、文化结构、文化模式、文化认同的角度论证了价值观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价值观与文化是互为表现的，并着重论证了价值观的文化存在和表现形式。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其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一定的文化机制。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是我们面临的文化现实，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文化转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核心是价值观冲突，而文化转型的关键是价值观的调适与整合。文化发展与价值观建构密切相关，文化发展要有明确的价值诉求，价值观建设要有坚实的文化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观建构必须重视文化的维度，要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董海霞[8]2010年在《文化视域下的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精神寓所。作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文化通过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人伦内容进行规约。价值观是道德的核心,因而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道德理解。基于道德与文化之间天然的、本体意义上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德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体现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是一种文化性存在。道德教育目的、主体、内容、方法等基本要素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格。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道德教育通过文化选择、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有目的、有意识地影响与塑造个体精神世界,完成文化对人的教化和陶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从古代的儒家文化到近代的“新文化”;从计划经济文化到市场经济文化,伴随中国的文化演进,道德教育也在不断变革与发展。无论是逻辑的审视还是历史的考察,道德教育与文化之间都密切相联,从文化的角度审视道德教育,有助于我们对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特别是道德教育诸种特有现象与时代问题,对道德教育的未来趋势与走向有一个相对完整而深刻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道德教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道德教育的特性及其使命,丰富和发展道德教育理论,而且也有利于推动道德教育的学科建设。当前中国道德教育遭遇到的文化问题急剧凸显。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和技术文化的侵蚀,既给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使道德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的变迁使社会生活主体面临无可避免的剧烈文化冲突和心理震荡:道德价值路向模糊、文化认同危机、价值相对主义、道德冲突,不一而足。中国人体验着各种价值观的彼此冲突,对成为何种人,持有何种道德价值观无法做出抉择,处于一种漂泊的无根境遇,失去了固有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个体精神世界出现道德迷失、价值混乱、虚无主义。现实生活世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流俗主义等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道德教育经历着文化精神迷失的深层危机,这使道德教育产生了道德价值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本土道德与异域道德等诸多困惑,然而现实的道德教育对此却表现得软弱无力,依然在工具化、功利化和科学化的状态之中,徘徊不前。本研究正是基于此,从整体的文化视角思考道德教育的文化问题,在不离开道德教育的文化一般性基础之上,力图勾勒出一个基本的思想框架。道德教育先天的具有文化性格,这是本文立论的根本和前提。第一章主要从逻辑视角论证道德教育和文化相互缠绕的关系。文化作为人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深层心理结构及价值观直接决定着道德的内容,体现在个体的思想、行为方式当中,而道德及道德教育具有承载、传递及创新文化的天然职能,道德教育的主体、目标、内容和方法等要素都具有文化性格;第二章从历史维度探讨伴随文化的演进道德教育的嬗变历程,梳理并分析了在儒家文化、“新文化”、计划经济文化及市场经济文化阶段,道德教育所体现的不同文化逻辑;第叁章从现实角度把握当前道德及道德教育遭遇的时代文化问题,探讨了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技术文化对个体道德及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带给道德教育的冲击与挑战;第四章主要揭示当前的文化问题引发道德教育文化精神迷失的深层危机,人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价值标准,在精神世界产生了意义迷失,进而在现实生活世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道德失范问题。道德教育面临深刻的困惑,但现实的道德教育却存在着工具化、功利化和科学化的痼疾;第五章指出道德教育应当回归文化,引领个体精神世界的生成,培养新道德人格,促进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性转换,萃取他者道德文化的精华,确立道德文化的本土意识,以承担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
杜开林[9]201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产业发展为研究视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按照“概述—回顾与启示—现实态势与发展路径—问题与瓶颈—战略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本文力图通过推进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中国化,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形成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系统认识,为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选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阐明我国文化产业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精神内核、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和突出的资源型特征。进而通过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轨迹,得到叁点启示：即发展文化产业是国家发展之需要、要特色发展之需要、是促进社会和谐之需要。论文省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和发展路径。指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态势是：文化安全形势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文化出口、西方垄断文化内容标准和企业标准、文化产业进入资本博弈时代。针对上述四种态势,提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五个路径：政策创新路径、转变发展方式路径、国际化发展路径、金融支持路径、智力支持路径。论文立足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深入分析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六大问题：发展方式问题、管理体制问题、运行机制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市场结构问题、技术和人才问题,总结出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叁大瓶颈：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尚未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优势、传统文化消费习惯尚未转化为现代文化消费习惯、文化园区的培育和孵化尚未形成一体化市场。论文最后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的五大战略和四条建议。五大战略,即创意优势战略、复合型资源整合战略、文化企业发展战略、产业“走出去”战略、城市群辐射战略；四点建议,即对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条款的修改建议、对进一步深化出版发行企业体制改革的建议、对解决文艺团体改制后发展出路问题的建议、对规范艺术品(古玩)市场经营管理的建议。
王伟杰[10]2014年在《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文化产业具备经济文化二重性。一方面是经济属性,追求利益最大化,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具有文化属性,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生存法则。因此文化产业存在着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引导。在物质世界中,文化资源最终变为文化资本而形成经济价值导向功能；在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因其精神影响而形成文化价值引导功能。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追逐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相辅相成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的形成机理研究,探讨如何优化和提升文化产业开发过程,在文化价值的冲突中选取合适的文化价值,生产能形成较为健康的文化价值引导的文化产品。全文由绪论、六个章节和结语共八个部分组成。绪论讨论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并对国内外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进行了研究综述,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重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文化资源开发中文化价值引导现状进行了基本描述,指出了我国目前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部分区域的部分行业“偏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的个别问题的存在及危害。这些个别问题体现在：开发主体目标取向亟待统筹兼顾,开发客体核心内容有待统一管理,开发方式价值选取急需规约监督等叁个层面,从而造成了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消极弱化。究其原因,文化产业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偏离,文化产品流通过程中多方参与力量的分散以及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评估机制的缺乏,造成了我国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弱化现象的存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引导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由于文化资源本身就存在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存、“精、正、雅”文化色彩与“土、旧、俗”文化元素并存等辩证性特征,文化产品也具有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由此文化产业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始终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文化的二元纷争：即在物质世界形成经济导向作用,而在精神世界中形成文化导向作用。因此,开发良性文化产品能强化文化产业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并能获取一定的经济价值。第叁章阐述了在多元文化价值冲突中如何选取并传扬良性的文化价值的方法和过程。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城市文化中也包含着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借助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理论,选取和传扬城市的良性的文化价值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在文化集聚阶段中,城市的多元文化如同民间文学中的箭垛式人物形象一样发生集聚,但其良性文化却能脱颖而出并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在文化散播阶段,依靠“文化意见领袖”的主导作用才能实现良性文化的有效传播,从而使城市良性文化依靠文化产品得以传播并形成良性的文化价值引导。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针对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获取而采取的“双赢”的政策措施,以利于我国汲取相关经验和教训。其中,美国版权产业通过财政扶持和税收减免,对国内文化市场实行“门罗主义”；而在国外文化市场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传播和推销美国核心价值观和信仰。法国和加拿大是“文化例外”政策的坚决倡导者和拥护者,除对国内主流文化产业进行扶持之外,还对美国的娱乐文化产业进行疯狂抵制。另外,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都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保护和扶植,以形成以本国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在汲取国内外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引导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五章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提出了合理开发文化资源并形成良性价值引导的基本路径。在宏观的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应选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良性主体文化资源, “德艺双馨”的开发主体应秉承正确合理的开发目标,并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选择“多赢”的开发方式。在中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示范方面,应坚持“以文教化、以人为本”两者一体的初衷和目的,在城市良性文化的引领下开发以箭垛式文化为核心的城市文化资源。在文化事业建设中“高唱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注重将城市核心文化精神注入到文化产品中去。在微层的文化产业链中,文化生产者应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多重要求,文化传播者应成为鉴定识别文化产品和信息的有效中转流通枢纽,文化消费者应塑造“有自觉、不盲从”的文化消费结构,文化管理者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文化产业服务和文化事业建设并举的发展战略。最后,本章第四节构建了旨在评价我国良性文化产品的叁级指标评价体系。第六章结合城市核心文化定位的基本过程和方法,通过我国部分大中城市的城市文化定位及良性文化产品开发等实践案例以验证定位方法的合理性。以我国中小城市新乡和大城市武汉为例,其良性的核心文化分别为牧野文化和首义文化,相应地其良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创造也应当围绕城市核心文化做文章。最后,文章列举了我国部分成功利用文化资源开发的良性文化产品,印证了文化产品在追求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可以攫取经济价值的可能性。结语部分则对良性文化价值引导下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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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建设思想研究[D]. 苏兆炜. 安徽大学. 2014
[3]. 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和文化建设[D]. 张瑞堂.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4]. 全球化与文化个性[D]. 陈文殿. 吉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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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建构[D]. 王艳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7].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价值观研究[D]. 王现东. 华侨大学. 2012
[8]. 文化视域下的道德教育研究[D]. 董海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杜开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0]. 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选择问题研究[D]. 王伟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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