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干预：基于同伴的视角
林锦灼，刘建榕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州 350007)
摘 要： 青少年期消极冒险行为增多这一现象需要引起社会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个体自身发展因素外，来自同伴的影响也尤为显著。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但结交不良同伴也可能引发冒险行为。积极的同伴压力有助于冒险行为的消失，而消极同伴压力可以预测更多的冒险行为。在此基础上，相应的干预应该围绕同伴展开，制定一系列措施教育青少年正确选择同伴、改善同伴关系以及应对同伴压力,从而减少或消除其消极冒险行为。
关键词： 青少年；冒险行为；同伴关系；同伴压力；同伴特征
一、什么是冒险行为
冒险行为是指面对趋避冲突时，个体为寻求益处，忽视不利的危害仍去实施的行为。一般分为积极冒险行为与消极冒险行为。前者是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主要指带有冒险性的体育运动，如蹦极，潜水等；后者是不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行为，如抽烟，吸毒等。纵观人的一生，青少年时期冒险行为最多，并且以消极冒险行为为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同伴因素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目前关于同伴对冒险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同伴关系、同伴团体的特征与选择、同伴依恋、同伴压力、同伴观察等五个角度展开。前四种关于同伴的影响方式主要以调查研究为主，而同伴观察一般作为实验变量进行研究。梳理相关研究有助于从同伴角度对青少年冒险行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玉米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其种植面积呈现缩小趋势，而市场对玉米需求量不断扩大，供需之间矛盾既是玉米产业发展的机遇，又是挑战。利用玉米单倍体育种技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纯合的自交系，加速推进玉米进程，缩短玉米育种周期。由此可以看出，玉米单倍体育种技术在玉米育种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利用该项技术，会极大的发挥出单倍体育种优势，大大提高育种效率。在今后工作中，除了要进一步完善单倍体诱导体系，还应该进一步重点研究单倍体加速技术，通过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如基因重组，快速获得玉米纯系，构建全新的玉米单倍体育种新体系。
二、同伴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研究概况
同伴是个体自家庭以后所接触的第二个社会世界。同伴关系本质上是生理或心理年龄相当的人经过社会交往从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分为同伴地位(包括同伴接纳/ 拒绝)和友谊，前者是在群体水平对同伴关系进行描述，而后者是针对个体水平。研究发现，被同伴拒绝或友谊质量差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冒险行为[1]，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这可能是因为通过同伴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使得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世界的认知得以扩展，逐渐了解社会规范。青少年在与同伴交友的过程中可以收获亲近感和归属感，因而同伴关系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可以成为依恋关系。与同伴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可以提高个体的情绪感知和共情能力，减少个体攻击水平。相反，不良的同伴依恋关系会使个体产生孤独感，还可能会降低个体自尊水平，进而增加其消极冒险行为的发生。
但也有研究发现与具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建立良好的友谊，会使个体冒险行为增多[2]。此矛盾性结果暗示了不能仅仅用同伴关系好坏作为同伴影响效价的标准，还可能受到同伴特征因素的调节作用。同伴特征主要包括同伴性别、同伴的冒险行为以及同伴对于冒险行为的态度。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同伴特征与青少年冒险行为具有高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在与不良同伴的互动中习得了某些社会适应不良的行为和态度。同时它也说明了同伴群体的同质性，由此推断不仅同伴特征影响了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而且青少年会选择与自己冒险行为一致的同伴。
青少年还面临同伴压力的影响。同伴压力是指个体被迫需要与同伴保持一致的想法及行为规范时的感受。同伴压力有积极与消极之分，这与同伴特征有着紧密联系。研究表明受到较大同伴压力的个体往往更容易参与到违规行为和网络成瘾行为中[3]。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关注的都是消极同伴压力对个体不良行为的影响。另有研究表明，积极同伴压力有利于较好的组内规范的形成 与问题行为的消失(比如更少的性冒险，更低的毒品服用)[4]。由于青少年较多感受到的是积极同伴压力而非消极同伴压力，因而对于同伴压力，应该侧重强调有利的一面。
或许是由于处于青少年期的个体非常在意朋友们如何看待他们，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屈从于同伴压力。对此进行冒险行为的干预要从同伴压力的正确应对方式入手。一方面是针对消极同伴压力的抵抗，培养个体的认知能力。目前对此的干预研究还不多，但已经有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较为有效的应对同伴压力消极影响的方式，如自我疏导和寻求外界帮助等。另一方面的措施则讲究利用同伴压力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例如当下盛行的同伴教育方式，就是一种促进青少年认知变化和行为转变的有效干预途径。目前同伴教育主要存在自助式和外力式教育两种[10]。前者是指目标群体中一部分人经过筛选、培训后，再对服务对象进行教育，形成自助式的教育网络。它被广泛应用于实践项目和实证研究当中。后者是指由专门的教育工作人员为服务对象群体设计相应的活动，如社区同伴教育、视频同伴教育等。
如式(3)所示,EEDmax表示节点通过某一候选父节点(所有候选父节点中)到根节点之间的路径的最大端到端时延;EED(i)表示节点通过候选父节点i到根节点之间路径所需的时延。如果节点通过某一候选父节点到达根节点所需的时延最小,则选该候选父节点为偏好父节点。
三、基于同伴因素的干预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青少年与不良同伴的互动使其冒险行为增多，这是一种双向作用过程，分别包括选择过程与影响过程。青少年在结交同伴时会基于彼此间行为的相似性进行选择，这在青少年阶段的晚期表现突出。而在青少年阶段的早期则更多的是与不良同伴结交后受其影响而产生类似的冒险行为。从同伴角度我们对冒险行为进行干预的关键在于同伴关系的改善与同伴压力的应对。
回顾以往研究发现，对同伴与青少年冒险行为关系的研究已经越发成熟，但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未来的研究不仅需要建构与明确各个同伴影响方式的作用模型与效价，还需要讨论其他人格因素与同伴观察或其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可尝试利用元分析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等新手段来实现。此外，最重要的是把现有研究结果应用于实践。
从先前的论述可以看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产生与同伴关系的好坏息息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个体的同伴关系可以减少冒险行为的出现。从群体水平来说，应该提高个体在同伴团体中的地位，让更多人接纳自己。从个体水平来说，建立亲密的同伴依恋关系也十分重要。对同伴关系相关文献进行查阅，发现已有研究者对青少年的同伴关系进行了干预，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学校教育。日常生活中，那些常常遭受同伴拒绝的个体主要是在社会交往技能上有待提高。通过矫正个人自身的缺陷来矫正他人不良认知，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开展一系列社会技能训练与团体心理辅导，或许能够帮助他们掌握与同伴交往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同伴地位。例如Masia等人对原本属于临床中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案运用于学校情境，并将教师、家长、同伴纳入研究中，最终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可以较好地减轻社交恐惧症[6]。随后唐继亮等在传统社交焦虑障碍团体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上构建出了新的治疗模式——团体实证认知行为疗法，注重利用“第三方”视角的真实信息为社交焦虑个体认知合理化提供更客观的依据，但该疗法只是理论构想，还缺乏实践检验[7]。此外，朱印对同伴关系不良的中学生进行了团体辅导，得出团体干预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结论[8]。上述是一些传统的干预模式，而近期出现的萨提亚家庭治疗对高中生同伴关系的干预效果也很明显，在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可以被借鉴、应用和推广[9]。这可能是由于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关系质量会影响他们与同伴之间形成的依恋关系的质量。
新近的证据表明，在同伴观察的情境下，青少年冒险行为更可能发生[5]。同伴在场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线索，使其不自觉地通过更多的冒险展现自己，并以此获取更高的同伴评价和更多的同伴接纳。双系统模型认为，同伴在场之所以能使青少年冒险行为增多是因为激活了大脑的奖赏系统。因此，同伴观察对冒险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个体对奖赏的敏感而发挥作用，并且结果因人而异。根据问题行为理论，人格和环境这两大类因素会对青少年冒险行为产生影响。目前研究的趋势是同伴在场与个人因素(如自尊)对青少年冒险行为影响的综合研究。
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干预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参与消极冒险行为之前的预防工作。因而应该引导青少年正确地选择同伴，对此最为重要的是从整体上营造健康文明的同伴群体亚文化。孙妍在对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青少年吸烟问题的社会矫正过程中发现，相应的工作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以及政府等各方面力量的支撑。将社会主流文化作为青少年同伴群体亚文化的发展核心，确立典型的正面标杆人物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青少年参照学习。只有构建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才能从源头上减少不良青少年的数量。此外，原有的负面标签对一些问题行为青少年的伤害很大，因而要给他们改过的机会。都应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充分考虑青少年的猎奇需要。通过参加设计的各种富有挑战性的室外活动与课程，青少年重新体验冒险、与积极同伴交往，逐渐减少或消除偏差行为，从而重塑自身的行为。还有对个别经常独处的青少年必须给予关注，以防他们转向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群体中。对于青少年自身来说，需要树立正确的交友意识。由于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性意识的萌发，对他们加强同伴交往心理辅导、性健康教育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总之，对青少年同伴选择的干预要求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实现良性互动，政府、社会、家庭、学校联起手来构建四位一体的防治策略,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
对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发现，以往研究中较少直接基于同伴视角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总体进行干预。但确实已经有类似方向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调控个体的同伴条件，能够使其冒险行为发生一定方向的改变。对于同伴关系的干预研究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大多是采用各种模式下的认知行为疗法、社交技能训练、团体心理辅导等技术，并将学校、家庭与社会等元素融入干预方案，旨在改善青少年同伴关系。另外，被大量研究结果统一认可的同伴教育或者同伴介入模式，则反映了同伴压力的积极作用。实践已经表明，同伴教育者自助式的干预形式是可以达到教育目的的。但外力主导、同伴参与式的矫正形式，还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尝试，当前国内鲜有这方面例证。关于消极同伴压力与同伴选择方面的干预措施也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证证据支持，因而还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干预工作再同时考虑同伴选择与同伴影响因素，继而探究其综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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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of Adolescents ’Risk -taking Behavior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Peers
LIN Jin-zhuo, LIU Jian-rong
(College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e in negative risk behaviors during adolescence is associated with peer factors. Good peer relationships could reduce adolescents’ risk-taking behavior, but making bad peers could also lead to risk. Positive peer pressure help the disappearance of risky behavior, while negative peer pressure could predict more risky behavior. The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ducate the young people to correctly choose their peers, improve their peer relationships and cope with peer pressure so as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ir negative risk-taking behavior.
Key words :adolescents; risk-taking behavior; peer relationship; peer pressure; peer feature
中图分类号： G4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14(2019)10-0116-03
收稿日期： 2019- 04- 11
作者简介： 林锦灼(1994—)，女，福建宁德人，硕士，从事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研究；刘建榕(1973—)，女，福建福州人，副教授，博士，从事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研究。
doi: 10.3969/j.issn.1008-6714.2019.10.037
〔责任编辑：王照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