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个人身份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研究者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从这一定义出发，质的研究呈现出诸多特点：一是研究的自然主义传统。质的研究注重研究的客观性，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要求研究者在对现实生活的参与式观察或非参与式观察中了解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强调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二是研究过程的情境性演进。质的研究虽然可以事先框定一个范围或主题，但更细致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进程却无法事先确定，只能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与演进中逐渐凸显并逐步深化。三是研究饱含人文关怀。质的研究注重良好研究关系的建立，强调倾听研究对象内心的声音，关注被研究者的生活体验，探寻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体现对多样文化的尊重。四是研究结果的解释性。质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亲身体验研究对象的生存方式，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并通过描述展现生活的真实，进而建构起一种以意义解释为核心的理论方式。
本文基于以上认识，从对研究者的反思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者个人身份问题的分析，以期对质的研究有更深入的探讨。
一、研究者个人身份问题的提出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与特点出发，可以看到：从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过程的设计，到研究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再到解释性理论的构建，都是在研究者的高度掌控下完成的，整个研究都饱含着研究者个人的因素。这些研究者的“个人因素”的集合就构成了研究者的“个人身份”。
“身份”一词内涵丰富，不同学科对身份的理解各异。有人将“身份”一词区分为哲学、心理学或文化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两个方面，哲学、心理学或文化学意义上的身份指的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是“指人们对我（们）是谁以及他（们）是谁的理解”。这时，“身份”是“事物自身独有的品质”，是“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指的是“由一组社会事实抑或社会事件构成，比如何时何地出生、父母是谁、受到何等程度的教育、是否结婚、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何处等”。[2]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对于身份有着不同的认识。本质主义认为，“身份是一种常驻不变的稳定状态，人一旦从社会获得了某种身份，便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与义务”。[3]建构主义则认为，“身份是行为者通过其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和他身外的或者未曾预料到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为属于自身东西的过程。因此，身份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4]我们认为，对身份的认识恰恰应是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结合，即：一是本质性的把握，表现为对个人先赋角色或先天因素的考察；二是建构性的把握，表现为对个人自致角色或通过努力后天获得地位的分析。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个体的“个人身份”。
在本文中，“个人身份”特指在质的研究场域中，研究者自我的重现、建构与革新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研究者的个人身份是基于一个前提：在质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研究过程是一项涉及个人体性、情感与性灵的工作，研究者个人身份的构建、形成与发展是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当中的。伴随着研究的进程，研究者自身其实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解析研究者个人身份主要从三个维度：第一，研究者的体性特征与质的研究。表现为研究者的性别、年龄、个性倾向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个人特征对研究过程的影响。第二，研究者的个人冲突与质的研究。表现为研究者个人在质的研究中对研究的“适应”与“调试”的过程。第三，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的研究关系与质的研究。表现为研究者在研究中一直努力维护的与研究对象间的研究关系。
研究者个人身份问题分析的必要性体现在：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将贯穿整个研究过程，而“研究者个人的前见和偏见是使他成为现在的‘他’的关键。他个人的看法和生活经历构成了他现在所拥有的研究能力，并且决定了他向世界的某一个方面开放自我”。[5]研究者“个人身份”的体认直接关涉到研究目的的厘定、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过程的实施以及研究结果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对研究者的个人身份进行审视和研究。
二、研究者个人身份的解析
（一）研究者体性特征与质的研究
体性特征是与个体的肉体、性格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特征。人类学家阿曼达·科菲在其作品当中曾多次提到研究者的体性问题。在他看来，研究过程必然是一项涉及身体的活动。[6]个体由于自身“体性”状况的差异，在研究过程中也显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者个人的体性特征涉及面广，从研究者的身材与体型、毛发与肤色、穿着与举止到研究者的性别、年龄、性格等等都是研究者体性特征的范围。本文将其重点放在性别、年龄与性格的分析上。
性别身份与质的研究。性别身份主要指由性别生理差异带来的心理倾向、性别意识与社会特征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男女在认知、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女性观察力较强，擅长形象记忆、情感记忆与运动记忆，在个性倾向性上更容易显示出“人物定向”；男性思维的逻辑性、创造性优于女性，在个性倾向性上更容易显示出“物体定向”。女性缠绵而细腻，男性粗犷而宽容。女性较脆弱，容易动摇，男性则坚定，果断刚毅。性别身份的这些差异带来了质的研究上的不同取向。比如，在选题上，男性研究者通常关注物、注重事，更愿意选择宏观问题；女性研究者通常关注人、注重情，更愿意选择微观问题。在方法上，男性研究者通常定向于物，喜欢调查法、实验法、统计法、测量法；女性研究者通常定向于人，喜欢观察法、访谈法、经验总结法。所以，男性与女性做质的研究各有优劣，应该注意取长补短。
年龄特征与质的研究。相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年龄一般来说具有两层含义：研究者的生物年龄，即生理年龄，这是根据正常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发育状态所推算出来的年龄，表示个体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实际衰老程度；研究者的心理年龄，指研究者的整体心理特征所表露出的年龄特征，是与个体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相联系的综合指数。年龄差异对质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研究外部环境的适应，中青年研究者要优于老年研究者，中青年研究者体力充沛，富于挑战冒险精神，适应在艰苦复杂的环境里从事长期研究。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年龄大的研究者经验丰富，成熟度高，一般选题范围较广，但也容易囿于自身的经验而对新事物失去应有的敏感；年轻的研究者由于阅历较浅，知识储备有限，在选题上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对新事物会有较高的敏感性。因此，进行质的研究时，要结合研究者的年龄特征，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主题。
性格特征与质的研究。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由于研究者本身是直接的研究工具，因而，研究者的性格特征在质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性格特征及其在质的研究中的体现，往往又很难直接、详细地表达，许多性格特征都是潜在的，只能说具有某些性格特质的人更适合做质的研究。质的研究者是一个“听故事的人”、“分析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因此，质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外向的、情感的、理解的性格特质，耐心闲适、思维敏捷、善于聆听、随机应变，具有共情的能力，能够比较深入地理解研究对象。而某些性格特质可能不利于质的研究的开展，比如内向的、理性的、判断的性格特征，交际面窄，顾虑太多，对于研究对象更多的是判断式的理性审视，缺乏古道热肠。总之，一个成功的研究者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性格特征，并且根据场域的转换做出及时的调整。
（二）研究者个人冲突与质的研究
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面对着各种冲突。研究者个人冲突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质的研究理念本身的理解，表现为哲学理念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二是对于质的研究方法的契合，表现为对研究方法的适应与批判。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冲突发生、发展与消解过程其实就是研究者对于研究本身的“调适”与“管理”过程，也就是研究中个人身份确立的过程。
哲学理念与思维方式的冲突。一般认为，质的研究是建立在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之上的。后实证主义放弃了标准，强调回归具体语境，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永远只是客观实体的一部分或一种表象，研究只能是“证伪”的过程，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摒弃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而把自己转换成一种实践或道德探究。批判主义则主张“批判”或“清洗”掉经验中的“客观内容”抑或“虚假意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经验纯粹化。建构主义则坚持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什么是唯一的客观事实，所谓的“事实”只是个人与历史、地域、情景意外的相遇，“事实”不存在“真实”与否，只存在“合适”与否。可见，质的研究不是建立在一种哲学、一种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它受到不同哲学理念的影响。因此，研究者至少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事物的“质”抑或“事实”是否存在？第二，质的研究为了什么？对于不同理论背景的研究者来说，这些哲学观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冲突性往往会从理念上冲击研究者的身份认同。而研究者如果要避免陷入到哲学理念与思维方式的混乱当中，就必须重新审视自我与研究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与研究方法间的适应与批判过程。质性研究有自身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研究方法上存在情境性、人文性与开放性的特征，研究者时常陷入到如何为、何可为、何为可的冲突当中。“我”是不是一个情感加理性的研究工具？当“我”开始进入到研究现场时，“我”如何对待方法要求与个人情感之间的疏离？“我”怎样解决“生存”在研究地而不能“生活”在研究地的困惑？“我”的研究对当地人或者对“我”本人有意义吗？……这些研究方法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在人类学家的日记当中随处可见。
（三）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研究关系与质的研究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研究关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二是研究构成的工作关系。
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保持的人际关系出发，可以把两者的关系分为普通人、理解者与欣赏者。从普通人到理解者、欣赏者，这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深入。研究者进入现场之初，研究对象可能只是配合研究者工作，研究活动是出于研究者单方面的需要。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关系慢慢呈现出彼此成长的需要。欣赏者是基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相互的理解。当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顺畅而深入的发展，两者之间情感的冲突是存在的。这种情感冲突会直接影响研究进程，研究者可能会选择各种理由去躲避、拖延研究，甚至放弃研究，从而导致研究进程的终结。研究者个人情感的变化也是应该予以控制的变量。衡量情感变化的重要指标是情感成熟度。情感成熟指人在个人需要无论是否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能够自觉地调节情感使之适度的一种心理状态。质的研究者要求拥有较高的情感成熟度，能够控制研究环境。
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工作关系出发，可以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分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应融入研究环境之中，与研究对象共享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体验“当地人”的角色，从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角度去审视研究对象，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欣赏。研究者作为“局外人”，应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或“中立者”的研究位置上，通过外部观察来了解研究对象。研究者采用“局内人”或“局外人”的不同视角，会对研究产生不同的影响。“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处于一种融通的环境中，能更清晰地理解其活动的“知识与意义”。但研究者也可能会因为这种“熟悉”，因为与研究对象之间已经具有强烈的亲近感、同质感而对研究对象的某些言语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局外人”由于以一种审视、整体、发展、透析的眼光来考察研究对象，更具有“旁观者”的清醒，所获得的材料也相对容易保持“客观”与“中立”；而且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产生的异质文化冲突可能带来“意外收获”。但研究者也可能由于“局外人”的立场而产生与研究对象的情感疏离，这也会影响质的研究的深入。
三、研究者个人身份的构建
质的研究者如何在复杂的研究关系中建构自我身份？构建怎样的个人身份才有利于研究的展开，从而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试图寻找一些原则，以期做出回答。
（一）体性印象的管理
印象管理又称印象整饰，是心理学家库利、戈夫曼等人提出的概念，指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7]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以一种与当前的社会情境或人际背景相吻合的形象来展示自己，以确保他人对自己做出愉快的评价。质的研究强调在社会情境中寻找一种合适的行为模式，因此，研究者极力创造出有利于研究进程的自我体性形象。研究者的体性印象管理的过程通常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形成研究者体性印象管理的动机。体性印象管理与研究者的研究目标高度相关：研究者实现研究目标的意愿愈强，进行自我印象管理的动机就会愈强，而且个体印象管理的动机水平随着研究的进度会出现波动；二是研究者考虑如何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体性印象的建构。印象建构是个体有意识地选择要传达的印象类型并决定如何去做的过程，即“我”要传达给研究对象何种印象，为了这种印象我该如何去与研究对象相处。因此，研究者会从肤色、性格等多方面出发试图重塑自我。
（二）中介作用的个人“前见”
前见即已有之见，又称为先见、偏见、成见、前理解，意指在开始真正的意识活动之前理解主体的思想意识中已有的隐性思维与缄默程式。它是构成理解主体的精神因素，如价值观、知识、经验、情感、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法等。它也是主体自身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对主体的一种思想渗透，如主体对所处民族和社会阶段、社会地位的体认。它也是作为“社会的人”在主体内心深处留下的社会印记，如人生阅历、思想状况、学识修养、认识方法等等。前见本质上表明了理解者是历史的存在。在传统解释学中，前见一直是被作为阻碍文本理解的成见或偏见看待的，是必须被排除在理解过程之外的。传统解释学主张克服前见以达到对文本的绝对把握。哲学解释学则把前见看成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在质的研究中，“前见”其实就是研究者个人已有经验的整合。一般认为研究者的“前见”进入到研究现场时会产生内在的威慑性而使得研究对象产生情感上的疏离感或陌生感，而摒弃个人“前见”，则会被研究对象接纳、信任和理解。其实，研究者的“前见”与研究关系的保持并非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研究者的前见对研究过程也并非仅仅具有消极影响。对研究者的前见应持两个基本态度：一方面，强调个人“前见”的摒弃要求研究者放弃固有的“偏执”，避免先入为主，克服经验主义。发挥研究者“前见”的中介作用——研究者对自己的经验有足够的应用自觉，从以往依附于个人经验的状态演变为有意识地运用经验的状态，并努力促成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理解。另一方面，正视研究者的前见对研究的主观影响，并通过对已有前见的不断反省，调整自己的研究设计，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以对研究的可靠性作出判断。这样一来，“前见”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退场”或被排斥，而是处在合理的位置，发挥着“中介”的作用。
（三）“附加身份”的退场
“附加身份”是指在质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时应予以剥离的因素的总和。也就是说，附加身份是从研究者个人身份中剥离出来的那些于质的研究的展开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完整集合的，也不是明晰自觉的，而是分散却又彼此关联，鲜明而又标志性地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试列举其一。
“强势文化”的消弭。透视研究者个人的“强势文化”，可能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安排导致的强势。由于研究者通常来自学术实力较强、学术训练有素的高校或研究机构，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又身处“研究”的特殊地位，代表着强势文化，比如教授与农民工、学者与留守儿童、专家与中学教师等等，他们带入研究关系的已有身份、社会地位、工作性质、生活阅历等因素是不同的。再加上研究者除了自身的强势身份以外，还可能有伴随的强势力量，如地方行政人员的参与，“官本位”及其附加信息的统摄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质的研究的进行。二是主流文化影响的强势。由于质的研究关注差异，关注弱势，因而，研究者的目光常常投向弱势人群和弱势文化。但在现实中，强势文化被认可、被追捧、被推崇，弱势文化被漠视、被消解、被淡忘，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使得弱势文化总是顽强地向着强势文化转变，希图消弭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切都会影响着质的研究的进行。事实上，文化就是一定价值影响下的生活事件的“串结”及其结晶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式。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性，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这就要求研究者应尽力消弭自身的“强势文化”因素。
（四）情感的在场
质的研究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生活故事的倾听、情感体验的关注、喜怒哀乐的理解、生命追求的诠释等方面。同时，质的研究是人与人结下的研究关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心理上的互动，情绪上的感染。质的研究这一人文属性决定了情感在场对于质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场”意味着情感应伴随着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发自于心，表之于情，自然真诚，朴实坦荡。而情感在场对于质的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共情能力是质的研究得以进行的心理基础。质的研究强调“共情”能力，即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处境，能感同身受，并对研究对象的情感流露作出恰当反应。这里的共情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移情、同感、投情等。它是一种情感上的换位思考，也是一种交流上的将心比心。它不仅能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境遇和情感，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而且能使研究对象感到自己被接纳、被理解和被尊重，从而建立起对研究者的信任。
其次，价值涉入是质的研究得以进行的情感基础。情感的核心内容是价值，情感本身就是人对价值的主观反映。对研究者来说，质的研究承认价值涉人的存在，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以自己的主观视角去审视研究中的情景和情景中的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也以自己的情感变化去反映其对研究对象处境的感受。而研究者情感变化的实质就是价值涉入的变化。因此，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要以“学习者”的身份主动地理解和学习，敏锐地捕捉隐含在研究对象情感变化中的价值关系，并积极地进行意义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