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异同论的历史形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形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109-007 “朱陆异同”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讨论课题，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鹅湖之会绵延至今八百多年，其间研究者不乏其人。朱陆异同不仅是难解的论题。而且围绕朱陆异同所衍生的学术问题与思索，可以说是理解南宋以来学术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诚如清代章学诚所言：“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异同，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1]54对朱陆异同论这一学术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将朱陆之异或朱陆之同作为一个孤立的观念系统，而应与时空、个体与学派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结合起来看待。为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朱陆异同论的发展轨迹概括为发轫、异化、消融、流变、鉴证等五个演进历程，并将其在不同进程中所呈现的历史形态总结概括为朱(朱子)陆(象山)之辩、门户之见、朱陆之和、早晚之争、方法之变等五种。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学术界对于朱陆异同的相关史实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梳理，并为节省文章篇幅。本文将着重勾画朱陆异同论之历史发展大势，而对学界共识性的细节将直接引述而不作进一步考证。 一、朱陆异同论的发轫：朱陆之辩 “朱陆异同”的原初形态就是“朱(朱子)陆(象山)”之辩，其后之各种形态的交替演进莫不发轫于此。 陆九渊兄弟在南宋理学发展史上异军突起，令许多学人为之侧目。尤其是其论学方式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朱熹、张栻及吕祖谦三人更是对此表示了高度的关切。朱熹、吕祖谦等人对陆氏兄弟所抱持观念感到忧虑，吕祖谦乃积极促成朱陆鹅湖之会，并期待陆氏兄弟能改弦易辙，很可惜目的没有达成。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鹅湖之会论讲之后，“朱陆异同”的问题乃浮出水面，并有越演越烈之势。因此，鹅湖之会便成为朱陆异同论正式形成的历史标识，并为以后的种种学术争辩揭开了序幕。只是此时的“朱陆异同”问题，有其沉潜幽昧而需要特别予以阐明之处。 首先，鹅湖之会时，虽然陆九渊与陆九龄兄弟二人共同与朱熹论辩，但是“朱陆之辨”中，二陆在思想上亦经历过异同的变化，陆九龄朦胧游离于陆九渊，在鹅湖后几年逐步向朱熹靠拢，象山弟子曹立之、万正淳等又相继与朱子讲论，并一一归向朱子，致使“朱陆异同”的原初形态呈现着朱子与象山两者之辩。特别是自张栻、吕祖谦相继过世，朱子与陆象山之间的学术关系，由于不再有与双方地位相当的人物居中缓颊，于是演变成直接对立的场面，“异同”问题逐步扩大。故而全祖望云：“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2]985 其次，朱陆异同论在朱熹陆九渊及身之时，重点在“异”而不在“同”。所以在鹅湖会后之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在《答项平父》一信中首先就自己与陆象山之“异”进行了概括总结，其言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3]2540朱熹此言，不但将其与陆氏之差异和盘托出，其所拈出之“尊德性”与“道问学”二事，更成为此后学人分辨朱陆相异的核心点。后来当吴澄试图和会朱陆时，就是要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虽然朱熹此时也开始思考朱陆之间的差异，并提出“去短集长”的意见，不再坚持己见，然而并未得到陆象山善意回应。后来的无极太极之辩，则使两人意见的相左更剧。 当然，朱陆二人也都曾有过和同之意，可是期待的方式却不尽一样。陆九渊认为有异有同是极为恰当的，如此才能在彼此磨合中得到最完满的归向。陆象山把这样的想法告知朱熹：“虽自谓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见蔽说？若雷同相从，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惧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间，正宜各尽所怀，力相切磋，期归于一是之地。”[4]朱熹却认为：“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学者所当明辨。或者之说诚为未当，然凡辩论者，亦须平心和气，子细消详，反复商量，务求实是，乃有归者。如不能然，而但于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词，以逞其忿怼不平之气，则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静和平，宽洪悠久，犹有君子长者之遗意也。”[3]1564虽然朱熹回应陆象山的言论，一直以来是朱熹所追寻的目标，不过朱熹与陆象山不同之处在于，陆在对立的意见中，可以包容正反并存，可是朱熹却坚持天下事理只有一个面向，非正即负，不能不判别个道理。虽然都赞成有不同想法可以切磋琢磨，但双方在和同的结果上又各有坚持。 自鹅湖之会后，由于朱熹与陆九渊二人的诸多观点总是争执不下，所以和同一事总是无法实现。此时，朱陆之辩虽蕴育了朱陆之和的端绪，但无形中也成为导引朱陆门户之争的引线。朱陆过世后，门人弟子也试图会同二人之说，却不知不觉演变成门户之争。而且，强烈的攻讦也导致两派学人渐行渐远，而原本的“朱(熹)陆(九渊)”异同也渐渐转化成为“朱(学)陆(学)”异同。 二、朱陆异同论的异化：门户之争 朱陆异同论的发生演进固然是肇因于朱陆学术内涵根本的歧异，但同时也是“门户争持”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正是门户之争使得朱陆异同论的学术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成为朱陆异同论不断演化的动因之一。 鹅湖之会后，朱陆之争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门人弟子亦于台下暗暗较劲，一争短长，捍卫师门之意跃然。朱熹有鉴于此，乃在《答诸葛诚之》一信中试图化解，其言曰：“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可相轻诋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义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正当虚心平气，相与熟讲而徐究之，以归于是，乃是吾党之责。而向来讲论之际，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厉色忿词，如对仇敌，吾复长少之节、礼逊之容。”[3]2539也许在朱熹看来，异同之争乃自己与陆象山之事，身为学生门人，只要“勉力于吾之所急”，不必要为了维护师门而与人争论不休。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陆九渊《与唐司法》一信中，也提到门户之争的问题：“第今时人偏党甚重，未必乐听斯言。总卿从朱丈游，尤不愿闻者。今时师匠，尚不肯受言，何况其徒苟私门户者。学者求理，当唯理之是从，岂可苟私门户？理，乃天下之公理，乃天下之同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不容私而已。”[5]按陆九渊之意，他显然对“门户”的形成相当不认同，且明确表示不喜欢学者私立门户。 只是当一代大儒去世，弟子为其师而定一尊，门户派别便逐渐形成。而且，朱陆最初的门户之争，并不是直接针对学术理论观点“异同”问题而展开的论辩。朱陆门人对于诸如尊德性道问学、简易支离等朱熹与陆九渊关切讨论的议题并没有大幅讨论，朱陆门人较为关心的，反倒多是学风流传所产生的弊病。朱陆身后，门人继之而起，各自阐发师说，造成朱子学与象山学蓬勃发展的局面。 同时，朱陆在世之时学于朱、游于陆，以及在某处求道再转至他处问学者，大有人在。“由朱转陆”或是“由陆转朱”，是朱熹与陆象山在世时便有的情形。而由于当时讲学风气盛，学者可自由往来学习，因此“由朱转陆”或“由陆转朱”是很平常的事情，朱陆身后，再传弟子师事多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由朱转陆”或“由陆转朱”多只是就学问路向来观察，不涉及门户问题。 在宋元时期以朱陆为主要脉络的学术背景下，朱陆各自建立了一套思想体系，在授受的过程中产生变异。朱陆门人吸取另一方的学说，反映了不同的学问态度与学术倾向的转向，呈现“由朱入陆”、“由陆入朱”状态，对此，朱陆门人或者认同、或者反对，认同者便会开始反思朱陆会同的方式，反对者则会对另一方采取批判的言论，门户之争便起。这样的景象，恰被视为朱陆流弊之一，虽然这些也是流弊导致朱学转变与朱陆和会产生的原因。因为代代传承，不免产生诸种流弊，于是朱陆异同的争论，便又被门人后学重新提起，而成为门户之争的主题。 在此后的学术历程中，由于对“朱陆异同”的关注程度及对朱陆义理形态认识的差异，导致学人在朱陆之间所作出的价值选择的不同并造成门户的争持。如明代程敏政、王阳明等主张朱陆“早异晚同”，而陈建则站在朱熹立场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加以抨击。[6]113-114及至清代，李绂则从宗主陆王的门户立场编《朱子晚年全论》，又引起宗主朱子学的王懋竑之反对。对此，黄宗羲总结为“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2]1885-1886。章学诚则不无同情之理解，认为“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1]262。 三、朱陆异同论的消融：朱陆之和 朱陆身后，门人后学为尊其师而交相排斥，于是门户之争使得双方壁垒分明，论辩纷出，歧异益显。而学术传承衍生流弊，让朱学陆学之“异”更形扩大，同时也引发不少学者的反思，“和”的思考应运而生。特别是吴澄的朱陆和会思想，更揭示朱陆异同论进入到一种消融的历史形态，只是此种消融的状态，随着赵汸明确提出朱陆“早异晚同”之说而消逝，并影响后来明清时期的“早异晚同”与“早同晚异”之争。 早在吴澄之前，朱陆本人及其弟子就曾在彼此平和的气氛下，有过和解会通的努力。如黄榦藉由心性理气的角度，说明尊德性与道问学本是一体两面、上下一贯、由内而外，将两事合而为一，这可以说是朱熹长久以来所期盼能“去短集长”的最佳境界。[7]陆学门人如袁燮也曾试图求取朱陆问题的平衡点。[8]随着朱陆异同问题的异化或复杂化，在朱陆后学之中，有关会同朱陆学术的思考便越来越多。①例如时称“朱陆忠臣”的龚霆松，学术源自陆学，有鉴于朱陆后学互相争持，有意平息两家学术纷争，于是折衷朱陆两家意见，采择朱陆“四书”诠释而作《四书朱陆会同注释》。[9]这种“会同”的思考以及“著作”的形式，也为后来学人提供一条讨论“朱陆异同”的途径。 就吴澄本人来说，他所主张的朱陆“会同”，是因眼见朱陆后学积弊已深、学风颓败，为补救时弊而鸣，试图重新回归原点以力挽狂澜，故而在朱陆异同的问题，他还是能够以一种朴质的态度，抛弃“引朱入陆”或“引陆入朱”的倾向，不偏不袒，从实际的观点切入而求得朱陆学问的沟通。朱熹、张栻虽有先见之明，早先便提醒学者切勿只偏重一边，但当时情况尚未发生，其言论只能说是未雨绸缪。吴澄则试图将两者截长补短。 继吴澄之后，重申“朱陆和会”者为郑玉。郑玉之学有着浓厚的朱学背景，因此他在提倡朱陆和会论时，很自然的会被划入朱学的脉络中。但郑玉与吴澄一样，在谈论朱陆时，往往对学术的弊病大加挞伐，并且对门人间彼此攻击、制造门户的差异一事，深表痛恶，对朱熹与陆象山保有一定的尊崇。郑玉认为朱陆之间是殊途同归，但是他并没有沿着吴澄思想去关注“尊德性”与“道问学”、性命之学，而是肯定了朱熹与陆象山儒学传承者的地位，指出，虽然朱陆彼此论点不同，但均是走圣贤路途，所以“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只是“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人之涂有不同尔”[10]。吴澄、郑玉成为“朱陆和会”的先声，在朱陆两者间求取平衡，着眼点虽有异，但目的相同，《师山先生郑公行状》说“与临川吴先生所着如合符契”[11]。另外，同时期出身象山学的刘壎也说：“鹅湖之集易简支离之诗，文公不以为忤，后来一等抑扬过当，殆不可信，盖亦门人弟子有分朋植党挟思取胜者。其实二先生未尝立异也。”[12]刘壎作《朱陆》篇、《朱陆合辙序》，其意亦在调和朱陆。由此可见，当时不论是朱子学或象山学门人，对于部分好在门户间互争高下者，均颇为忧心。而这也显示出，在朱陆学说百年后，学者已能在反思朱陆后学流弊的基础上，尽求解决之道，于是调和、和会之说，渐成为学者的思考方向，欲将两方合而为一的企图也就更为急切。 自吴澄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作为朱陆和会的基调后，赞成和会并提出和同意见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而赵汸更是将“和会”推向极致，承认了朱陆之间可“异”、“同”并存，但又以“同”为最后归向。赵汸将朱陆异同，重新回溯到朱熹与陆象山身上。有别于吴澄、郑玉针对朱学陆学流弊而发的“和会”论。赵汸将和同的构想置于“晚年”，确实是发前人所未发，赵汸在吴澄所提出的和会朱陆基础上，提出朱陆“早异晚同”论，也可说是“朱陆和会”论的转型，基准点仍以和为贵，对朱陆学说之异同注入新的诠释生命。 百年来的聚讼，眼看就在一片“同”声中，要完满落幕。然而，正是赵汸所提出的朱陆“早异晚同”论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明清时期“早异晚同”与“早同晚异”之争。从赵汸“早异晚同”开始，朱陆异同论却又一次进入流变的历程。 四、朱陆异同论的流变：早晚之论 在元代，因学者倡明“和会”，似乎使朱陆问题在此得到一个相融的管道，赵汸所提出的“早异晚同”说，更对朱陆之间采取客观的会同方式，而且这样的说法，最初是获得认可的。明代程敏政编纂《道一编》一书，即赞同赵汸“早异晚同”的见解，程敏政将朱熹学说分为早中晚三段，认为朱熹早年对陆象山是势如水火，中年则是疑信参半，到晚年是完全相符。[13]后来，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刊刻，同年亦有《大学古本》与《传习录》付梓。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王阳明自述为学历程，强调其“体验探求”后所得的体悟，又说“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阳明还提出朱子所著之集注与或问，“乃其中年未定之说”，且朱熹是“晚岁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虽未明言任何有关朱陆异同的言论，但隐然以“早异晚同”为立论基点。[14]161由此可见王阳明主张“晚同”说，其实是有意在调和朱、陆之余，以朱学来证成己说。而由于王阳明的影响所及，在阳明学出现后，朱陆异同的焦点由“朱陆”转向“朱王”，陆九渊的形象渐被王阳明所涵盖，但“异同”的概念却依旧持续，并为人所探究。王学门人后学更是促使原本“朱陆异同”逐渐转向“朱王异同”的形态。于是朱陆异同在阳明以及门人后学的眼中，又是另一方式的结合。②这其中，既有和会的特征，却又深具门户的因素。 有趣的是，《道一编》与《朱子晚年定论》采用“早异晚同”说引来了一片反对声浪，除了陈建作《学蔀通辨》驳斥且提出朱陆应是“早同晚异”，亦有程曈《闲辟录》反对“早异晚同”的言论。陈建在《学蔀通辨·总序》中说：“由佛学至今，三重蔀障，无惑乎朱陆儒佛混淆而莫辨也。……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妄议之实终焉。”[6]110陈建从“儒释之辨”的角度厘清“朱、陆(王)”，提出“早同晚异”以与程、王“早异晚同”对垒。陈建认为：“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朱子)乃或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只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药之也。惑者乃单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6]113-114可见，陈建辨“朱陆(王)异同”并主张“早同晚异”，其中虽不无可议之处③，但是指出朱、陆各有“定论”、“不可强同”，尝试回归朱、陆各自思想立场，厘清争议，而“单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却也是对“(朱子)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说法最有力的批判。[15] 程曈《闲辟录》一书，正德十年(1515)编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才刊刻，书前有云：“朱陆之学始终不同，具见两家年谱及文集语录中，夫何草庐吴氏创为迁就调停之说，篁墩程公又继为始异终同之书，由是遂成千古未了之公案，历世不决之疑狱。”[16]程曈不赞成“早异晚同”之说法，反倒以为朱陆之见本来就不同，各有各的定论，不需强同。 对于明代“朱陆异同”的讨论，《四库全书总目》评议说：“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教，则仍申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时好。”[17]“是朱非陆”、“是陆非朱”，彼此消长，而“各随风气以投时好”的学风，更难以釐清“朱陆异同”的分歧。但大体而言，“早同晚异”或“早异晚同”乃是在“朱陆异同”脉络下所出现的一次全新的观点与会同方式，但这又牵引出“引朱入陆”或“引陆入朱”的朱陆纠葛，蕴藏着朱陆门户之争的意义。在“朱陆异同”的学术脉络中，早晚之论确为继宋元朱陆和会之后所发生的一大重要转变。 五、朱陆异同论的鉴证：方法之变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朱陆早晚之争中，为印证朱陆“早同晚异”或“早异晚同”，采用了对比朱陆文本元典的方法，无意中又开启了朱陆异同研究的方法之变。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的考据色彩从其自序中可见，他说：“其(朱子)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14]88-89王阳明所编辑的34封书信虽然有考证方面的失误④，对此，阳明也大方承认，但他还是进行了辩解——“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18]可见，阳明的关注点并不在每一封书信年代的考证上，而是在整体书信所揭示的思想义理上。王阳明之后，陈建《学蔀通辨》继续以考证编年的形式，选择朱熹相关书札，指出阳明和程敏政在考证和取材上“颠倒早晚”之错漏，力证朱熹“早年常出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至中年始觉其非，而返之正也”、“中年始方识象山，其说多去短集长。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觉其弊，而功之力也”、“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没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6]111 阳明与陈建为后人以文本考证性思路解决“朱陆异同”问题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方法论路径。朱陆异同论的历史进程转入到了方法之变阶段，这种变主要是指，明中期以来特别是清代学人通过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图回归朱陆文本元典以考辨朱陆异同问题，义理问题的争论与考据学联系在一起。⑥王阳明对朱熹信函的编辑可算是这种鉴证式研究方法的开端，自他以后，学人们开始普遍采用文献考据的方法来分析朱陆异同问题，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朱门学者，还是陆门学者，他们更是将“早晚”之考推入到细微极致之境，试图将朱熹一生的为学历程考证清楚，以明朱陆是“同”还是“异”。 李绂是清初陆王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对“朱陆异同”亦有深入研究。李绂乃陆氏乡人，尝撰《陆象山年谱》二卷，以申阳明之说。但李绂又以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罐漏百出，而陈建之书于朱子之论，援据未全，且语录出于门人所记，未足以为依据。由此，李绂从朱子正集、续集及别集中，选取既经考定为50岁至71岁与人答问、讲义题辞之类凡三百余篇，排比编次，逐条各附考证论辨于下，称为《朱子晚年全论》。《全论》避免了《定论》疏于考证之误，所为论辨，亦多客观公允而具说服力。⑤ 作为朱门学者的王懋竑(1668-1741)，与其他学者仅着眼于“早晚”之辩不同，不再仅仅着眼于朱熹晚年之思想，而是试图详细考订朱熹一生的为学历程。王懋竑此举意图十分明晰：如果一生的为学历程都揭示清楚了，所谓的“早年”、“晚年”当然就全部囊括进去了，如此“朱陆异同”是非曲直自然一目了然。《朱熹年谱》这本书超出了“朱陆异同”问题本身，而把视野扩大到朱熹一生的为学历程上。在这过程中，王懋竑很好地做到了把考据论证和义理分析结合起来。该书在考证上的精细程度正如梁启超所说，“尽力搜罗客观事实，把年月日调查得清清楚楚，令敌派更无强辩的余地”[19]。至于在义理分析上，王懋竑对朱熹文献潜心涵泳，“没有一个字不经过一番心，而且连字缝间也不放过”[20]，力求真切把握文义。 在李绂与王懋竑之外，清代学者对于朱陆学术之异同也有考辨。朱门学者夏炘有感当时治朱学之弊端而作《述朱质疑》以期望厘清朱熹思想早晚发展历程，进而明晰“朱陆异同”问题。该书在考证上虽不如王懋竑精细，但夏炘能采用义理分析的方法批评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证明朱熹晚年并没有转向陆学。张夏则撰《洛闽源流录》十九卷，取有明一代讲学之儒，分别其门户，大旨阐洛闽之绪而力辟新会余姚之说。此书以程朱之派为主，而于陆氏之派亦节取所长。以示不存门户之见，用意颇深密。王宏撰《正学隅见述》，格物之说以朱子所注为是，无极之说则以陆九渊所辩为是，持论甚为平允。雷锭作《读书偶记》三卷，大旨以朱子为宗，然能不竞门户。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一些学者已经能够从门户之争中解脱出来，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来看待朱陆学术论争的社会意义，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乾隆时的郑之侨和他的《鹅湖讲学会编》[21]。 概括而言，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文本和考证研究方法为许多学者提供了榜样，王阳明在朱陆之争中的知名对手罗钦顺也鼓吹“追溯本源”是解决朱陆异同的重要途径，并且为捍卫朱熹“性即理”，反对陆九渊“心即理”，他引用了数段典籍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李绂与王懋竑更是尝试从考据入手以解决朱陆早晚异同的争议。在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都以王阳明为榜样而投身于儒家文本的考证实践，这竟引发了理学内部的争辩向经学考证转变。江永就是“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挖掘和诠释，重新理清和阐释圣贤之道”[22]。当然，由于这些考证仍然是为义理服务的，所以在清代考据学者中仍不免存在朱陆的对垒，由此开启了一段学术公案，对此余英时有较详细的讨论，此不具述。⑦ 同时，从思考朱陆异同论的方法而言，明清之际虽然经历了从义理分析到考据论证的转变，大体却仍是儒学内部对朱陆学说论辩。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朱陆异同虽仍在分合之中被国内学者一再提及，但这些讨论已不是儒学内部的分际，更多的是一种西学方法论映照下的论述，因为学人们普遍是从西方哲学、史学等现代学科以一种多元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朱陆异同论问题。 朱熹与陆九渊在世时，双方学术已经存在差异。在学术史上则大致以“性即理”、“心即理”或“尊德性”、“道问学”来区分朱熹与陆九渊二人的分歧所在。而就“朱陆异同”的议题来看，宋代以后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尊朱贬陆或尊陆贬朱，每一时代都有学者支持，也有各自学术上的体证与选择，形成纷杂万端的现象，然而此是彼非之间，每每成为历来学人努力突破之处。而在儒学发展中，对于朱陆相争等问题的讨论，则在辩证与消长的过程中，影响或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走向。研究者或因不同研究方法取径与立场，或是援取理论、关注面向的不同，对于“朱陆异同”的观点，往往甚为分歧，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纷扰之中，更加证明此一议题乃是每位学人无可回避的问题。当然，朱陆异同演变的脉络牵涉朱学与陆学相互的纠结与转变、消融，其间大致可以按照时间的发展梳理其脉络，将其在不同进程中所呈现的历史形态总结概括为朱(朱子)陆(象山)之辩、门户之见、朱陆之和、早晚之争、方法之变等五种。但是，不同的历史形态在时段上往往又有一定的交叉，而且在时间之外，空间也是与时间交织在一起而影响朱陆异同论之演进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朱陆异同论的历史形态实则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分布，而关于这一点，显然值得另文探讨。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注释： ①有关元代“朱陆和会”的讨论，可参唐宇元：《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理学》，《文史哲》1982年第3期，第3-12页。 ②由“朱陆异同”转向“朱王异同”的讨论，可参戴景贤：《论阳明与象山思想之关连及其差异》，氏著：《明清思想史论集》上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8-138、141-144页。 ③蔡龙九即指出陈建《学蔀通辨》失误之处有：批判的前提与过程错误、对“同异”处理不清晰、对陆王思想掌握不清晰、论证有效性不足。参见氏著：《论陈建〈学蔀通辨〉之贡献与失误》，《“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评论》2008年第36期，第179-188页。 ④如罗钦顺指出阳明有考证之误，认为他把朱子中年之说当作晚年之作，并且还擅自增字以引导读者认定朱熹肯认《集注》、《或问》之中年未定之作。参见(明)罗钦顺：《与王阳明》，见《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 ⑤黄进兴指出，《朱子晚年全论》是当时考证学家使用实证法的典型代表，李绂则是把朱陆异同从一个哲学问题转移到文本问题的极好例子，其研究风格的显著特性在于他倾向于用文献方法来分析、解决学术问题。参见黄进兴：《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郝素玲、杨慧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2-112页。关于李绂与《朱子晚年全论》的基本信息还可以参见徐公喜：《李绂与〈朱子晚年全论〉》，《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⑥陈林将“朱陆异同”学术史所发生的这种转变称之为“由义理思辨向义理思辨与考据考证相结合的内在发展理路”，参见陈林：《义理与考据之间：“朱陆异同”学术史的内在发展理路》，《求索》，2015年第4期。 ⑦关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可参见余英时：《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及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亦可参加候宏堂：《“新宋学”之建构：从陈寅恪、钱穆到余英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0-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