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论看哲学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较仅仅只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确立人生存的存在论而言，生存论揭示了人的常态化的存 在结构，且呈现了人生存的感性丰富性、个体性、历史性以及实践本质，因而具有一种 值得注意的文化涵摄与包容功能。在笔者看来，生存论是中、西、马之间实现建设性对 话与融通的基本地平。
存在论从语言上并不直接谈论人的生存，其实人生存的缺席已经表明存在论是“略” 去了人生存而直接切近存在本质，因而只是本质主义式的存在概念而不是活生生的生存 。换句话讲，当存在论把一切“在者”都统摄为“存在”时，“在者”的多样性其实被 抹去了，在此，我们可以将“在者”看成是本应在场的文化多样性。我们或许已经注意 到，“存在论”(Ontology)中的“存在”(onta)本身其实是复数形式，这一复数形式从 形式上看是蕴涵了多样性(multiformity)的，可问题是，从根源上讲，存在论关注的仍 然只是作为绝对的“一”的“存在”(estin)，存在论的理论使命就在于阐释作为自身 同一的“一”何以统摄整个世界的，作为人的生存世界的多样性，在整个理论的阐释过 程中至多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逻辑形式。海德格尔曾把这种从“存在”与“在者”立论 的存在论分析模式看成是“存在论差异”，并批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实际上是把“ 存在者”(ontic)的具体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层次看成是“生存者的”(Existenziell) ，并在这一层次上展开现象学分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生存论分析却被忽视了 。的确，生存论具有面对存在论的优先性，“只有把哲学研究的追问本身就从生存上理 解为生存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才有可能开展出生存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也才有 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一般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讨论。”(注：海德格尔：《存在与 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页。)就不同哲学及文化样式的 沟通与交流而言，存在论差异其实质也许并不在于用存在论的生存论分析或建构去废黜 存在者的生存论体认，而在于开放存在者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并由此与存在论沟通。
存在论中的存在的惟一合法者只能是上帝。因而，存在论这种超验的理论结构实际上 是用以解释基督神学的合法性的，正像只有在基督神学中，存在论才得以圆满运用一样 。存在论承载的是信仰的正当性，而当哲学家们试图用某种先验方式去确定存在论时， 呈现给我们的往往是蹩脚的逻辑图式。我们惯常在哲学领域展开存在论研究，看来只是 出于一种学术的要求，而存在论，按照其自身要求而言，是要打通哲学与神学的，不过 ，这种共享着超验性的神-哲学，的确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性。须知，当我们在 存在论的意义上谈论学术时，我们强调的恰恰是哲学的西方根源，而由此引申开来的文 化意识则显示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因此，在存在论层面谈论中西方哲学的融通，或 许是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封住了问题本身。
从生活背景上讲，存在论意味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样式，并对传统生活具有一种观念的 统摄作用。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生活而言，存在论的统摄与解释功能大为减弱。存在论 的疏朗与清晰，表现了传统人的生存样式的纯粹与简捷，然而，对于生活于或不得不沉 沦于匆匆忙忙、躁动不安的现代日常生活的人们而言，则只能是一份浪漫的精神缅怀与 寄托。存在论的超验结构，的确承载着人们对于不可能臻达的终极世界的想象与寻求， 但是，对于所谓终极世界已经被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逐渐消解和废黜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言 ，作为个体生存本身已经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恰恰是这一个体生存问题，以 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整合问题，成为现代人的根本存在问题。因而，在摒弃了对于所 谓死亡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仍然是一项难题，而且，在一 个无神论的语言与思想氛围中，这项难题的难度空前地加剧了。与此同时，个体的生存 境遇本身又不断强化着与传统的关联，对传统的阐释成为这一时代生存论意识的特有的 表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论本身就需要与文化传统发生一种实质性的关联与融 合。
在生存论中，具有存在资质而出场的语言源出于人的个体性的生存(此在)，此在是存 在之存在性的证明，它彰显着语言既能敞开自身又能隐蔽自身的真理性本质，但语言的 存在性取决于语言的生存意义的彰显。语言具有存在性，但语言也指向于那些需要穿过 语言而敞开的精神与文化意蕴，既包括物象化的周围世界，也包含内化了的精神世界， 既包含着一种整体性，也包含着个体性，既包含感性的丰富性，也包含理性的乃至于超 验的统一性，雅斯贝斯称之为“存在大全”，其实这种大全涵摄着人的文化的多样性及 其体验形式。因此，话似乎应倒过来讲，存在论成为生存论中的一个维度，但不是惟一 合法的规定性。就此而言，生存论是人本的，并且是人类性的，当存在论尚在超验之维 度上徜徉而没有内化为生存论的感性丰富性时，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存在论还没有能够 人性化，而哲学也还只是停留于其神学的外观形式。生存论既是存在论的生活基础，也 是现代人内涵丰富的生活世界的自觉理论构建。生存论的个体性与体验的异质性，涵摄 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生存论的日常性与历史性，蕴涵着人类文化共同的生活结构与融 通的可能性；生存论的人性整全性，意味着人类文化在伦理结构上的相通。生存论不过 是古老的存在论在当代的表现形式，然而这本身却是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因而必然要 求一种结构性的变革。此外，生存论强调的是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因而也强化了 人类文化融通的现实性，人类文化的融通是交往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而不仅只是理论 构造的结果。生存论的本质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
二
中西哲学的沟通已不是一个学理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一百多年来 ，中华文化都在经历这一事实。如果着眼于中西哲学共同的现代性方向而展开历史转换 ，我们在中西方哲学之间强化某种“截然”差别进而认定中西哲学沟通的不可能性，其 实只是强化了中西方哲学各自固有的特质。然而，这种“固有的特质”，连同它得以成 立的文化背景，其实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在发生着持续的同时也是深刻的变化，任何传统 ，其可变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一种“原原本本 ”的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传统了。
现当代西方哲学一直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深刻演变，这场演变是包含着哲学存在论 、哲学观以及思维方式在内的哲学范式的整体性的转变。黑格尔以其逻辑的严密与圆融 完成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但这同时也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终结，并标示着一种新哲 学的可能性。以不断自我超越为己任的西方哲学，决定了黑格尔之后的现当代西方哲学 必然要反叛黑格尔哲学，藉此实现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反叛，并开启着现代哲学的历史性 转变。这场历史性转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信仰传统的转变，即从宗教有神论向多神论或无神论的转变。这种转变看来并不是 要否定宗教精神的存在价值，而是旨在实现宗教精神与现代多样性的信仰体系的沟通与 宽容。传统的宗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文化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又总是与宗教传统本 身的一神论的存在论设定存在着种种关联，而现代宗教精神则在努力寻求一种宗教宽容 精神，并实现宗教精神的历史性转变。
2.认识论的转变。传统认识论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客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和认知图式，而现代认识论则以主体性与人的感性实践关系为前提，强调人与社会的自 我认识，强调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活动，强调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的沟通与融合。现代 认识论要求面对主体自我以及内心世界，面向人自身的文化世界，因而更多的是一种价 值论范式，而不只是知识论范式。
3.文化精神的转变。从一种独断论倾向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向一种开放性的和 多样性的文化精神的转变；从一种区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精神向全球性的和人类性的文 化精神的转变；从一种单子式的和狭隘的文化自我认同精神向个体性与公共性兼容的文 化精神的转变；从一种被动的文化意识到主动的文化自觉精神的转变。
上述几种转变必然深刻地反映并表征于哲学存在论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从超验的、 抽象的实体存在论向实践的和感性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转变。正因为转变尚在生成之中， 因而，信仰传统的转变、认识论的转变以及文化精神转变才处于一种历史性的转变过程 之中，信仰传统的转变表明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必然的转变，认识论的转变其实质是要 在当代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人的自我认识的目标，而文化精神的转变，则是哲学存在论之 当代转变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文化困境的根源在于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困境。
虽然整个转变尚处于生成状态，但它已经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西方哲学的整体征貌。 而且，由于这一转变蕴含的由西方性向人类性的转变，因而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正在经 历着的现代转变而言，无疑也是开放的。一方面，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变本身就要求涵 化非西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及哲学之现代转变的视野；另一方面，现当代西方哲学通过 对西方哲学传统危机的诊察与剖析所实现的精神转变，本身就蕴涵着由当代西方哲学与 文化通向于非西方哲学精神的可能性与方向，但这并不是以向非西方哲学文化的始源性 的回复为结局的。在同样的情况下，非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变当是一项更为艰 难的历史使命。
因此，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于我们自身哲学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变时，问题可能会清晰 一些。比如，我们或许就不会由此趋附于这样一种断言：“哲学不可能是中国的”，也 不会固执于如此见解：“真正的哲学只能是中国的”。作为人类智慧之一种，中国哲学 当然是一种哲学样式，而且看来是一种富有生命力与张力的哲学样式，不过，这一样式 也正是在一种面向时代的创造性转换并在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民族的哲学与文化 传统的对话中形成的。今日的中国哲学，与古老的哲学传统已经发生了某种历史性的转 变。这场转变，其实质是通过引入科学精神、现代社会制度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交往方式 而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改造，而恰恰是在这一改造活动中，中国哲学与文化 传统的生存论意识被激活，并释放出新的活力。
中国哲学富含生存论蕴涵，或者说，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其浓厚的生存论意识，这是 一种非知性化、非实体化的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的生存论意识。中国哲学重视生命及其 价值，强调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阴阳互摄、刚柔相济、生生不息，强调文化传承的流 动性、可塑性以及刚健有为；中国哲学把一种内在的生命精神外化为整个宇宙的生命精 神，从而化解了西方哲学存在论与宇宙论的冲突；与西方传统存在论本质上的超验性相 异其趣，中国哲学强调的是生命体验及其圆融性，强调生命的张力与平衡，因而总是蕴 含着一种积极的生存智慧。而且，经历百余年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再是一种刺 激/反应模式，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自我调适机制并且具有很强张力的自主现代性。正 在完成文化传统创造性转换的当代中国哲学本身就以一种参与者和重建者的身份积极地 参与了全球现代性的重建过程。”(注：邹诗鹏：《中国文化转型如何参与全球现代性 的重建》。)应当说，当代中国哲学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正是通过生存论自觉的方式展 开的。中国哲学的当代转换本身就包含着存在论转换，但这一转换毋需经历西方哲学那 种从存在论样态到认识论样态再到生存论样态的剧烈转变，也没有所谓超验性以及知性 思维方式方面的困扰，中国哲学的存在论转换其着眼点在于生存方式的转变以及生存论 意识的提升，即从前现代的、自在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论提升为现代的、自觉的生存方式 及生存论，用生存的民族性积极地涵摄生存的人类性，并在弥合西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的断裂方面有所作为。
三
在中西哲学的对话中，马克思哲学扮演的并不是一种它者和旁观者的角色，而是积极 的建设者，并在生存论转向的意义上主导着中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建设性与时代性的对 话与融通活动。由于马克思哲学的积极参与和引导，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一定本土特征 和民族性的哲学交往范式，这一范式本身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换的哲学存在样式，中、 西、马三大哲学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对话融通，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客观的思想背景， 而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则是整个对话融通得以形成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地平，换句话说， 中、西、马之间的沟通对话，正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致力于倡导的。但是，就目前的情 形看，中、西、马在学科性的对话沟通显然滞后于几大传统在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历史性 的对话沟通。
马克思哲学对中西方哲学的对话融通活动的深刻影响，恰恰体现在马克思哲学所启动 并推动的当代哲学的存在论转换。可以把存在论的当代转换区分为三条路数：第一条路 数是，西方传统的超验性的和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一种建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 、关系性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转变，与此转变相对应的则是西方文化以主体性的姿态主导 着从民族的、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向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文化传统的转变。第二条路数是 ，非西方杂多的、富含生命体验的生存论通过融入现代生存方式的转变以及非西方文化 传统的现代转换，从而呈现出生存论的现代体验方式，非西方生存论的现代转换仍在艰 难地生成，但从目前的文化趋势看，基本上已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在 非西方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变方面，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第三条路数则是在上述两种路数 之间起着直接或间接中介作用的马克思思想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思想一 方面自觉地开启并影响着西方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另一方面又照应和涵括了非西方 生存论以及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
上述三条路数并不是三条独立的行进路线，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并共同构成了人类哲 学存在论以及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其中，西方哲学是主导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中 国哲学作为非西方哲学的典型形式，最初是回应性的，继而是建设性的，而马克思哲学 所指代的，则正是通过生存论转向而展开的中西方哲学对话的人类性方向。实际上，并 不存在三条彼此独立的现代性路数，上述三条路数中的前两条路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通过汇入第三条路数得以展开的。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的巨大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当 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进作用，马克思哲学蕴涵的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直接体 现于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革中：既体现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历史变革上 ，也体现在西方市民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转型上；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对于非西方当代社会 变革的促进作用，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本身就包含着浓厚深切的非 西方关怀，并直接向非西方的现代社会转型开放，因此，当若干非西方国家及社会直接 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获得民族性与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时，并不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 考量，还必然包含着一种深切的文化意识与情怀。当马克思已经深深地融入到非西方文 化传统时，事实上已经难以把马克思哲学从非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中区分开来。因此， 当我们使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一语时，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当代中国 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正如经过近二百年的汉化过程，西方哲学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 学的内在组成部分一样。
马克思哲学本身只是西方哲学之一种，而且是当代西方哲学中从形式上看最为激进的 西方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又是最为符合西方哲学与文化不断实现自身批判与超越的精神 传统的)，当代中国引进马克思哲学实为历史之抉择，正像在引进马克思哲学之后一方 面一定要通过马克思哲学表达中华文化传统的人类性诉求，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探索和实 现马克思哲学传统的中国化方向，马克思哲学必须要对中国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提供一 种有效的和优越的哲学与理论依据。
在中、西、马的对话中，马克思哲学所起的作用往往被看成是表面的和意识形态性的 ，但这其实是影响了中、西、马之间历史性对话的厚度与深度。在一种场合下的学科霸 权，在另一种场合下会成为一种学科偏见。其实，即使是意识形态，也需要获得一种存 在论层面的支撑，否则就仍然只是一种话语的强化方式。马克思哲学内部所谓“话语霸 权”与“学科边缘化”之间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也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危机，而 这种危机又部分地表明：马克思哲学尚没有能够在发挥自身思想特色并在存在论的意义 上与中西方哲学构成深度的对话——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做到的。
近年来，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论问题上的理论探讨，其意义可能正在于此。而生存论的 努力则最为明确地表达了推动中西马对话融通的旨向。一批研究成果致力于表明：马克 思哲学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最根本的方面，正在于启动并引导着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 ，而笔者则明确地把这场存在论变革看成是“生存论转向”，生存主义或许是这场转向 的形式上的开启者，但马克思哲学同样也是这场转变的积极的开启者，并且在马克思哲 学与当代哲学思想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对话活动中，实现了生存论的实践性的和人类性 的转变。笔者还明确地将已经蕴含于马克思哲学中但尚需进一步挖掘的生存论结构称之 为实践生存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把作为终极信念与终极关怀的形而 上学直接还原成了人生存的历史性的理想与境界”，因而本身就是“人生存的形而上学 ”(注：邹诗鹏：《实践——生存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3页。)，实 践生存论正是不同文化传统得以实现人类性转变并展开时代对话的存在论基础。首先， 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结构性转变，本身也是对实践生存论的积极的探索，而当代西方 哲学也正在努力寻求一种由传统的存在论与认识论范式向生存论哲学范式的历史转变， 这场转变将使传统的存在论与认识论获得更大的解释空间；与此同时也将有效地限定传 统存在论与认识论的论域与边界，因此，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在生存论意义上的 对话与沟通已经历史地展开并走向深化，而相形之下，或许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间的 沟通要容易得多。其次，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恰恰是努力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但是 ，与西方哲学传统固有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相比，中国哲学甚至被罢免了“哲学”的名号 ，但恰恰是在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地平上，中国哲学发现了自身哲学发展的“新天地 ”，因为生存论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的存在论构建形式，这种生存论更多地不是通过宗教 超越，而是通过道德的和美感意义上的超越而展开的，而其生存论的表达与构造也更多 地带有践行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作为人类文化之一种，本身也正是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的生存论转向的回复方向，正像中国哲学传统需要通过积极地回应当代西方 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而实现其现代变革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马 克思哲学之间在生存论层面上的沟通已经事实性地展开了。
四
历史地看，中、西、马之间的生存论对话与融通活动实际上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展 开的。全球化伊始，中西两大哲学传统实际上是相互隔绝开来的，在经济的、政治的以 及军事的冲突背后，则是从形式上看来大异其趣的哲学及文化传统的冲突。强势的西方 化态势使得西方哲学在很长时间占据着学术与权力上的优势地位，而中国哲学的当代转 变历程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宰制，没有人会怀疑今日的中国哲学，其学 术范式包括范畴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上了西方化的印迹。但毕竟还是中国哲学的 基本样式，其精神内核还是中国的哲学精神及智慧表达形式，而且，历经时代的汰变而 生生不息，恰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生命特质，从这一意义而言，经过西方哲学的精神洗 礼，今日的中国哲学更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当然，中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由此展开的 中国哲学的当代嬗变，又是借助于马克思哲学而实现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哲 学与文化的强势状况不仅无益于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反而加剧了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 隔离与拒斥，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哲学处境的被动，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西方哲学从 精神实质上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排斥。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总体趋势之下，从西方哲学 及思想内部生长出一种反叛西方传统、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中西方 哲学与文化沟通、交流以及批判性对话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的 世界哲学。通过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马克思哲学一方面直接启动并引导着西方哲 学面向人类性的当代转换，另一方面直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及民族谋求民 族独立及现代性精神的思想旗帜，因而马克思哲学的强力参与以及人们赋予马克思哲学 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使命，逐渐改变了中西方哲学对话的状况，一方面是从隔离走向学术 及思想上的深度对话与沟通，另一方面是直接有益于促进中国哲学及文化传统的时代转 变。一百年来，中国引进马克思哲学，对于改善中国的哲学生态状况，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
种种征象表明，历经二百年文化变迁的中华文化，正在走向一种整体的文化自觉，而 在笔者看来，今日的中国哲学，更应该承担起文化自觉的使命，这需要中国哲学研究者 以更大的气魄与包容力，理解世界哲学及文化大势，汇通中西，身体力行；同时，这一 使命绝不限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更不能局限于所谓中国哲学学科，而应该看成是浸润于 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并深刻地承载着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哲学工作者们的共同 努力方向。也许，只有当未来的人们不仅直接把马克思哲学看成是中国哲学的内在组成 部分，而且同时也把西方哲学看成是中国哲学的表现方式时，那时的中国哲学才真正走 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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