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家族企业与社会中间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谋求家族企业的发展，对当今中国经济，特别是像浙江、杭州等一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认真研究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和发展途径是非常必要的。
（一）
家族企业指家族拥有企业全部或绝大部分的所有权，企业由家族成员经营或由家族成员控制企业主要领域的一种企业形态。家族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大面积甚或全面地重合与家族成员中，企业在初创阶段，资金主要来源于家族内部。
家族企业在西方由来已久，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家族企业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所有制改造，大陆的家族企业发展出现中断，而同时，港台地区的华人家族企业仍继续发展，有些企业形成了非常大的规模。现阶段中国大陆的家族制私营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得到了极大发展，在私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家族企业几乎已占据半壁江山。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中国与西方的家族企业产生的背景极为相似，它们都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在市场调节能力不强、规则不健全、信息不完备时，家族企业以其内部成员高度的信任与合作能力，对社会经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家族企业可以发展得非常庞大，但是，它只是经济组织发展的一个起点，随着业务的发展，单一的家族经营能力常常赶不上企业增长的规模；同时，家族也无法提供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和优秀人才。这时，企业面临两种选择：或者继续坚持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完全控制，那就等于选择维持原状，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或者选
择让企业成员现代公司形式的组织，由专业经理替代家族老板，使企业走向制度化，并按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发展。
当然，初创阶段的小型家族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往往未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已衰亡。美国的家族企业到第二代所有者的时候，其生存率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这三分之一的企业基本上都已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公司制的道路。家族可能作为大股东仍然拥有所有权，但他们很少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与之相对的是，华人家族企业在制度化方面即显得步履维艰，甚至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家族企业因出现分裂而导致全面解体：包玉刚去世后，他的船运公司被四个支系瓜分；王安实验室则因其子无法胜任公司管理而宣告破产。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地区与中国大陆政治环境不同，但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却常常更明显地表现出来，研究它们的发展状况对于我们预测国内家族企业的前途还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已有一些专家认为，可以用文化中的信任因素来解释家族企业发展之路。信任指的是人际交往中对交往对象的一种预期和信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与家庭或家族，对家庭、家族以外的次级群体认同感很低，血缘关系虽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在血缘关系之外普遍缺乏社会信任感——这一观点目前已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可。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文化可以区分为低信任的文化和高信任的文化，低信任的文化是指信任关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之中。而超越了血亲关系的高信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发性社会交往，往往会造就发达的非血缘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及其他自愿团体，这类社会中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而在低信任的社会中，因为人们普遍对“外人”不信任，因此很不容易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次级群体，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形态上近似“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无力营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就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因此，家族企业在这样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的发展，显然不是仅仅依靠制定现代企业规章制度就能解决问题的，如何培育社会的信任机制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认真面对的问题。
中国社会曾被我们自己形容为“一盘散沙”，其含义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马鞍型”社会结构，在界限分明的家庭之间、个人家庭与政府之间，很难形成作为过渡的中间地带。高信任度社会所拥有的超越血缘关系建立中间组织的传统，正是华人家族企业制度化所缺乏的社会基础。总之，低信任社会无法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形成自发而又牢固的社会团体，这是中国家族企业难以制度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福山用信任概念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家族企业，之所以作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在于，中国大陆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而使其原有传统发生了中断。因此，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是中国大陆从1949年至1978年之间那段历史中存在的不同于海外华人社会环境的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对今天中国社会信任度造成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传统社会极度分散的状态是有深刻认识的，因此他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说过：“我们应当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之后我国采取的单位制度，正是他的这个社会理想的体现：“单位”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将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和交换性的财产权力集于一身，通过对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授予，拥有了直接控制单位组织的权力，并使单位组织依附于国家；同时单位成员必须从单位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这使得个人紧紧地依赖单位组织。通过这种单向的依赖结构，国家实施了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和控制。
从形式上看，单位组织是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中间组织，但它是一种由国家力量构造起来的团体，它的领导、成员以及占有的资源都是由国家安排的。虽然单位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从根本上说属于国家所有，并最终受国家的控制，但是，单位领导却在实际上掌握了单位资源的处置权力，他完全有可能根据个人好恶在单位成员中进行资源分配；又因为各个单位并不存在通过参与外部竞争以求发展自身的目标，单位成员只能希冀内部资源的分配。这样，距离切近的单位成员之间却不可避免地在占有和分配稀缺资源以及获取发展机会和各种利益的过程中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他们当中无法形成一种整体上的和谐与信任。从这一点上看，单位制并没有提高社会的信任程度。
如果说单位制是一种制度上的设置，那么“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一种冲击力更大的非制度形式。在单位体制下，思想改造主要是采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夺取政权的目标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列宁的以“战斗队”为宗旨的建党方针，统一思想成为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改造思想、整顿作风、统一意志的意图，在建党初期就可以看到，延安整风将这种方法推行至全党，1949年以后，这一方法被推至全国，思想改造成为政治活动一以贯之的中心内容。
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普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被运动主导者认定的问题性质严重者，采取揭发、批判、斗争的方式。揭发与批评的前提是了解，因而思想斗争实际上就是熟人之间的斗争，甚至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决裂，它要求人们拒绝家庭、朋友的小圈子，以政治理念取代亲缘关系对人们的影响。
单位制和历次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造就一个高信任度的中国社会。从历史事实来看，信任只能来自先赋的血缘、地缘或自愿结合的、互惠性的自发性群体，它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原有的亲缘团体中投下了不信任的阴影，单位制又试图在更大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控制和整合，但反而使社会的信任程度进一步降低。可以说，在计划体制时期，政府控制下的社会生活似乎是想通过人为控制，使社会摆脱散漫的状态；但实际上的种种举措并没有真正提高社会的信任程度，一旦外在压力消失，低度社会信任的现实就暴露出来。
（三）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低信任文化造成家族企业在制度化上的困难，从而使海外华人企业在规模上远不如美国、日本的现代企业；因为规模较小而造成较短的企业生命周期，使企业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树立起有影响力的品牌。从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兴起，至今只有二十多年时间，要对它们的发展道路作出准确判断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家族企业在信任关系上的封闭性所导致的弊端却已有显露。加之在计划体制下我们并没有能提高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不信任的气氛。因此，我们有必要发展强有力的自发性社会中间组织，譬如职业团体或称“法人团体”(Corporation)，通过这类中介性社会团体，一方面可以打破类似家族企业这样的组织和群体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各种组织、群体的成员之间建立一种普遍性的联系。社会团体说到底，还是要以人们之间的相互情感作为基础，而只有那些通过相互联系的个人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所带来的情感，才是唯一真实地源于个人感受的情感。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情感最容易在“分工—合作”的职业生活产生，因此只有职业活动才能为我们提供这种相互联系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因此，职业团体或法人团体已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相互沟通、建立信任关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在讨论职业团体的社会作用时，强调了它比其它社会团体更具优势的特点：“第一，职业团体到处都存在；第二，职业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起作用；第三，职业团体的力量渗透于生活的每一部分。”
职业团体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中起到强化社会团结的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的基本特性，即它的“中介”性质。也就是说，它在各种功能组织、社会成分和利益群体之间可以起到“链合”(Linkage)的作用。职业群体为其成员提供的不仅仅只是分享了一种职业生活，也不只是为其成员提供一种新的、为适应市场社会而确立起来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社会的有效运作，建构了一种能够适应普遍交往的“一般化了的主体”(Universalized Subject)。换言之，这是一种“职业人”，相对于传统群体（如家族、村落、血缘群体、地缘群体）的成员来说，这是一种经过“外部社会化”了的、并不需要依赖任何特殊语境即能无障碍地相互沟通的主体。因此，这种团体发展，就象在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是打破传统组织壁垒、重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建立人与人之间沟通关系和信任机制的最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