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龙山文化论文,居民论文,食物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第三千纪(距今5000—4000年)，是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①。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于龙山时代②，此时，在中国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等都先后发展了早期文明③，其中位于黄河下游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夏商时代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都可以从龙山文化中找到渊源④。那么，创造辉煌业绩的龙山文化，其居民的食物结构如何?限于考古资料特别是农田等遗迹保存条件的限制，有关古代农业的研究困难很多，但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的丰富的食物残余却为我们认识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早期关于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研究，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结论不够明确⑤，关于当时农业等生业经济的研究，也受到材料的局限而多推测成分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不断应用，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手段来复原古代人类的生业经济，对食物结构和古代农业的研究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动植物考古研究。
山东地区系统科学的动植物考古工作是1998年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中首次实施的，当时在发掘中系统采集了各类动植物遗存标本和相关的土样⑦，获得了对该遗址生业经济的科学认识，由此推动了本地区史前遗址中动植物遗存的研究。在已经开展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两城镇⑧、桐林⑨、教场铺⑩和赵家庄(11)等遗址，获得了丰富的植物遗存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认识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提供了最重要证据，研究结果将推动龙山文化经济与社会及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本文在系统分析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资料的基础上，拟探讨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特点及相关问题。
一、概念与研究方法的说明
本文中的龙山文化，专指分布于山东半岛及其周围地区的龙山文化，即有学者提出的“海岱地区龙山文化”(12)，其时间跨度在距今4600—4000年前后。
史前人类的排泄物、人骨同位素等分析结果能够为我们提供其食物结构的直接证据(13)。但是，由于考古学材料的局限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那么幸运能找到古人的排泄物，或者有时候即使幸运地发现了古代人的排泄物，由于保存等原因可能也无法对其进行科学分析。也并不是所有的遗址发掘中都能采集到人骨标本进行同位素分析，有时候即使发现了人骨遗骸，但由于保存条件太差也无法采集分析标本。基于上述限制因素，考古学家必须通过其他的方法来间接地认识古人的食物结构，科学地获取和分析考古遗址中的各类生物遗存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各类考古遗迹特别是灰坑里的土样进行动、植物遗存分析，有希望获得认识史前人类食物结构的珍贵信息。
一般来讲，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都需要经过获取、加工和烹饪等过程才进入食用阶段，在这些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无意丢落或者有意舍弃一些不可食用部分，如不可食用的植物茎秆、谷壳等或者贝类动物的壳等，在食用过程中也会丢弃一些无法食用的部分，如哺乳动物的骨骼等，这些被丢弃的部分都将作为垃圾以不同的方式被堆放或者抛弃在遗址的垃圾坑或者沟中，考古发掘中通过系统采样，就可以获得其中的部分遗存，这是目前常用的动植物考古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这些遗存，有希望获得新石器时代人类食物结构甚至生业经济方面的重要信息，进而丰富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过，假设一个遗址中曾经消费了数量大致相等的动植物资源，我们进行研究时所获得的动物遗骸可能会明显少于植物遗骸，这是因为动、植物遗留在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状况不同，同样的条件下，植物遗存比动物遗存更容易被保存和发现，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尤其如此。
各类考古遗迹的土样中保存的动物遗存主要是动物遗骸，如骨骼、牙齿、角等。大量的事实表明，一些遗址中的土壤对于动物骨骼的保存非常不利，以至于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即使认真采集动物遗骸也很难采集到可供种属鉴定的标本，特别是骨骼标本，幸运的时候可能会采集到牙齿和角等部位，但相对于大量的骨骼来讲，牙齿和角的数量毕竟少得多，所以导致采集到的动物遗骸标本很少，难免影响对考古遗址中动物遗骸组合和数量的认识。前面提到的两城镇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进行了系统采样，而且采集到了比较多的植物遗存，但动物遗存却非常稀少，导致我们对该遗址动物遗存的情况所知甚少。另外，对海岱地区史前遗址中出土动物遗骸的初步统计显示，几乎所有的遗址中都发现了鹿角(14)，但这并不能说明史前遗址中以消费鹿肉为主，因为相对于猪等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贝类等水生动物的遗骸来讲，鹿角更容易保存下来而且也更容易被发现。这些遗址中没有发现猪等动物遗存并不能说明没有，而可能是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没有被发现。胶州三里河遗址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动物遗骸，其中不仅有比较多的猪骨，还有大量的淡水和海水动物遗骸(15)，说明史前时代居民利用动物资源的广谱性。
考古遗址中保存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炭化的植物遗存、植物有机质部分腐烂后那些不易腐烂的成分如植硅体、花粉和淀粉粒等。一般来讲，遗留在遗址中的植物遗骸，如果能够遇到火，其被炭化进而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这种炭化的植物遗存具有耐腐蚀的特点，能够在考古遗址中保存几千年而不被破坏；由于已经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多数遗址中都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炭化植物遗存，如两城镇、赵家庄、桐林、教场铺等，所以，我们推测，史前聚落居民经常为了某种目的而燃烧农作物的秸秆，这就导致在考古遗址中能比较多地保存农作物的遗存。而植硅体、淀粉粒和花粉等微体植物遗存，由于其在植物中产量高、耐腐蚀等特点，比炭化的植物遗存更容易保存在遗址中而且保存的量也更大。以植硅体为例，这是植物体内的一种硅化物质，禾本科植物中植硅体的含量尤其高，植物腐烂后，植硅体会就地沉积在土壤中，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植硅体会保留在那里经过几千年也不被破坏，这种特点为我们进行植物考古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量的研究表明，古代遗址中经常会保存各类植物遗存，采用科学的植物考古方法，系统地采集考古遗址中的各类样品，能最大限度地提供考古遗址中人类食物结构的信息。
可见，对于古代居民食物结构研究，植物遗存比动物遗存更具有优势，这可能也是植物考古成果比动物考古成果更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已经发表了4个龙山文化遗址系统、科学的植物考古研究报告，不仅有聚落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类型的信息，而且在赵家庄、两城镇和丹土等遗址还发现了可能的水田(16)、谷物脱壳遗迹(17)，表明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不仅是当地所产而且是就地消费的。这些研究结果与其他一些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一起，成为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研究的基础证据。目前已经发表动物考古报告的龙山文化遗址有5处，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都是发掘中采集的肉眼可见的动物遗骸标本，没有系统地获得更小的动物遗骸标本，报告中也没有统计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比较有限。
基于以上论述，下面将以植物遗存资料为主，辅以有限的动物遗存资料，探讨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及相关问题。
二、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
统计显示，目前有45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农作物遗存(见表1)。这里统计的是出土农作物遗存的遗址数量，此外还有一些遗址虽然出土了植物遗存，但没有出土农作物遗存。根据植物遗存样品采集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些遗址可以分为三类，其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呈递减：
第一类用*标记，是经过正式发掘并开展系统科学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包括两城镇、赵家庄、桐林和教场铺，这些遗址中都采集数量比较多的样品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获取植物遗存然后进行了科学鉴定，这类植物遗存资料是我们研究植物遗存和食物结构的首选证据。
第二类用
标记，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式发掘过程中采样，但采样数量较少或者没有经过科学的植物遗存提取、鉴定和统计，如庄里西遗址，虽然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植物遗存，但报告中没有给出比较详细的统计结果，再加上当时没有采用正规的浮选方法获得植物遗存，这类资料不利于我们进行定量分析；第二种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但因为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多数遗址分析结果都发现了多种农作物遗存，如对莒县和茌平等地区进行的植物考古调查结果。
第三类用
标记，是发掘或者调查过程中只是采集了肉眼可见的炭化植物遗存，如日照尧王城等遗址的结果，这类结果因其偶然性而可靠性最低。
如前所述，系统植物考古方法实施之前发现的植物遗存，由于采样的随意性和部分标本缺乏科学鉴定而使得材料的科学性较低，所以，下面以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四个遗址植物遗存结果为基础，再结合表1所列的结果，对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桐林遗址2003年发掘中采集龙山文化土样85份，浮选到农作物种子16101粒，稻3423粒，出土概率65.9％；粟7020粒，出土概率89.4％；黍5658粒，出土概率63.5％。该遗址灰坑等遗迹中还发现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包括扇型、哑铃型和稻壳双峰型，此外还有粟和黍的植硅体。
教场铺遗址2002年共浮选龙山文化土样270份，总计2500余升。浮选到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和小麦。粟的数量占绝对优势，粟和黍出土概率92％，稻出土概率3％，小麦出土概率3％。此外，对教场铺10个龙山文化人骨进行碳十三分析，C4类植物百分比为96％，表明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各类遗迹中发现了较多粟稃壳植硅体和少量水稻扇型植硅体。
两城镇遗址发掘中共采集634份土样，其中265份进行了分析研究，122份中发现了炭化种子和果实遗存4000余粒，以农作物为主，包括稻、粟、黍、小麦，稻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其次是粟和黍，杂草有穆属、黍亚科，还有苋属、菊科、豆科、藜属、蓼属、芸苔属、马齿苋属、莎草科、黑弹朴、茄科、李属、大戟科、野葡萄。灰坑和地层中发现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并发现可能的稻谷加工场所。
赵家庄遗址采集的71个龙山文化土样中有50个约447升土样中有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1197粒；其中包括确定种属的972粒24种和225粒残破未知的种子。农作物种子700粒，占72％；豆科植物173粒，占18％；果实22粒，占2％(全部是野葡萄属种子)；豆科以外的其他杂草种子77粒，占8％。农作物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和大麦。从数量上看，水稻占总数的61％，谷子占33％，黍子占11％，小麦占1％；从出土概率看，谷子的出土概率最高，为70％，水稻居第二位，为61％，黍子的出土概率为36％，小麦出土概率为16％。豆科植物中的野大豆、野豌豆以及其他杂草中的萹蓄、赤匏属、紫苏以及葡萄属等都是可食植物，有可能被古人食用。赵家庄遗址还发现了水田遗迹，对该遗址出土双孔石刀进行刃部残留物分析，发现了丰富的水稻叶部扇型植硅体，这两个发现都表明遗址中出土的稻等农作物是本地所产。
综观上述，龙山文化遗址植物遗存有三个特点：
第一，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数量和出土概率都显著低于农作物。两城镇等四个经过正式发掘和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中植物遗存分析结果都如此。以全面报告了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赵家庄遗址为例，植物遗存中，农作物占86％，非农作物占14％。滕州庄里西遗址龙山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也是以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数量比较少。
第二，农作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稻在泰沂山以南的遗址中占主导地位，而粟和黍则是泰沂山以北遗址中的主导。
两城镇等四个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中，稻、粟和黍都是基本农作物种类，两城镇、赵家庄和教场铺都有少量小麦，赵家庄遗址还出土了大麦；统计结果显示，位于泰沂山以南的两城镇和赵家庄遗址中，农作物中稻的比重高于粟和黍，而位于泰沂山以北的教场铺和桐林遗址中粟占有明显的优势。
龙山文化其他遗址中农作物组合也具有上述特点。表1显示，第一和第二类遗址共33个，32个遗址中至少有两种农作物(一种组合是稻、粟或者还有黍，有31个遗址，另一种组合是粟和黍，只有尹家城遗址)，只有胶州西庵遗址出土稻。从这个统计结果看，粟和稻是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最多和最普遍的农作物遗存，黍其次，小麦和大麦占的比重很小。
第三，正式发掘并系统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4个遗址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野生植物遗存，其中有些是可食野生植物。野生植物包括豆科、禾本科、菊科、藜科、葫芦科、唇形科等多种杂草以及葡萄属等，其中豆科、唇形科、葫芦科、蓼科等的某些种属都是可食植物。
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动物遗存
统计显示，大约有43个经过调查或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猪和鹿等动物骨骼(41)，目前有5处龙山文化遗址发表了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表2)，但都不是系统获取的动物遗存，也没有统计数据，所以我们无法获得不同类型动物比例方面的信息，只能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表2显示，这5处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动物遗骸都包括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两类，家养动物有猪、狗、牛和羊等；野生动物几乎都有鹿类等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但沿海遗址如三里河中出土的水生动物显著多于其他4处遗址，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是海洋动物，所以，这与其临海而居有密切关系，可见，同植物遗存一样，动物遗存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而这种区域特点可能与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四、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及相关问题
综合动植物遗存资料，我们认为：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除了农作物稻、粟、黍、小麦和大麦以外，还有一些野生植物，动物性食物主要是家畜(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猪、狗为主，龙山文化时期增加了黄牛和绵羊等)和野生动物，包括鹿类等陆生动物以及大量的水生动物；小麦、大麦是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新出现的农作物类型，与之相关的还有绵羊的引入，这些新出现的食物类型可能是黄河流域甚至欧亚大陆更广大范围内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特点。
从前面的动植物遗存资料分析中可以看到，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包括以农作物为主的植物性食物和包括猪、狗、羊等在内的动物性食物，而且食物结构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1.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构成。
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等农作物以及野大豆、紫苏、豆茶、决明等野生植物。
农作物是植物性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野生植物明显少于农作物，但野生植物遗存的普遍存在则说明采集野生植物也是当时生业经济的一个补充。
首先，农田遗迹和收割工具的确认，证实了灰坑等遗迹中出土的农作物等植物遗存是当地的产物，所以，最有可能是聚落居民的食物来源。
其次，在农作物中，稻提供的食物份额可能最大，粟和黍其次。前述的炭化植物遗存数据显示，多数遗址出土稻和粟的数量最多，黍则相对较少，但大米的千粒重是19.704克，体积是23升；粟的千粒重是2.440克，体积是3.1升；两者的千粒重比为8.08∶1，千粒体积比为7.42∶1(47)，而千粒黍子的平均重量是千粒谷子重量的2.26倍，最高可达10倍(48)。显然，如果考虑这三种农作物的千粒重差异，稻可能是龙山文化聚落中产量最高的农作物，而粟和黍的产量可能比较接近，小麦和大麦最少。
第三，豆科植物特别是野大豆，在居民的食物结构中也占比较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址中野大豆属的种子普遍与稻、粟等农作物的种子共出(49)，但是由于其大小介于现代驯化大豆和野生大豆之间，有的学者将其视为野生植物(50)，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农作物(51)；不过，有研究显示，豆科植物在被人类栽培两千年左右其粒型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52)，似乎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粒型来判断其野生与驯化，况且其具有与农作物共出的特点。尽管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豆遗存是农作物还是野生植物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距今8000年前后的古代人类就开始利用这种植物资源了(53)，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大豆作为人类植物性食物的一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第四，一定数量的野生可食植物遗存的发现，说明当时还存在采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的现象。野生植物中还有数量比较多的紫苏、萹蓄等，紫苏是一种油料作物，现在我国一些地区还在使用这种植物，韩国食用的比较多；葫芦科植物可能也是被人类开发比较多的一种。但是，如果这些植物在未成熟的时候被食用，不仅其可食的肉质部分无法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其种子被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这可能导致其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的比较少。
第五，聚落等级与植物性食物结构的关系。两城镇遗址人骨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只有社会的上层人才能食用稻(54)，普通居民可能只食用粟和黍等。对沭河上游的莒县一带进行的人骨同位素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55)。但赵家庄聚落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从聚落规模来讲，赵家庄遗址面积大约是5万平方米，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三级聚落，但遗址中却保存了比较丰富的稻遗存，显示了稻作为食物的普遍性，如果三级聚落和一级聚落中的居民同样普遍食用稻米，就不能说只有社会上层人才能食用稻米。当然，这类研究结果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验证，比如，对赵家庄遗址的继续发掘注意采集人骨标本，然后进行人骨同位素古人食谱研究。
2.龙山文化居民动物性食物构成。
研究显示，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动物资源开发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猪、狗为主，龙山文化时期增加了黄牛和绵羊等，各个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包括鹿类等陆生动物以及大量的水生动物(56)。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动物遗骸和各类工具表明，当时饲养的猪和狗、狩猎的鹿类和捕捞的螺蚌鱼等为居民提供了比较多的肉食资源(57)。更能说明肉食资源在居民食物结构中重要性的是，对肉类食物的加工和食用可能已经影响了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在墓葬中随葬整条鱼和疣荔枝螺(58)、用狗作祭祀、在居址旁边的灰坑中集中堆积的海鱼的鱼骨和大片鱼鳞、陶塑的猪形鬶和狗形鬶等便是证明。居民肉食构成中，水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可能与聚落的位置有关，沿海的三里河遗址有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显然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
3.动、植物性食物比例分析。
虽然单从动植物遗存，我们不能确认植物性食物与动物性食物的比例，更不能确定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的比例以及淡水资源与海水资源的比例，但有一种化学分析技术，就是同位素古人食谱分析，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食物结构的更多的故事情节。为了跟踪两城镇遗址食物结构，研究人员对采自该遗址的人骨样品和猪骨样品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人骨样品保存差，没能从中提取到骨胶原，只在1个样本中提取到羟磷灰石，1个人骨羟磷灰石和14个牙釉质样本的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部分人以C4植物(就是粟和黍类谷物)为主食，他们或直接进食C4植物或食用了以该类植物为饲料的动物，或在童年时吃过海产品，其他大部分人以C3植物(稻米属于此类)为主食(59)。对教场铺10个龙山文化人骨进行碳十三分析，C4类植物百分比为96％，表明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60)。
从整个黄河流域看，龙山文化居民的肉食资源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明显地继承了仰韶文化的传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以猪为主，还有黄牛和绵羊(61)，这个时期狩猎野生动物的数量明显减少。对新砦和陶寺等遗址进行的人骨同位素古食谱分析也显示，居民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比例比较低。对新砦遗址进行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同位素分析显示，该聚落居民的食物中动物性蛋白已经占了一定比例，植物性食物中以C4植物就是粟或者黍类植物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C3植物，可能是稻类作物(62)；陶寺遗址12个人骨样品分析结果显示，植物性食物中小米可能是主要的，而在总的食物结构中，肉食的比例不高(63)。
如果上述的人骨同位素古人食谱分析结果比较接近事实的话，那就是说，在龙山时代居民的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占主要地位。前面的分析中已经阐明，植物性食物中农作物远远多于野生植物。如此，我们可以推测，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的粮食，这可能是社会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因为相对于狩猎采集和捕捞来讲，农业生产可能会使居民的食物更有保障。
4.食物构成的区域差异。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将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分成三个区域：鲁南、鲁北和胶东半岛。鲁南区指的是胶莱河以西泰沂山以南地区，包括潍坊南部、日照、临沂、枣庄、济宁和菏泽。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有两城镇和赵家庄两个遗址，农作物都是稻、粟为主或者稻稍多，开展了植物考古调查、进行植硅体分析的遗址基本都出土稻(只有尹家城是例外，没有发现稻)，而且稻占的比例明显高于粟、黍或是粟和黍的总和。区域内，可能存在从南向北、从东南向西北稻的比重逐渐降低的趋势。尉迟寺和大墩子等遗址的发现显示，这个区域南部的苏北和皖北一带是稻粟共存，但从尉迟寺遗址的情况看，稻占有绝对优势，粟和黍比较少，大墩子只发现粟没有发现稻可能与非系统采样有关；苏北的其他遗址如藤花落和后大堂等只有稻，但因为均非系统采样，还需要今后再做工作；莒县调查的遗址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稻占绝对优势，多数遗址都是只有稻；日照两城镇、胶州赵家庄等遗址则稻、粟、黍、小麦共存，但稻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粟和黍等，不过所占比例可能低于莒县诸遗址。
鲁北区指胶莱河以西泰沂山以北区域，包括潍坊北部、淄博、济南、聊城。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桐林、教场铺遗址都显示农作物中包括稻、粟、黍、小麦等，粟和黍的总和明显高于稻；教场铺遗址粟显著高于稻，在2500余升土样中浮选到的农作物，粟的数量占绝对优势，粟和黍出土概率92％，稻出土概率3％，小麦出土概率3％(64)。对茌平境内龙山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调查也显示粟和黍的绝对优势。大豆出土概率为78％。
目前还没有发表胶东半岛地区龙山文化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结果，但杨家圈遗址的红烧土中保存了比较多的稻、粟等农作物的印痕，表明基本的农作物包括稻和粟。
现代气候资料显示，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属于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区，对农作物结构有显著影响的降水具有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的趋势，这与稻在居民食物中的重要性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比较吻合。这个事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龙山文化时期的气温和降水格局与现代差异不大，而且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农作物组合，东南地区由于降水充沛而水稻种植更多，西北地区由于降水减少而更多地种植粟和黍等耐旱作物，这种格局直接决定了居民的植物性食物结构。第二，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这种区域特点，反映了古代居民顺应自然发展农业的实践，也说明龙山文化聚落中居民食用的植物性食物多数属于自己生产的，虽然不能排除高等级聚落中可能有从其他聚落进贡或者以其他方式运输来的粮食，但在一般聚落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
龙山文化居民动物性食物构成的区域特点表现为沿海地区遗址中有更多的海洋生物资源。
5.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时代性。
纵观海岱地区史前时代动植物考古发现，我们认为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一方面继承了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特别是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与周围的文化交流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与早期相比，龙山文化时期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在食物中的比例明显下降，这应该是农业和家畜饲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首先，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动物性食物中野生动物占的比重高于家畜，到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野生动物的数量显著减少，家畜的数量增多(65)。
其次，后李文化时期植物性食物以野生植物为主，少量的农作物已经出现，从月庄等遗址的材料看，狩猎采集捕捞是主要的食物来源(66)，种植和家畜饲养占的份额非常少(67)，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植物考古资料少而且缺乏系统性，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农作物在植物性食物中的比例显著增加，而且农作物的种类多样化也表明了植物性食物种类的多样性以及农业风险的降低，而风险的降低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作物在植物性食物中的稳定统治地位。对农业工具的研究也显示，与先前相比，龙山文化时期农业获得了突破性发展，用于农作物收割的刀和镰等显著增多，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只发现了3件刀，而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了22件，山东地区其他遗址也有类似发现(68)；豫西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也反映了相同的趋势(69)。
后李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开发稻、粟和黍等植物资源(70)，北辛遗址(71)、傅家遗址(72)等发现的粟遗存表明粟类植物是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之一。目前在二涧村(73)和文家屯都发现了属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稻遗存，近年在小朱家村中层发现一粒炭化稻米(74)。这三处发现都在海岱地区的边缘地带，二涧村位于海岱地区的东南角，位置比海岱地区的中心区靠南很多，从地理位置上讲出土稻遗存的可能性显著大于海岱地区的中心区，其代表性不强，而文家屯遗址只在一个陶片中发现了极少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小朱家村中层只发现了1粒炭化稻米，虽然这两个遗址地理位置位于海岱地区的东北角，但因其稻遗存的数量等导致其可靠性也很弱。所以，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居民的植物性食物中是否有稻，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证实的问题。
现有植物考古资料显示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特别是龙山文化时期居民食物结构的突然丰富，似乎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植物遗存资料的缺乏形成的对比有关，但这个时期由农业发展所引发的植物性食物结构的变化可能也是事实，其中稻的普遍种植可能是海岱地区与长江流域古文化交流的结果(75)。不仅如此，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与黄河中游同时期居民的食物结构基本相同，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居民人群往来密切，文化传统和生产力水平接近，进而形成了相近的食物结构。
现有资料显示，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居民植物性食物也是以农作物为主，包括稻粟黍大豆等，到二里头时代，小麦出现。河南新砦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以稻为主，还有粟黍野大豆，野生植物比较少(76)；驻马店杨庄遗址距今4500—3800年间的近700年间，存在大量水稻植硅石，还有果核等(77)；王城岗遗址在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岗、春秋三个时期，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居第一位，黍出土概率仅低于粟，但绝对数量明显少于粟，甚至少于小麦(二里岗和春秋时期)，表明粟和黍一直是该地区居民的主要植物性食物资源(78)。
(二)食物结构变化所反映的欧亚大陆文化交流。
前述黄河流域龙山和二里头时代农作物种类中，小麦、大麦是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新出现的农作物类型，与之相关的还有绵羊的引入，可能是黄河流域甚至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的麦类遗存。我们推测，海岱地区史前居民的食物结构中，小麦和大麦是龙山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在日照两城镇、胶州赵家庄和茌平教场铺遗址中都出土了小麦和(或)大麦遗存，赵家庄遗址炭化小麦的年代是公元前2500-2270年，相当于龙山文化早中期。
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与小麦共出的炭化稻米的年代是距今4800年前后(79)。黄河流域这些史前麦类遗存说明，至少在龙山时代，史前居民的食物中就可能有小麦和大麦了。二里头和商周时期出土麦类遗存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多(80)，居民可能食用了更多的麦类。
农史学界对小麦和大麦是中国本土起源还是从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还存在争议(81)。不过，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还是支持西亚传播的观点(82)。虽然目前还无法论证哪种观点更接近事实，但中国龙山时代居民已经种植并食用小麦和大麦则是事实存在。与小麦和大麦同时作为史前居民新食物类型的还有绵羊等动物，距今5600-5000年左右，家养的绵羊出现在甘青地区(83)，距今4500-4000年绵羊出现在中原地区考古遗址，可能是黄河流域与甘青等西北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84)，龙山文化遗址如茌平尚庄(85)等都出土了羊或者牛的遗骸，显示这种文化交流一直影响到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
黄河流域史前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则是丝绸之路形成之前欧亚大陆广泛的文化交流，有学者将这个时期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相提并论，并强调了欧亚大陆史前时代这种文化交流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86)，其中，食物的全球化便是这种影响之一(87)。
龙山时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不仅有居民食物结构方面的证据，在技术和人类体质方面也有反映。冶金考古研究显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展，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88)，如果此论成立，那就意味着黄河流域铜石并用时代(89)的到来可能也是欧亚大陆文化大融合的产物，结合龙山文化中出现的小麦和大麦等农作物，我们推测山东沿海地区三里河和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黄铜遗存，可能也是在文化交流的大潮下来到东海之滨的。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含铅的黄铜钻形器(90) ，黄铜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980±100年第二期墓葬(91)。尧王城遗址曾经出土青铜渣，甚至有人认为西清古鉴上的铜鬶都可能是龙山文化的遗物(92)。由此看来，在龙山文化及其稍后的时代里，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频繁，英国学者伦福儒早在1970年就提出这个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过程，认为当时的交流包括互惠的交换等几乎全部的行为，涉及多个层面(93)。当时的狗、猪、羊、牛、马、骆驼等家养动物，是通过文化交流进入甘青地区的，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从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开始了(94)。文化交流不仅表现为中国与中亚乃至西亚地区的文化融合，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存在着黄河下游与中游地区的更加密切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改变了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而且可能成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文化交流，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上，而且从居民体质特征方面也有体现，对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的研究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体质形态比较单纯，未发现明显的混血现象，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人群内部出现了体质分化现象，青铜时代这种现象得到了加强，甚至在同一文化同一遗址内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体质类型，这可能与人群迁徙导致的血缘混杂有关，并可能直接促进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95)。
(三)研究的局限性。
诚然，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来研究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存在很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遗址都进行调查或者发掘并采集标本进行研究，而考虑到古代聚落动植物资源利用的个性特点，如果想获得比较科学可靠的结论，分析的遗址越多越理想。(2)有些动植物信息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没有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或者即使保存下来我们也没能获取，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说明我们现在的研究毫无意义，事实上是我们通过不断积累资料、改进方法，以期获得更科学客观的结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要积累相关资料，对更多的遗址进行系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
龙山文化遗址近1000处(96)，其中经过发掘的大约70处。已经发现农作物遗存的遗址有45个，其中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的4处，调查时发现动物遗骸的遗址有43个，这些动物遗骸多数是大的骨骼或者鹿角等，还未见系统的动物考古研究报告。上面的数据对比显示，由于获得动植物遗存的遗址数量只占全部遗址的一小部分，而且有动植物遗存的这些遗址中多数都缺乏系统科学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所以，目前所得到的关于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认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和完善。
注释：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18-141页。
②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③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④刘敦愿：《〈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说”质疑——青铜器兽面纹样含义之探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⑤靳桂云：《中国史前居民的食物结构》，《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⑥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3-228页。
⑦栾丰实：《中美合作两城考古及其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2期。
⑧[美]凯利·克劳福德、赵志军、栾丰实等：《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靳桂云、栾丰实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研究》，《考古》2004年第9期。
⑨靳桂云、吕厚远、魏成敏：《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研究》，《考古》1999年第2期：宋吉香：《山东桐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21-24页。
⑩赵志军：《两城镇与教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1-215页；张雪莲：《碳十三和氮十五分析与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及其新进展》，《考古》2006年第7期；靳桂云等：《山东茌平龙山文化遗址植物考古调查》，《东方考古》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320页。
(11)靳桂云、王海生、燕生东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炭化植物送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技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6-53页。
(12)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第213-228页。
(13)张雪莲、王金霞、冼自强、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
(14)JIN Guiyun,Animal and Plant remai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Haidai Regi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In:Mayke Wagner,LUAN Fengshi,Pavel Tarasov eds.Chinese Archaeology and Palaeoenvironemnt I - Prehistory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The Haidai Region,Verlag Philip von Zabern,Mainz,2009:117-128.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85-191页。
(16)靳桂云、燕生东、宇田津彻朗等：《胶州赵家庄遗址水田的植硅体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18期。
(17)靳桂云、刘延常、栾丰实、宇田津彻朗、王春燕：《山东丹土和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水稻植硅体定量研究》，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0-290页。
(18)修燕山、白侠：《安徽寿县牛尾岗的古墓和五河濠城镇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59年第7期。
(19)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98-216页。
(20)林留根：《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200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21)南京博物院发掘资料。
(22)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王城遗址第二次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第1版。
(24)陈雪香：《山东日照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浮选土样结果分析》，《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25)靳桂云等：《山东丹土和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水稻植硅体定量研究》，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2辑，第280-290页。
(26)靳桂云等：《山东莒县、胶州植物考古调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胶县三里河》，第185页。
(28)靳桂云等：《山东莒县、胶州植物考古调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辑，第344-349页。
(29)靳桂云、王传明、兰玉富：《诸城薛家庄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辑，第350-353页。
(30)孔昭宸、刘长江、何德亮：《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31)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2-193、311页。
(33)靳桂云：《山东先秦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与研究(1997-2003)》，栾丰实、宫本一夫主编：《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40页。
(34)靳桂云：《山东先秦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与研究(1997-2003)》，《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第20-40页。
(35)靳桂云、赵敏、孙淮生、孙建波：《山东茌平龙山文化遗址植物考古调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辑，第317-320页。
(36)靳桂云、赵敏、孙淮生、孙建波：《山东茌平龙山文化遗址植物考古调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辑，第317-320页。
(37)靳桂云、王传明、臧克思、王泽冰：《张店房庄龙山文化遗址植物考古报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6-71页。
(38)靳桂云、王传明、臧克思、王泽冰：《张店房庄龙山文化遗址植物考古报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4辑，第66-71页。
(39)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编：《胶东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51-206页；严文明：《杨家圈农作物遗存发现的意义》，《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4页。
(40)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靳桂云、栾丰实、张翠敏、王宇：《辽东半岛南部农业考古调查报告——植硅体证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辑，第305—316页。
(41)JIN Guiyun,Animal and Plant remai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Haidai Regi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In:Mayke Wagner,LUAN Fengshi,Pavel Tarasov eds.Chinese Archaeology and Palaeoenvironemnt I - Prehistory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The Haidai Region,Verlag Philip von Zabern·Mainz,2009:117-128.
(42)范雪春：《六里井遗址动物遗骸鉴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兖州六里井》，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216页。
(43)卢浩泉：《西吴寺遗址兽骨鉴定报告》，《兖州西吴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8-249页。
(44)卢浩泉、周才武：《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出土动、植物标本鉴定报告》，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50-352页。
(45)周本雄：《山东潍县鲁家口遗址动物遗骸》，《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46)成庆泰：《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鱼骨、鱼鳞鉴定报告》，《胶县三里河》，第186-188页。
(47)靳桂云：《山东新石器时代稻遗存考古的新成果》，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6-243页。
(48)张健平等：《关中盆地6000-2100cal.aB.P.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第四纪研究》2010年第2期。
(49)孔昭宸、刘长江、何德亮：《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凯利·克劳福德、赵志军、栾丰实、于海广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9期；宋吉香：《山东桐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21-24页。
(50)Dorian Q Fuller(傅稻镰)：《颍河中上游谷地植物考古调查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下)，“附录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916-958页。
(51)赵志军：《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52)Garrard A.,“Charting the emergence of cereal and pulse domestication in South - West Asia,”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4(2000):67-86; Zohary D.and Hopf M.,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3rd ed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Hillman G.C.,Hedges R.,Moore A.M.T.,Colledge S.,Pettitt P.,“New evidence of Late Glacial cereal cultivation at Abu Hureyra on the Euphrates,” The Holocene,11(2001):383-393:Tanno K - I.,Willeox G.,“How fast was wild wheat domesticated?” Science,311(2006):1886:Weiss E.and Kislev M.E.,“Autonomous cultivation before domestication,” Science,312(2006):1608-1610.
(5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54)Lanehart，R.E.、Tykot，R.H .、方辉、栾丰实、于海广、文德安、加里费曼、琳达尼古拉斯：《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先民食谱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2008年第8期。
(55)齐乌云、王金霞等：《山东沭河上游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研究》，《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56)JIN Guiyun,Animal and Plant remai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Haidai Regi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In:Mayke Wagner,LUAN Fengshi,Pavel Tarasov eds.Chinese Archaeology and Palaeoenvironemnt I - Prehistory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The Haidai Region,Verlag Philip von Zabern,Mainz,2009:117-128.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第154-158页。
(58)成庆泰：《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鱼骨、鱼鳞鉴定报告》，《胶县三里河》，第186-188页。
(59)Lanehart，R.E.、Tykot，R.H.、方辉、栾丰实、于海广、文德安、加里费曼、琳达尼古拉斯：《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先民食谱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2008年第8期。
(60)张雪莲：《碳十三和氮十五分析与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研究及其新进展》，《考古》2006年第7期。
(61)袁靖、黄蕴平、杨梦菲、吕鹏、陶洋、杨杰：《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12-34页。
(62)吴小红等：《河南新砦遗址人、猪食物结构与农业形态和家猪驯养的稳定同位素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49-58页。
(63)张雪莲等：《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41-48页。
(64)赵志军：《两城镇与教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1辑，第210-224页。
(65)JIN Guiyun,Animal and Plant remain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Haidai Regi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In:Mayke Wagner,LUAN Fengshi,Pavel Tarasov eds.Chinese Archaeology and Palaeoenvironemnt I - Prehistory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The Haidai Region,Verlag Philip von Zabern·Mainz,2009:117-128.
(66)宋艳波；《济南长清月庄2003年出土动物遗存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19-531页。
(67)Crawford，G.、陈雪香、王建华：《山东济南长清月庄遗址发现后李文化时期的碳化稻》，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7-251页。
(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第156页。
(69)王小庆：《公元前2500年-1500年豫西晋南地区考古资料反映的人类生产工具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116-119页。
(70)靳桂云：《山东稻遗存考古新成果》，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5辑，第226-243页。
(71)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7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县博物馆：《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9期。
(73)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74)2009年哈尔滨考古学年会期间主持小珠山发掘的社科院考古所金英熙博士告知。
(75)靳桂云：《山东稻遗存考古新成果》，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5辑，第226-243页。
(76)赵春青：《夏代农业管窥——从新砦和皂角树遗址的发现谈起》，《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77)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市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1、189-192页。
(78)赵志军：《浮选结果与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516-535页。
(79)李小强、周新郢、张宏兵、周杰、尚雪、John Dodson：《考古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西北地区5000aBP水稻遗存》，《科学通报》2007年第6期；李小强、周新郢、周杰、John Dodson、张宏兵、尚雪：《甘肃西山坪遗址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中国科学D辑》2009年第7期。
(80)靳桂云：《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81)董玉琛、郑殿升主编：《中国小麦遗传资源》，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第58-69页；张佩琪：《小麦的起源与华胥氏文化》，《农业考古》1993年第6期；陈恩志：《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82)H.Wei et al.,“Relationships of Aegilops tauschii revealed by DNA fingerprints:The evidence for agri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Natural Science,18(2008):1525-1531.
(83)付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84)袁靖、黄蕴平、杨梦菲、吕鹏、陶洋、杨杰：《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寺、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遗址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12-34页。
(8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86)Sherratt A.,“The Trans-Eurasian exchange:the prehistoty of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ed.V.Mair),Honululu:Hawaii University Press,2006,pp.30-61.
(87)Boivin,N.,Fuller,D.,Crowther,A.,“Old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lumbian exchange: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orld Archaeology,44(2012):3,pp.452-469.
(88)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68-179页。
(89)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90)中国冶金史编写组：《三里河遗址龙山文化铜器鉴定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第196-199页。
(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第156-157页。
(92)康捷：《关于唐山大成山遗址文化性质的讨论》，《考古》1960年第6期；邵望平：《铜鬶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2期。
(93)Renfrew,C.,“New configurations in Old World Archaeoiogy,”World Archaeology,2(1970),p.208.
(94)付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95)王明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中国北方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科技考古》第2辑，第161-179页。
(96)靳桂云、佟佩华：《龙山文化》，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