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联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教科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1)05-0063-04
所谓苏联哲学教科书，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由当时苏联哲学界以米丁为首的一批新人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后的1938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该书问世以后，这一节便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出版了单行本。当时在斯大林声名如日中天的背景下，这本书在苏联的溢美之词无以复加，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划时代的创作，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这本书在以后的十余年间，被翻译为六十多种文字，发行量达三千多万册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行量更是达到惊人的数量，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由于米丁等人所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被斯大林所采用和认同，苏联哲学教科书才真正被定于一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范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转型。
苏联哲学教科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相对严格和相对系统的理论形态，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一个通用、通俗的读本，它走进了社会、课堂，是广大干部、工农群众和青年易于学习的教材，成为他们耳熟能详的思想学说。并且它同时成为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相联结、相沟通的应用哲学范本，转化为他们自觉、自律或自为的行动。苏联哲学教科书及它的应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诸如简单化、教条化及僵化的问题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对它的反思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契机。
苏联哲学教科书一经问世，便很快传入中国，它对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李达、艾思奇，特别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毋庸置疑，苏联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化有着十分明显和直接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毛泽东有一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其实也打开了中国思想长期禁锢、停滞不前的大门。在救国图存的思想指引下，在我国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远学“西洋”(欧美)，近学“东洋”(日本)，开启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如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都可以说深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家河上肇的影响，都在这一时期接触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后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介绍与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曾经发挥了中介和促进作用，至今在汉语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术语是从日语中转译过来的，看来饶有意味的是，在“以俄为师”之前曾有过“以日为师”的前奏。
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积极推动下，作为当时传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流派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同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许多著作在中国出版。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纷纷问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准备已经臻于成熟。
当时的中国人首先接受并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概莫能外。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到了30年代以后，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除了继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饱含哲学思想的著作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哲学作为“经典”大量引入，其中有普烈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特别是作为批判德波林学派的重要成果，几本苏联哲学教科书也很快被翻译出版，其中有西可洛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及前述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苏联哲学教科书毫不夸张地说是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注入强有力的促进剂，使之走上了“捷径”式的快车道。
这时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艾思奇立即作出了直接积极的响应。李达是一个学者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1926年他撰写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力作，影响重大。他和自己的学生雷仲坚1932年就将一年前刚刚出版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翻译出版，李达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他深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和启发，1935年在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在自己的《现代社会学》基础上，撰写了其后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的讲义，纠正了自己以往更多偏重历史唯物论的不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纵深发展的结果，并且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了全面系统而有独创性的阐述，成为李达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苏联教科书使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和实质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由传播走向了收获的时期。
艾思奇的思想历程的轨迹与李达几乎同出一辙。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艾思奇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上十分注重将其通俗化和大众化，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发挥了启蒙性的作用。1936年6月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出版了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原名《辩证法唯物论》)，这本书是米丁为首的十多名苏联哲学界在批判德波林后的一批新人合作撰写的，正如艾思奇在该书《译者序》中所言：这本书“把近年来新哲学论战里所获得的一切最高的成果都包罗无遗。随便一个什么新哲学的问题，这里面可以说都有解答”。该书“用了十位新进哲学家的力量，准备了两年多的功夫，原著才算完成。内容的精粹，由此也可以想见了”，“我相信这本书自己会在中国发生它应发生的效果，我们就等着看看吧”。由此可见，艾思奇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和正确预见。
艾思奇在1934年至1935年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其讲稿陆续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1935年底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而后又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书。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步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此时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有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他深受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的影响，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建党以后，他立即投入到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之中，可以说在他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全党理论准备不足的特点。在长征之前的革命生涯中，他屡遭打击、排挤，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外，与他的理论修养和经历也不无关系。毛泽东真正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是从长征到达延安后开始的，他曾说过，有人“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了”。这一时期，他特别专注阅读哲学著作，除了马恩列斯的以外，还有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使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系统的哲学总结奠定了基础。
1937年中毛泽东应邀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讲稿后来整理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这份讲稿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标志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完全可以说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在撰写这份讲稿的时候，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首先应当肯定地说，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他的影响最大。毛泽东认真研读了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即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是反映他的思想与苏联哲学教科书关系的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资料。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读了多次，可谓是刻苦精勤，倾注心血，书上批划的符号密密麻麻，写下的批注多达14600多字。这些批注多集中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有的批注还一字不落地写进《提纲》里。毛泽东的批注反映了他的思想的重心与取向，建国以后正式公开发表的《实践论》(即《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和《矛盾论》(即《提纲》的第三章第二节，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就是明确无误的证明。
其次，李达和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对毛泽东撰写《提纲》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都深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都以当时的苏联“新哲学”为蓝本的。
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毛泽东在书上的批注很多，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是除了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那本书外，批注文字最多、批划符号最密的一本哲学著作。毛泽东批阅《社会学大纲》用力之勤、用心之深，反映了李达对其思想的影响之大，而这本“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语)正是以苏联“新哲学”为样板的。
同样艾思奇的哲学著作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他称赞《大众哲学》是“真正是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他对《思想方法论》作了批注，对《哲学与生活》评价更高，称“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特地写了三千字的该书摘录。艾思奇的哲学生涯是从苏联“新哲学”兴起后开始的，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同样折射出苏联哲学教科书深重的影子。
应当指出的是，苏联哲学教科书为《提纲》的写作提供了直接的参考资料，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包括中国学者的论著作为中介实现的。但是，《提纲》绝不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系统的哲学总结，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矗立了一座时代的里程碑。
应当还需要说明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出自《提纲》中的两节，但它们的修改完成却是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写完《提纲》后，仍然一直对哲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继续刻苦学习，并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哲学思考。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郑重建议尽快出版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这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革命胜利后列宁开始就十分关注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最高领袖就是理论权威，这已成为定规。毛泽东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编辑，可见他对哲学格外关注。斯大林欣然答应派尤金来华工作。这位尤金就是当年批判德波林派中崛起的一个新星，他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不久，而立之年就当上了该院的院长。当年7月尤金应邀到了北京，被中共中央聘为《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顾问，特别对“两论”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从《提纲》的出炉到“两论”的杀青都与苏联哲学有缘。
在两论正式公开发表前，并没有独立成篇的这两部著作。毛泽东十分认真地亲自修改了原稿。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毛泽东的哲学理论造诣得到了长足的提升，毫无疑问它会反映到修改之中。据我国有关专家研究，《实践论》修改不多，而《矛盾论》则作了较多的修改，删去七千余字，增加了六千多字，在全文两万四千多字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目前我国有关研究论著都将“两论”的创作时间定为1937年7、8月间，而没有作相关的说明，这应当说是不准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大贡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途径和目的，也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同时，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使之成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武器，仍然是广大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从理论探索和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实际需要的程度，全新的现实和时代期待着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简明通俗的新型的一批哲学教科书早日问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它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花朵，发挥出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苏联哲学教科书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今天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道路上，必须重视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当代俄国东欧各国的哲学反思等的最新的哲学成果的借鉴和扬弃，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实践，沿着前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继续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具有新的理论形式和内容，反映时代精神精华和现代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