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式特征”对中国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差距论文,特征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平均增长率高达9.1％，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也从原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变为“世界工厂”，30年后的中国已毫无疑问地成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却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无论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都呈扩大趋势。
一、对中国收入差距研究的回顾
理论上，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被总结为著名的“倒U曲线假说”，即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的程度（刘易斯，1971）。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中，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还是较好地符合“倒U曲线假说”，即在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时，人均收入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而中国人均GDP从800美元到2000美元，再到3000多美元，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出现收敛的趋势，而呈进一步扩大的势头，这不仅与倒U曲线的推断不同，即便与同为“东亚模式”的日本、韩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异。
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是政府主导的，其主要承担者是城市部门和关键行业，因此，地方政府在优先发展城市、倾斜扶持重点行业时是义无反顾的。Knight & Song（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必然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现象。① Yang也认为，在政府政策倾斜下，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及教育等方面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好的福利，这必然会影响到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梯度发展战略，也受制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发展经济的竞争。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归因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而进一步的研究还说明，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与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有直接关系（Tsui & Wang，2004）。②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发展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收入差距问题。如Zhang研究表明，发达的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这里的工业集聚和生产成本会比较低，从而使得这些地方发展会更有利，当然，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收入差距（Zhang，2006）。③ 另外，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各地区的初始禀赋条件和经济开放进程的差异也能加大区域收入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在全国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越来越高。④ 而实证研究还发现转型期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的水平，反而会进一步加大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⑤ 另外，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制安排和转移支付体系加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此外，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也会加大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
一些学者已经从中国转型式增长的特征来揭示中国特殊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异，还有些学者从地方政府的“锦标竞赛”来思索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和分配模式，也有学者从中国转型期二元经济现象入手考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当然，也有学者从世界范围内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收入分配变化趋势。但从中国经济转型特征入手，结合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转型期的特殊特征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另外，从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二、影响中国收入差异的“转型式特征”的归纳与揭示
基尼系数是最常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现在也有学者用变异系数来分析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不断减小，但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基尼系数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而变异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变化不大，但自从1992年以后变异系数也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
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把生产部分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他认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要低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越来越雄厚，在其持续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这样，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日益减少，就会使得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逐步提高，最终达到两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的理想状态。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研究的基础上也认为，传统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从二元经济过渡到一元经济。
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只是停留在对正常发展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变动规律的一般研究，其针对特殊的转型国家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体制国家可能会有差异。我们认为，收入差距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二是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水平和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影响。前一方面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给予了深入的论证，但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水平和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国家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对于转型国家更是这样，我们主要从后者来进一步考究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收入差异。
转型社会特有的发展路径决定，中国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迅速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显著改善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收入差距的扩大，或多或少是转型的结果和转型过程中体制约束与制度产生的效果，它可能直接受制于中国转型和制度变迁本身。中国经济白改革以来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高增长创造出来的社会福利并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这个成果。这意味着在评估中国经济增长时，我们更需要看到增长背后存在的问题。这种问题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国式转型”的影响和制约。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归为地方政府主导和推动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中，中国各种要素市场，不论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存在二元化特征，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背后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分权和财政包干，这种“财政联邦制”使得地方政府参与调节当地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大大增强，这既是地方政府锦标竞赛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另外，分税制与地方政府竞争还在各个地方拼招商、拼投资和拼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大了各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因为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其地方政府可以拿出更多的好处来招商引资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而这又进一步会加快其发展，在这种地方政府“竞标竞赛”的比拼中，必定会造成各个地方更大的收入差距。
揭示中国收入差异的特殊转型经济原因也不能抛开影响收入分配的一般因素，所以，本文从考察经济增长水平、人口增加和开放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等一般性因素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国转型期的实际状况，考察中国的收入分配主要受制于哪些因素。概括以上分析，本文把中国转型期转型经济的特征，概括为城乡二元差距因素、财政分权因素和转型期体制因素这三大类。通过对这三类因素的考察，我们希望能结合实证的检验来确认是不是这些因素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差距。
三、模型回归与实证检验
根据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殊特征，考察中国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什么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收入差距，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对于揭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深入探究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非常有益的。本文从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入手，把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因素细分为一般性因素和转型期特殊因素。
1.影响因素。（1）一般性因素：经济增长水平、人口增长率、开放度。倒U曲线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水平会对收入差距产生决定性影响，⑥ 这个因素是实证分析收入差距必须考虑的。人口增长速度也直接影响到收入差距的结果，但怎么来看待人口增长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的学者观点也有所不同，我们这里也把人口增加作为一个考察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这里也把开放度作为考察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影响因素。⑦
（2）转型期特殊因素：城乡二元分割、财政分权、体制矛盾。我们从城乡二元分割、财政分权和转型期体制矛盾三个方面作为中国转型期影响收入差距的特殊因素来考察。当然，在筛选具体影响指标时，考虑各个指标的独立性，并把是否会出现共线性作为选择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为了避免很多学者在分析中国转型期特殊特征时，选择的指标可能互相影响，这就会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合理性。
第一是城乡二元分割。在选取描述城乡二元分割因素时，我们把城乡人口比、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城乡获得银行贷款比例作为城乡二元分割的考量因素。
第二是财政分权。在选取描述财政分权因素时，我们把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作为财政分权的考量因素。
第三是体制矛盾。在选取体制矛盾影响因素时，我们必须把和前面城乡二元分割和财政分权有关联的体制因素剔除掉，否则可能会造成要素的共线性问题，而造成虚假回归。经过慎重考虑，我们把教育占比、基础设施投资占比、非国有化率、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作为体制矛盾影响收入差距的考量因素。
2.模型与数据。上面综合了影响收入分配的一般性因素和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特殊因素，可以看出，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因素还是很多的。本文把基尼系数作为看待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选择人均GNP增长率（PerGNP）、人口增加率（Popu-grow）、开放度（Deopen）作为衡量一般性因素的选择指标。把城乡人口比（Rate- popu）、农村非农产业比重（Rate- Agri）、工农业用地价格差（Land-redu）、城乡获得银行贷款比例（Rate- loan）作为城乡二元分割的考量因素指标。把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Rate- income）、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Rate- popu）作为财政分权的考量因素指标。把教育占比（Education）、基础设施投资占比（Infrastructure）、非国有化率（Non- nationalization）、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Guaran-tee）作为体制矛盾的衡量指标。
由于选取的截面数相对于时点数多，采用通用的固定效用面板模式就比较适合。我们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基尼系数、人均GNP、人口增长率按照通常统计口径计算；开放度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来考量；城乡人口比、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和城乡获得银行贷款比例按照各省统计年鉴当年数据计算；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和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按照各省统计年鉴当年数据计算；教育占比、基础设施占比和地方保障性支出占比以各省统计年鉴当年值除以当年地方财政总值计算，而非国有化率以各省统计年鉴当年非国有企业产值除以全部工业企业产值计算。
为了进一步保证选择变量之间的独立性，特对选择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作出检验，以保证选择变量之间不会出现共线性问题，并避免造成虚假回归的结果。具体，验证结果见表1所示。
我们使用eviews5.0，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用两类模型来表示，模型1、3、5、7是基尼系数与全部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而模型2、4、6、8是去掉那些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3.回归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分析上述因素对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影响，出于对全国各地数据可比性的考虑，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影响模型，对我国28个省市（不含海南、西藏，重庆并入四川计算）的数据进行回归，数据时间跨度从1992年到2006年，结果如表2。
表2是对全国范围的实证检验，发现人均GNP、开放度、城乡人口比、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城乡人口比、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对中国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中国转型经济下，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特征影响收入差异明显。这种结果也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二元市场、城乡分割的情况仍很突出。
表3是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发现人均GNP、开放度、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对中国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这充分说明在中国转型经济下，东部地区转型经济特征非常明显。
表4是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实证检验，发现人均GNP、城乡人口比、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城乡人口比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这明显不同于东部地区。
表5是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检验，发现人均GNP、城乡人口比、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基础设施占比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占比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这明显不同于东、中部地区。
4.回归结果分析。根据表2、表3和表4、表5中模型1到模型8的回归结果，可分析如下：
（1）从一般性因素来看，人均GNP增长率与基尼系数正相关，这说明如果从“倒U理论”来说，中国仍处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但这明显与中国人均GNP已超过3000美元的事实不符。而开放度与基尼系数正相关，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另外，实证检验发现，人口增长率变化对中国收入差距影响不大。
（2）从转型期特殊因素来看，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影响来看，转型期特殊因素有着重要影响，这也充分说明前文的分析和判断是合乎逻辑的。从这些因素来看，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反映了中国转型期社会的二元市场和城乡分割的矛盾；而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指标则反映了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而非国有化率则反映了转型期的体制矛盾的缓解程度。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为正，说明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裂痕。非国有化率系数为负实际说明非国有化的过程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意义。
（3）从全国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均GNP、开放度、城乡人口比、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并且这些因素都与基尼系数正相关，这说明这些因素从全国范围来看都推动了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教育投资占比、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地方保障支出占比对收入差距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这些因素投资比重过低或者投资效益不显著，而教育占比系数为正，则说明中国的教育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地方保障性支出占比系数为负，则说明二者实际上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这种结果的发生，说明中国的教育投资体制可能存在问题，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地方保障性支出缓解收入差距，这由于前者是造福社会的基础设施改善，而后者的投资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两者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
（4）从东部地区来看，除了人均GNP、开放度一般性因素外，城乡人口比、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这与全国范围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东部地区在中国更具代表性。而中、西部地区，开放度则对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要比东部地区差很多。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比、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非国有化率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城乡人口比取代工农业用地价格差对收入差距影响显著，这说明中部地区人口移动对收入差距影响更大，这说明中部地区城乡差距更大，二元社会更显著。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近，但也有不同，除人均GNP因素外，城乡人口比、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基础设施占比和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都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占比取代了中部地区的非国有化率而对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设施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更显著的影响和意义。另外，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占比都对缓和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所面临的状况有较大差异，同样的政策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一般意义上，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差距都会逐步缩小，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状况使得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但实际上这种特殊性也是受制于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本身，透过本文所作的实证研究可以推断，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背后有很多中国的特色。本文的实证研究揭示，转型期特殊因素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和路径维系，要有效解决和缩小中国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循着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对策。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要消除中国转型期的二元市场与城乡分割问题。该因素对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中国转型期二元市场的分化和城乡割裂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难以弥合的重要因素。
现行二元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农民，虽然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但现行体制却又不可能改变其农民身份，使其不能正常地转变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农民工制度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定价机制扭曲，这必然会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经济基础虽然已经市场化，但计划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的行政体制却始终没有大的改变，透过这种不平等的户籍制度，使许多与之有关联的社会福利和权益使广大农民工即便在城市工作也无法企及。
现行户籍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把农民束缚在产权残缺的小块土地上，人为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是直接导致农民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要提高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让这些离开农业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去，把城市作为他们最终的归宿，而不仅是一个匆匆的城市过客。实际上，现行的政策对广大农民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现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必须要改变思路，要善待农民工和留住农民工，给农民工正常的城市居民待遇。目前在城市房价高涨条件下，可以考虑让农民工买经济适用房或租用政府建设的廉租房来生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长久维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也才能真正减少农村剩余人口，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进而有效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2）财政分权虽然能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地方财政的增加很多是土地财政和体制外收益的增加，这对中国转型期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显著影响。因为在这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锦标挂帅”的竞争中，只有地方政府和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了显著改善，而不少人的境况可能会变得更差，如地方政府倚重土地财政的作用，拉升地价，使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买不起房，境况变得更差。所以，有必要调整这种财政分权模式。
在目前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大都把土地收益作为补充地方财政的有效途径，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较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到土地，然后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以高价获得土地收入，但这部分土地收益却几乎很少能用到改善农民的福利和生活条件中，这部分收益大多用到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改善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上面，这实际上也必然会进一步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3）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保障性支出的比例，因为这两者会对缩小收入差距有一定影响，特别在中、西部地区效果更为明显。而教育投入模式可能存在城乡不均、地域不均的问题。由于初级教育和地方性高等教育都是地方财政支付的，而各个地区情况差异很大，这就造成了本文分析中的教育投入占比会加大收入差距的问题，这实际上说明了地方教育投资模式是有问题的，这种模式进一步加大了各个地方的收入差距。
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在面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体时，如何做到公平，如何通过教育投入来减少社会收入差距也是我们必须深思的重大课题。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告诉我们，推进教育公平应该更多地依靠中央政府来推动，不能简单地把该任务推给地方政府，因为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的财力差异是巨大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必然是越是富裕的地方教育投资越多，越是贫穷的地方教育投入越少，这种体制肯定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所以，教育投资应该由中央政府全盘处置，做到城乡之间向农村倾斜，区域之间向中西部倾斜，群体之间向弱势人群倾斜，这样才能有助于减少中国的收入差距。
（4）推进体制改革，减少体制矛盾也会对缩小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这说明就目前来看，中国的体制转型远没有结束，深化体制改革，缓解体制矛盾仍迫在眉睫。
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推倒城乡之间的隔离墙是广大农民渴望已久的心声和期盼，也是推进城镇化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在一个国家内把人口分为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实行城乡隔离的人口管理政策既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剥夺了广大农民迁徙的自由，更严重的是它束缚住了广大农民的手脚，把农民限制在生存空间有限的狭小农地范围内，并导致广大农民的贫困和对新生活追求的桎梏。
注释：
① Knight,J.& Lina Song(1993),“The spatial contribution to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7 :195 - 213.
② Tsui,K.& Y.Wang(2004),“Between separate stoves and a single menu: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China Quarterly 177 :71 - 90.
③ Zhang,Xiaobo(2006),“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4(4) :713-726.
④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⑤ 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⑥ Kuznets,S.(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 ,(45) :1-28.
⑦ L.C.Xu & H.Zou(2000),"Explaining the chang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11(2) :14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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