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豁免政策的嬗变与亚述帝国的盛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役论文,盛衰论文,帝国论文,政策论文,亚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述帝国时期(约公元前934-前612)，王室铭文、国王的诏令和书信等多种文献不时提及赋役豁免的情况，豁免赋役是亚述统治者时常运用的一种统治策略。在帝国阶段，虽然亚述历史已绵延千余年，但是，其王权制度并未完善，国王经常面临国内外不同势力的挑战，①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与其进行博弈。国王豁免相关人员的赋役，将会赢得其对王权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赋役豁免政策是国王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政策曾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波斯特盖特在研究亚述帝国时期的课税与人力的征调时，介绍了人员赋税的豁免、土地赋役的豁免和城市赋役的豁免三种豁免方式；②他在考察公元前1000年代亚述的土地所有权时，还分析了土地税的豁免情况。③摩西·魏因费尔德在剖析古代以色列与近东地区的社会公正思想时，提到亚述国王赐予巴比伦城居民的赋役豁免文件(
④
)。⑤哈诺赫·雷维夫在追溯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特权的发展演变时，注意到阿淑尔城居民因神灵的庇佑而被免除赋役。⑥拉根在探讨新巴比伦时期神庙的依附者对神庙的义务时，曾提及亚述国王通过慷慨赏赐土地与豁免赋役来赢得神职人员忠诚的现象。⑦上述研究虽然涉及亚述帝国的多种赋役豁免方式，但是，大多比较凌乱无序，尤其是忽视了赋役豁免政策的历时性差别。事实上，随着帝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亚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其赋役豁免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因此在帝国前期(约公元前934-前745)、帝国盛期(公元前744-前669)和帝国晚期(公元前668-前612)三个阶段⑧呈现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亚述帝国各个时期赋役豁免的方式、内容、受益者与历史背景，剖析国王豁免赋役的动机与实效，探讨该政策的变化对帝国盛衰的影响。 一、赋役豁免政策的引进与帝国前期的治乱 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前8世纪中期，乘西亚北非地区诸强衰落之机，亚述逐渐恢复强国本色，不但再次把版图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一隅扩展到两河流域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对南部的巴比伦王国虎视眈眈。然而，随着国家元气的恢复，世袭贵族势力重新抬头，终于酿成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末年波及亚述本土27个主要城市的叛乱。虽然沙马什—阿达德五世(
-Adad V，公元前823-前811年在位)平定了骚乱，但是，亚述政权依旧风雨飘摇，权臣势力空前膨胀，国王的权威面临挑战，王位更迭频繁，对外扩张难以为继。 上述历史时期，亚述帝国初具规模，赋役豁免政策基本形成。帝国前期，亚述主要有城市赋役豁免和地产赋役豁免两种方式，前者指城市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因神灵的庇佑而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后者指土地所有者因国王的赏赐而被免除地产的赋役。帝国形成以前，亚述国王从未免除过臣民的赋役，⑨而巴比伦尼亚豁免赋役的历史却非常悠久，由于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政策是随其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而产生的，因此，它很可能延续了被征服地区的历史遗产。 城市赋役的豁免是亚述最早的豁免方式，而享受这种待遇的城市是巴比伦城，这与亚述干预巴比伦王国的事务有密切关系。公元前9世纪，亚述帝国四面出击，四分五裂的巴比伦王国成为其征服对象，后者的内乱赋予亚述人千载难逢的良机。公元前850年左右，巴比伦王国发生内乱，国王马尔都克—扎基尔—舒米(Marduk-zakir-
，公元前855-前819年在位)请求亚述帮助平叛。亚述大军所向披靡，沙尔马纳沙尔三世顺利进入巴比伦城，并宣称：“我在宴会上确认了民众的kidinnu特权，给他们穿上了衣服。”⑩阿卡德语词语kidinnu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500)，原本指对私人商业交易以及诉讼合法性的保护；自加喜特(Kassite)(11)王朝(约公元前1602-前1157)起，该词成为巴比伦尼亚城因神灵的庇佑而享有特权的统称，豁免城市居民的赋役是其重要内容。(12)通过确认巴比伦城居民的kidinnu特权，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承认该城免除赋役的特权。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确认巴比伦城居民享有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缘于对巴比伦尼亚古老传统的尊重。苏美尔城邦时期(Sumerian City-States，约公元前2700-前2371)，拉格什(
)国王乌鲁卡基那(Uru-ka-gina)进行政治、军事和社会改革，他遵照神灵的命令恢复了拉格什的旧制，其中包括豁免民众和祭司的赋税。(13)阿卡德王国时期(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71-前2191)，国王马尼什图舒(
，约公元前2305-前2292年在位)以慷慨的馈赠来回报神灵对其平叛的帮助，其中献给太阳神沙马什(
)的38个城镇被豁免ilku(14)义务。(15)古巴比伦时期，尼普尔城(Nippur)因苏美尔众神之王恩利尔的荫庇而被伊辛(Isin)国王豁免赋役。(16)加喜特王朝以后，巴比伦尼亚宗教中心城市居民享受免除赋役的kidinnu特权成为惯例，沙尔马纳沙尔三世承认巴比伦城居民的该项权利不过是沿袭巴比伦尼亚的旧制。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尊重巴比伦城市居民的免赋役特权，意在赢得当地传统势力的认可。古代两河流域流行君权神授观念，巴比伦尼亚的王权来自神王马尔都克(Marduk)，巴比伦城因其保护神而被国王赐予kidinnu特权。例如，库里伽尔祖一世(Kurigalzu I，公元前1377年前后在位)曾赐予巴比伦城kidinnu特权、豁免其居民的ilku义务，来感谢神灵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17)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尊重巴比伦城市居民享有的权益，不仅培养了巴比伦人对亚述的好感，而且取悦了巴比伦神灵。 沙尔马纳沙尔三世确认巴比伦城居民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不过是巴比伦尼亚传统的延续，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亚述赋役豁免政策；而地产赋役豁免的受益人为亚述本土的人员，可谓名副其实的亚述赋役豁免政策。亚述宫廷档案中涉及帝国前期地产赋役豁免的诏书共有12份，其格式统一，一般包括国王豁免赋役情况的介绍、相关地产状况的描述、被豁免赋役种类的罗列、国王对受益人的承诺和颁布的日期五个部分。地产赋役豁免诏书并非亚述首创，巴比伦尼亚地区从加喜特王朝起就已出现类似文件，学界称之为“纳鲁”(
)，(18)是证明相关人员占有土地等财物的证书。(19)在一些“纳鲁”中，国王不但赐予或确认臣僚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免除了相关地产的赋役。涉及赋役豁免的“纳鲁”一般包括土地所有者的介绍、相关土地的描述、被免赋役的罗列、证人和时间五个要素。(20)亚述帝国的地产赋役豁免敕令出现在入侵巴比伦尼亚之后，它们与巴比伦尼亚豁免地产赋役“纳鲁”的诸多相似性表明，这种赋役豁免方式很可能也源于巴比伦尼亚。 帝国前期，地产赋役豁免政策的突出特点是赋役的豁免往往与赏赐土地同时进行。例如，阿达德—尼拉里三世(Adad-nerari Ⅲ，公元前810-前783年在位)在赐予阿淑尔神耕地的诏书中写道：“为了保全他的生命，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其宦官兼阿淑尔神(
)管家沙马什—纳西尔(
)原本属于其宦官职位的城镇、耕地、房屋、果园和人口(的赋税)，(然后)把它们献给了他的主人阿淑尔神。”(21)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还曾豁免赐予宦官纳布—杜尔—贝利亚
土地的赋税，他在相关的诏书中写道：“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卡尔胡(Kalhu)总督贝尔—塔尔西—伊鲁马(Bel-
-iluma)辖区内一块□(22)□伊麦如(imeru，又作imaru)(23)的耕地□□□□□□□□□□□□□□□，赐给了他的宦官纳布—杜尔—贝利亚。”(24)萨尔贡二世在一份敕令中提到：“我之前的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五世)之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了‘面包师的城镇’□□□(的赋税)，把它交给了卡努尼(Qanuni)、阿胡—拉穆尔(Ahu-lamur)、曼努—启—阿比(Mannu-ki-abi)，并把(供应)10伊麦如研磨好的谷物作为阿淑尔神和巴布神(Babu)的sattukku供品(25)(的任务)摊派到他们身上。”(26) 帝国前期，地产被豁免赋役的种类比较单一，仅限于与土地有直接关系的农业税。地产赋役豁免的内容在赐地敕令中有固定的表述方式：“这块耕地的nusahe税不得征收，(它的)
税也不得征集。”(27)
税是两河流域的主要农业税赋，主要征收各种粮食作物。(28)nusahe是亚述独有的农业税种。亚述帝国时期，
税与nusahe税通常一起征收，前者征收的主要是农作物的秸秆，后者征收的主要是大麦。(29) 帝国前期的地产赋役豁免的受益者多为传统势力，目前可以辨识的受益者分别是阿淑尔神、高级祭司和宦官。(30)众所周知，阿淑尔神不可能经营自己的地产，其土地由神庙的总管(pahuti bit
)掌管，因此，前两类地产赋役豁免获益者均为神职人员。古代两河流域的祭司等神职人员是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子承父业，(30)他们世代从事同一职业，是传统习惯的坚定维护者。亚述帝国时期，宦官并不仅限于侍奉国王及其家庭成员的起居，而且在亚述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32)除了宦官总管(rab
)(33)位列朝堂外，宦官还可以担任行省总督等军政官员，在帝国前期官僚队伍所占的比例超过10％。(34)因此，充任宦官并不为社会鄙夷，反而成为一些贵族家庭维护家族利益的一种手段。(35)由此可见，被豁免地产赋役的宦官并非普通人，很可能出自阿淑尔城的重要家族，也属于传统势力的代表。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神庙和祭司地产的赋役旨在取得神灵的认可。亚述国王号称阿淑尔神的“伊沙库”(
)，是“阿淑尔神的代理人”，代表阿淑尔神统治世俗世界。(36)亚述的王权来自神灵的授予，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曾自称“伊吉吉诸神之王阿淑尔神选中的王，(阿淑尔)委托给他无可争议的统治权，使他对亚述人的领导权像疗伤的药物一样受欢迎，确立了他的王位”。(37)通过免除神灵与祭司地产的赋税，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增加了可支配的人力与物力，博得神职人员的好感，从而确保王位稳固无虞。 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豁免宦官地产的赋役意在安抚势力庞大的官僚。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在位期间，一些官僚长期垄断要职，实力迅速膨胀。例如，涅尔伽尔—埃里什(Nergal-
)担任拉萨帕行省总督长达28年之久，两次荣任名年官，(38)其辖区包括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广阔区域。(39)“图尔塔努”(turtanu)(40)沙马什—伊鲁(
-ilu)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自称为“大纳吉尔(rab nagir)，神庙的管理者，庞大军队的主将，哈梯(Hatti)、古提(Guti)与整个纳姆里(Namri)的总督”。(41)亚述帝国时期，宫廷共有“图尔塔努”、“纳吉尔—埃卡里”(nagir ekalli)、“拉伯—沙克”(rab
)、“马辛努”(masennu)、“萨尔提努”(sartinnu)、“苏卡鲁”(sukkallu)(42)和宦官总管等七位高官，其中“图尔塔努”居宫廷七大高官之首，“大纳吉尔”(一般称“纳吉尔—埃卡里”)位居第二位或第三位，身兼两大要职的沙马什—伊鲁可以操控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朝政。作为“神庙的管理者”，沙马什—伊鲁还可以利用祭司操纵神意的解释。作为“庞大军队的主将”，沙马什—伊鲁可能掌控了国家的兵权。沙马什—伊鲁还兼任“哈梯、古提和整个纳姆里的总督”，其辖区从亚述西北部，经东北部，并延伸到亚述东部，他几乎控制了亚述帝国的半壁江山。沙马什—伊鲁占据“图尔塔努”的职位长达四十余年，三次荣任名年官。(43)国王根本无力同实力强大的权臣抗衡，只得以豁免地产赋役等方式来迎合他们。 面对权势熏天的臣僚的挑战，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王位似乎岌岌可危，但是，这位国王在位时间却长达28年，其原因相当复杂，(44)不过，从巴比伦尼亚引进的豁免赋役政策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国王豁免有关人员地产的赋役，安抚了传统势力，暂时推迟了矛盾的爆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对王权的威胁。阿达德—尼拉里三世去世后，亚述的政局陷入混乱，他的四个儿子相继登上王位，官僚贵族的势力持续膨胀，其中，“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Bel-Harran-belu-
)是一位可以与拉萨帕行省总督涅尔伽尔—埃里什及“图尔塔努”沙马什—伊鲁相提并论的人物。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是亚述政坛的常青树，从公元前782年起担任“纳吉尔—埃卡里”，公元前727年转任古扎努(Guzanu)行省总督。(45)作为“纳吉尔—埃卡里”，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还兼领扎格罗斯山的大片区域。(46)随着权势的增长和王权的衰微，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的不臣之心已现端倪，他不仅模仿国王建造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而且豁免了其居民的赋役：“我豁免了这个城市(的赋役)，(于是)其居民的
税与nusahe税不要征收了，任何人不得使它的水流向其他渠道、(不得)改变它的边界或向其牲畜课征
税，(47)ilku义务和
义务(48)不得摊派到居住在那里的人身上。”(49)亚述的赋役豁免权一般掌握在国王手中，(50)贝尔—哈兰—贝鲁—乌粟尔的行为显然僭越了国王的特权，是对国王权威的公然挑战。如此一来，豁免赋役政策在王权衰微之际竟然变成乱臣贼子收买人心的手段，这也从反面说明赋役豁免政策的确可以成为笼络人心的工具。 二、赋役豁免政策的完善与帝国盛期的繁荣 公元前8世纪后期，经过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的改革，(51)亚述帝国一改此前七八十年的颓势，进入长达七八十年的繁荣阶段。虽然世袭贵族的势力仍然不容小觑，但是，通过行省改革、组建常备军等措施，(52)国王不断加强王权，基本保持政局稳定。尽管帝国盛期多次发生夺权篡位事件，但是，国家的发展未受明显影响，亚述不仅统一了两河流域，而且征服了埃及北部和埃兰等遥远的地区，帝国的声威达到顶峰。 随着帝国的稳定发展，亚述的赋役豁免政策也趋于完善。其一，除了在帝国前期从巴比伦尼亚引进的城市赋役豁免和地产赋役豁免方式外，亚述还创制了豁免士兵赋役的方式；其二，城市赋役豁免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巴比伦尼亚的城市，而是惠及亚述本土的城市；其三，除了维护传统势力的利益外，国王通过豁免赋役来保障新兴势力的利益。 帝国盛期，亚述继续承认巴比伦尼亚城市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例如，公元前731年，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远征巴比伦尼亚，但巴比伦城久攻不克，于是他遣使与巴比伦人谈判，并向他们承诺：“我要进巴比伦城确认你们的kidinnu特权。”(53)公元前720年，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修建乌鲁克城伊什塔尔女神的埃安娜(Eanna)神庙，相关的铭文写道：“愿他对享受kidinnu特权、被诸神免除赋役的民众实施统治!在他统治期间，那些被免除赋税的人不得发动叛乱!”(54)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公元前680-前669年在位)不仅重建巴比伦城，而且再次确认了巴比伦城的kidinnu特权及其居民免赋役的待遇：“我恢复了(它)被取消和褫夺的kidinnu特权，重新书写了他们的‘豁免证书’。”(55)埃萨尔哈东时期，尼普尔城也可能像巴比伦城一样被豁免赋役。尼普尔城的占卜师贝尔—乌舍兹伯(Bel-
)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到：“尼普尔城是天地间诸位大神的朝房和神庙，它(的居民)不曾被摊派ilku义务，也不需要交maddattu贡赋，(56)他们只做国王合理摊派的工作，不在那里□□□□□□
义务……”(57) 巴比伦尼亚城市赋役的豁免与亚述、阿拉米人(Aramaean)、(58)迦勒底人(Chaldean)(59)和埃兰人四种外部势力在巴比伦尼亚的角逐有关。在亚述衰落之际，阿拉米人和迦勒底人乘机在巴比伦尼亚扩展势力。公元前731年，阿拉米人酋长乌金—泽尔(Ukin-zer)篡夺了巴比伦王国的政权。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派军队推翻了阿拉米政权，开始直接统治巴比伦尼亚。公元前720年，迦勒底人首领马尔都克—阿普拉—伊迪纳(Marduk-apla-iddina)在埃兰的支持下登上巴比伦王国的王位，萨尔贡二世迅速出兵，在德尔城(Der)大败迦勒底与埃兰联军，任命总督统治巴比伦尼亚北部。(60)公元前702年，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改变控制巴比伦尼亚的策略，扶植亲亚述的傀儡间接统治巴比伦尼亚。然而，亚述的傀儡并不能控制巴比伦尼亚的局面，辛纳赫里布于是在公元前699年任命自己的儿子阿淑尔—纳丁—舒穆(
-nadin-
)为巴比伦国王。公元前694年，埃兰又一次入侵巴比伦尼亚，用自己的傀儡取代了辛纳赫里布的儿子。公元前689年，辛纳赫里布出兵巴比伦尼亚，并将千年古城巴比伦夷平。埃萨尔哈东时期，埃兰与迦勒底人勾结，巴比伦尼亚依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地区，他不仅重建巴比伦城，而且与臣民约定其子沙马什—舒穆—乌金(
-
-ukin)为巴比伦国王。 承认或恢复巴比伦尼亚城市免赋役的特权是亚述笼络巴比伦人、稳定巴比伦尼亚地区局面的策略之一。巴比伦尼亚诸城，尤其是巴比伦城，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方势力均以占领巴比伦城为目标，巴比伦城居民是各方竞相争取的对象。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来，亚述国王多延续沙尔马纳沙尔三世对巴比伦尼亚的政策，企图以承认kidinnu特权、豁免赋役为诱饵，培植亲亚述的势力，稳定巴比伦尼亚的局势，并产生了一定效果。一位巴比伦官员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写道：“巴比伦城正在被摧毁，我的主人为什么还保持沉默呢？沙马什和马尔都克已在亚述委派你去调解(冲突)，愿国王来这里为马尔都克豁免巴比伦城(居民的赋役)，你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埃萨吉拉(Esagila)和埃兹达(Ezida)!”(61)巴比伦官员恳请萨尔贡二世前去豁免赋役表明，他们已认可亚述的统治。埃萨吉拉是巴比伦城保护神马尔都克的神庙，而埃兹达是其子纳布的神庙，巴比伦人承诺将萨尔贡二世的名字镌刻在这两座神庙中，象征着这位国王已被巴比伦尼亚神灵接纳。 除了巴比伦尼亚城市外，亚述本土的阿淑尔城也被赐予kidinnu特权，其居民也被豁免赋役，且被豁免的赋役种类显著增加。萨尔贡二世是目前已知最早免除阿淑尔城赋役的国王，他在相关的文件中写道：“(阿淑尔城是)我钟爱古代王朝(中享有)kidinnu特权的城市，(是)他的主人阿淑尔神为(奠定)王权的根基而选择的崇高祭祀中心。它是无与伦比的，其居民自古就不知道何为ilku义务和
义务……为了使我的王位的根基牢靠和我的王朝稳固，我打算豁免那些市民，恢复他们的kidinnu特权，使其能够尽心竭力地在埃沙拉(
)神庙中在他面前行走□□□□从
税、nusahe税、ilku义务、
义务、
mati义务、(62)传令官的召唤和港口税(miksu)(63)到摊派到亚述所有神庙的税赋，我把它们都豁免了。”(64)需要指出的是，ilku义务、
义务和
mati义务是亚述帝国最重要的兵役和劳役，(65)可见萨尔贡二世不仅免除了阿淑尔城居民的农业税和商业税，而且豁免了国家的各种徭役。 与帝国前期国王豁免神职人员地产赋役的目的一样，萨尔贡二世通过免除阿淑尔城的赋役赢得神灵认可的意图更加明确。沙尔马纳沙尔五世(Shalmaneser V，公元前726-前722年在位)时期，亚述又出现动乱，萨尔贡二世乘机篡夺王位。(66)上台以后，萨尔贡二世极力污蔑前任国王横征暴敛，借助神灵掩盖自己的篡权行为：“沙尔马纳沙尔(五世)不尊奉四方之王的命令，把罪恶之手伸向那个城市，把苦难强加到他们身上。他令人悲伤地把ilku义务和
义务摊派到它的居民身上，把他们视为奴仆。怒不可遏的众神之王推翻了他的统治，擢升我萨尔贡(二世)为合法的国王，使我抓住权杖、王位和王冠。”(67)公元前879年，阿淑尔纳色尔帕二世迁都卡尔胡以后，阿淑尔城依然是全国的祭祀中心。萨尔贡二世利用豁免赋役的方式取悦神灵，作为回报，祭司则编撰了国王篡权合法的神话。 辛纳赫里布和埃萨尔哈东遵循其父祖的旧制，均承认阿淑尔城的kidinnu特权及其居民免赋役的待遇。由于kidinnu特权受到侵犯，阿淑尔城的市长和长老曾向埃萨尔哈东控诉道：“您的父亲、您的祖父和您祖父的父亲都豁免了阿淑尔城(的赋役)。您也授予我们额外的特权，(而现在)他们正在(向我们)强征
税与nusahe税。您是辛纳赫里布的真正继承人，阿淑尔和沙马什保护了您、您的儿子、您的孙子乃至千秋万代；您正对我们行使王权，他们(竟然)在您统治期间(向我们)征收
税与nusahe税。”(68)于是，埃萨尔哈东重新确认阿淑尔城居民免赋役的特权：“古代圣城巴尔提尔(Bahil)的居民与阿努(Anu)及恩利尔眷顾的人一起被赐予kidinnu特权□□□□□□我是国王埃萨尔哈东，我喜爱他们就像喜欢自己的灵魂，远比我的前辈更加注意保护他们的kidinnu特权。我重写了(他们的)‘豁免证书’，使它比以前更加崇高、宏伟、壮观。我豁免了他们的
税、nusahe税、港口税以及在我的国土上的通行费。”(69) 虽然辛纳赫里布和埃萨尔哈东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们的统治并不稳固，也需要神灵的支持。为了避免争夺王位的战火重燃，萨尔贡二世在世时就确定辛纳赫里布为继承人，并命其在自己出征时监国，(70)但是，辛纳赫里布还是死于企图篡位者之手。(71)尽管辛纳赫里布曾就其子埃萨尔哈东的继位问题签订条约，(72)埃萨尔哈东的王位仍然面临挑战，其铭文曾提到：“阿淑尔、辛(Sin)、沙马什、贝尔(Bel)、纳布(
)、尼尼微的伊什塔尔(Ishtar)和阿尔贝拉(Arbaila)的伊什塔尔目睹了阴谋篡位者的卑劣行为，他们违背诸神的意愿，它们将不再支持他们。”(73)为确保王位的合法性不被挑战，辛纳赫里布和埃萨尔哈东急需神灵的认可，于是他们效仿萨尔贡二世，授予阿淑尔城kidinnu特权，豁免其居民赋役。 帝国盛期，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政策基本上是先前赋役豁免政策的延续，只不过，被免除赋役的地产仅限于向神灵提供供品的土地。萨尔贡二世建造新都杜尔—沙鲁金(Dur-
)，占用了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确定向神灵供应供品的土地，他拿尼尼微城附近的耕地进行交换，他在相关敕令中写道：“那个城镇将被变为耕地，居住在那里的民众都要被迁走。我的主人阿淑尔神使我的王权稳固，使我的双膀有力，我尊重他的意愿；我以地易地，在尼尼微城附近‘祭司城镇’
的水浇地中给阿淑尔神划出95伊麦如耕地，赐给阿胡—拉穆尔之子舒尔穆—沙里(
)、伊帕尔什杜(
)和乌布尔—伊萨尔(Ubur-Issar)，卡努尼之子里西苏(
)、曼努—启—阿比以及曼努—启—阿比的儿子们。我重新确认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指定作为阿淑尔神供品的10伊麦如磨碎的谷物□□□□□□困难与灾荒□□他们都要履行(他们的义务)，整年都不许拖欠(供品)。由于要供应阿淑尔神磨碎的谷物，它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免赋税的，那块耕地的nusahe税不应征收，它的
税也不得征收。”(74)无独有偶，埃萨尔哈东在一份豁免敕令中写道：“我把向她提供
供品(75)确定为□□□□□阿塔尔—亚提(Ataryati)和农夫辛—科努—乌粟尔(Sin-kenu-
)的义务。他们的房屋、耕地、果园和人口都不需要交纳赋税，他们的nusahe税不应征收，他们的
税也不得征收。”(76)毋庸多言，萨尔贡二世与埃萨尔哈东免除供应神灵供品土地的赋税，也与前期一样是在取悦代表神灵的传统势力。 士兵赋役的豁免是亚述帝国盛期发展起来的一种赋役豁免方式，指有关人员因为入伍当兵而被免除国家的赋役，被免除赋役的分别是阿拉米族士兵、“拉科苏”士兵和“扎库”(
)士兵三类军人。亚述帝国时期，阿拉米部落一度遍布两河流域，亚述曾多次兴兵征剿，但总是无法取得彻底胜利，其中阿拉米的重要部族伊图(Itu'，最初也拼为Utu'，Itu'aju)(77)总是走在对抗亚述侵略的前列。(78)既然武力镇压无法征服，亚述代之以怀柔政策，即允许伊图人在境内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作为交换，伊图人要替亚述当兵。(79)阿米蒂(Amidi)行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Liphur-Bel)在致萨尔贡二世的信中提到伊图士兵的情况：“请国王我的主人写信给(伊图)酋长，他们应该把‘国王的士兵’(
)(80)都带出来，和我一起在拉鲁巴(Laruba)进行警戒，直到我们收获完庄稼。”(81)阿米蒂总督在收获庄稼时征调伊图士兵担任警戒任务表明，有关人员可能并不参与农业生产，而是仅仅从事战争。(82) 伊图族士兵因为常年服役而被免除税赋。阿米蒂总督里普胡尔—贝尔在致萨尔贡二世的另一封信中提到：“国王我的主人告诉过我那个伊图(士兵)是免税赋的，于是他的‘弓田’不需要交nusahe税和
税。”(83)伊图族士兵是亚述军中的弓箭兵，(84)其“弓田”被免除赋税表明，其赋税的豁免与服役有关。除了伊图族士兵外，阿拉米人的另一部族古鲁人(Gurrean，也拼为Qurreans)也频繁地出现在亚述军队中，并且经常与伊图士兵一起执行军事任务。(85)尼姆鲁德出土的一份破损的泥板文书提到亚述军的鲁卡赫(Ruqahe)部族、哈拉图(Hallatu)部族等阿拉米部族。(86)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古鲁人和其他阿拉米部族士兵被豁免赋役的证据，不过，由于他们经常像伊图士兵一样执行军事任务，不能排除他们像伊图人一样被免除税赋的可能性。 “拉科苏”士兵是亚述帝国另一类被免除赋税的亚述士兵。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改革以后，亚述出现了被征服地区居民组成的常备军，宦官总管为统帅，而“拉科苏”士兵是宦官总管麾下常备军的精锐，主要由被征服地区的人员组成。(87)阿拉泊哈(Arrapha)行省总督伊萨尔—杜里(Issar-duri)在回复国王萨尔贡二世的一封信中提到：“关于宦官总管的‘拉科苏’士兵，国王我的主人写信说：‘他们都是免赋役的；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们提起诉讼，任何人都不许征收他们的nusahe税□□□□□队官和‘拉科苏’士兵□□□□□□他的儿子□□□□□□他们的□□□□□他们的儿子□□□□□也是免赋役的。’”(88)虽然这封书信破损比较严重，但是，“拉科苏”士兵被豁免nusahe税是毫无疑问的，国王的恩赐可能还惠及他们的家庭。作为常备军的“拉科苏”士兵很可能像伊图士兵一样，因为常年当兵打仗而被国王免除赋税。 “扎库”士兵是亚述帝国从未被提过具体名字的一类士兵，其名称(
)源于动词
(豁免)，(89)其字面意思是“免赋役者”。不过，由于材料的局限，他们被免除的赋税的种类目前尚不清楚。学界曾认为“扎库”是一种低级的官吏，主要在巴比伦尼亚的占领区充当警察。(90)不过，现有的材料表明，“扎库”士兵也是驻守军事要塞的重要力量。例如，拉希鲁(Lahiru)省的一个要塞指挥官纳布—舒穆—伊蒂纳(
-
-iddina)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祝国王我的主人身体健康!要塞、‘扎库’士兵和国王的仆人们都非常好。”(91)一个名为基纳(kina)的亚述军官在致埃萨尔哈东的信中提到：“派给我的‘扎库’士兵此刻正驻扎在阿尔贝拉城外。”(92)军事要塞的驻军需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进攻，驻守军事要塞的“扎库”士兵无疑也是一种常备军，他们很可能像伊图族士兵和“拉科苏”士兵一样因常年服役而被免除赋税。 上述三类被豁免赋役士兵的出现与亚述帝国统治方式的变化及社会变革密切相关。随着帝国的发展，亚述对士兵的需求量大增：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被征服地区变成直接管理的行省，而新建行省需要大量士兵戍守；另一方面，由于亚述对附属国控制的加强，国王需要派驻大量士兵。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述帝国可以征调的公民义务兵却在减少：其一，由于亚述社会的两极分化，服兵役的人口数量减少；其二，帝国形成以后，亚述停止了归化被征服地区民众的做法，亚述的公民兵队伍不再随征服人口的增加而扩大；其三，在频繁的战争中战场伤亡直接导致士兵数量的下降。鉴于上述情况，国王不得不开发另外的资源，英勇善战的阿拉米部落和其他被征服地区居民遂成为征兵对象，并通过豁免赋役的方式让其常年服役。因此，士兵赋税的豁免是国王在社会变革之际实施的一种应变之策。 被免除赋役的士兵在亚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宦官总管麾下常备军的精锐，“拉科苏”士兵的重要性是毋庸多言的。阿拉米族士兵是亚述行省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扎穆阿(Mazamua)总督阿达德—伊西亚(Adad-Issiya)曾向国王报告其麾下的士兵组成情况：“630名亚述人、360名古鲁人和440名伊图人，总共1430名士兵，包括先前驻扎那里的以及国王的侍卫带来的士兵。”(93)在马扎穆阿行省军队中，阿拉米的两大部族士兵超过亚述士兵，成为军队的主力。马扎穆阿行省的军队构成也许不具有普遍性，但是，阿拉米族士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扎库”士兵不如阿拉米族士兵和“拉科苏”士兵知名，但是，他们的作用却不亚于他们。为了确保阿淑尔巴尼拔能够顺利继承王位，辛纳赫里布的王后、埃萨尔哈东之母扎库图(Zakutu)曾与臣民订立契约，“扎库”士兵也是签约的对象。(94) 尽管亚述帝国盛期多次发生篡位事件，巴比伦尼亚城市居民在各方势力的煽动下摇摆不定，但是，亚述帝国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巴比伦尼亚地区基本处于可控状态。通过免除城市居民、神职人员和宦官地产的赋役，国王赢得了传统势力的支持；士兵赋役的豁免导致职业军人的产生，国王既可以借助他们震慑有不臣之心的贵族官僚，也可以随时镇压被征服地区的反叛。总之，赋役豁免政策的完善照顾了各方利益，为亚述帝国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赋役豁免政策的滥用与帝国晚期的混乱 随着宿敌埃及和埃兰的相继降伏，亚述帝国达到了极盛，然而，沙马什—舒穆—乌金发动的叛乱使亚述帝国繁荣的表面下潜伏的危机迅速显现出来，政局持续动荡不安，被征服地区的起义此起彼伏。阿淑尔巴尼拔去世后，其子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
-etel-ilani，公元前631-前626年在位)被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Sin-
-
)拥戴为王，但他在位仅仅5年就被其兄弟辛—沙鲁—伊什昆(
，公元前626-前612年在位)取代。据尼普尔和巴比伦城的文献记载，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也曾在公元前626年登上亚述王位。(95)与此同时，桀骜不驯的米底人和迦勒底人强势崛起，从东北和南部两个方向攻人亚述本土，并于公元前612年攻陷亚述都城尼尼微，盛极一时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 在帝国由盛转衰过程中，亚述的赋役豁免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帝国晚期，亚述主要有城市赋役豁免和地产赋役豁免两种方式，它们显然是先前赋役豁免政策的延续；不过，城市赋役的豁免对象局限于巴比伦尼亚城市，而地产赋役的受益者主要为新兴的军事贵族，豁免的内容也明显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纵观亚述帝国三百余年的历史，地产赋役豁免诏书大概有五十余份，而帝国晚期不过区区五六十年，期间地产赋役豁免诏书却多达三十余份，可见地产赋役的豁免成为这个阶段主要的豁免方式。 阿淑尔巴尼拔反复确认巴比伦尼亚城市的kidinnu特权，巴比伦尼亚城市继续享有免赋役的特权。例如，在记录修复巴比伦城的铭文中，阿淑尔巴尼拔曾写道：“在我统治期间，伟大的主人马尔都克兴高采烈地进入巴比伦城，定居在永恒的埃萨吉拉。我(重新)批准了埃萨吉拉与巴比伦城诸神的sattukku供品，确认了巴比伦城的kidinnu特权。”(96)在提及西帕尔城时，一篇破损铭文写道：“他提升它为永恒之城，这座享有kidinnu特权的城市在天堂被称为巨蟹。”(97)巴比伦城居民在致阿淑尔巴尼拔的信中称：“从国王我们的主人登极伊始，您就刻意保护我们的kidinnu特权与幸福。”(98) 阿淑尔巴尼拔授予巴比伦尼亚城市免除赋役的kidinnu特权与其弟沙马什—舒穆—乌金在巴比伦尼亚发动的叛乱有关。在阿拉米人、迦勒底人与埃兰的煽动下，巴比伦人在亚述与各方势力之间左右逢源，亚述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巴比伦尼亚问题的最优方案；埃萨尔哈东效仿其父，任命其子沙马什—舒穆—乌金为巴比伦国王。然而，事与愿违，沙马什—舒穆—乌金勾结阿拉伯、迦勒底和埃兰等民族，组成了强大的反亚述联盟，亚述帝国面临空前的危机。阿淑尔巴尼拔企图以赏赐免赋役的kidinnu特权来分化反亚述联盟，他向巴比伦人强调：“我已听到一个没有任何兄弟会讲的谎话，但是他的确讲了。(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谎言!我以我的神灵阿淑尔和马尔都克的名义向你们起誓，我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他恶毒攻击我的污言秽语。此外，这个家伙心生诡计，谎称我的想法是：‘我本人与忠于我的巴比伦人要玉石俱焚。’就我而言，我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直到现在，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你们与亚述居民一样的兄弟般情谊上，我要赐予你们kidinnu特权。”(99)需要指出的是，先王往往在征服巴比伦尼亚后，主动赐予巴比伦人kidinnu特权，而阿淑尔巴尼拔却是在叛乱前夕赐予他们这种特权，其豁免赋役行为是一种被动的抉择。巴比伦人并没有接过阿淑尔巴尼拔抛来的橄榄枝，而是卷入了沙马什—舒穆—乌金的叛乱，阿淑尔巴尼拔的赋役豁免政策遭到失败。 帝国晚期，亚述的地产赋役豁免政策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赏赐土地与豁免赋役分离。被豁免赋役的土地原本就属于其保有者，国王不过是免除其国家义务。阿淑尔巴尼拔时期，被豁免的土地及其依附人口数量众多，不便在赋役豁免敕令中一一列举，而是单独出现在另外的文件中。(100)不过，在免除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Baltaya)地产赋役的敕令中，阿淑尔巴尼拔写道：“在我的庇护下，他获得了耕地、果园和人口，建立了自己的地产。我豁免了(它们的赋役)，写了(这道敕令)，并盖上我的印玺，赐给敬畏我的王权的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101)既然被豁免赋役的耕地、果园和人口是有关人员在“国王的庇护下”获得的，这意味着地产主人是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萨尔贡二世时期，阿米蒂省总督里普胡尔—贝尔也曾“在国王的庇护下”建立了自己的地产，由于遭人诬陷侵占他人的祖产，他曾致信国王澄清自己的清白：“(关于)这些耕地(的来源)，国王我的主人知道我□□年前在国王的耕地里建造了一座城镇。在国王我的主人的庇护下，我从阿什帕(
)居民手里购买了400伊麦如耕地，并添加到它里面。”(102)里普胡尔—贝尔可以在国王的庇护下通过购买的方式建立地产，帝国晚期被豁免赋役的土地的所有者可能像阿米蒂总督一样购买土地。既然有关人员已经占有大量土地，国王仅仅豁免其赋役即可显著增加其可支配的资源。 国王只豁免相关土地的赋役而不再赏赐土地的行为，与帝国晚期的土地兼并有直接关系。尽管亚述国王号称国家的“监督”(uklu)，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但是，除了自己的薪俸田外，他并不直接占有其他土地，神庙、各级官府和贵族都占有大量土地，普通的平民也占有用于维持生计的份地。(103)亚述不禁止土地兼并，土地买卖非常频繁。由于沉重的劳役和兵役、种类繁多的赋税，再加上各种人为与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高利贷的盘剥，一大批平民破产，他们被迫出卖或抵押土地、妻子儿女，甚至自身。(104)陷入窘境的官府有时也会转让土地。(105)土地是最受亚述人青睐的财产，一些人趁机购买土地和人口，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大地产。(106)据阿淑尔巴尼拔在豁免宦官总管纳布—沙鲁—乌粟尔地产赋役的列表记载，其可以辨识的6宗田产就包括1700伊麦如耕地、40个葡萄园和2个菜园。(107)阿淑尔巴尼拔的车夫长莱曼尼—阿达德(Remanni-Adad)也热衷购买土地，他先后购买了13宗土地，其中包括2个村庄和6个葡萄园。(108)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国王可以任意支配的公有土地数量不断减少，大量赏赐神庙和臣僚土地的方式难以为继，只免赋役而不赏赐土地成为一种顺应形势的变通方式。 其二，被豁免赋役的种类显著增加。阿淑尔巴尼拔不但豁免了相关地产的农业税，而且免除了豢养在相关地产上的牛羊的
税，附着于地产上各类人员的劳役、兵役以及使用港口、渡口的税费也被豁免了，赋役豁免的内容在敕令中有格式化的表述：“那些耕地、果园的nusahe税不得征收，(它们的)
税不得征收，(它们的)牛羊的
税也不得征收。那些耕地和果园里的人口不得被摊派ilku义务、
义务和
mati义务；他们不需要缴纳港口和通行费，他们将不交□□□□□他的依附人口也像他一样免除了赋役□□□□□”。(109)与其父阿淑尔巴尼拔相比，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豁免的项目又增加了出入城门的税赋和通过关卡的税费：“这些耕地和果园的nusahe税不得征收，(它们的)
税也不得征收。这些人员不得被摊派ilku义务、
义务和
mati义务□□□□□□他们不需要缴纳在陆地和水上的港口、城门的通行费，他们也不需要缴纳渡船和关卡税，他们的牛、绵羊和山羊不得课
税。”(110)上述两位国王罗列的赋役是目前已知亚述帝国所有的赋役，(111)相关地产的主人及其依附者不需要负担任何国家义务，他们的地产成为名副其实的私人土地。国王赐予相关人员豁免地产赋役的诏书，不仅增加了有关人员的可支配财物，而且承认了兼并土地的合法性。 有关人员赋役的豁免直接减少了可征用的资源，导致了国家财政出现亏空，阿淑尔巴尼拔在修建尼尼微城时厉行节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亚述国王喜欢用规模巨大的建筑来彰显国家的强盛和震慑征服地区的臣民，重要的建筑物门口一般安放一对由整块的大石头雕刻成的守卫怪兽(lamassu)；(112)然而，尼尼微城阿淑尔巴尼拔的皇家仓库前的守卫怪兽却一反常态，它是用小块石头雕成的。搬运小块石头可以节约大量人力，阿淑尔巴尼拔的皇家仓库前的守卫怪兽形制变小暗示着亚述人手不足。(113)因此，亚述晚期，赋役豁免政策的滥用使亚述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削弱了王权的经济基础。(114) 其三，地产赋役豁免的受益者多为新兴的军事贵族。被阿淑尔巴尼拔豁免赋役的分别是草料供应总管巴尔塔亚、宦官总管纳布—沙鲁—乌粟尔、国王的内侍和宦官等，而被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免除赋役的是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麾下的队官塔伯—沙尔—帕帕希(Tab-
-papahi)和一位宦官，(115)他们都属于随战争扩大而迅速崛起的军事贵族。亚述帝国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掠夺战利品及勒索贡赋，国王一般与神庙、群臣、士兵和亚述重要城市的居民分享从征服地区掠夺的战利品。(116)士兵与城市居民一般可以获得牲畜和奴隶，而贵族、官僚和神庙分享大部分贵金属和奢侈品。(117)附属国进献的各种贡赋一般仅仅由国王、王室成员、宫廷高官和国王的其他亲信分享。(118)军事贵族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经济实力不断壮大。 随着实力的增长，军事贵族逐渐把持了政权，国王被迫豁免其地产的赋役，赋役豁免政策严重变质。沙马什—舒穆—乌金叛乱以后，亚述帝国急剧衰落，阿淑尔巴尼拔在忧虑中去世。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辅助下，登上王位，但是，他面临叛乱的考验。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在豁免宦官总管麾下队官的敕令中写道：“我的父亲去世后，(既)没有父亲抚养我或帮助我成长，又没有母亲照料我或关注我的教育。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曾受我的父亲厚恩，他像父亲一样引导我，平稳地把我扶上我父亲的王位，使大大小小的亚述民众在我年幼时保护我的王权、尊重我的特权。□□□□□纳布—莱赫图—乌粟尔(Nabu-rehtu-
)纠集亚述城市和行省的民众，发动了叛乱□□□□与任命为□□□□城总督的宦官缔结盟约□□□□□□□□□□□□□□□□根据我的主人贝尔与纳布的命令，我的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率领地产的战斗部队(
)□□□的支持者□□□□□□获得了好的名声□□□□□□我决定厚待他们□□□给他们穿上彩色的衣服，给他们的腕上戴上金手镯□□□□□□□□□我豁免了□□□耕地、果园、房屋和人口，赐给了他们。”(119)阿淑尔—埃特尔—伊拉尼不但靠宦官总管的支持登上王位，而且凭借他率领的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宦官总管成了国王的股肱之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宦官总管平叛时率领的不是由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组成的常备军，而是“地产的战斗部队”。上述人员原本是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宦官总管率领他们成功平叛表明，宦官总管的私人武装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在豁免宦官总管部属地产的赋役时，相关的敕令不厌其烦地历数宦官总管的功绩表明，相关人员地产赋役的免除与其长官有关。国王很可能在宦官总管的胁迫下免除其部属地产的赋役，赋役豁免政策完全变质，成为权臣笼络部属的一种手段。国王的妥协并不能换来他的忠心，宦官总管辛—舒穆—里什尔篡夺亚述政权表明，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政策遭到失败。 四、结论 通过对帝国前期、盛期和晚期赋役豁免情况发展演变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亚述赋役豁免政策的本质及其对帝国盛衰的影响。首先，豁免赋役是亚述统治者利用经济手段维护政权的一种策略。从公元前10世纪晚期到公元前7世纪末，尽管亚述帝国的发展曾遭遇暂时和局部的挫折，但是，它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历史倒退，版图持续扩大，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逐步加强。亚述三百余年的相对繁荣与稳定固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各方势力对王权的认可与支持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国王并未直接赐予被豁免赋役人员任何财物，但是，受益者却因国王的恩赐而减轻了经济负担，实际上增加了可支配的资源。具体而言，亚述国王赐予本国祭祀中心城市免赋役的特权，维护了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千方百计地确保王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亚述国王通过确认被征服地区宗教中心城市居民免赋役的权利，恢复了他们业已丧失的利益，消弭了他们的反亚述情绪，稳定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秩序。通过豁免地产的赋役，亚述国王不仅酬谢了臣僚的功勋，而且承认了其兼并土地的成果，作为回报，他们将效忠国王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亚述国王豁免士兵的赋税，创造了一种新的征兵方式即募兵制，扩大了常备军的规模；既有利于有效控制征服地区，也会对有不臣之心的官僚产生一定的威慑。无论是从维护既得利益出发，还是立足于谋取更大的利益，亚述的各方势力都有理由拥护王权，维持政权的稳定。 其次，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政策体现了国王与亚述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力量的政治博弈。亚述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其中出身阿淑尔城古老家庭的世袭贵族自始至终都在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120)随着军事扩张崛起的军事贵族是帝国发展的中坚力量。亚述的各派势力既依附于王权，又觊觎王位，国王时常面临严峻的挑战，国王需要想方设法地同各方势力进行周旋。亚述帝国的赋役豁免并非一种普惠全体臣民的政策，而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赋役的豁免权一般由国王垄断，这项政策就成为国王与各方势力进行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其中，国王豁免城市和祭司的赋役以赢得世袭贵族的拥戴，还要豁免士兵的赋税来制衡传统势力，各派力量的平衡是王位稳固、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帝国末期，军事贵族一派独大，破坏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平衡，导致赋役豁免政策变质，最终加剧了国家的混乱。 再次，帝国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此消彼长是推动亚述赋役豁免政策不断变革的主要动力。随着帝国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国王豁免赋役需要顾及各方利益。例如，帝国前期，国王借助阿淑尔城世袭贵族的力量收复了失地，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地区，豁免宦官地产的赋役意在取悦其代表的传统势力。世袭贵族的势力膨胀，国王面临严重的挑战，不得不求助于神灵，豁免神灵和祭司地产的赋役旨在迎合神职人员所代表的传统势力。帝国盛期，祭司贵族和世袭贵族仍然是亚述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王豁免城市和供给神灵地产的赋役，维护了传统势力的利益。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以后，常备军成为国王控制征服地区和制衡权臣的主要力量，士兵赋役的免除反映了国王对新兴军事力量的眷顾。帝国晚期，在战争中发财致富的军事贵族成为王权的主要支柱，但是，他们功高盖主，竟然胁迫国王免除其地产的赋役，导致赋役豁免政策变质。 最后，亚述赋役豁免政策的变革与帝国的盛衰关系十分密切，合理利用该政策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滥用它则导致国家混乱。通过豁免城市、地产和士兵的赋役，亚述统治者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方势力的利益，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保持了政局的稳定，为亚述帝国的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赋役的豁免直接减少了政府可征用的资源，有时会导致相关官员出现人力和物力不敷需要的局面。例如，由于萨尔贡二世免除阿淑尔城居民的赋役，阿淑尔总督不得不靠征调宫廷仆从和奴隶等人员填补由此造成的埃卡拉图宫(Ekallatu)短缺的人手。(121)由于国王豁免了伊图士兵“弓田”的
税与nusahe税，阿米蒂总督不得不使用往年的农作物秸秆。(122)亚述帝国早期，赋役豁免种类不多、频次较低，赋役豁免引起的财政危机多是暂时的和局部的；然而，随着赋役豁免种类的增多与频率的增加，亚述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帝国晚期，国王在强势的军事贵族的胁迫下免除了其地产的赋役，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社会的两极分化加深，从而导致政局不稳直至帝国的衰亡。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三位外审专家、廖学盛研究员、晏绍祥教授、王成军教授和杨巨平教授等老师的指点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责任编审：姚玉民 注释： ①A.K.Grays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syria:Challenge to Absolute Monarchy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in K.Watanabe,ed.,Priests and Offici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Heidelberg:
C.Winter,1999,pp.253-270. ②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Rome:Biblical Institute Press,1974,pp.238-244. ③J.N.Postgate,"Ownership and Exploitation of Land in Assyria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in M.Lebeau and Ph.Talon,eds.,Reflets des Deux Fleuves:Volume de Mélanges Offerts à André Finet,Leuven:Peeters,1989,pp.149-150. ④为了避免排版和印刷过程中的乱码现象，本文的阿卡德语单词拼写与亚述学界通用的拼写方法有一定的出入。例如，以
代替下面有点的t，以
代替下面带点的s，阿卡德语单词元音的长短不作区分，等等。 ⑤Moshe Weinfeld,Social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an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Jerusalem:The Hebrew University Magnes Press,1995,p.109. ⑥Hanoch Reviv,"Kidinnu:Observations on Privileges of Mesopotamian Cit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31,no.3,1988,p.289. ⑦A.Ragen,The Neo-Babylonian
:A Social History,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US,2006,p.591. ⑧亚述帝国三百余年的历史可以有多种分期方法，本文大致采用贝德福德的分期方法，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将阿淑尔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前631年在位？)归为帝国晚期，参见P.R.Bedford,"The Neo-Assyrian Empire," in I.Morris and W.Scheidel,eds.,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9. ⑨根据格雷森的翻译，阿淑尔城邦国王埃里舒姆(
)也曾豁免阿淑尔城居民的赋税：“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的城市都服从我的命令，我豁免了(它的居民的)银、金、铜、铅、大麦和羊毛(税)以及(应支付的)的糠麸和秸秆(税)。”(A.K.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1,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um BC II(to 1115 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A.0.33.2:15-20)然而，格雷森的翻译是不准确的，被其译为“豁免”的动词是anduraru，其确切意思是“免除债务”(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A/II,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1968,pp.115-117)，因此，埃里舒姆免除的是债务而非税赋。 ⑩A.K.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3,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858-745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6,A.0.102.16:62. (11)加喜特人是一支种属未定的外来民族，大概在古巴比伦时期以前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巴比伦尼亚，继阿摩利人之后成为该地区的主宰。(W.Sommerfeld,"The Kassites of Ancient Mesopotamia:Origins,Politics and Culture," in J.M.Sasson,ed.,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vol.2,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1995,pp.917-929) (12)Hanoch Reviv,"Kidinnu:Observations on Privileges of Mesopotamian Cities," p.289.不过，亚述帝国时期，kidinnu特权不仅指城市居民赋役的免除，而且包括允许被放逐者回归、释放战俘和债务奴隶、给衣不蔽体者衣物等。(Moshe Weinfeld,Social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an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p.109) (13)乌鲁卡基那的改革铭文写道：“恩利尔(Enlil)的勇士宁吉尔苏(Ningirsu)神把拉格什的王权授予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的乌鲁卡基那后，乌鲁卡基那执行他的主人宁吉尔苏的命令，恢复了昔日的制度：他把船夫头目调离了船只，把掌管牲畜的官员调离了驴和绵羊；他命令渔夫的监督不再征收鱼(税)，命令仓库的监督不再征收除魔祭司的大麦(税)；他废除了(法官要求)支付银子代替交纳白色的绵羊和羔羊(的做法)，他(还)取消了神庙的管理者向王室交纳的贡品。”(Douglas R.Frayn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Early Periods,vol 1,Presargonic Period(2700-2350 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E.1.9.9.1:vii 29-ix 6)本文所引文本文献中括号里的内容系笔者根据上下文做的补充，否则，相关语句将无法理解。另外，本文所引文本文献均按照亚述学惯例标注文献的编号及其行数而非页码，杂志刊发的文本文献则标注页码及其行数。 (14)ilku一般指古代两河流域的土地保有者对国家应尽的一种义务，既可能是兵役，又可能是劳役，还可以交纳实物代役。(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I-J,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1960,pp.73-80)亚述帝国时期，一些没有占有土地的人员、征服地区居民也需要履行ilku义务。参见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pp.63-93. (15)参见E.Sollberger,"The Cruciform Monument," Jaarbericht van her Vooraziatisch-Egyptisch Genootschap "Ex Oriente Lux",vol.20-23,1967-1974,pp.56-57:121-138. (16)Douglas R.Frayn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Early Periods,vol.4,Old Babylonian Period(2003-1595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0,E.4.1.4.5:1-14,E4.1.4.6:ii 1-12. (17)库里伽尔祖一世的一篇铭文写道：“为了眷顾其王朝的马尔都克神，他确认了巴比伦城居民的kidinnu特权，免除了其居民的ilku义务。”(P.A.Boissier,"Documents Cassite,"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vol.29,no.2,1932,p.96:13-14) (18)“纳鲁”以前多称为“库杜鲁”(kudurru)，意思是“界碑石”或“界标”等。(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K,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and Glückstadt:J.J.Augustin Verlagsbuchhandung,1971,pp.495-496) (19)Kathryn E.Slanski,The Babylonian Entitlement
(Kudurrus):A Study in Their Form and Function,Boston: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2003,pp.287-289. (20)Kathryn E.Slanski,The Babylonian Entitlement
(Kudurrus):A Study in Their Form and Function,p.84. (21)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5,1:3-4. (22)亚述学界一般用“x”表示一个破损的楔形文字符号，但是，考虑到汉语与阿卡德语的区别，笔者用“□”代替“x”。 (23)古代两河流域的面积单位。(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I-J,pp.110-114) (24)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6:4-r.2. (25)sattukku源于苏美尔语
，既可以指食物配额，也可以指定期向神灵奉献的供品。(Erica Reiner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S,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and Glückstadt:J.J.Augustin Verlagsbuchhandung,1984,pp.198-201) (26)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19:23-26. (27)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6:r.3-r.5,13:r.1-r.2. (28)M.deJ Ellis,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Ancient Mesopotamia:An Introduction to Problems of Land Tenur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Museum,1976,pp.102,138-145. (29)参见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pp.174-199. (30)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p.XXII. (31)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 Ltd.,1984,p.210. (32)A.Kirk Grayson,"Eunuchs in Power:Their Role in the Assyrian Bureaucracy," in M.Dietrich and O.Loretz,eds.,Vom Alten Orient Zum Alten Testament.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Freiherrn von Soden zum 85,Geburtstag am 19,Juni 1993,Kevelaer:Butzon und Bercker Verlag,and Neukirchen-Vluyn:Neukirchener Verlag,1995,pp.91-98. (33)宦官总管系亚述帝国宫廷七大高官之一，是中央常备军的统帅。(H.Tadmor,"The Role of the Chief Eunuch and the Place of Eunuchs in the Assyrian Empire," in Simo Parpola and Robert M.Whiting,eds.,Sex and Gender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Proceedings of the 47th Re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Helsinki: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2,pp.603-611; R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Helsinki: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0,pp.61-76) (34)A.Kirk Grayson,"Eunuchs in Power:Their Role in the Assyrian Bureaucracy," p.93. (35)K.Deller,"The Assyrian Eunuchs and Their Predecessors," in K.Watanahe,ed.,Priests and Offici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pp.305-306. (36)B.Oded,"'The Command of the God'as a Reason for Going to War in the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in Mordechai Cogan and Israel Eph'al,eds.,Ah,Assyria...Studies in Assyrian History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iography Presented to Hayim Tamdor,Jerusalem:The Hebrew University Magnes Press,1991,pp.226-227. (37)A.K.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3,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858-745 BC),A.0.104.8:2-4. (38)名年官纪年是亚述特有的纪年方法。亚述每年选出一个人担任本年的名年官，任期一年，当选者的名字、所任的官职及当年发生的主要事件即是下一年的年名。古亚述时期，名年官通过拈阄的方式从阿淑尔城重要家族的族长中选出；帝国时期，国王、宫廷高官和重要行省的总督垄断了该官职，出任名年官成为一种荣耀。(A.R.Milliard,The Eponym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910-612 BC,Helsinki: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1994,pp.7-9) (39)A.K.Grayson,"Assyrian Officials and Power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vol.7,no.1,1993,pp.27-28. (40)“图尔塔努”系亚述帝国宫廷七大高官之一，是公民义务兵的主将。(R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pp.107-125) (41)A.K.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3,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858-745 BC),A.104.2010:8-9. (42)亚述学界认为，“纳吉尔—埃卡里”为宫廷传令官，“拉伯—沙克”为大持杯者，“马辛努”为大司库，“萨尔提努”为大法官，“苏卡鲁”为大行政官。(Raija Mattila,The King's Magnates: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pp.161-168) (43)A.K.Grayson,"Assyrian Officials and Power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p.27. (44)Luis Robert Siddall,The Reign of Adad-nīrārī III:A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of an Assyrian King and His Times,Leiden and Boston:Briil,2013,pp.81-132. (45)A.K.Grayson,"Assyrian Officials and Power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p.29. (46)J.N.Postgate,"Assyria:The Home Provinces," in M.Liverani,ed.,Neo-Assyrian Geography,Rome:Università di Roma "La Sapienza" Dipartimento di Scienze storiche,archeoiogiche e antropologiche dell' Antichità,1995,pp.8-9. (47)参见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
,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and Glückstadt:J.J.Augustin Verlagsbuchhandung,1962,pp.158-164. (48)
本义指“(运砖的)砖斗、(运土的)篮子”，引申为“强迫劳动、劳役”。参见Erica Reiner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T,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2006,pp.476-479. (49)A.K.Grayson,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vol.3,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I(858-745 BC),A.0.105.2:19-22. (50)H.W.F.Saggs,The Nimrud Letters,1952,London: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2001,ND 2648:10-11. (51)Georges Roux,Ancient Iraq,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2,pp.306-307. (52)H.W.F Saggs,"Assyrian Warfare in the Sargonid Period," Iraq,vol.25,no.2,1963,p.145. (53)Mikko Luukko,The Correspondence of Tiglath-pilerser III and Sargon II from Calah/Nimrud,Helsinki: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12,98:17. (54)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Babylonian Periods,vol.2,Rulers of Babylonia:From the Second Dynasty of lsin to the End of Assyrian Domination(1157-612 BC),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5,B 6.22.3:ii 28-ii 31. (55)Erie Leicht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King of Assyria(680-669 BC),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s,2011,105 vii 33-vii 37. (56)maddattu，也拼为mandattu，主要指宗主国向附属国摊派的贡赋，也可以指工作任务、赠与、奴隶的赔偿等，参见A.Leo Oppenheim and Erica Reiner,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M,Part I,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1977,pp.13-15. (57)Frances Reynolds,The 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Esarhaddon and Letters to Assurbanipal and
from Northern and Central Babylonia,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3,124:9-11. (58)阿拉米人是西塞姆人的一支，公元前21世纪中期他们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北部过着游牧生活。公元前14世纪起，阿拉米人与向外扩张的亚述发生冲突。公元前2000年代末，乘亚述衰落之际，阿拉米人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与地中海沿岸之间的广阔区域建立众多国家。亚述复兴后，阿拉米人成为其蚕食的对象，一些阿拉米部族则渗透到两河流域腹地。参见G.Leick,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esopotaraia,Lanham,Maryland and Oxford:The Scarecrow Press,2003,pp.10-11. (59)迦勒底人也是西塞姆人的一支，公元前1000年代前期进入巴比伦尼亚，成为影响亚述统治巴比伦尼亚的重要因素。公元前626年，迦勒底人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并与米底人一起灭亡了亚述帝国。参见G.Leick,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esopotamia,p.28. (60)Georges Roux,Ancient Iraq,pp.309-312,321-322. (61)Manfried Dietrich,The 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and Sennacherib,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3,21:r.11-r.16. (62)亚述帝国时期，
mati指亚述在重大战役时的举国动员。(J.N.Postgate,Neo-Assyrian Royal Grants and Decrees,Rome: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1969,p.16) (63)miksu在古巴比伦时期可以指农业和商业方面的税收，而在亚述帝国时期则仅限于商业方面的税赋。(M.deJ Ellis,"Taxat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The History of the Term miksu,"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ol.26,no.4,1974,p.246) (64)H.W.F.Saggs,"Historical Texts and Fragments of Sargon II of Assyria.1:The '
Charter,'" Iraq,vol.37,no.1,1975,pp.14-17:29-31,36-43. (65)J.N.Postgate,Neo-Assyrian Royal Grants and Decrees,pp.15-16. (66)A.K.Grayson,"Assyria:Tiglath-Pileser III to Sargon II(744-705BC)," in John Boardman 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87-88. (67)H.W.F.Saggs,"Historical Texts and Fragments of Sargon of Assyria.1:The '
Charter,'" pp.14-15:32-35. (68)Mikko Luukko and Greta van Buylaere,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Esarhaddon,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2,96:8-18. (69)Erie Leicht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King of Assyria(680-669 BC),57:ii 27-iii 14. (70)在萨尔贡二世出征期间，辛纳赫里布多次致信其父汇报国家军政事务的情况。(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87,29-37) (71)Jean-Jacques Glassner,Mesopotamia Chronicles,Leiden and Boston:Briil,2005,pp.198-199:iii 34-iii 36. (72)Simo Parpola and Kazuko Watanabe,eds.,Neo-Assyrian Treaties and Loyalty Oaths,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88,4. (73)Erie Leicht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Esarhaddon,King of Assyria(680-669 BC),1:i 45-i 47. (74)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19:27-r.5. (75)
供品是古代两河流域定期向神灵奉献的供品之一，主要是各类食品和牲畜，亚述帝国时期主要由行省轮流提供。(Salvatore Gaspa,"Meat Offerings and Their Preparation in the State Cult of the Assyrian Empir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75,no.2,2012,pp.249-273) (76)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24:r.5-11e. (77)J.N.Postgate,"Itu',Utu',Itu'āju," in Dietz Otto Edzard,ed.,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Fünfter Band,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76-1980,pp.221-222. (78)D.D.Luckenbill,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6,782,788; D.D.Luckenbill,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vol.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7,99. (79)J.N.Postgate,"The Assyrian Army in Zamua," Iraq,vol.62,2000,p.101. (80)
是亚述公民义务兵的统称，主要由行省中履行ilku义务的人员构成。(J.N.Postgate,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pp.219-223) (81)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0,3:r.10-r.20. (82)一些学者称之为“雇佣军”。(Georges Roux,Ancient Iraq,p.307) (83)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16:4-7. (84)在亚述浮雕上，伊图士兵一般手握弓箭。(Davide Nadali,"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Soldiers and Their Employment in the Assyrian Army," in W.H.van Soldt,R.Kalvelagen and D.Katz,eds.,Ethnicity in Ancient Mesopotamia,Leiden: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2005,pp.223-230) (85)J.N.Postgate,"The Assyrian Army in Zamua," p.103. (86)Barbara Parker,"Administrative Tablets from the North-West Palace,Nimrud," Iraq,vol.23,no.1,1961,ND 2646:1-2. (87)国洪更：《亚述帝国的“拉科苏”士兵探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88)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eds.,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n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2001,15:3-6. (89)
本义为“清洁、使干净”，引申为“使自由、释放、豁免(赋役)”等，参见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Z,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1961,p.31. (90)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Z,p.22. (91)Andreas Fuchs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I:Letters from Babylonian and the Eastern Provinces,136:1-5. (92)Mikko Luukko and Greta van Buylaere,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Esarhaddon,120:6-10. (93)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215:21-r.2. (94)Simo Parpola and Kazuko Watanabe,eds.,Neo-Assyrian Treaties and Loyalty Oaths,8:7. (95)J.E.Reade,"Assyrian Eponyms,Kings and Pretenders,648-605 BC," Orientalia,vol.67,no.1,1998,p.262. (96)Grant Frame,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Babylonian Periods,Volume 2:Rulers of Babylonia from the Second Dynasty of Isin to the End of Assyrian Domination(1157-612 BC),B.6.32.1:11-12. (97)Grant Frame and A.K.Grayson,"An Inscription of Ashurbanipal and the kidinnu of Sippar,"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vol.8,no.1,1994,p.5:3. (98)Frances Reynolds,The 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Esarhaddon and Letters to Assurbanipal and
from Northern and Central Babylonia,158:2-3. (99)转引自W.L.Moran,"Assurbanipal's Message to the Babylonians(ABL 301),With an Excursus on Figurative Bihu," in M.Cogan and I.Eph'al,eds.,Ah,Assyria...Studies in Assyrian History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iography Presented to Hayim Tadmor,p.320. (100)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27. (101)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25:23-29. (102)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15:14-r.4. (103)J.N.Postgate,"The Ownership and Exploitation of Land in Assyria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pp.141-151. (104)J.N.Postgate,"The Ownership and Exploitation of Land in Assyria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p.150. (105)T.Kwasman and Simo Parpola,Leg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Court of Nineveh,Part I:Tiglath-Pileser III through Esarhaddon,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91,123. (106)F.M.Fales,"A Survey of Neo-Assyrian Land Sales," in T.Khalid,ed.,Land Ten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Beirut: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1984,pp.8-9. (107)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27:30. (108)F.M.Fales,"Neo-Assyrian Prosopography,1:The Archives of Remanni-Adad,"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vol.1,no.2,1988,p.107. (109)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25:30- r.5,26:30-r.5. (110)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35:r.19-r.26,36:r.25-r.30,39:r.4-r.7. (111)J.N.Postgate,Neo-Assyrian Royal Grants and Decrees,pp.14-16. (112)J.M.Russell,Sennacherib's Palace without Rival at Nineve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115-116. (113)S.Brown,"The Collapse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 Bulletin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Mesopotamian Studies,vol.34,1999,pp.69-75. (114)巨额的财富与神灵的支持、皇家的血统、庞大的军队构成了亚述王权的四大基石。(A.K.Grayson,"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syria:Challenge to Absolute Monarchy in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 p.263) (115)L.Kataja and R.M.Whiting,Gra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p.XXII. (116)例如，公元前738年，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在征服温齐后宣布：“我像(瓜分)绵羊与山羊一样，把(他的)人口与他们的财物□□□与骡马在我的军中瓜分了。”(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vol.1,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III(744-727 BC) and Shalmaneser V(726-722 BC),Kings of Assyria,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s,2011,12:6-7) (117)M.Elat,"The Impact of Tribute and Booty on Countries and People within the Assyrian Empire,"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ol.19,1982,pp.244-245. (118)Simo Parpola and Julian Keade,eds.,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Helsinki: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1987,34. (119)L.Kataja and R.M.Whiting,Grunts,Decrees and Gif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36:4-19. (120)Simo Parpola,"The Neo-Assyrian Ruling Class," in Thomas R.
,ed.,Studien zur Ritual und Sozialgeschichte im alten Orient,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7,p.258. (121)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99:r.2-r.9. (122)Giovanni B.Lanfranchi and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II,Part II: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16:r.2-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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