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183;城市#183;自然——环境美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理论论文,自然论文,花园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4－0088－05
城市美学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源于1972年在马凯大学召开的一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邀请了费城城市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曼哈顿罗斯福岛工程设计师之一约翰·约翰森(John M.Johansen)，瑞典美学家泰迪·布鲁尼乌斯(Teddy Brunius)以及建筑史学家、城市规划官员、街头艺术家和市民代表参加。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美学，并启发城市规划官员们在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时对美学因素的考虑。
培根的观点与他作为费城拆迁改造工程首席设计师的身份密不可分。他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宽阔的眼界、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行政资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1]。
约翰森敏锐地看到了美学在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性，他将先锋艺术与建筑设计结合起来[2](168－178)。他的这种理念在罗斯福岛重建工程中得到了体现。罗斯福岛位于纽约曼哈顿与皇后区之间的东河的中心，该岛原来的名字是维尔菲尔岛(Welfare Island)，而更早之前它的名字则叫做布莱克威尔岛(Blackwell Island)，是当时监狱、医院以及疯人院的所在地。从1969年起，该岛被纽约州城市发展公司租赁，然后聘请约翰森和其他的顶尖美国建筑师(包括菲利普·约翰逊、路易斯·康以及约瑟普·路易斯·赛特等)对该岛建筑进行设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建造必要的城市设施，为城市的低、中、高收入人群提供一个居住场所，并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的居住环境。从此该区域就成了一种全新的城市设计模式的代表，它不仅将不同的种族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还将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高效的运输系统和其他必要的设施与城市生活的审美愉悦性联接了起来。
这次研讨会所提出的城市美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将城市设计与美学价值结合起来，并以费城和罗斯福岛工程为例，展示了在城市发展设计中美学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会后，我实施了一项名为“城市美学”的专题研究，让学生结合其从美学教科书中学到的理论和这次研讨会的主旨，走进密尔沃基市的各个区域，通过自己的采访、镜头来记录和考察这座城市。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探寻城市环境的主要组成元素，并以此促进城市美学的发展。通过对行政人员、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和普通市民的访问，以及对影音和文档材料的整理，我们收集并总结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最大限度地综合了在城市美学研究中来自各个方面的观点。
为了对城市美学作更深入的研究，我在1975年来到希腊。这里矗立着许多古代城市遗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埃皮达鲁斯和德尔菲的古代剧场遗迹，以及延续了古希腊文化的雅典帕台农神庙遗迹。除此之外，还有奥林匹亚、科林斯以及克里特和科孚岛上的那些古城市的遗迹。可以说，古代希腊城市中的这些遗迹鉴证了这些古代城市所具有的美学价值。
随后，我到了日本去探寻其现代城市模式发展的进程，并且将日本作为东方城市美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代表。我对日本的考察包括了第一手的观察资料，以及一路上与建筑家、美学家及城市设计师们的访谈交流。通过对东京、京都、长崎、广岛、日光、镰仓、奈良等城市以及日本海岸偏远山区的考察，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和感受到了日本城市中所蕴含的美学元素。通过对希腊和日本这些在历史中衰落又复兴的城市的考察，我发现在这些城市中，无论是其过去的还是现存的建筑，它们都共同建构了其文化的审美属性。
1976年5月31日至7月11日，在温哥华召开了联合国人居会议。这次会议广泛地综合了美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生活质量的观点，涵盖了从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到非洲、亚洲、欧洲以及南美、北美等多元文化的视角。温哥华人居大会及其后的联合国人居论坛的目的是使政策制定者和各个地区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环境，并为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紧接着联合国人居大会，在美国科学促进学会和国家人文社科基金的共同赞助下，来自建筑、哲学、历史、经济、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城市规划学和环境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三名学者于1976年夏天在华盛顿展开了一项“美国价值与人居”的联合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作为美学和哲学领域的代表出席并主持了其中一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这个研究小组的任务是制定一套研究计划，设计制定未来人类环境将会出现的研究主题。当时，人类学家，也是研究组成员的玛格丽特·米德就指出，这些被制定出的主题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预见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对这些将会出现的环境主题的制定并非意味着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徒劳的，而是表明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是“螺旋上升的知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这样的环节都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类环境的理解。在美国价值与人居项目中，这些跨学科的研究主题包括：居住地的形象，人口统计学对居住地形成的影响，个体、社会机构和居住地之间的关系，人权与人类居住地，以及不同价值观对人类居住形成的影响。
在当今关于环境美学的主流论者中，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令人信服地使人认为在环境美学这一领域中美学与科学是互补的。卡尔松坚持以自然和环境科学中对当前环境质量问题的探讨为基础，并认为以科学和美学互补的方式对自然的审美鉴赏是我们对自然理解的最好方式[4]。
与卡尔松的观点相反，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则认为对自然的鉴赏“常常包括为自然所感动或者在情感上被自然唤醒。我们可能通过使自己接受它的刺激，并通过对其外观的关注而置身于特定的情感状态中，从而欣赏自然”[5](P592－593)。对于卡罗尔来说，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并不基于由科学范畴所提供的认知知识。巴德(Malcolm Budd)也持与卡罗尔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科学理论中关于自然的诸如秩序、规律和和谐这些价值概念，并不能转化在对环境的审美鉴赏中[6](P291－298)。
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通过对现象学的运用和基于非西方理论的视角，以参与美学的观念作为其环境美学的基础。柏林特的参与美学理论认为人存在的连续性与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进程具有一致性，并且该理论还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7](P83－86)。
这些关于自然美学的观点也得到了马尔科姆·巴德(Malcolm Budd)、格伦·帕森斯(Glenn Parsons)、艾米利·布雷迪(Emily Brady)及其他研究者的关注和批评[8]。在这些关于环境美学的探讨中，其主要的争论是自然的审美价值是内在的还是功能性的。基于我们先前的那些项目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对环境美学理论的综合，我认为在自然美学中，应该摒弃在内在价值和功能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研究路径[9]。正如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所论述的：“实用与审美的功能性是不可分割的。当感觉与认知被运用、延伸到实际的目的中时，审美经验才更为丰富和有意义。”①
其实，自然与城市中的环境，其审美价值既可以内在地丰富我们的生活经验，又可以从实际目的出发为生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由此，自然和城市的审美生活经验跨越了内在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的鸿沟。它所带来的愉悦既基于我们对优美风景或建筑艺术的审美鉴赏，也同时基于这些风景和建筑的生态环境价值以及有利于城市整体环境构造这样的实际目的。
花园如何作为自然和城市环境间相关联的符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花园、自然和城市这三个概念进行分析。
首先，花园包括每一个城市中各种各样的花园都构成其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园在这里的含义是为植物、花卉和其他自然物建立一个“展示、培育”的公共空间。花园是由土壤、树木、草、花以及石头这些自然物质所构造的。虽然斯蒂芬妮·罗斯(Stephanie Ross)和其他学者对花园进行了更加宽泛的定义，但在本文中我仅将植物和其它自然元素作为定义花园的主要因素[10]。当然在花园中，与这些自然元素相并列的通常还包括一些既有娱乐性也有象征性的建造物，就像城市那样。花园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环境，它基于建造设计的规律和原则，以审美鉴赏为目的将各种自然元素置于一定的秩序之中。花园也是一个小的环境系统，它为欣赏者提供感官上的审美愉悦。同时花园作为城市的一部分，也具有丰富我们生活经验的功能性用途，比如，花园是城市空间构造设计的重要元素，它使城市环境对其居民和游览者更具吸引性。花园与公园并不相同，虽然在花园中包含了某些公园的元素，但是花园比公园具有更多样性的用途，比如在其中可以建造纪念碑、操场和游泳池等设施，使人消遣娱乐。
其次，自然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比如，流行的观念说自然是一种独特的视觉风景，是由山脉、森林或湖泊等自然元素构成的。在这一观念中，自然的定义主要是由其视觉特征决定的，因此人们认为自然的美学价值类似于我们对一幅画所进行审美鉴赏那样体现出来。这种关于自然的观点因没有分清对自然和艺术的审美鉴赏而受到批判，并且这种观点也没有看到自然在审美鉴赏中和在人的生存中所具有的生态学意义。因此在自然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影响下，当前的自然美学理论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界定对自然的审美鉴赏，并且在“自然进化”和介入了人类活动的“自然景观”中，对自然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复杂。
城市是自然的一个特定空间。城市建构了一个代表了人类价值和兴趣的环境，它的规模由人口的密度所决定，并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功能。城市的可视性为人们的审美鉴赏提供了大量的图像，我们通过在城市空间中的积极参与获得了审美经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积极的参与也打破了在视觉上对城市审美的限制，城市中的建筑、商业、政府、制造工业、交通和文化生活都为审美参与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城市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正如阿诺德·柏林特所论述那样，我们对城市的关注和其对人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历史并将继续延续下去[11](P125－148)。
基于上述理解，我在本文中将花园作为一种文化建造物进行检视，它是自然美学与城市美学间的一座桥梁。对花园历史进程的观察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围内花园与城市是同时出现和共同发展的。比如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特、墨西哥、中国、日本、非洲以及西欧和美洲，花园已经存在数个世纪之久，并且花园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有这样几种重要的花园类型：与皇家宫殿相连接的花园、寺庙或修道院中的附属花园、专为凝神哲思而建的禅宗花园、纽约中央公园那样的公共花园以及开罗的现代城市花园——这种花园不仅为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而且还具有促进社交活动和提高人的生命健康的功能。此外，还有为审美和科学研究保存和提供稀有物种的植物园——截至目前，在全球150个国家中有超过1800个这样的植物园。
为了观察花园是如何作为审美鉴赏的对象，我将西方16世纪至19世纪的花园与那些代表了不同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的中国花园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的景观设计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中西方的花园中都有天然的树木、花卉、草坪、喷泉、池塘和山石，有一些还有雕塑、亭阁、桥梁和与这些建筑物相匹配的工程系统。花园中所有这些元素都是根据其相对应的风景而被精心安排的。
欧洲的花园，如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中的花园，其设计风格是以中心线为标准，对花园进行对称分布性的设计。也许是基于从毕达哥拉斯到笛卡尔理性哲学传统的原因，欧洲花园都以几何学的对称性为基础设计安排花园中的各种元素。这种类型的花园强调和谐和平衡的审美价值，甚至连植物所具有的原初的自然生命力也经过人为的裁剪以此来符合花园的整体设计。
在中国北京、上海以及徐州、南京和扬州这些城市中，花园已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花园类型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发展，与以规则的几何型花园设计相反。传统的中国园林设计更倾向于非规则的、自然的设计样式，因此在这些园林中，设计师们的意图被尽可能多地隐藏了起来。尽管在不同的园林中有着许多相同的自然和人造的元素，但是每一种元素都在其所处的环境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像假山和水这样的自然元素，在中国园林中是为了使人更加亲近地体验大自然中的山林与溪流。并且在中国园林中，植物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例如竹子象征正直与坚毅的性格，松树象征着长寿与挺拔，而荷花则象征纯洁与清廉。
也许深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园林设计中对自然的强调与道教和佛教中的禅学思想紧密相连。道教与佛教都将自然作为逃离尘世的居所和一种慰藉精神的形式。②
因受到中国园林的影响，日本的传统园林始于10至12世纪。其中稀疏的树木、鲜艳的花朵、落叶植物和池塘中间小岛上小山状的土丘都是日本园林的标志性元素，一两座或多座小桥将池塘中的小岛与岸边连接。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始于14和15世纪京都的园林，其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在其中进行禅思。例如位于京都西园寺中的禅宗园林，就使用了大量的稀疏错落的、简洁抽象的石头象征大自然中的山。
至此我们所提到的城市花园，都是被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对待的，即通过我们身心参与到环境之中而获得的一种审美对象。然而，这些花园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用途，如它们可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实力，吸引游客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经济的发展。并且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花园还起到了对市民的教育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植物、动物等关于大自然的知识。
现代城市花园还具有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这样一些功能。例如艾资哈尔公园花园，是由参与了开罗阿尔艾哈迈尔旧区改造项目的阿加汗项目基金投资修建的，③其目的是为埃及的这片改造区的穷人提供医疗和教育的帮助。另一个将社会公共职能纳入到花园之中的是科亚花园公园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在全球第三世界国家中建立公共花园，为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社会救助。这两个花园项目都使用了花园这一理念来为人们提供社交活动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两个项目说明了作为审美对象的花园，其审美性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也具有外在的、实际的功能性。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审美活动是在促进人类生活幸福的过程中实现的。
通过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城市环境中花园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到花园对于城市环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将自然的元素和人为建造的元素结合起来，构成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那些城市中仅仅表达个体情感和体现个体创造性的私人花园，也不可避免地让人们驻足欣赏，由此这些私人花园亦丰富了人们的城市生活。
在《艺术语言》中，古德曼将艺术的符号性功能比作语言[12](P64－77)。他丰富的艺术符号理论可以被用来阐释花园如何作为自然与城市间的一种符号，而对其论证的基础理论就是例证。例证是三种主要的象征形式中的一种，它被用来解释艺术如何具有符号的功能性。例证与再现或表现不同，它是指符号与被指示物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例证即是指花园与城市、自然之间的关联性。在这里符号既例证了其符号本身的特征，又例证了其所指[13](P19)。像这些例证的符号既需要其本身具有被例证对象的文字性特征，又需要具备一套象征规则，即从被象征的对象(自然、城市)向符号(花园)生成的规则系统。在古德曼的审美符号理论中，例证也是一种审美征候，它将论证花园可以作为一种审美象征形式。
文字性的例证在花园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基础是它们都包含了树木、鲜花、石头与水。例如在中国园林中，富含生机和具有灵动形式的石头例证了自然中的大山，园林中的池塘则指称了自然风景中平静的湖水。与此相类似，通过花园与城市里的亭榭和其它建筑间的交相辉映，例证也发生在花园与城市之间。花园也同样例证了自然与城市两者间所共有的特征。例如园林中的桥连接着被溪水和河流分割开来的不同部分，而在自然与城市之中，桥也是被建造起来用以连接被自然分割开的部分。在这个例子中，自然与城市中的桥都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主观设计和改造，而花园也表现出了这种特征。从另一层面看，花园也例证了在自然与城市中存在的生长、成熟与腐烂的循环周期。
将花园作为一种符号来理解自然、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个论断还借助了隐喻理论。对于古德曼来说，表现是一种隐喻性的例证。基于这一论断，我将隐喻理解为一种概念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似的意图被隐晦地运用到新的场景之中，或在旧的场景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13](P19)。回到我们以上所举的例子中，花园中那些生长、成熟和腐烂正是这样一种隐喻，它表现出了在自然与城市中都共同存在的这一自然循环。
可以看到在一些情况中，花园也是一件艺术品，由此以隐喻性的方式而非文字性的指称方式可以将花园作为这样一种更为恰当的符号，这种符号更适合阐释花园作为艺术品的审美性特征。在这些例子中，花园中那些文字性的指称被转化为充盈的审美隐喻，它们使我们能够轻易地超越文字性的关联去抓住自然与城市之间的联系。
对花园进行隐喻性的理解，使得花园例证出了诸如“自然美”“形式美”“愉悦”这些传统的美学价值，以及其它诸如“和谐”“平衡”“优雅”这些独特的审美特征，这些审美特征是美学家们附加在对自然和城市的审美过程中的。当我们畅游在花园的空间里时，隐喻使我们能够抓住审美情感与感官经验中的内在本质，甚至是审美经验中那些想象性的反思。最终，我们在这些环境中的审美体验，以及这些审美特征都不再是一种文字性的或“客体性”的了。
至此，花园作为符号，通过对自然或城市环境的例证，使自然与城市的特征凸显出来并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这些特征能够在城市或自然中被直接地认识，或被隐喻地运用到城市与自然之中。例如，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花园中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种植的植物，并且花园的地面是不平坦的，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可以站稳脚的地方。由此，花园里无法驻足的地面和根植于其上的植物是对犹太人经历的一种隐喻，是对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所种植的植物的文字性的例证所做的隐喻性的运用。
墨西哥的瓦哈卡民族植物园，既例证了对风景的自然性指称，又对其历史与地域的文化性指称进行了例证。这座花园位于一座16世纪的圣多明戈修道院前，花园里的植物由低到高连绵起伏，并且整个花园轮廓的设计是为了象征该地区在一千年以前就进行植物种植这一悠久的历史。花园里遍布由人类学家挑选的植物，它们包括霸王树、管风琴仙人掌以及其它来自该地区的植物。这些植物使人联想到那一片仙人掌与蛇共存的自然景象——“密布的鲜花和荆棘，干燥的空气和那带来潮湿的飓风”(巴勃罗·聂鲁达)。花园喷泉中的水被从当地特有的白色寄生虫体内挤出的血染红，它既意喻古老的萨巴特克血祭仪式，也意喻墨西哥在殖民统治下的流血牺牲[14]。
在花园例证自然、城市的特征过程中，我们不能预设已经存在一套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就像那些业已存在的语言或与语言相似的系统。可以认为在理解自然与城市的关系中，花园作为一种符号，其指称“系统”是基于我们的经验的。经验在这里包括了建造花园的知识、花园发展的历史和花园与自然、城市间所具有的那些共同特征。
花园作为一种符号形式，其指称性的运用类似于基于我们理解一幅画时所基于的图像能力，而不是基于语义和语法系统规则的语言能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花园的经验受到视觉和知觉的巨大影响。但是，对花园经验的审美鉴赏并不像欣赏一幅画或其他视觉性的艺术品那样，它需要调动除味觉以外的所有的感官能力。正如凯瑟琳·埃尔金(Catherine Elgin)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听到鸟和昆虫的鸣叫，我们闻到花与落叶的味道，我们感觉着脚下的土地。”[15]
通过对花园的解读来理解自然或城市的环境，这需要我们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与它们紧密连接起来。花园作为自然与城市间的符号，其最重要的基础是符号(花园)和所指(自然、城市)间存在的“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基于它们间共同的特征，如来自大自然的树木、石头和水，以及由人的心灵和活动所设计创造出的楼阁建筑、桥和雕塑。将花园阐释为与自然和城市间相关联的符号也基于一系列复杂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我们每天与自然、城市的碰面中，通过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活动获得的，并且这些经验也还包括我们从历史、科学、哲学与美学中所获得的知识。
对花园进行定义、比较和阐释的基础并非是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相反，它们是全世界所有城市花园都最为具体、本质的主体组成部分。每一座花园都引起我们对自然以及与其所在城市环境相关联的文化的关注，在此，花园是自然与城市特征的一种样本，而不是对自然与城市的叙述或描绘，这就是花园与自然、城市间的符号关系。
古德曼指出符号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基于我们希望符号所要象征的是什么。不同的符号遵循不同的标准规则，在此我们的目的是试图理解自然与城市的审美特征，所以我们注重的是这一主题中符号的审美特征。在任何情况中，对符号价值的衡量在于它对我们感知的激发能力，以及提高我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因此，那些各式各样的，指称一系列自然与城市结构模式的花园最能激发、丰富我们对城市和自然的理解。
然而，仅仅出于理论的新颖性而简单地引入符号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对符号的引入应该具有其自身价值。由此在对自然与城市进行概念定义的过程中，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将自然与城市中那些丰富的图像与自然和城市的特征相统一起来。花园就是这样一种包含了自然与城市各方面特征的鲜活的符号，在自然和城市的环境中，它比通过语言或图画的手段更容易触及我们的感知和加深我们的认识。
收稿日期：2013－05－19
注释：
①Kevin Lynch,A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M].Cambridge and London:MIT Press,1981，第104页。国内对此书的译著《城市形态》并未有此句翻译，但与之有相关的译文“所有功能都立即向我们的感官开放，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获得了实际能力并变得成熟起来”P97。“感觉是重要的功能性的考虑，因为判断事物的能力、按时行动的能力、寻找出路和辨识标记的能力，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生活在令人愉悦地方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的一个基本条件，因此人们以感觉敏锐为乐”P102。［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②关于中国园林的介绍参见《自然的深思：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美］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著，载世界景观设计II[M],韩炳越等译，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③在一些情况下，“花园”和“公园”两个词义间的区别变得十分模糊，尤其当“公园”一词包含了“花园”所指示的要素。例如在艾资哈尔公园和科亚花园公园，它们即是花园但是也具有公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这也正是纽约中央公园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