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的新视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在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框架里，语法化被看作“语言内部演变”的一个子集，因此，语法化与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历来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排斥的语言演变现象。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演变现象其实并不互相对立，更非毫不相关；相反，很多语言里的语法化过程很可能是由语言接触促动或加速的。(Bisang 1996,1998,2001,2004,2008; Hansen 2005; Heine and Kuteva 2003,2005; van der Auwera 1998; Haspelmath 1998,2001; Aikhenvald 2002; Kuteva 1998,2000; Enfield 2003; Gast and van der Auwera 2007 ) Heine和Kuteva(2003,2005 ,2006)将这类由语言接触促动的语法化过程称作“接触引发的语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由此看来，我们在人类语言里观察到的语法化其实有两种类别：即(1)语言内部独立发生的语法化和(2)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本文主要基于Heine和Kuteva(2003,2005,2006,2007a)以及Heine(2006,2007a,2007b)的框架，讨论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相关的几个问题。
2.什么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指一种语言受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而发生的语法化过程(Heine and Kuteva 2003:533)。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阿拉伯语（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跟突厥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及伊朗语支（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语言有长期密切的接触，结果导致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在语法结构上受到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的广泛影响。例如在标准阿拉伯语里，无定名词不加标记，有定名词则受定冠词al-，
或il-限定，如例(1a)；与之相反，在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里，无定名词受不定冠词限定，有定名词则不加标记，如例(1c)所示的土耳其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的名词标记模式同于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而异于标准阿拉伯语，如例(1b)。很明显，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与土耳其语在名词标记模式上的对应导源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为了复制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的名词标记模式，一方面发展出一个新的不定冠词fat（来源于古典阿拉伯语的形容词fard“单一的；个别的”），另一方面则抛弃了固有的定冠词范畴(Jastrow 2005:135)。换言之，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形容词fard＞不定冠词fat”的语法化过程是受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的影响而发生的。
(1)阿拉伯语—突厥语族—伊朗语支之间的接触(Jastrow 2005:135)
在Heine和Kuteva(2003,2005,2006,2007a)的框架里，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语法复制(grammaticalization replication)的下位概念。语法复制是指一种语言仿照另一种语言的某种语法模式，产生出一种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语法复制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和“语法结构复制”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变过程的复制，后者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复制（Heine 2006,2007; Kuteva 2008; Heine and Kuteva 2003,2005,2006；吴福祥2008:15）。
在语法复制过程中，提供复制模式的语言被称作“模式语”（model language，简作M），实施复制过程的语言称为“复制语”（replica language，简作R）；另一方面，模式语中存在的作为复制模式的范畴被称为“模式范畴”（model category，简作Mx），而复制语通过复制过程而得到的范畴称为“复制范畴”（replica category，简作Rx）。比如例(1)中，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中复制了不定冠词这一语法范畴，在这个复制过程中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是模式语，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是复制语；另一方面，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支语言中为语法复制提供模式的不定冠词（如土耳其语的bir）为模式范畴；相应地，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语通过复制过程而得到的不定冠词fat则为复制范畴。
根据模式语中是否已存在一个可被复制的“语源＞结果”这类语法化过程的模式，接触引发的语法化①可分为两种：如果模式语里不存在这类演变模式，则谓之“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如果模式语里存在这类演变模式并被移入复制语，则谓之“复制性语法化”。在前一种情形里，复制的效果只限于复制语产生一个与模式语范畴模式相对应的范畴，而不涉及这种范畴的产生方式。在后一种情形里，模式语不仅为复制语提供范畴模式，而且提供了复制该范畴的方式或过程(Heine and Kuteva 2003,2005,2006)。
2.1 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主要是利用某些策略将模式语中某些语法概念迁移到复制语里。这类策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Heine and Kuteva 2005:81)
a.复制语(R)的使用者注意到模式语(M)里存在一个语法范畴Mx。
b.他们要利用自己语言(R)里可以得到的使用模式来产生与之对等的范畴Rx。
c.于是，他们依照普遍的语法化策略，使用结构式Ry以产生nx。
d.最后，他们将Ry语法化为nx。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Tayo语人称代词双数(dual)范畴的产生过程。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圣刘易斯境内的Tayo语是一种以法语为上层语的克利奥尔语，大约产生于1860年，而当时这个地区还使用Dmbéa和
两种美拉尼西亚语。Drubéa语和语（模式语）具有强制性的双数范畴（模式范畴）。为了在Tayo语（复制语）里复制这种双数范畴，Tayo语的使用者将法语的数词deux“二”(=Ry)语法化为人称代词的双数标记-de(=Rx)(Heine and Kuteva 2003:534)。表1列举的是Tayo语演变而来的人称代词双数范畴(Come 1995)。需要注意的是，跨语言调查显示，数词“二”是双数范畴语法标记的主要语源(Heine and Kuteva 2002:303-4)。
表1 Tayo语的人称代词双数范畴(Come1995:125,128)
上述Tayo语里人称代词双数后缀的演化过程，体现了例(2)所概括的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即：
(3)a.Tayo语（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Drubéa语和语（模式语）中存在一个双数范畴（模式范畴，=Mx）。
b.他们要利用自己语言（复制语Tayo）里可得到的使用模式来产生对等的范畴(=Rx)。
c.于是，他们依照普遍的语法化策略（即“数词‘二’＞双数标记”），使用他们语言里的数词deux“二”
(=Ry)来产生人称代词双数范畴的语法标记(=Rx)。
d.最后，他们将deux“二”(=Ry)语法化为双数标记-de(=Rx)。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语法化过程中，Tayo语使用者从作为模式语的Drubéa语和语中复制的是双数标记这个语法范畴，而不是这个语法标记的演化过程，因为Drubéa语和语并不使用数词“二”来作为双数标记。换言之，在模式语里并不存在“数词‘二’—双数标记”这样的多义模式，因而也就不存在可被复制语复制的“数词‘二’＞双数标记”这样的语法化过程。在上述语法化过程中，Tayo语使用者只是仿照Drubéa语和语的模式，利用自己语言里可以得到的语言材料（数词deux“二”），采用语法化的普遍策略或模式（即“数词‘二’＞双数标记”）产生出与模式语对应的语法范畴（双数标记-de）。
2.2复制性语法化
另一种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被Heine和Kuteva(2003,2005,2006)称之为“复制性语法化”。跟“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不同，在复制性语法化过程中，复制语的某一语法化过程采用了被认为是与模式语相同的语法化路径。换言之，在复制性语法化过程中，从模式语移人复制语的是一个具体的语法化过程而非单纯的语法概念。一般说来，复制性语法化过程涉及下面一些策略。
(4)复制性语法化(Heine and Kuteva 2003:539;2005:92)
a.复制语(R)的使用者注意到模式语(M)里存在一个语法范畴Mx。
b.他们使用自己语言（复制语R）里可得到的语言成分，以产生与Mx对等的范畴Rx。
c.于是，他们利用“[My＞Mx]:[Ry＞Rx]”这个类推公式来复制他们认为曾发生于模式语的语法化过程。
d.最后，他们将Ry语法化为Rx。
复制性语法化的一个典型实例是爱尔兰英语“最近”完成体("hot-news" perfect)的产生。爱尔兰语（即爱尔兰盖尔语，Irish Gaelic）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体范畴，即“最近”完成体，它是基于处所图式(locative schema)“[X is after Y]”而产生的，即“最近”完成体的概念意义是利用处所／时间前置词AFTER来编码的，如例(5a)。大约在17世纪前后，同样的语法化过程也见于爱尔兰英语，如例(5b)(Harris1991)。
(5)a.爱尔兰语(Harris 1991:205)
Tásí tréis an bád a dhíol.
be：NON-PAST she after the boat selling
‘She has just sold the boat.’
b.爱尔兰英语(Harris 1991:205)
She's after selling the boat.
‘She has just sold the boat.’
但是，由AFTER参与形成的处所结构式演变为“最近”完成体结构式，这种语法化过程在世界语言中极其罕见，迄今在其他语言里未见报道。这个事实足以证明，爱尔兰英语“最近”完成体范畴的产生涉及的是一个复制性语法化过程。即：
(6)a.爱尔兰英语（复制语）的使用者注意到爱尔兰语（模式语）里存在一个由结构式[X is tréis Y]表达的
“最近”完成体范畴（模式范畴Mx）。
b.他们使用自己语言（复制语）里可以得到的处所结构式[X is after Y]（使用模式Ry），以产生与模式范畴(Mx)对等的“最近”完成体范畴(Rx)。
c.于是，他们利用“[My＞Mx]:[Ry＞Rx]”这个类推公式来复制他们认为曾发生于模式语的语法化过程。
d.最后，他们将处所结构式[X is after Y](Ry)语法化为“最近”完成体的表达式(Rx)。
上面的例子显示，复制性语法化和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虽然都与模式语的触发和影响有关，而且共时的结果都表现为两种语言在某一范畴或结构式上的对当和同构；但二者也存在明显不同：复制性语法化的特征是：复制语(R)使用者推想模式语(M)使用者此前曾实施过“My＞Mx”这样一个语法化过程，于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语言里已有的一个使用模式(Ry)发展为一个语法范畴(Rx)，从而完成了相同的语法化过程。另一方面，在通常性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如表1所示的Tayo语例子）中，语言使用者利用语法化的普遍策略在自己语言里产生出一种他们在另一种语言里所观察到的范畴或结构式，而不关注这种范畴或结构式在那种语言里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复制语的使用者从模式语复制的只是语法化的结果而非语法化的过程。这两种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可概括如下：
(7)两种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的比较
模式语
复制语
通常性语法化：Mx= Ry＞Rx
复制性语法化：
My＞Mx＞＞Ry＞Rx
（“＞”=“演变为”；“＞＞”=“被复制为”）
3.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与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有什么不同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特点和类型。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跟语言内部独立发生的语法化是怎样的关系？按照Heine(Heine and Kuteva 2003,2005)等学者的看法，这两种语法化过程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同样具备语言学家从跨语言语法化过程中所概括的普遍原则和一般机制。
首先，语法化理论认为，跨语言的语法化过程具有“单向性”和“渐变性”两个普遍原则。所谓单向性，指的是语法化的演变过程是以“词汇成分＞语法成分”或“较少语法化＞较多语法化”这种特定方向进行的，一般不能有相反的演变方向。渐变性则指的是语法化过程的非离散性，也就是说，语法化过程中一个形式F由功能A演变为功能B，一般总是可以找出一个既有功能A又有功能B的中间阶段（即A＞A/B＞B）。跨语言的研究表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同样也受到单向性限制，比如表1提到的Tayo语中基数词deux“二”演变为双数标记-de就体现了“词汇成分＞语法成分”或“较少语法化＞较多语法化”这种单向性语法化模式；但相反的演变方向，即“数标记＞基数词”在迄今所能证实的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中未被发现。另一方面，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同样也呈现渐变性特征，Heine和Kuteva(2003,2005)以大量证据表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并不是复制语受模式语相关范畴的影响而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成熟的语法范畴，相反，它是一个“次要使用模式(minor use pattern)＞主要使用模式＞语法范畴”的连续、渐变的过程②。
其次，根据Heine和Kuteva(2002,2005,2006)的概括，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过程具有下面四个互相关联的参数或机制：
(8)a.“扩展”(extension)：一种语言成分用于新的语境。
b.“去语义化”(desemanticization)：实指性意义内容的丧失。
c.“去范畴化”(decategorialization)：词汇形式或低语法化的语言形式原有的典型的形态句法属性的
丧失。
d.“销蚀”(erosion)：语音实体的丧失或弱化。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同样具有上述四个参数或机制，比如前述Tayo语“数词deux＞双数标记—de”的演变至少显示出语法化三个主要机制的效应，即：
(9)去语义化：数词deux“二”词汇意义的消失；
去范畴化：deux原先作为基数词的范畴特征（比如修饰名词）的消失；
销蚀：“deux＞-de”演变中语音实体ux的消失。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本质上是“次要使用模式＞主要使用模式＞语法范畴”的演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扩展”是次要使用模式变为主要使用模式的先决条件。
上述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与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的关系可概括如下：
表2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与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的联系和区别③
由此可见，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跟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的差别只在于：前者一定涉及语言接触这个外部动因，后者则不具备这个动因。二者是一种单向蕴涵关系：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总是涉及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过程，反之则不然(Heine,
,and Kuteva 2006)。
4.怎样识别和判定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
假定两个语言具有某个相同的语法范畴或语法化过程，那么这种相似性或共享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下面几种可能的动因：(1)语言话语过程或历时演变的普遍原则；(2)发生学关系；(3)平行的演变或沿流；(4)语言接触导致的特征迁移（语法借用或语法复制）以及(5)纯粹的偶然巧合（Heine and Kuteva 2005:2;吴福祥2008:5）。
所谓判定和识别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指的是给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具有相同的语法范畴或语法化过程，我们要证明这种共享关系的产生是源于上述动因(4)而非其他。通常，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的识别和判定主要有两个工作目标：语法化性质的判定和语法复制方向的识别。
4.1 语法化性质的判定
所谓“语法化性质的判定”就是面对某个语言发生的特定的语法化现象，我们要判定这个语法化过程是接触引发的还是该语言独立发生的。一般说来，判定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标准或参数主要有以下几项。
4.1.1 跨语言罕见的语法化模式
如果毗邻的两种语言共享一种跨语言罕见的语法化过程，那么这种语法化过程不大可能是两种语言彼此独立发生的，极有可能是接触引发的。俄国境内的吉普赛语有一种使用take义动词1-av作为助动词的将来时范畴（如l-av te xav‘I am going to eat’）。我们知道，take义动词演变为将来时标记是跨语言极为罕见的。但俄国境内的乌克兰语有两种表达将来时范畴的形式，其中之一就是使用take义动词作为将来时助动词。Boretzky(1989:369)证明，瓦拉几吉普赛语(Vlach Roman)使用者是在他们穿过乌克兰领土时获得‘take’将来时标记的。吉普赛语和乌克兰语这两种毗邻的语言，不大可能在互相独立的情形下发生了完全相同而又极为罕见的语法化过程，因此，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这个实例最有可能的解释。
4.1.2 “配对”的语法化过程
如果两个地理上毗邻但无发生学关系或发生学关系很远的语言，在相同的语法功能上经历了两个相同的正反“配对”(paired)的语法化过程，那么这个事实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Boretzky和Igla(1999:719)提到，保加利亚境内的吉普赛语使用者为了模仿保加利亚语模式，使用自己语言的动词kam‘want’加上定式动词（例10b）复制了保加利亚语将来时结构式（例10a）。
(10)a.保加利亚语(Boretzky and Igla 1999:719)
otida.
wantgo.1.SG.PRES
‘I will go.’
b.保加利亚境内的吉普赛语(Boretzky and Igla1999:719)
ka(m)ker-av.
wantdo-1.SG.PRES
‘I will do.’
不过，这个例子本身不足以证明这是一种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因为“意愿动词＞将来时标记”是跨语言极为常见的语法化模式(Bybee,et al.1994)。但Boretzky和Igla(1999:719)强调，还有另外的证据可以证明语言接触确实在这个语法化过程中起过作用，因为对于否定的将来时，保加利亚语使用与肯定式不同的结构式，即由表‘have’的助动词构成的领有结构式，如例(11a)，而这种结构式恰好也见于保加利亚境内的吉普赛语，如例(11b)。
(11)a.保加利亚语(Boretzky and Igla1999:719)
njamadaotida.
not.havetogo.1.SG.PRES
‘I will not go.’
b.保加利亚境内的吉普赛语(Boretzky and Igla1999:719)
naj/naneteker-av.
have.notthatdo-1.SG.PRES
‘I will not do.’
两个平行的语法化过程导致两种毗邻的语言出现相同的将来时形式，而这两个平行的语法化过程又涉及相同的认知框架，并产生相同的将来时标记的分离性肯定／否定模式，这种情形在世界语言中是非常罕见的。既然已知这两种语言具有较长的接触历史，而且发生学关系和偶然巧合又不能对上述相似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那么这个实例就比较令人信服地显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而且这种解释还可进一步得到下面这个事实的支持：“领有结构式＞将来时标记”的语法化模式在欧洲语言中极为常见，但欧洲以外的语言则很罕见(Bybee,et al.1994; Heine and Kuteva 2006)。由此可见，保加利亚吉普赛语这种有印地语来源的语言极有可能是从作为欧洲语言的保加利亚语里获得这种将来时标记的。
4.1.3“蔟聚”式语法化模式
“蔟聚”(clustered)式语法化指的是一个语法范畴或语法标记的产生涉及两个以上互相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语法化过程（吴福祥2007a）。这种语法化模式有两种情形：一是“多向语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一个语源成分在不同的句法环境里（同时或先后）发生几个相对独立的语法化过程，即“A＞B；A＞C；A＞D”(Craig1991)。另一种情形是“重复语法化”：一个语源成分通过语法化变成语法成分，而后者又进一步发生语法化，变成语法化程度更高的语法成分，即“A＞B＞C”(Heine and Kuteva 2005:186)。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里对应的语法范畴或语法标记的产生过程涉及相同的多向语法化或重复语法化模式，那么其背后的动因通常是语言接触导致的语法化(Heine and Kuteva 2005:186)。
在中国南方的很多民族语言里，“获得”义语素跟汉语“得”一样拥有一个跨语言罕见的多功能模式。吴福祥(2007a)证明，这种多功能模式的产生导源于一个相同的“蔟聚”式语法化过程。
(12)汉语和中国南方部分民族语言“获得”义语素的语法化历程：
考察表明，像汉语和南方民族语言里补语标记所经历的这种“蔟聚”式语法化模式（同时包含多向语法化和重复语法化两个模式）在世界语言里极为罕见。可见汉语和南方部分民族语言里“获得”义语素所经历的相同的语法化模式只能解释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
4.1.4 语言接触的历史和现状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顾名思义，是由语言之间的接触诱发和导致的。因此，判定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先决条件是须有证据显示，相关的语言之间存在或曾经存在接触关系。比如我们上面提到，汉语和南方民族语言里“获得”义语素共享的这种“蔟聚”式语法化模式是一种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这个结论的先决条件是汉语跟这些民族语言存在接触关系，而这方面的证据可谓俯拾即是：大量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史和社会语言学的资料和成果显示，汉语和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具有数千年的接触历史(LaPolla 2001; Matthews 2007)，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接触尤其广泛而深入。长期密切的语言接触导致汉语与这些民族语言之间互相影响，而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明显。
4.2 复制方向的判定
假定两个语言共享的一个语法化过程是语言接触引发的，我们如何确定其复制方向（即确定哪种语言是模式语，哪种语言是复制语）?一般说来，判定的标准或参数有下面几项。
4.2.1 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
给定A、B两种语言共享的语法范畴F是语法复制（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产物，若跟语言A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A的亲属语或姐妹语）都没有F，而跟语言B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则具有F。那么F的迁移方向应是“语言B＞语言A”（Heine and Kuteva 2005,2007a；吴福祥2007a）。
在爱沙尼亚语（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支）里，“来”义动词tulema语法化为表示必要性道义情态的助动词（相当于英语的must，have to），而动词的施事则采用状态—处所的位置格(adessive case)形式（即旁格形式）。同样的情形也见于拉托维亚语（属于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这个语言也将其反身形式的“来”义动词语法化为助动词(nākties)，也表达必要性道义情态，而动词的施事带上与格标记（即取旁格形式）。但是，“‘来’义位移动词—道义情态助动词”这种多义模式以及“‘来’义位移动词＞道义情态助动词”这种语法化模式在世界语言中极为罕见；而且这两种语言分别属于两个语系，二者的相似性当与发生学关系无关。因此，对这两种语言共享的语法化过程，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另一方面，在与爱沙尼亚语发生学关系极近的芬兰语中“来”义动词也用作表达道义情态的助动词，而且动作的施事也采用旁格（属格）形式；但在波罗的语里只有拉托维亚语具有这种共时多义模式，也就是说，拉托维亚语的姐妹语立陶宛语不见这种多义模式。这种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上述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中，爱沙尼亚语应是模式语，拉托维亚语当为复制语(Heine and Kuteva 2007a)。
4.2.2 语法范畴的相对“年龄”
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以及其他接触引发的特征迁移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模式语里模式范畴的出现总是要早于复制语里对应的复制范畴，因为前者在语言接触之前即已存在，后者在语言接触之后才得以产生。因此，给定A、B两个语言里对应的语法范畴F导源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如果语言A里的
的年龄大于语言B里
，那么F的迁移方向应是“语言A＞语言B”。这个参数理想的适用条件是相关的两个语言均有历史文献。但这样的条件通常很难具备，因为很多复制语往往没有历史文献甚至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般只能从形态—句法特征和语音表现等角度去比较相关范畴的年龄大小：既然模式范畴先于复制范畴产生（即模式范畴的年龄要老于复制范畴），那么相对年老的模式范畴在语法和语音上就应具有足以显示其年龄的若干特点，比如相对于复制范畴，它表现出更高的去范畴化和语音弱化程度以及更多的不规则形态—音位行为等等(Heine and Kuteva 2005,2007a)。
海南三亚境内回辉话（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占语支）的“完毕”义语素
跟汉语“了”具有完全相同的多功能模式，即同一个语素用作“完毕”义动词、结果补语／动相补语、能性傀儡补语、完整体助词和完成体助词。吴福祥(2007a)证明，回辉话共时多功能模式之所以跟汉语“了”完全对应，是因为回辉话使用者复制了下面这个曾发生于汉语的“蔟聚”式语法化过程：
(13)汉语“了”和回辉话的“蔟聚”式语法化模式（吴福祥2007a）：
而这个结论的证据之一就是汉语体标记“了”和回辉话体标记的相对“年龄”：汉语“了”用作体（完整体／完成体）助词时语音形式发生了弱化（轻声化和元音弱化），但这种语音弱化现象并不见于回辉话的体标记。可见汉语体标记“了”的年龄要大于回辉话的体标记，因此前者应是模式范畴而后者当为复制范畴。这个测试参数也同样适用于前面提到的汉语和南方民族语言来自“得”义语素的补语标记：汉语“得”用于补语标记时语音也发生弱化（轻声化和元音弱化），但这种语音弱化现象同样不见于相关民族语言里来自“得”义语素的补语标记。
4.2.3 语法化的相对程度
如果A、B两种语言共享的某一语法范畴F是语法复制的结果，那么复制语中复制范畴
的语法化程度通常要低于模式语中对应的模式范畴
(Heine and Kuteva 2005,2007a)。语法成分的语法化程度，包括形式（语音—音系表现和形态—句法行为）语法化程度和功能（语义和语用行为）语法化程度两个方面(Bybee 1997; Bybee,et al.1994)，通常与“去范畴化”“去语义化”和“语音弱化”等语法化参数密切相关(Heine and Kuteva 2005)。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语法成分“去范畴化”“去语义化”和“语音弱化”程度越高，那么其语法化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如前所述，汉语“得”用作补语（状态／程度／能性）标记以及“了”用作体标记时语音形式都发生了弱化，但这种语音弱化现象并不见于相关民族语言的对应范畴。可见汉语的补语标记“得”和体标记“了”在形式语法化程度方面要高于前述民族语言的对应范畴。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显示，汉语补语标记“得”的语义语法化程度也明显高于前述民族语言对应的语法标记：第一，能性补语标记是汉语“得”语法化路径的最后阶段，它不仅是补语标记“得”意义语法化程度最高的功能，而且也是现代汉语口语里补语标记“得”最基本的用法；但这样的功能只见于部分民族语言的“获得”义语素。第二，汉语补语标记“得”有一种语义高度虚化的用法，即表达“致使”的功能，如“一下午的课上得我口干舌燥”“一杯烈酒喝得老王晕头转向”，而这种“致使”功能基本不见于民族语言的对应范畴（吴福祥2007a）。
4.2.4 语法范畴的分布特征
语法复制的研究显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所产生的新的范畴通常在使用上受到限制，比如频率较低、能产性较差、限于特定语境，至少在被复制的早期阶段如此。因此，在一个给定的语法复制实例里，假若语言A的某一范畴F在分布上受到限制，而语言B里对应范畴并未表现出这样的限制，那么可以确定，语法复制的方向是“语言B＞语言A”，而不大可能相反(Heine and Kuteva 2007a)。
中国南方的很多民族语言里“执持”义动词可以同时用作工具介词和处置式语法标记，其多功能模式跟汉语“把”非常接近。吴福祥(2007a)证明，这种多功能模式的产生是上述民族语言跟汉语接触的结果，换言之，这是一个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产物。而“语法范畴的分布特征”这个参数可以用来判定汉语和中国境内民族语言之间处置式范畴及其语法化过程（“执持”义动词＞工具介词＞处置式标记）的复制方向。首先，在我们所调查的民族语言文献里，处置式的使用频度远没有汉语把字句来得高，而语言成分的使用频度往往跟其能产性密不可分；其次，几乎所有民族语言里处置式的使用要受到一些限制。很多民族语言的处置式不能用于否定语境和助动词结构式，比如武鸣壮语的处置式中语法标记
之前不能加上否定词或助动词（张元生、覃晓航1993:213），而汉语的把字句则完全没有这样的限制，如“别把衣服弄脏了／没把衣服弄脏／不把他叫回来不行”“我可以／能把他找回来”（吴福祥2007a）。
4.2.5 人口统计学变量(demographic variables)
一般说来，语言接触以及由此导致的语法复制有时对某个语言社会中特定社会阶层和人口群体有更多的影响，因此这类受语言接触更多影响的人口统计学范畴往往能显现更为明显的语法复制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像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就可以为我们识别语法复制的方向提供一些重要线索(Heine and Kuteva 2005,2007a)。比如假定语言A和语言B共享的语法范畴或语法结构F是语法复制的结果，若F在语言A里的使用只限于特定的人群（比如受过教育的人群、年轻人等），而语言B里F的使用没有这种限制。那么，F的迁移方向很可能是“语言B＞语言A”，即语言A里F的出现是对语言B对应模式复制的结果。
在巴西西北部，属于北部阿拉瓦语群的Tariana语跟巴西官方语言葡萄牙语有着长期密切的接触关系，以致Tariana语在很多方面受到葡萄牙语影响。在葡萄牙语里，疑问代词用作关系小句标记；同样，Tariana语使用者基于葡萄牙语模式也将他们的疑问代词（kwana“谁”）用作从属小句标记，但他们仍保留自己语言里原有的关系小句结构式，而只是单纯地将他们的疑问代词加在固有的关系小句结构式之上。Aikhenvald(2002:183)提到，这种新的从属小句结构式的使用只限于新派或年轻的Tariana语人群，实际上正是这类Tariana语人群创造了这种新的从属小句标记结构。另一方面，葡萄牙语里“疑问代词—关系小句标记”这种多义模式没有任何人口统计学种类的限制。可见“疑问代词＞从属小句标记”这种语法化过程的复制方向应是“葡萄牙语＞Tadalia语”。
4.2.6平行的语法复制过程或其他特征迁移的实例
在语言接触及由此导致的语言演变中，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形是，语言A里某一复制范畴F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特征迁移的现象，相反，在这个语言里可能还有另外的“语言B＞语言A”语法复制或其他特征迁移的实例。特别是，如果这些假定的特征迁移的实例之间是互相独立并且涉及不同的迁移种类（比如语法复制、语法借用以及词汇、语音成分的借用等），而相反的特征迁移实例（即“语言A＞语言B”）未曾发现或极其罕见；那么，语言A里F的存在应该来自对语言B里对应范畴的复制。比如前面提到回辉话体标记的产生是源于对汉语“了”语法化过程的复制，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之一，是这个语言里还有很多来自汉语的语法复制的平行例证及其他特征迁移的实例。首先，回辉话从汉语复制了大量语序模式或结构式，如领属结构式语序“领属语+核心语”、比较结构式语序“比较词+基准+形容词”、“V不V”式正反问句、“V不C”式能性述补结构以及“V-V”式动词重叠模式（吴福祥2007b，2008）；其次，回辉话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包括词汇词和语法词）（郑贻青1997；Thurgood 1999,2006; Thurgood and Li 2003,2007）；最后回辉话的音系结构也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语素的音节模式由一个半音节(sesquisyllabic)变成汉语型的单音节，声调模式由占语型的平调(registral tone)变成汉语型的曲折调(contour tone)。但是，相反的语法复制和语言借用过程（即汉语复制或借用回辉话语言成分）未曾发现。
5.结语
传统历史语言学将语言演变分为“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外部因素促动的演变”两种类别，而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的广泛存在无疑对这种“内部演变”与“外部演变”的严格区分提出了挑战。因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同时涉及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语言接触中另一种语言的影响和触发）和内在因素（使用本语言成分作为演变的源成分），本质上是语言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既属于“内部演变”又属于“外部演变”。实际上近年来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表明，很多其他语言演变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时涉及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将语言演变分为“内部演变”与“外部演变”并没有多大意义。
注释：
①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在有些文献里被分别表述或分析为“（语法）仿借”(calquing)或“借译”(loan translation)、“多义模式拷贝”(polysemy copying)和“借义”(semantic borrowing/semantic loan)。这些术语在概念上跟“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相关而不等同。最重要的差别是：(1)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导致复制语产生一个新的语法意义或语法概念，而“（语法）仿借、借义和多义模式拷贝”的结果可以是语法意义，也可以是词汇意义。(2)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一种渐变过程，总是有中间阶段或过渡形式；而“（语法）仿借、借义和多义模式拷贝”通常没有中间阶段或过渡形式。(3)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一种单向性演变，其目标功能的语法化程度总是要高于源功能；而“（语法）仿借、借义和多义模式拷贝”则不一定有单向性限制。(4)在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情形里复制语的复制范畴，其语法化程度通常低于模式语中的模式范畴；而“（语法）仿借、借义和多义模式拷贝”则不受此限。(5)在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过程中复制语通过语法复制得到的范畴通常具有“去范畴化”“去语义化”“销蚀”等特性，而这样的特性未必见于“（语法）仿借、借义和多义模式拷贝”。
②在Heine和Kuteva(2003,2005,2006,2007a)的语法复制理论中，“语法使用模式”（简称“使用模式”）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语言中某些反复出现的表达特定语法功能的话语片段。使用模式可分为次要使用模式和主要使用模式。语法复制（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早期阶段涉及的并非复制语受模式语影响而产生一个成熟的语法范畴，相反，模式语的影响和触发作用主要表现在激活复制语里已有的某个次要使用模式并使之变为主要使用模式。换言之，语法复制（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复制语里主要使用模式的出现。而当主要使用模式进一步增加使用频率、扩大语境类型并被规约化时，就会导致复制语中一个新的成熟的语法范畴的出现。
③在Heine和Kuteva(2002,2005,2006,2007b)的语法化理论中，语法化机制指的是“扩展”“去语义化”“去范畴化”和“销蚀”，不包括语法化学界普遍认可的“重新分析”和“类推”。其实，Heine和Kuteva(2005)中大量接触引发的语法化实例都跟重新分析和类推的作用有关。因此我们认为，跟语言独立发生的语法化过程一样，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中重新分析和类推也是基本的演变机制。
标签：新视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