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理性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文化论文,理性论文,体系论文,过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乎没有谁会否认，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彻底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因此，只要理智地思索一下当代中国民众生活的意义世界，就不难发现，与这场社会大变革相伴随，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如果说，80年代人们的普遍困惑和疑虑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市场经济，那么，进入90年代的人们则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于已经开始生成的市场经济一般不再怀疑和拒斥，而是自觉或自愿地接受与投入。在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迈向21世纪之际，中国民众正在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普遍的、急剧的变化问题。新的发展要求我们对此作出理性的思考，探索这场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价值参照系以及它的主导目标。
一、新发展方式与文化价值调适的实质：重塑生存方式或生存模式
在社会结构整体转型期，文化价值体系已到了必须调适、重建，以达成与社会结构基本协调的境地。在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撞击下，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面临严重挑战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又不可能涵盖，并取代中国几千年形成并积淀于中国人血液之中的价值观。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价值体系所形成的落差，不仅引发了一些社会脱序现象，而且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产生了相当大的混乱。在社会理想中，“公平”、“公正”、“合理”、“民主”、“理性”、“竞争”原则，变成了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托词。不论是权力阶层还是商业场所，“追求实际利益”的观念行为屡屡得势。投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泛滥。在传统价值体系向现实转型所形成的真空状态，使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内在的、信仰的和理性的依据。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关系做了较为深刻的反思，认为要避免走传统或西化的老路，必须适应社会现实，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就要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文化观念、价值规范等各要素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结构，使文化价值体系各要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转向合理的方向。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的问题是，在目前这场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大变革的基本背景中发生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在深层次上，在实质上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首先从比较具体的文化要素——道德规范入手来思考这一问题。通常所说的伦理道德一般指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相应意识、信念和行为活动。这些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主要以善恶评价为标准，靠内在信念、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来加以维系。一般说来，一种同质的、相关统一的道德规范体系一旦自觉地或自发地形成，就往往会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固性。然而，即使在这一前提下，各种谮越或违背某些具体道德规范的个体或行为也时有发生，这在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都屡见不鲜。但是，同样，具有合法性，对于这些具体的非道德行为，只有加强社会舆论、个人修养等，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和人们行为的相对规范。
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上述情形不同。一方面，文化价值体系的调适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1）个体原则超越传统集体原则。 个性相对自主的原则造就了多元制衡的强大经济、社会、文化力量。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细化的倾向，社会各阶层中的个人，不仅职业差异大，而且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突破了建立在高度计划经济之上的明显泯除个性差异的传统集体原则，尽量维护和尊重个体的权益，并祈求个体展示整体的力量。（2）多元判断取代两极判断。 在社会结构转型期，不论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还是社会组织、文化价值体系方面，多元判断成为一个新特征。价值判断的多元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对某一现象的判断超越了单纯的道德标准，而是进一步向更深层面探究它存在的效用及其诸要素之间的关系。（3 ）法律取向重于价值取向。传统的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价值观，是与政治和道德紧密联结的。“法律意识”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几乎没有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法律意识”在指导人们的社会行为方面逐步发挥了政治和道德均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转型调适期，人们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公平”、“公正”、“合理”、“民主”、“平等”、“权力”、“义务”的观念逐渐增强。在今天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价值真空，唯有以政治法度、经济法规和社会秩序来填补。二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无不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构件的法制化这一主题。
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种较为普遍的道德失范现象，即以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以及利他、仁爱、忠孝、勤俭、谦虚等传统道德规范不再为一些人所认同，一些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如利己、功利等新的价值导向开始普遍化，特别是一些典型的非道德现象公开登台。显而易见，面对如此严重的道德失范，仅仅用道德规范的修补、社会舆论的约束，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化，是根本不会奏效的。因为这种道德失范问题标明整个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社会文明的转型为背景，重新评估传统价值观念，重新建构新的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
二、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价值调适的尺度：确定合理的价值参照系
当我们揭示了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转变问题的空间深度，并确立了以重塑生存模式为核心或实质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构想之后，接着的紧迫问题就是确定重塑生存模式为核心或实质的价值重建和文化转型的构想之后，紧接着的重要问题是确定重塑生存模式的主导价值目标。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个西方的神话：在古希腊有一个名叫普鲁克拉斯提斯的强盗有一个奇怪的嗜好：他在路边放着一张床，强迫每个过路的人躺在它的上面，如果人比床长，就把脚砍掉；如果人比床短，就拉长。这个神话故事包含着这样一个隐喻：人人心中都有一张价值之“床”，人们以这张床为坐标来评判一切。完全可以说，人本质上是评价动物，“普鲁克拉斯提斯情结”乃是人的基本情结之一。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作评价活动。而任何评价活动都是从一定的价值坐标出发的。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确立起一个客观的价值坐标？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对生活世界的本质的探索入手，还是从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的本质特征的考察出发，我们都会发现，发展市场经济，追求现代化乃是我们所面对的最根本的、绕不过去的事实。而与理想型的、健康的社会结构和现代化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则是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民主、社会公正的观念和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在从事任何评价活动之前应当先行地加以确立的合理的、客观的价值坐标。这一价值坐标之所以是合理的、客观的，因为它是从主体所蕴涵的客观的历史性中抽绎出来的，它所展示的乃是特定时代的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要求。
这种合理的、客观的价值坐标一经确立，经济、社会、文化的总体协调也就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切文化思潮和社会现象在它之前都变得透明了。这里所说的“透明”的含义是：精华和糟粕不再混在一起，它们在这一客观的价值坐标之前被明确地分离开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客观坐标的确立，也就是真正的批判意识的确立。
在此，我们不妨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例来说明先行地确立这一价值坐标的极端重要性。只要检视一下近年来放映的影视作品和出版的理论、文学作品，我们就能发现以下几种比较流行的类型：一是歌颂帝王之尊并致力于描写他们的生活轶事的作品，如西楚霸王、武则天、乾隆等。在这类作品中，通常见不到作者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有的只是生活轶事和帝王心理的渲染；二是讴歌机巧权术的所谓“智谋学”、“厚黑学”、“三十六计”等等作品，作者的指导思想是：只要能做人上人，只要能得到自己所渴求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三是宣扬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作品，如算命、看风水、看面相、看手相等等，作者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命运是前定的，是无法抗拒的；四是褒扬江湖义气的侠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常有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但也夹杂着对暴力、色情、迷信等消极因素的渲染。这几种流行的作品的类型表明：人们实际上把王权（专制主义）、谋略（视他人为手段）、暴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华。难道这些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导向竞会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健康的、协调的发展吗？显然不能。
由上可见，先行地确立价值坐标是何等重要。这一坐标不仅是我们思考和评价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的参照系，也是我们从事一切实际工作的出发点。有人也许会驳斥说：“你确立的价值坐标是以现代化为基础的，但西方人从上个世纪就已经在反思并批评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了，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它呢？我们应该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合理的价值坐标来倡导。从表面上看，这一驳难似乎是十分有力的，但实际情形并不是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早已指出过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尺度问题。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只要我们还没有超出这一历史阶段，以现代化为基础的价值坐标就应当成为我们的价值坐标。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一价值坐标并不是终极的价值坐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仅仅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事实上，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向前发展，那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终极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坐标。反过来说，“人的全面发展”就能成为终极的价值坐标吗？我们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又是为了什么呢？总之，重要的是领悟这一客观的价值坐标的历史特征，而不是以抽象的、超历史的态度向它索取完善性和终极性。
我们正处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古今中外文化价值思潮大交汇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下，重要的不是埋头于对种种细节问题的研究，也不是热衷于追逐各种新的、时髦的思潮，而是要通过批判的思考先行地澄明我们全部活动的价值前提。只有确立了合理的价值参照系，我们才能以正确的方式去协调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使当代中国社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三、新发展方式与文化价值调适的目标：塑造自由自觉的知识主体
在我们探讨了中国社会目前的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实质和基本尺度之后，现在就能够比较容易地探讨它的主导目标了，这就是：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最本质的精神，即知识理性，来塑造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知识主体，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既是价值与文化转型的主导目标，也是确立中国社会新文明形态框架的基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概要地说明这一基本观点。
第一，必须用知识理性消解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和传统实践主体的自在性与自发性，塑造以知识理性为主导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现代知识主体。
这一主导价值目标的设定是针对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内在文化阻滞力的。应当承认，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允诺在过去百年间迟迟没有实现，这自然与多种内在的、外在的因素有关，但其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强大的内在的文化阻滞力，使大多数农业文明的主体很难生成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知识主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它的主体至今尚未真正超越农业文明形态，只是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农业文明植根于自然经济之上，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终身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儿育女这种自在的、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凭借着自发地溶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的生存。这是典型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同时，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观念之上，其主导价值取向不是超越自然关系，把人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而恰恰是对自然的回归与肯定。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基于自然血缘和天然情感色彩之上的伦常的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的赞美，大大地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色彩和自在性、重复性、封闭性等本质特征，由此产生出重伦理不重科学、重经验模仿不重理性思维、重“品德”不重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式。这些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体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使大多数人即使在面对着需要强烈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非日常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创造时，也依然采取这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行为模式。这显然是几千年中国社会缺少内在驱动力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可见，同以工具理性和人本主义为本质精神的传统工业文明本身可能出现的局限性相比，这种由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所塑造的生存模式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对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及阻碍更为直接、更为有害。这种由几千年农业文明培育的、未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面对着急速涌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大潮，往往会无所适从。一些人会呈现出困惑、疑虑、恐惧、拒斥、逃避的状态，另一些人则会采取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常的行为。目前全社会普遍的焦虑和浮躁人格、疯狂追逐金钱的物化人格、以疯狂消费为特征的笼罩着世纪末心态的幻灭人格，都从负面证明，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经验主体无法直接支撑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
就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而言，我们如欲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文化阻滞力，使中国社会尽快汇入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格局之中，那么唯一的选择是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精神，即知识理性，进行自觉的文化启蒙。只有这种文化精神才可能消解农业文明主体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征，塑造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知识主体。即以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以知识信息为基础、以可计算性和数量化为特征、超越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思维、决策模式与行为模式，这将成为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内在机理和现代人的根本素质。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的本质特征，这正是置身于既充满创造机遇又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全面发展也应是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可见，知识理性正是中国民众所缺乏的，而现代工业文明又最需要的因素。如果说，我们以前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来设想这种文化启蒙，只能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那么今天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了。当越来越多情愿或不情愿的人们被卷入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之中，我们通过现代教育、理论建构、制度规范等多种手段来进行这种知识理性的启蒙，就已经是十分现实的事情了。所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知识主体的塑造生存方式的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反过来又成为前者的支撑与保证。
第二，在确立以知识理性为主导价值塑造知识主体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起适宜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机制。这是新发展方式条件下文化价值体系的调适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总体性的生成，即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衡量社会文明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尺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由于中国现代化与西方业已完成的现代化之间的巨大的历史错位，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当我们把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知识理性，确定为我们所塑造的知识主体的基本文化精神时，切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与影响，因为这些文化精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关注它们而自行退出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在不动摇知识理性的基本文化精神地位的同时，吸收其文化精神的某些具体的积极因素。如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同一问题的关注，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后现代文化中生态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交往理性对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的重建，技术批判理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的限制和批判，等等。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定条件，即不能使这些文化要素做为独立的文化精神而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要把它们整合到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之中，形成一种合理的、自觉的约束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以知识理性为内涵的工业文明精神提供现实的切入点和生存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能减轻历史阵痛，避免历史错误，沿着健康、文明的大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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