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现[1]2002年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效果及政策建议》文中认为1998年以来，政府实行了以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方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今年，政府已明确表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不会减弱。这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理论中作为“反周期操作”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在我国将至少实行5年，成为中长期政策。 本文围绕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主要探讨了如下问题： 1、从1998年以来的历史看，我国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远未达到通过西方乘数理论或、IS-LM模型计算得到的理论值。其主要原因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弱。 2、国债规模的持续扩大会导致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特别地，我国隐性债务规模大，已进入加速显性化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将加速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规模庞大的或有债务将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前政府应该认真对待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问题。 3、根据前两部分的分析，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合理走向应该是：短期内，在保持一定的公共投资力度的前提下，增加转移支付支出；长期看，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国债规模与GDP之比，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王斌斌[2]2005年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城乡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本文基于1986—2002年间的统计数据估计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等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外，还运用了统计学、管理学等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对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做出较为科学的判断，并力图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对策，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操作上的可行性。 对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数据上的准确性和统计上的可比性问题。在中国，对官方统计资料的质疑由来已久，这也是困扰从事这方面研究学者的最大难题。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在各种资料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官方统计资料往往可能是最佳的依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尽以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其它官方统计年鉴为主。同时，笔者借鉴了已有研究的做法，在必要时对这些官方统计资料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力求使这些统计资料更加真实，并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 本文的研究是这样进行逻辑构思的：首先，本文阐述了义务教育、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对基本概念，以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设和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探究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为笔者的研究进行铺垫；其次，通过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回顾对两者进行数据分析并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扩散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对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进行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的宏观效果前瞻得出简要结论，最后通过义务教育的国际经验的借鉴及前文的实证分析得出政策建议。 同时，本文的研究还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本文是一篇关于公共政策领域里的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一种对策研究，探讨了现行教育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第二，对体制和政策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中的角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第叁，在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的政策效果前瞻的基础上，对实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操作
冯菲[3]2010年在《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分析》文中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产出或交易量与货币存量之比,它联接了实体经济的产出与金融经济的货币,是货币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围绕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这一中心论题,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和实证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从交易货币流通速度、部门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展开分析。首先,第二章为货币流通速度理论回顾,主要对货币流通速度理论演变进行了一个历史考察。交易流通速度与收入流通速度概念来自货币数量理论史中两种截然区分的方法——交易分析方法与现金余额分析方法,本文从理论渊源上澄清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由交易流通速度向收入流通速度的转变过程中的相关概念,为以后各章的讨论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框架。第叁章为我国交易货币流通速度分析。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两个重要概念。近年来由于我国收入流通速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日益下降,国内学者开始更加关注货币的交易速度。有关交易总量的测度是交易流通速度研究的难点。本文对我国1992-2008年交易流通速度的测算做了初步尝试。研究发现,我国交易流通速度的波动具有较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且2000年以后,交易流通速度与收入流通速度的同步波动性消失,二者出现发散趋势。中间产品交易和金融资产交易的扩大是二者出现发散趋势的重要原因。交易流通速度分析可以更好地指示货币需求的变化,为我国货币供给规划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参照。第四章为我国部门货币流通速度分析。本章基于拓展的交易方程式提出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总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各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以及各部门交易货币持有量占总交易货币量的比重的变化。本文根据我国资金流量表的分部门结构,分析了企业、居民、政府叁个主要经济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特征,并对叁部门交易货币持有量占总交易货币量的比重变化对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做了分析。总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分部门考察为我们揭示狭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五章至第七章在上述几章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若干政策含义。第五章为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6年以来,我国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探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考察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我国以及战后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演变。在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历史考察基础上,认为目前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然具有适用性,但同时应该引入信贷规模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第六章从企业部门货币流通速度角度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结构性问题。在我国,信贷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优化信贷结构是我国货币政策发挥结构调整作用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当前我国信贷结构的主要矛盾是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问题。本章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成因和不利影响,并提出改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若干对策建议。第七章从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考察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以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研究主要从国债管理政策和财政投融资政策方面展开,对财政性存款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的论述较少,本章从财政性存款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纳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部门分析,考察了近年来我国机关团体存款的迅速增加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变动,分析了机关团体存款快速增长和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提升我国政府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政策建议。
张龙[4]2010年在《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叁十年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高速增长,期间伴随着相当明显的周期波动；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物价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1992年我国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成功“软着陆”过程中,在治理通货紧缩、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以及在应对国内流动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不可替代。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分析,既可以对宏观形势进行预测,又可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先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对有关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再对中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接着有针对性的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应的数据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的比较客观的结论。最后,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进行了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财政政策效应方面,基于相机抉择的政府财政政策的主动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基于内在伸缩性的自动效果的贡献率。而主动效果中,政府购买支出效果远大于税收的效果。在自动效果中,税收的效果大于政府购买支出的效果。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主动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所以政府应适时适度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动使用财政政策时,应注意使用税收的内在稳定作用来调节经济。在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和物价的关系中,货币供应量M2对产出的增长的效力相对较大,而货币供应量M,对物价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货币供应量冲击对物价仅有短期效应,而对产出则是长期有效的。因此,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调控物价,则应关注M1的变动；若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防止经济过热,则应关注M2的变化。通过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情景模拟发现,不管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其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的影响的方向都是正向的,而且对GDP的冲击效果大于对价格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扩张要强于各自单独的扩张对宏观经济目标变量GDP的影响,而同时扩张对CPI的影响要弱于单独的扩张影响；并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大于对消费的影响,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本文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在对国内数据的分析方法方面是一种创新；二是通过建立联立方程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这在研究思路上具有新意,研究方法是一种尝试和探索；叁是利用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全面综合系统分析,方法具有科学性,其结果更具现实意义,提出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也具有针对性,这是在提高政策科学性方面的创新。
杨洋[5]2013年在《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及其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各界人士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思考，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否成为各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途径正在被检验当中。我国一直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能让我国经济走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平稳持续发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文章回顾了我国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改革，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着重研究了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和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于我国现阶段及接下来如何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和运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在论述过程中主要运用了理论分析法和数据分析法。一方面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起源，研究了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批判与继承，总结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查询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形势，论证经济发展观点，实现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目的；同时也主要分析了我国目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指出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问题，为接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参考的依据。通过搜集整理我国2002年至2012年十年间GDP数值以及每年的增长率，制成了柱状图，能够显而易见的分析出我国近十年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状况，同时结合其它的经济数据更加详实地分析了我国自200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社会经济出现的好转，但是也指出了近两年我国经济再次出现了下滑，并分析了出现下滑的原因和问题。对于我国是否应该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文中通过对未来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展望，以及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上可能存在的风险的可控性分析，最后得出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仍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是具有很大作用的。本文不仅指出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而且分析了这些风险具有可控性，最后得出了我国适合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结论。同时通过对美国和日本历史上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情况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出了值得我国在下一步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要吸取的教训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此同时，文章指出接下来的十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良好时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在于短期内回升经济，更在于长期内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所以，针对我国接下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建议要注重配合我国整体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和进步。
周建元[6]2011年在《调控型公共财政论》文中指出当前,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经济理论选题。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和十七大,都提出了建立健全我国公共财政的要求。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如何认识公共财政体制则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国主要出现过生产建设财政、双元财政和公共财政叁种财政模式。我国现有公共财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财政从竞争性领域大幅度收缩乃至彻底退出。根据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公共财政能够较好地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能够较好地解决财政“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但无法应对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敌,在我国处于内外经济非均衡这一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己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本研究提出了调控型公共财政这一新理论,认为调控型公共财政是我国乃至当前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采取的财政模式,也是可以预见的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财政模式。一是社会的分工和发展要求财政具有公共性。财政的公共性,是指财政应具有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公共财政的形成是导源于社会分工。分工导致社会产品分化为盈利性产品和非盈利性产品,盈利性产品可以由市场机制有效提供,非盈利性产品则必须由公共财政提供,因此,社会要发展,需要以财政的公共性为前提。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财政具有反周期能力。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平衡性,其表现就是经济的周期性。世界经济从亚当·斯密时代、马克思时代、凯恩斯时代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时期,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始终存在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市场经济的非均衡性始终无法消除,只有运用财政手段调控才能使市场的非均衡性得到缓解,这就要求现代财政必须具有调控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财政模式的选择带来了叁大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要求我国财政必须具有公共性和调控性。一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部经济冲击持续存在,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平衡的巨大威胁。二是我国财政模式的选择存在效率约束条件。经过叁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出现了要素成本上升、叁大战略性产业见顶、人口老龄化过快等问题,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大滞胀问题。叁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在迅速扩大,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还会进一步加大。新中国财政经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前叁十年是计划经济体制,后叁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经济体制。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模式变更的基本脉络是从调控型财政模式走向调控型公共财政模式,这一过程的终点应该是财政公共性和调控性的平衡点。公共财政能够与原生的市场经济相匹配,这是其与生产建设型财政的本质区别,但公共财政不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不能很好地应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公共财政因此又是一种消极的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的理论渊源是经济自由主义,其政策主张的实质就是自由放任,这种主张纯粹是从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消极落后的财政模式。单纯的公共财政体制,将使财政体制丧失资源配置职能和“相机抉择”能力。本研究构建了财政效率全覆盖模型,并结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研究了我国公共财政带来的效率损失。笔者根据叁种财政模式设计了叁种财政政策方案,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实施纯公共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将难以应对外部冲击而陷于崩溃,财政自身也难保。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上“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是我国政府财政思想的主流；我国经济发展中频繁出现“过热”现象,公共财政具有遏制“投资饥渴症”和经济“过热”的功能；公共财政在保持收支平衡和方便管理上,均具有操作性上的明显优势。而调控型公共财政是对公共财政的扬弃,调控型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包括公共财政目前的所有范围,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但由于我国经济内外非均衡性长期存在,调控型公共财政的管理始终要把调控性放在重要地位,并兼顾领先经济周期和适应经济周期的双重需要。总之,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对于生产建设财政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调控型公共财政是对公共财政的继承和发展,能将财政的调控性和公共性有机结合起来,因而是符合我国和世界市场经济国家需要的财政模式。我国财政模式从公共财政过渡到调控型公共财政,将是一个革命性突破和财政管理的必然趋势。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了现代财政的“双性定律”。本研究认为“调控性”和“公共性”这“双性”是现代财政的根本内涵,是具有永恒性的范畴,也是现代财政的根本属性,必须上升为定律,即“财政双性定律”,为世界各国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依据。(2)认为调控型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只解决了市场的结构缺陷,并没有解决市场的波动性缺陷,因而公共财政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体制,而调控型公共财政才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调控型公共财政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3)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滞胀理论。由于面临着要素成本低廉优势正在被急剧削弱、叁大战略性产业出现见顶迹象、人口老龄化可能提前到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引擎开始出现衰竭问题,我国今后要不断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这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并将不断削弱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国经济可能落入“中国式滞胀陷阱”。(4)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消极财政观。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是与“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时代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公共财政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均衡,否认现代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因而主张放弃财政的调节职能,听任市场自由波动。在我国今后经济崛起的非均衡国际经济环境下,运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必然导致我国经济难以稳定增长。(5)提出了“调控性-公共性”这一财政体制分析框架。所有财政体制选择的分析都离不开历史分析,研究历史数据和历史事件是财政体制选择的基础。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财政历史的过程中,大多仅停留在集权和分权的分析上。本研究通过建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调控性一公共性”分析盒式框架,分析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演变趋势,且分析结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是令人满意的。
张坤[7]2011年在《金融稳定机制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舆论导向和政策理念,金融稳定和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然而,关于金融脆弱性的成因或金融周期的驱动力量、什么是金融稳定和如何维护金融稳定等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金融稳定是针对金融系统整体而言的,因此应该避免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还原论倾向,即单纯从对个别金融要素的认识和管理入手来认识和维护金融稳定。本文将金融视为一个由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的金融要素构成的有序整体。对于金融稳定而言,金融系统论的含义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对金融系统的管理应当采取宏观审慎视角。其一是应该设置审慎的激励结构,确保金融机构的行为与宏观审慎目标之间保持一致。其二是在监管结构方面,应该分别设置负责识别和处理系统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主体,以及负责个别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的微观审慎监管主体。其叁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应该建立一家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其政策工具要远比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丰富。其次,在设计金融稳定机制和管理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应当区别对待金融系统和金融要素。金融稳定与个别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应当设计良好的危机管理程序,特别是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同时为政府救助行为设置适当的规则,以消除“时间不一致性”。第叁,金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反馈或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了金融变量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显着特征,因此任何一个冲击或政府干预都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宏观效果。从动态上看,金融系统需要具备保持原有稳定结构或者获得新的稳定结构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稳定机制。在为金融系统立法的过程中,金融系统管理部门应当谨慎行为,而且需要注意,稳定机制的对立面就是不稳定机制。金融稳定机制的设计应当以一般金融系统论为基础,结合特殊金融系统的情况。根据这一认识,本文在行文结构上采取了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除导论之外,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构建了一般金融系统论。本章探讨了现代金融系统的内容和特征、结构与功能,以及现代金融系统与金融系统管理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本章重点有叁:一是发展了金融结构概念,将金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金融总量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区分开来;二是基于以过度负债或清偿能力不足为标志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失衡,构建了金融系统失衡分类学和识别方法;叁是引入“集体行为”概念来解释金融周期。第二章详细阐述了不同类别的金融稳定机制。本章首先探讨了金融系统论的金融稳定观,根据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金融稳定本质上是金融结构稳定,表现为金融服务的连续性。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实施宏观审慎管理,而宏观审慎监管不过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本章将金融稳定机制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类别:一是内在稳定机制,具体包括激励结构、反周期机制、进入与退出机制和自组织机制;二是外在稳定机制,具体包括监管理念、综合性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商业行为监管、金融安全网、危机管理以及货币与财税政策。在当代条件下,不论是内在稳定机制,还是外在稳定机制,都需要金融系统管理部门的设定和维护,都需要以宏观审慎要求和金融机构“审慎经营”要求为基础。“审慎”要求有二:一是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充分识别风险,特别是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会产生新的风险,已存在的风险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二是充分计量和覆盖风险,特别是应考虑到风险的周期性特征或动态特征,即风险是在繁荣时积累,在衰退时实现的。第叁章探讨了金融稳定机制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五个问题,包括简化金融结构;应对资产价格失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金融系统管理体制的设计与改革;稳定政策“悖论”。我们支持通过有约束的混业经营与债务控制来简化金融结构,降低金融系统的复杂性;通过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或审慎监管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积累;按照“系统重要性等级”,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按照激励兼容原则来设计和改革稳定机制,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道德风险。金融系统管理体制指的是财政部门、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与权力分布以及它们的组织架构或治理结构。我们按照划分标准的一致性要求,为负责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监管的管理部门,构建了新的监管结构分类。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这一分类都是比较和选择不同监管结构的基础。第四章为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机制设计提出了七项政策建议:一是设定金融稳定机制设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二是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实施有约束的混业经营;叁是改革监管结构,以适应和加强对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和对金融系统整体的宏观审慎监管;四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五是构建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六是提高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七是根据金融系统的目的或价值来规范和引导金融业改革、开放与发展。第五章从实际因素与货币金融因素的相互作用出发,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成因进行了系统性的解释,并据此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和尚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郭岚雪[8]2006年在《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国政府在面对经济波动时主动干预经济的能力趋向增强。特别是入世以后，我国国内经济将会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干扰。我国政府借鉴了西方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加大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近几年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及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力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期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我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还需完善，国家采取了各种调控手段调控经济，其效果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影响我国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判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中是否有效，以及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等问题的研究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本文在研究了国内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定性的研究了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而且应用了动态定量的研究方法，西方最新理论模型——VAR模型以及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定量的研究了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1993年以来我国财货政策的运用以及其对经济的调控效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了影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约因素包括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利率非市场化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制约；还对财货政策的时滞性及二者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策包括：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使用；优化外部经济环境；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的微观主体建设等；并建设性的提出了前瞻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范炜[9]2005年在《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债“边界”问题专题研究在国债理论研究文献中比较少见,从国债经济边界的视角来评价国债经济绩效也是首次,它拓展了国债经济绩效研究的视野。 本文突破了传统的以“临界值”概念来研究国债“边界”问题思路。国债宏观调控,不仅存在着发行数量“临界值”,也存在着受制度约束的行为边界和提升管理绩效的最佳操作路径边界,“边界”的管理质量将直接影响国债经济绩效的发挥。因此,本文从国债经济边界的视角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国债“边界”管理对国债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提高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的政策途径。全文共有九章,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1章和第2章组成,属于概述性质。第1章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动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进行的阐述,提出问题,总括全文,为整体的研究奠定基础。第2章为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总结和分析,明确本文要研究的方向和可以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空间。 第二部分由第3、4、5、6、7、8章组成,主要是基于国债经济边界视角深入研究和评价各种国债“边界”管理对国债经济绩效的影响。第3章,通过构建政策可能性边界和社会偏好无差异曲线,寻求最佳政策操作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我国国债政策反应绩效进行评价。第4章,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国债政策“深入”和“退出”边界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评价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积极财政政策决策的绩效。第5章和第6章,主要以我国国债“赤字管理”制度安排下出现的国债预算“灰色”边界为突破口,研究我国政府预算行为,探索提高我国国债预算绩效和财政预算超收资金使用绩效的政策路径。第7章,分析不同政绩偏好的决策者所选择的国债政策类型对国债规模边界管理的影响,利用理论推导出的结论实证分析评价我国近年来国债政策类型选择的绩效。第8章,主要是阐述国债的经济效力——国债乘数,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必须把握国债项目资金使用边界,确保国债项目资金拉动“内需”及启动民间投资。 第叁部分为第9章,结论与展望部分,是论文的一个总结性章节。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探讨提高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的政策途径,并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本文在多数章节中,均有自己独到观点和结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结论如下:
包萍[10]2011年在《基于M—F模型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2008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蔓延,其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表现为主要贸易伙伴需求乏力,外部需求大幅缩减,拉动经济的叁驾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全面萎缩。为应对危机,2008年1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然而面对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的事实以及2010年国内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如何评价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意义重大。本文选择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M-F模型,在结合我国多年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尝试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模型中的叁条曲线,得到了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M-F模型。通过该模型剖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有效性,指出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肯定了今后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最后,根据积极财政政策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现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建议,为其今后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提供几点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效果及政策建议[D]. 张广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2
[2]. 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 王斌斌.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3].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分析[D]. 冯菲. 南开大学. 2010
[4].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配合效应分析[D]. 张龙. 西北大学. 2010
[5].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及其风险研究[D]. 杨洋. 河南大学. 2013
[6]. 调控型公共财政论[D]. 周建元. 湖南大学. 2011
[7]. 金融稳定机制问题研究[D]. 张坤.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8]. 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D]. 郭岚雪.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9]. 我国国债经济绩效研究[D]. 范炜. 浙江大学. 2005
[10]. 基于M—F模型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D]. 包萍.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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