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书信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1999)04-00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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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书信？有事相告，却因地域之隔不得面述，或因其它缘由不宜面述，而以书面文字相寄，这种有专致受读对象，一般用散文形式写作，并遵从一定格式的文字，我们把它叫做信。刘勰《文心雕龙》有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就是说，把想要说的话写在简册上，于是语言变成了文字，这正是“书”的原始含义。“陈之简牍”的“陈”字，还应有以简牍上的文字相“陈”受信者的意思，如此，则刘勰的释义就已包含了书信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古人对书信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形成了关于书信的不少异名，如“书”、“简”、“札”、“启”、“笺”、“帖”（或作“贴”）、“表”、“疏”、“函”、“上书”、“奏议”、“封事”、“尺牍”、“尺素”、“尺翰”等等。形成这么多名称，原因各别。有的是因其书写工具、材料或方式而得名：如“简”、“帖”、“笺”、“札”、“牍”系以竹简、木板或绢帛为刻写材料；“尺牍”、“尺素”、“尺翰”，则因所用绢帛、简板长约一尺；因有封套而称“函”；欲密奏为防宣泄故封板称“封事”；若欲大张讨伐之旗，抑或出师获胜报捷，便“书辞于帛，建诸旗杆之上”，“露布不封，播诸视听”，这种有如今之公开信的文字，则称“檄书”，或称“露布”。徐思曾《文体明辨序说》释“檄”曰：“《释文》云：‘檄，军书也。’《说文》云：‘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以号召；若有急则插鸡羽而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飞之急也’。古者用兵，誓师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辞；而檄之名则始见于战国。《史记》载张仪为檄以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是也。后人仿之，代有著作。”起初，“檄书”可称“露布”，后来渐有分工，大概是告伐则称“檄”，告捷则称“露布”。
有不少名称则是因为在特殊的通信对象之间，要把尊卑上下的相互关系表示出来。语言是符号，语言是文化，在以森严的等级结构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许多词汇概念染着浓厚的等级制的封建色彩，书信的很多名称就是如此。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负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皇帝的诏策，有的属于对象广泛乃至于号令全国的公开文件，有的则有专致对象是给某一臣下，因而具有书信性质，因其语言也“神”，故其称谓也别。故《文心雕龙·诏策》又云：“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允好。”是说皇帝君王发布的命令，应该万分崇敬，所以尊称为“诰”，即使不过只言片语，亿万百姓也要齐声唱好。帝王的御笔书札（或为人笔），名称也有演变而代不相同。大约在轩辕、唐尧、虞舜时期统称为“命”。夏、商、周又有了“诰”、“誓”的名目。“诰”以施政，“誓”以治军，“命”以授官。到了战国七雄时代，又并称为“令”。秦始皇统一天下，把“命”改称“制”。汉朝建立，在制订礼仪时，将“命”一分为四：一种叫“策书”，“策者，简也”，专以封侯赐爵；一种叫“制书”，“制者，裁也”，专以发布赦令；一种叫“诏书”，“诏者，告也”，专以告谕百官；第四种叫“戒敕”，“敕者，正也”，专以警戒各州各部。其后各朝，多在这些称谓中选择用之。此外还有一些名目。如“谕告”或“上谕”，《文体明辨序说》引字书释云：“谕，晓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词。”春秋时代天子谕告诸侯列国，多系使人传言，而不假书翰，至汉后或以文字行之，乃成一体。又如“玺书”，或称“赐书”，“天子之书，用玺以封”，故称。唐代还创造了一个“批笞”的概念，专门用来指称皇帝对臣下奏章的批答之书。宋朝不甘落后，又发明了一个“御札”的名词，来表示对天子之短简的尊敬。
“以上敕下之词”有这么多的特称，以下达上的文字自然也是名目繁多。《文心雕龙》云：“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后两句是说诸侯百官在朝拜时向天子陈述意见，天子则借听政的机会考察诸侯百官的才能与政绩。起初君臣议政，多在廷议中讨论，以口头形式当面陈述，后来逐渐形成把那些比较繁难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撰为文词书之简牍以进的方式，百官平日偶有所见，亦常以简牍即书面文字进献君王，遂成“上书”一体。“上书”文字，《文心雕龙》以“章表”、“奏启”、“议对”而分论之，姚鼐《古文辞类纂》则总为“奏议”，而称“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但观其“书说类”之选文，亦多上主之书。《文体明辨序说》亦云：“按奏书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这比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分出“论谏”、“奏书”、“议”、“弹文”数类在性质上似乎更具归纳性。《文体明辨序说》还在“奏疏”的名目下附了“奏对”、“奏启”、“奏状”、“奏札”、“封事”、“弹事”等内容或有差异的异名，“上书”、“章”、“表”、“笺”则仍各另列。这些异名也有一个形成过程。战国以前，帝制未立，本没有如此多的特殊称谓，史统称“上书”。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便改“书”为“奏”。汉朝既立，有了用以谢恩或报告灾异的“章”，用以按劾或上事的“奏”，用以陈请的“表”，而以“议”发表对朝政的不同意见。魏晋盛行“启”，唐好称“表”、“状”。宋元损益前制，而奏事多称“札子”，但据徐思曾言，“札”“有叠副提头画一之制。烦猥可鄙”。大概自卑恭敬过度，有损人格，故后世儒人“鄙而不屑”。
等级文化在书札名称上的表现有时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比如“笺”始于东汉，本来太子、诸王、君臣皆可以称，但后来规定上书天子才能称“表”，上书皇后、太子、诸王的书札则霸占了“笺”。“笺”表示出了天子与皇后、太子之间在等级上的微妙差异，而给其他人的书札就不敢使用“笺”这个曾经共用一时的名称了。又如两汉何以无“启”，原来是为了避汉景帝的名讳。看起来，文化专制还可能伴随语言专制。
上面列举了这么多异名别称，并略作分析，其实统一起来，还是“书”的概念最具包容性。《文章辨体序说》云：“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统一的概念比较规范，而异名除了明尊卑上下之外，还往往别有趣味。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古代文人为求名之古雅，似乎特别青睐一个称谓，那就是“尺牍”。
“尺牍”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典籍。司马迁《史记·仓公列传》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又《汉书·游侠传》云：“（陈遵）瞻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后世文人辑其书札或选编书体文字，亦喜以尺牍名集，如周亮工《尺牍新钞》系集明末清初文人短札；《秋水轩尺牍》则是清末许思湄自己的往来应酬之作成集。尺牍既指其短者，如本人主编之《历代尺牍小品》（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专以小简之美者入之；也已成为一切书简的代称，如贾植芳、李东所编《历代名家尺牍新钞》（文汇出版社1992年出版）就不论长短，唯佳是取；皆其宜也。
民国以后，“书”、“简”、“札”及上述各种原因形成的异名皆渐作古，只在人们追求文字的古雅风格时间或言及，往来文字不再单称“书”字，一个“信”字似乎取代了一切。曾有一本原拟名《中国尺牍鉴赏辞典》的著作，后来改称《中国书信鉴赏辞典》，应该就是考虑到文已收及现当代的缘故。“信”指称往来文字，古已有之。晋王羲之《杂帖》：“朱处仁今何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又《南齐书·张敬儿传》：“得家信云，陛下有废立之事。”皆可为证。但使用实不普遍。今之“书信”则似已成为一个偏义名词，单言之必称“信”，在现代汉语里，“书”已另派用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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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体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人类发明文字以后，既有地域之隔，自有信息之阻，则必有书牍之达。查先秦的各种典籍，唐尧禹舜夏商周时期已有某些文字或即书信，则上古书牍文献，犹有存焉。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序其“奏议类”云：“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颂之。”序“书说类”又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春秋战国时代，书札渐多。这个阶段的书信多系公文，或为王公大臣之间讨论政务，或为列国诸侯之间办理交涉，或为上之政令派使者持书简下达，或为下之政情以文札上报，还有很多书信乃是谋士们的游说之词。故此际书牍的产生频率，与政治的繁忙程度成正比。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因言：“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骋繁，书介弥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先秦的书牍文必然呆板枯燥，其实往往刚健而又颇具情采，哲理警人，且极善修辞，若读清人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上古三代文》，你会觉得其中的书牍文十分惹眼，颇堪品读。如燕惠王《以书让乐毅且谢之》、范痤为逃杀身之祸而作的《献书魏王》与《遗信陵君书》、历数吴王“大过六也”的文种《矢书答吴王》、《与春申君书》等，皆极可读。范蠡《遗大夫种》从天象论到人事，充满哲理，虽不足百字，却为后人留下七八条形象生动的成语，如鸟散弓藏、兔尽犬烹、泰终必否、鹰视狼步等。
留下焚书坑儒千古骂名的秦王朝，自然不会留下多少文学，但李斯的写作多少为秦朝捡回一点体面。而李斯最为后人称道的恰是他的书牍文字，《谏逐客书》成为历代选文者必入之名篇，其《狱中上书》以及终被腰斩，则是一个专制制度奠基人之一，先自品尝了封建君主之专横昏暴。
汉代，由于书写材料的进步，纸简绢帛并用，书札日繁，不但公牍更多，私函也日益普及发展起来，成为一般文人交流思想、沟通信息的工具。秦汉奏书，往往是秦汉政论散文的杰出代表，有不少流芳千古。如贾谊《治安策》（或称《陈政事疏》），晁错《论贵粟疏》、《上书言兵事》等文。鲁迅论及贾谊、晁错的策疏云：“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邹阳的长信《狱中上梁王书》风骨凌然，慷慨陈词，又有谋篇设喻之妙，令梁孝王读后立释之而奉为上宾。此外，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皇甫规、陈蕃等，都有精彩的奏议文字传世，为许多书体文选家所青睐。他们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奏书文体在汉代尤其是在西汉时代的辉煌。
与此相应，亲朋故旧之间的书信，是以其强烈的主体情思、个性意识和个人风格，开辟了书信的另一天地，其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似更令人瞩目。两汉时期的书信杰作，最具代表资格的当然首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与《报任安书》堪称姐妹篇的是李陵的《答苏武书》。此外，还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
魏晋南北朝，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书信体文学也随之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文心雕龙·书记》述当时文人竞相在书牍中显示才华的盛况有云：“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书，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他们不仅以书札议政事、论学术、通信息、荐人才、叙情谊，还借此骋文采，露才情，草华章，后来还把山水风光也写了进来，书信体文学于是有了更加广阔的题材领域和更加丰富的美学蕴涵，同时也与诗赋等纯文学体裁有了更多地相似之处。
魏晋南北朝的书信，就奏议文字来说，表章书记一类似乎独具风采。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既是荐贤，又是救龙，因而情辞恳切，很是动人，其《荐祢衡书》则“飞辩骋辞，溢气坌涌”，《文心雕龙·章表》赞为“气扬采飞”；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表现了他清峻通脱的人格和沉雄俊爽的文风，时出豪言壮语，令人震服；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扬厉铺张，痛快淋漓，令曹操一读毛骨悚然，头风顿愈；诸葛亮的《出师表》言出肺腑，不假雕饰而文采自彰，遂传千古；李密的《陈情表》真情朴美，与《出师表》可以伯仲，亦成不朽名篇。
章表书奏时有不朽文字，一般书札更多美妙珍奇。曹丕《与吴质书》缅怀故旧，论人论文，宛转情深，给书札的文学化与抒情性以极大影响；刘琨有不少书札受人称道，其《答卢谌书》，得骈散相间之美，读其“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等句，忧患之情，感人至深。
随着骈文在六朝的兴起，骈偶之风也吹进了书札，于是一批工丽华美雅致的抒情小简应运而生。当时作家受绮靡文风的影响，一味追求文笔的华艳，而有忽视内容的倾向，以至有的书牍锦绣满眼，却不堪卒读，但抒情小简中却确实有不少精美的制作堪诵堪传。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既是以骈体写信，又是以书简写景，笔下山川奇丽，文字锤炼精工，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力。丘迟《与陈伯之书》把江南春光写得美丽动人，令陈伯之恻然思归。吴均《与朱元思书》，评者有“扫除浮艳，澹然无尘，如读靖节《桃花源记》”之赞，其《与顾章书》亦能当此誉。祖鸿勋《与阳休之书》也以写山水胜景著称。这些写山水之美而寓情其中的骈体小简，与六朝山水诗一起，开创了文学史上新的审美境界。
六朝的美文之风其末流至于浮艳，初唐还有影响，直到韩愈、柳守元倡导“古文运动”，以散体抵制骈文，以充实的内容取代夸赞竞艳的词藻，书体文学遂又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不过韩愈等人所标举的载道文学观，其负效应是文人的心灵受到压抑，书札的实用性增强了，内容也丰富了，但性灵文字、趣味文字、闲情美文相对就少了。不过唐朝毕竟是文学盛世，大师如林，书札还是往往受人称道。如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拒绝征请，戏笔狂狷，“意疏体放”，机趣盎然；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感今怀旧，眷恋情深，《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则词锋锐利，气势逼人；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写山居情趣，令人神往；李白《上韩荆州书》豪语夸张，激扬文字，比东方朔《上武帝书》更觉高迈；韩愈《与孟东野书》、《与崔群书》皆至友谈心，文从字顺，情挚语朴，白居易《与元微之书》是其被贬江州司马心情苦痛时致友，时发哀号，悱恻动人；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其中情理，值得玩味；李商隐《上河东公启》用典又兼行骈，却自然流畅，具有独特的感染力
唐代书札，颇多论文艺、论学术、论政治的杰作，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韩愈《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裴度《寄李翱书》，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等等，以书信而论学理政事，俱成佳制，两皆可传。
两宋时期也有很多文艺书简，但可能因为两宋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国是日非，评论不得不卷进政治的漩涡，因而政论性的书简似更引人注目。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其理也直，其胆也壮，其文也奇，适足当黄庭坚之赞语：“可以折冲万里。”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则以不足四百字的篇幅，驳司马光三千四百余字的长信，把他们反对新法的言论驳得体无完肤，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岳飞《南京上高宗书略》为文亦遒劲顿挫之至。陆游《知严州谢王丞相启》，国人之痛，忧愤之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宋亡后，谢枋得一封《却骋书》，却还表达着遗民的孤忠。我们读两宋的书信，也就读了两宋的历史。
元代时近百年，蒙古入主中原，文坛风气又为杂剧、散曲所转移，故散文整体成就不高，但王世贞“元无文”的批评还是过于极端，元代的书札也还能时见佳什。如刘因《上宰相书》、吴澄《答何友道书》、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等。
明代前期和清代中后期，封建专制统治特别严酷，文字狱骇人听闻，学界和文坛因避祸而趋于实学，书信体文学的成就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是明末清初近百年间，却是尺牍小品的黄金时代。受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浪漫思潮的巨大影响和感召，进步文人们对专制正统文化的疏离意识愈来愈强烈，对官场的腐朽本质和社会的黑暗状况以及自身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清醒，因而要求复归自我，保持个性自由，追求人格独立。他们当然还不可能设想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没有力量推翻现世的专制统治，但他们却可以在与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者的通信中，相对安全地放胆谈心，抒写性灵，于是造成尺牍小品名家如林、妙品迭出的繁盛局面。李贽是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理论代表，也有不少具有思想活力和艺术魅力的尺牍佳作。徐渭、汤显祖也是这场小品文运动的思想代表和重要作用，读其文集中的尺牍往往触目而喜。袁宗道、袁中道、王思任、陈继儒、屠隆、钟惺、谭元春等都是风气中人，都有很好地奉献。袁宏道和张岱既是一代小品文大师，也是尺牍妙手，他们在尺牍小品特有的情韵和灵趣方面，攀上了更高的美学境界。有一位宋懋澄似乎也应该特别一提。他的书札喜以三言两语成篇，思想精警，趣味深淳，是尺牍小品史上一批极短小又极耐玩味的珍异。有些作家似乎较难列入性灵文学的潮流，但却有传世书札成为散文名篇，如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亦成尺牍绝品。
清代前期的尺牍文学承晚明余绪，仍然保持了比较繁荣的局面，却在森严的文禁中渐渐失去了性灵的光彩，直到后来天下文章归于桐城，“清真雅正”成为御定文风。不过清代历时既长，作家很多，初期有一批进步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后来也还有许多文人努力保持思想活力，在书信的艺术性方面也有自觉地追求，所以还是传下来一大批书札杰作。金圣叹乃明末清初文坛之一怪杰，他的信札亦有意新语辣的特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不但在思想史上名标千古，他们的书信也多有佳作。戴名世事实上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但他的思想和文章却是劲健雄奇的，今所传之《戴名世集》载其信札19篇，读之皆有生气，其《与余生书》竟因语犯清忌而导致惨烈的“《南山集》案”，作者为此被斩首，并牵连三百余人，这在书信写作史上能不重重地记上一笔？号称画、诗、书三绝的郑板桥，作家书亦成珍奇，真气贯注，意趣横出，时有狂语诙谐，亦令人雅赏。袁枚在乾隆盛世重倡性灵，其才情亦常借书简而发，而为清代的尺牍大师。时及晚清，龚自珍以其议论风发的诗文开拓了近代文学的新格局，他的笺札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批判精神。曾国藩《家书》不仅吸引一般读者阅读，且值得学人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此外，清末的著名志士学人如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王国维等都对书牍文学有自己的贡献。林觉民的《绝笔书》与夏完淳的《遗夫人书》相比，其情都感人，但夏完淳毕竟只是属守传统道德的前朝忠臣，林觉民却是一位以生命去创造新时代的革命者，其文化位差和思想境界又隔天壤。近代著名学者缪荃孙所辑的《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当时名流157人与之论学之书简，对清末民初四十余年间的文化与学术广有涉及，亦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文言为语言媒介，以传统审美趣味为追求的尺牍文学渐进尾声，而以白话文运载新思想的现代书信文学蓬勃发展起来。现代文学大师如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冰心、丁玲、巴金、俞平伯等，与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文人一起，谱写了现代书信的较新历史，形成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鲁迅的书信大致上仍是杂文风味，时露辛辣，保持着思想斗士的风采，隐隐似有风雷。比较起来，巴金的书信集似乎才真是“平凡”的滋味。冰心的《寄小读者》，以“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情调，写人生感触，异域风情，成为真与爱，善与美的结晶，滋润过多少读者的心灵。《丁玲书简》涉及广泛，史料价值之外，颇有一些优美的散文，语言真诚质朴。
50年代到60年代最值得推崇的书信集不能不首举《傅雷家书》。这位令人敬仰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为了把儿子教育成“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给远在异国的儿子写了百余封书信，表现了作者“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高洁人格，而且显示着丰富的艺术家的才识睿智，成为一部道德与人格修养、艺术与美学修养的美好读物。
文革十年是一出几乎全民陷于愚昧、疯狂或迷惘的历史大悲剧，健康优美的汉民族语言也遭受了空前的污染，人们丧失了思想的权力，也丧失了写作的权力，这个时代留下的文字，回头看去，有不少足以使我们脸红。但是民族的良知并没有就此泯灭，就是当时，独清独醒者也大有人在。试看1973年到1974年，一位遭受妻子含愤自杀、子女划清界限，而饱尝凄凉孤苦的思想者，还在给远方弟弟的书信中，倾诉着今天的人们都读之一震的思想话语。90年代中期，这些通信整理成了一部专著，叫《从理想主义到经济主义》，作者顾准。王元化先生在序言中感慨地说，他比我们“整整超前了十年”，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十年”啊！
80年代以后，我们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书信和书信体文学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写作时代，如果系统地整理一下近二十年的书信文献，我们必将惊叹它的富饶。伴随我们民族的不断进步，书信体文学也必将更加健康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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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写作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历代书信累积，又形成了一座蕴涵着丰富价值的文化富矿，可供后人不断地挖掘。概乎言之，历代书信的思想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两个层面。
书信首先是一种应用文体，是人们运用书面语言进行人际交流时最熟悉、最常用、最普遍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媒介和信息载体，它涉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及。研究中国的历史，无论是政治制度史、经济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教育史、朝代变迁史、宗教演变史、民族关系史、对外交流史，还是文学艺术发展史、文学艺术批评史、语言文字演化史、社会风俗变迁史、民族精神生活史，总之，历史科学的各个分支，都无法回避使用书信文献，都可以在历代书信的矿藏中挖掘出丰富的实证，或者清理出有价值的。所以可以说，历代书信文献是各门学科一切研究者共有的历史财富。
但是，书信文献又决不只是一堆机械枯燥的文字，而是一座色彩无比丰富的美丽园林。你一走进这里，就获得了和历代贤哲促膝交谈的机会。你会因此而丰富起来，让你的生命更加充实，更有品味。
看起来，这种实用文体丝毫不妨碍它的写作者驰骋自己的文学才华，同样可以去攀登文学的高妙境界，去开拓美的新天地。当书信的写作者受主体情志的冲击，产生强烈的文学意识时，书信的实用功能可能发挥得更好，但作家很可能已经把实用目的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文学的价值，美的品味，成了更加重要地追求。这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抒情意识，强烈的风格意识，和强烈的个性意识，随之在构思、立意、修辞、用典、使事、择语、炼句等方面，都有了强烈的审美意识。于是本来只是写给受信者一人阅读的实用文字，就变成了千百万读者都乐于欣赏的文学作品，文学史上，也就因此写上了一批尺牍大师的名字。
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加上多姿多彩的文学美学价值，历代优秀书札就具备了可以思想可以把玩的审美鉴赏价值。而这一切，也就构成了中国书信文学史巨大的专门系统的研究价值。本文浮光掠影地对中国书信文学史作一次美的巡礼和线性扫描，其意即在提倡这种专门系统的研究，呼唤有兴趣的学人来写《中国书信文学史》方面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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