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历程与模式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裕固族论文,人类学论文,发展历程论文,乡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11)04-0048-06
一、引言
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的国度，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变迁历程，其中充斥着欢笑和泪水、团结和冲突，交织着亢奋和失落、光荣和屈辱。如何观察、描述和解释这个急剧、复杂和巨大的变迁历程，给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提供了竞赛智力、追求理想的现场和舞台。在硕果累累的乡村研究界，经过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等老一辈学者的奋力开拓和庄孔韶、周大鸣、王铭铭、阎云翔等新一代学者的着力接续，“乡土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业已成为主角之一，并且已经发展出从乡村社区观察中国社会等多种研究路径。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知识脉络中，自2003年底开始拟定第一个规范的民族志研究计划开始，在五年时间里，笔者在裕固族聚居地——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明花(区)乡完成了两项以探究“学校与社区关系”为主旨的民族志研究。②从2006年起，笔者还带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在另一个裕固族聚居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完成了一项以探究“学校课程与社区发展关系”为主旨的行动人类学研究。③在本文中，笔者根据自己田野研究所得的经验资料，主要以明花乡为例，对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历程与模式作出社会人类学分析。
二、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历程：以明花为例
“明花”这一地名是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当地的部落制度，实行保甲制，成立明花直属保的时代产物，取“明海”、“莲花”两个藏传佛教寺院名称首尾字组成。1947年以前，明花主要是裕固族亚拉格家(部落)和贺郎格家(部落)的驻牧地，现在的行政建制是乡，由14个村委会组成，属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
人类学研究社会变迁或文化变迁的常用方法是持续观察法(亦称纵向研究法)，即把田野研究固定在一个社区或人群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调查，较为精确地记录该社区或人群发生的变化，在描述“什么变”和“怎么变”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变”。自1996年以来，笔者利用该方法收集了大量关于明花社区变迁的资料，2008年写出了以“学校教育和地方知识的关系”为切入点描述和解释明花社区现代性百年(1907-2007)历程的民族志④，将明花的社区发展历程按其主要的状态和潮流粗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907-1939年，即将破碎的道德主义社区；1939-1949年，初受启蒙的现代主义社区；1949-1958年，充满朝气的理想主义社区；1958-1978年，激进严酷的政治主义社区；1978-1992年；初步繁荣的经济主义社区；1992-2007年，急速变迁的多元主义社区。
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中，明花社区的发展历程有一定的代表性。回首过去的百年，这个乡村社区发生了多面向的系统变迁：从族群文化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尧乎尔(裕固族自称)为绝对主体的单一族群文化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尧乎尔为主体，有汉、藏、土、蒙古、哈萨克等族的多元族群文化社区；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尧乎尔语(西部裕固语)和藏文为主，以汉语方言和汉文为辅的社区转变为一个以汉语方言和汉文为主，以尧乎尔语为辅的社区；从婚姻与继嗣制度的角度而言，从一个双系并行(明媒正娶婚行父系继嗣制度，帐房戴头婚行母系继嗣制度)的社区转变为实行一夫一妻制和父系继嗣制度的社区；从生计方式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以手工编织和驼队运输为辅的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农业为主、以牧业为辅，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社区；从社会组织形态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传统部落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乡村社会；从政治制度和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从帝制王朝的部落联盟制下头目世袭制为主、户族精英为辅的权威型控制方式社区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以党政科层制的资源—利益型控制方式社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从一个格鲁派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并存，祖先崇拜之风甚烈的社区转变为寺庙衰落、信仰淡化、唯有祖先崇拜仍广为流行的社区；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从一个以地方知识教育为主的社区转变为一个以官方知识教育为主的社区。现代学校教育取代了传统寺庙教育，成为社区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学校取代寺庙成为“知识—文化”传播的中心。在青少年儿童的文化成长过程中，家庭教养扮演的中心角色，至少在乡民的观念中被学校教育替代。
三、“政府主导型”社区发展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时就宣告了中国历史从封建王朝更迭的时代发展到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代，处于“华夏”边缘的裕固族地区也不断被卷入了这一“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裕固族原有的“部落联盟制度”在地方“武人”、地方政府等各种势力的“瓦解”和“蚕食”下已经濒临崩溃。1947年，地方政府在裕固族地区推行“保甲制”，族内的有识之士提出“七族黄番不分家”的族群团结口号，就是对当时危机情形的回应。但是，直到1949年裕固族地区被解放之前，就整体来说，裕固族传统政治制度及驻牧地和农耕区仍然是一个整体，尽管行政辖属显得混乱不堪。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4年裕固族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以后，现代的党政科层制最终取代了“部落联盟制度”。1958年开展以“废除封建部落制度和宗教中的封建特权与压迫剥削制度”(简称“反封建”)为内容的斗争之前，现代的行政科层制的渗透和建立曾一度借助了裕固族原有的政治“权威”观念，部落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纷纷出任行政职务。1958年的“反封建”运动，1959年的“大搬迁”，不但使裕固族的居住区域变成了不连续的“碎片”，而且使裕固族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和毁坏。⑤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裕固族文化已经经历了一个“文化重构”的历程，“国家”、“政权”、“民主”、“专政”、“民族”、“阶级”、“政党”、“人民”、“干部”和“群众”等现代性的标志语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已经渗透进了裕固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至此，裕固族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了，其文化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了，尽管追求所谓的“现代化”是之后才甚嚣尘上的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动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今，裕固族地区处于改革发展期，落实并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裕固族文化发展也开始走上“新的驿程”，其中，最典型的成果莫过于本民族知识精英文化——以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体——的形成与发展。(通过阅读绝大多数裕固族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裕固族学者的学术作品，并通过社会交往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行，笔者认为，裕固族知识精英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他们力图在发展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某种平衡。)与此同时，民间文化也不断变为精英文化的资源，并趋于定型化和刻板化。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的国度，尽管权力处在不断的“释放”和“下放”过程中，但是直到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和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政府扮演和享有的“主导”角色和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中，裕固族地区和明花社区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模式。
四、对“政府主导型”社区发展模式的社会人类学分析
以“理性人”为人性假设的科层制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公认的现代性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它也是政府主导作用得以发挥的制度基础。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主导型”模式于1992年之前在社区发展中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和“干部”在社区发展中的角色开始变得不光彩起来。1994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政府对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范围较大、程度较深的改革——分税制改革。这次分税制改革的最直接的目的是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因此，分税制改革无疑带有集权性质，采取了在“中央—地方”的二元格局中明显偏向于中央的做法。在取得成功的同时，这次改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忽略了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税体系建设，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扭曲效应，典型地表现为地方政府收费偏好有增无减。于是，在乡村社会，地方政府的收费以各种名目迅速膨胀，费税比例失调，费大于税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明花，课税收费造成了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极度紧张，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加大了乡民的负担，产生了乱收费和以公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结果出现了干部和群众两败俱伤的局面：干部几乎把全部的工作精力转向如何收税(费)上，工作满意度极低，挨骂受气；群众几乎把全部的生活精力转向如何保住自己辛勤劳动所获收入不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生活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都急剧下降。就笔者的调查所得来说，这次改革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瓦解了乡村社会里群众对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信任。如何解决官民之间的信任流失，并重塑这种信任关系，成为“新农村建设”时期地方政府和干部最头疼的问题。
在2007年的田野调查中，笔者深深感到，明花的干群关系虽然比免除农业税(费)以前有所好转，但是，仍然较为紧张。群众对干部仍然很不信任，主要是认为干部在一些直接涉及社区和乡民利益的“关键的事情上”没有为群众做主，没有维护群众的利益。群众对干部形成了刻板印象，腐败问题仍然是群众痛恨的问题。干部则对有些村子的群众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刁民”，不和政府合作，总想越级上访告状，总认为干部都是贪官，整天不干工作，在睡大觉。总体上，干群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太少，彼此不了解、不理解、不谅解。
政策落实的时间差和质量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可能导致群众对基层政府不满的原因。在信息媒体单一且不发达的过去，国家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都要依靠制度性机构层层传达下来，干部拥有比群众更早、更多、更大的知情权和解释权。现在，这些“官方知识”或官方信息传播的渠道多样化了，特别是电视的普及使得大部分群众通过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节目和与“三农”问题相关的节目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或信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对各项政策和精神的落实相对滞后，所以，等各种支农、惠农的政策真正落实下来时，群众期盼已久，没有了惊喜的感觉，满意度也比较低，甚至开始出现了这种现象：就一些新政策的出台背景和执行落实情况而言，群众比干部掌握得还多、还细、还到位，群众拿着国家政策，用主流话语质询干部，弄得干部无以应对，颜面扫地。随着“微波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人们还有能力就政策落实的实际情况与临近地区作对比，看看乡村干部有没有中饱私囊，有没有像干部自己声称的那样为百姓尽力争取更多的实惠。
笔者在明花社区完成的两项民族志研究都遵循了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向来注重对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就是说，“不同的功能论分别从文化与个人需要与社会秩序对于人的生活的‘必然意义’两方面入手，解释制度与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⑥笔者的田野调查说明，以明花社区为代表的裕固族乡村社会的政治过程相当复杂，至少受到党政科层制、邻里关系、亲属关系、性别、家族、族群等因素的影响，常常是其他因素围绕党政科层制所提供的权力和资源展开争夺的过程。在当地人的话语中，人们常常用“国家”来代替地方党政科层，在他们看来，地方党政科层就是“国家”的化身。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
利弊总是相伴相生的，通过田野调查笔者深知，“政府主导型”社区发展模式有优点，但也有种种弊端。根据对田野调查所获的资料和经验的分析，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型”社区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夸大了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功能，导致现实中政府权力膨胀，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区发展历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多群众对社区发展持有一种“冷漠的热情”，就是说，他们常常以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立场来热情评论自己社区发展中的种种“事件”，而一旦现实的政治和决策参与机会到来时，他们表现出了相当冷漠的态度。
五、社区发展模式的转型：从“政府主导型”到“乡民自主型”
许多社区发展的行动研究证明，“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并不能被灌输，而只能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被认知、体验和确立。也就是说，要想使社区居民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参与式“自主型”的社区发展模式是最重要的途径。因此，包括明花在内的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模式必须转型，尽管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程。政府应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提供最广泛的群众参与社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制订、实施和评估的机会、途径，让广大群众在平等参与社区发展的历程中，学会为自身利益申说和辩护，学会利用法律等武器监督政府，获得现代民主决策的知识与技能，进一步提高发展社区各项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长期以来，在主流文化中，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动员，贬低乡村，将乡村污名化的事实比比皆是，相对于城镇，乡村常常被看成是传统的、落后的，因而是需要被改造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公允，也不符合事实。大量乡村社区发展的实例证明，乡村社区常常拥有极具价值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⑦政府对这样的资本和知识很可能一无所知，而这些资本和知识完全可以被利用起来，以实现发展目标。⑧
笔者的田野研究说明，干群关系是影响社区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要解决官与民的相互信任问题，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改善干群关系，要为群众参与决策过程提供机会和舞台，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减少决策失误，严厉惩治腐败，主动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干部要转变居高临下的工作作风，把自己的角色从“霸道主人”转变到“勤于助人”上来，要善于和群众沟通交流，积极增多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渠道和方式。
“社区发展，有时被认为是一种‘过程’(process)，有时被认为是一种‘方法’(method)，有时被称为是一种‘规划’(program)，有时也被称为是一种‘运动’(movement)，实则各种特性兼而有之。”⑨在这里，重申社区发展的现代含义是非常必要的。联合国社会局于1955年出版的《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 through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文件中，对社区发展作了解释，即：(一)经由地方行动，以获致社会进步的种种政策及其应用的方法与程序，通常称为社区发展；(二)社区发展可认为是一种全区人民积极参加，充分发挥其创造力量，以促进社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情况的工作过程；(三)社区发展乃是经由社区人民自觉自动的参加，而促成全社区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联合国于1956年所发表的另一项文献对社区发展的意义也有明确的说明：“社区发展指人民共同努力并与政府有关机构协同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况，同时将社区统合于国家整体生活之内，使其对国家的进步更能有所贡献的历程。”⑩1960年联合国出版的《社区发展与经济发展》指出，社区发展是一种教育过程，即人民以自己的努力与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配合一致，来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总之，社区发展强调靠社区民众自身力量去改进社区状况，是以社区为单位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变迁。作为一项世界性的运动，社区发展经联合国的提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因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和政府的欢迎和推广而迅速发展。
我们强调乡民自主型社区发展，也就是说在社区发展过程中，把民众置于中心位置，但并不因此忽视、否认政府的作用。大量的乡村社区发展实例已经证明：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政府总是倾向于根据官方自己的议程来操纵草根阶层，无论是以非常仁慈的方式还是以其他的方式”；(11)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国家的、地区的抑或地方的层面，政府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可以推动良性的农村发展，支持民众的生计”。(12)
六、结语
裕固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目前约有人口一万六千万，聚居地由三块不连片的地区组成：东部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中部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大河乡和红湾寺镇，西北部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三块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周边族群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历程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其发展模式有惊人的一致性。这表明，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特别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各种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形塑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在观察和研究裕固族乡村社区发展时，不应忽视、否定包括个体水平上的裕固人的生活策略在内的社区的“能动性”(agency)，从而过度渲染“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13)
最后，笔者要强调，无论是国家发动的现代化建设还是新农村建设，最需要给乡民的权利就是自主权，只有乡民才是乡村真正的文化主体，他们有权力去想象、追求和实现“我们的现代性”(our modernity)，(14)并进而展开在国家宪法框架和各种法律体系内的实践；同时，百年现代性历程证明，明花的发展是与裕固族地区的发展(15)、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让我们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新年贺词中所说的一段话作为一种可以想象和实现的“愿景”，为像明花一样的乡村社区的人们想象、追求和实现“我们的现代性”提供参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16)
注释：
①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巴战龙.社区发展与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巴战龙.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③项目小组.甘肃省肃南县皇城镇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项目简介[J].尧熬尔文化，2006，(2)：59～60.
④巴战龙.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⑤巴战龙.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一九五八年”[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11)：107～119.
⑥王铭铭.漂泊的洞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58.
⑦巴战龙.地方知识的本质与构造：基于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的阐释[J].西北民族研究，2009，(1)：160～165.
⑧[英]安东尼·哈尔，[美]詹姆斯·梅志里，著；罗敏，范酉庆，译.发展型社会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3.
⑨郑熙彦.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M].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4.83.
⑩郑熙彦.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M].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4.83.
(11)[英]安东尼·哈尔，[美]詹姆斯·梅志里，著；罗敏，范酉庆，译.发展型社会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1.
(12)[英]安东尼·哈尔，[美]詹姆斯·梅志里，著；罗敏，范酉庆，译.发展型社会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5～146.
(13)巴战龙.关于裕固族传统文化消亡问题的几点社会人类学思考[J].甘肃民族研究，2007，(4)：96～101.
(14)王逢振，谢少波.“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5)：6～9.
(15)韩正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肃南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阶段[J].党的建设，2007，(10)：62.
(16)胡锦涛.新年贺词[EB/OL].[2007-12-31]http://news.sohu.com/20071231/n25439566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