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投资的成本分析——兼与农业投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劳动力论文,成本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近年来经济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国外解释劳动力流动动机的理论主要是收入均等化理论〔1〕， 即不同职业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导致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和地区间的流动。国内学者的解释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一是农村存在着对农业来说无价值投入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极大〔2〕。 这两种解释有一共同内涵，即劳动力的成本和收益的差异是其流动的主要原因，并特别强调预期收益在农民流动投资选择中的作用。实际上，由于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农民手中的现金货币量相对较少，而投资必先有垫付资本，因此，投资成本对农民选择投资的方式应该说更为重要。本文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依据，把农村劳动力流动作为农民人力迁移投资的一种方式，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农民能够选择的流动投资和农业投资两种方式的成本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比较，为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
一、研究的范围和方法说明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理论界总结出来大致有四种：就地转移模式；异地转移模式；“合理蓄水”模式；多元复合吸纳模式〔3〕。这些模式将地域和产业混合在一起， 对研究流动成因来说过于复杂。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将劳动力从农业分离出来参与其它产业的劳动和经营视为流动。在这个前提下，把就地改变职业参与乡村工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工作等就地流动和外出务工（不包括外出依然务农，对此笔者将专文另述）皆作为本文研究的范围。另外，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本文讨论的皆为单个劳动力所均摊的成本。
把劳动力流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的最初论述中，人力资本理论着重要说明的是，人力迁移的收益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4〕。 对人力迁移投资成本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强调了三种成本在其中的主要地位：一是心理成本，即人们对于更换工作和生活环境而需要的心理上的调整〔5〕；二是一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 即对能否在流动后找到工作的疑虑和恐惧的障碍〔6〕； 三是政府对流动的政策控制带来的成本（Mundlak，1979，1989；赵耀辉，1997）。 本文将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投资的成本结构，并将其与农业投资成本加以比较，解释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成因，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我国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其它产业流动应该说很早就存在，且从没间断过。集体化时期从事农村服务业和小城镇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少部分社队企业的劳动力，尽管有许多人被迫进行兼业经营，但实际上是逐步向非农产业经营过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集体化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的过程并没有中止。但真正大规模流动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社队企业的兴起，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流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就地流动。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 1978 ～1982 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平均每年超过3500万人，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仅300万人， 不到流动总量的1／10。1983～1987年是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伴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实施和农业集体化经营的结束，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摆脱了行政控制，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主体；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城乡第三产业的逐步发展，农村劳动力就地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异地流动也呈上升趋势。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显著特征是总量迅速增加并稳步上升。1988年以后属于第三阶段。这个时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大中城市非国有工商业企业逐渐增多，从香港地区和上海等大城市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在那里蓬勃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突然增多，于是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由中、西部地区以及沿海的农村地区涌向沿海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内地大、中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形成了大规模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这一阶段每年平均转移到城镇的超过1500万人，而流动总量增加速度放慢，平均每年增加不到200万人。
根据上述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按产业划分的农村流动劳动力中，区分出就地流动和异地流动两种形式来描述劳动力流动投资成本。某种投资的成本是在投资活动过程中垫付的各种费用，以及由于选择这种投资不选择另外的投资而失去的收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劳动力流动投资的成本应该包括：流动成本、人力资本成本和由于选择流动而放弃其它收入的机会成本（OC）。其中，人力资本成本包括自然人力的再生产成本和前期教育投资形成的资本成本。由于无论任何人在流动前都应首先具备自然人力和某种程度的教育水平，因此，根据不变成本的概念，可以把人力资本成本看作是劳动力流动投资成本中的不变成本部分（FC）。这种不变成本无论是异地流动还是就地流动都必须首先投入，实际上它是一种先期投入，农民在选择流动投资时，不用支付现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它计入在成本之中。根据上述国内外研究的归纳，流动成本的构成应该包括：流动的交通旅差费用（TC）、心理成本和不确定性以及行政控制带来的成本，后面两种成本实际上包括劳动力流动就业中需要投入的介绍费、服务费、办证费、办卡费等一系列交易费用，我们将其一并称之为签约成本。因此，流动成本就包括交通旅差费用（TC，就地流动无此成本）、心理成本（PC）和签约成本（NC）。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投资成本可以表达成如下模型：
异地流动模型：MC[,1]＝TC+PC+NC+FC+OC①
就地流动模型：MC[,2]＝PC+NC+FC+OC②
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里指排除了流向其它产业之后，仍然剩余的劳动力）〔7〕， 这些“伪装失业”的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因此，农民选择流动投资不会损失其它的投资受益机会，这样可近似地将机会成本（OC）视为零值，把①、②式修订成如下两式：
MC[,1]＝TC+PC+NC+FC ③
MC[,2]＝PC+NC+FC ④
再来分析作为不变成本的人力资本成本（FC）在劳动力流动投资成本中的作用及与其它成本间的关系。人力资本存量主要来自教育投资的积累。一般说来，教育程度高则获取非农产业就业信息及就业机会的概率就大，而且城市中非农产业雇主一般都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因此，教育程度较高则心理成本（PC）就少，心理成本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少〔8〕。另外，在就地流动的劳动力中， 由于寻找工作的心理压力和生存压力不大，这样，如果我们均以较高的教育程度（比如初中毕业）来计算人力资本成本，就可以近似地将FC替代PC，则③、④式可以变为：
MC[,1]＝TC+NC+FC ⑤
MC[,2]＝NC+FC ⑥
另外，教育程度高的人在与雇主签约时付出的正常费用之外的交费易用也相对较低。因此，签约成本（NC）与人力资本成本（FC）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反向关系。但由于签约成本一般说来都有一个正常的限度，而且签约成本还受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流动的地域不同，次数的多寡以及人际关系等），所以不能用人力资本成本与之相替代，只是当同一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成本高时，则在某种相同条件下他所需支付的签约成本销低而已。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知，判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投资成本主要应考虑流动过程中的交通旅费、签约成本以及较高标准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成本。其中，流动成本的高低关键取决于签约成本的高纸，而签约成本对不同文化程度的投资者来说，不仅表现值不同而且透明度也不同。
如果不选择流动，那么农业投资就应当是农村劳动力作为首选的投资方式。农业投资的成本主要包括：①农业生产的中间物质消耗（WC），包括生产工具、种子、化肥以及技术服务费用等；②劳动力成本和借贷或自有资本的成本，即利息（R）；③各种税费和集体提留摊派（T）。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主要指小学文化程度（含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村劳动力及自然人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生存费用，这与劳动力流动投资成本中的人力资本成本中一部分重叠。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两种投资的这部分相等的成本相约去掉。另外，根据有关实证结论，农村地区中等以上教育收益率极低，且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微乎其微，也就是说，以教育投资为主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农业投资中的作用极小，农民在投资选择时不会考虑这部分成本〔9〕。这样， 我们写出农业投资的成本等式，即：
AC＝WC+R+T⑦
根据经济学原理，企业或个人进行投资决策时，在预期收益相同的情况下，就会选择投资成本最小的方式。近年来，由于农产品的市场波动严重，农业投资的预期收益难以预测，而成功的流动投资的收益远远大于农业投资收益。另外，由于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当低，农民手中的现金货币量相对较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长期以来农民的传统观念，加上多年来农用信贷资金挪用严重，不要说发放农户投资贷款，就连收购农产品的资金每年都难以到位，所以，农民要投资如果没有自有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这就使得成本的比较在农民投资选择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选择投资方式时，就会着重考虑投资的预付成本。如果假定农民可供选择的农业投资和劳动力流动投资两种方式的预期收益已定，那么，从投资成本的角度考察，就有如下关系：即：如果MC[,1]、MC[,2]＜AC，农村劳动力选择流动投资。
三、实证分析
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将主要选用1995年的各种统计数据，力争对理论模型进行量化，以计算农村劳动力流动投资的成本，并与农业投资的成本进行比较。为便于比较，我们将统计资料中的部分数据折算成每劳动力平均数。首先，计算就地流动的投资成本（MC[,2]）。先计算人力资本成本（FC）。人力资本存量的资本利息即人力资本的成本。据江苏省农村1987年的调查统计，农村家庭每培养一名初中毕业生，直接成本为896元，机会成本为395元，折算成1995年当年价分别为2316.72 元和896元，合计成本为2450.8元， 按照当年的资本利息率计算出人力资本成本为345元。这样， 如果把每一个农村初中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成本作为较高标准的话，MC[,1]、MC[,2]两等式中的FC就为345元。 再估算签约成本（NC）。根据笔者对湖北省部分县市乡镇企业中的1038名农民工的调查，就地流动的农民工每人在进入企业工作之前，平均需缴纳1000元的风险抵押金（正常离岗可以退还），除此之外，一般无其它费用。我们将此抵押金的年利息109.8元作为签约成本，即就地流动的NC 就为109.8元。最后得出每个劳动力就地流动投资成本为MC[,2]＝454.8元（1995年估计值）。其次，我们再来计算异地流动的平均成本（MC[,1]）。先计算TC值，这里只需估算TC的上限值即可，有两种方法可以估算出TC的值：一种是按国内最长铁路线的普通硬座往返票价折中值和平均一周的旅差费计算；一种是按《1996年农村统计年鉴》中农村调查户的通讯交通费支出折算再加上旅费。前者约为220元左右，后者约为185元左右，取其中间值202.5元足以表达交通旅费。再来估算签约成本（MC ）。1994年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情况调查表中显示，农村劳动力在流出地平均缴纳各种办证费为223.5元，在流入地则为177.5元〔10〕。如果将其折算成1995年当年值，则分别为277.14元和230.1元。 这样每个劳动力异地流动投资的签约成本就为507.24元，则异地流动的平均成本MC[,1]＝202.5+345+507.24＝1054.74（元）（见表1）。
我们再来计算农业投资的平均每劳动力分摊的成本。根据AC＝WC+R+T，先来估算WC的值（1995），按照不等式比较的原则，尽量取AC的最小值进行比较，但又要能反映社会平均值。我们选取湖北省1995年农林牧渔业生产投资的成本作为一般值进行比较。据《1996湖北农村统计年鉴》统计，1995年湖北省农林牧渔业百元产值的中间物质消耗（共计10项）之和为34.38元（不含劳务支出），1995 年平均每个劳动力产值为7437.14元，这样平均每个劳动力农业投资的成本为2556.9元。T值最不好估算，因为农民负担各种税费和上交集体提留摊派的费用几乎每个村都不一样，有时同一个村各村民小组之间都难以一致。我们从湖北省农调队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整理出1995年湖北省平均每个劳动力分摊税费396.4元，根据这几年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这个数字不算很高， 足以说明全国的平均税费。这样，这两项农业支出使每个劳力分摊的农业投资成本为2953.25元，即AC＝2953.25元（1995年值），远远大于劳动力流动投资的成本，分别为异地流动和就地流动投资成本的2.8倍和6.5倍。
表1 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构成表
就地流动成本各种成本占总
MC[,2](元) 成本的比例
人力资本成本(FC) 345 75.8
签约成本(NC)109.8 24.2
交通旅差费(TC)
合计454.8 100
异地流动成本各种成本占总
MC[,1](元) 成本的比例
人力资本成本(FC) 345
32.7
签约成本(NC)
507.24
48.1
交通旅差费(TC) 202.5
19.2
合计 1054.74100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1.从实证部分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流动投资成本大大小于农业投资的成本。农民选择流动投资必然付出较少的投入，因此他们选择流动投资是遵循市场原则作出的合理选择，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即使有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由于对签约成本估计不足而导致流动后不被雇佣，最后被迫回流或是滞留在大中城市，也不应斥之为“盲流”。
2.由于与农业投资比较，流动投资的成本要低得多，况且对于农民个人来说，流动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成本不需支付现金，签约成本也难以估算，他们一般不会考虑人力资本的成本并且低估签约成本。这样在农民看来，他们外出务工除了要支付少量的旅费之外几乎不需要垫付任何成本。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庞大的背景下，许多农民低估流动投资的成本，大规模地选择这种在他们看来近乎是“零成本”的流动投资，导致了近几年的所谓“民工潮”。
3.在异地流动投资的各种成本构成中，人力资本成本和签约成本分别占异地流动总成本的32.7%和48.1%。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异地流动投资时，支出最多的是签约成本，而文化程度更低一些的农村劳动力将要支付更多的签约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在选择异地流动时，应该主要考虑与自己人力资本存量相适应的签约成本的预付能力。
4.从就地流动成本远远小于异地流动成本的结果中可以得出，农民在选择流动投资时必然首先选择前者，这可以从近几年的统计资料中得到证实。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1993年农村劳动力就地流动占61.6%，异地则占38.4%〔11〕。
注释：
〔1〕Rosen,sherwin,1985, "The Theory of EqualizingDifferences",in Ashenfelter and layard (eds) , Handkook ofLaboT Enonmics.
〔2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课题组：《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载《管理世界》1993年第2期。
〔3〕杨小苏：《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述评》， 载《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
〔4〕Schultz·T,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51).
〔5〕Sjastaad,Larry,1962, "The cost and Returns toHuman Mi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80—93.
〔6〕Todaro,Michael P,1969,"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ntries",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59:P138—148.
〔7〕郭犹焕：《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8〕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9〕李实：《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 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年第2期；同〔8〕。
〔10〕湖北省农委：《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情况调查统计数据》，载《“民工潮”调查与研究》（1994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1993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