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华南抗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华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作了大量的指示，给以了正确的指导。
一 指导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保护中共组织，壮大抗战力量
在八年抗战过程中，中共广东组织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与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
（一）帮助中共广东组织确立在华南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大举向广东等地进攻。周恩来即派巡视员黄文杰到广东，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开展前线和沦陷区的抗日战争；省委领导人分赴各地加强领导。翌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成立，他即派组织部长博古到广东出席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确定了广东党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在战争的过程中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广东党组织的四大任务为：1.广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2.扩大动员组织人民群众；3.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4.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工作中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作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注：《广东工作报告摘录及谈话记录》，1940年6月11日，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7册，第270页。）
广州沦陷和日军进犯琼崖后，广东的东江、珠江三角洲和琼崖人民抗日武装在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时，相继在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当时有人担心这样会影响统一战线。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批驳了在敌后方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做法。
在1940年4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报告省委的工作后指出：从广东的环境看，“我们党与群众工作有发展的极大可能，也有更坏转的可能”。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要建立政权，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页。）1940年夏，周恩来向将去海南参加领导抗日斗争的庄田和林李明指出：1.琼崖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但条件十分艰苦，为取得斗争的胜利，要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2.冯白驹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意见要冯当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游击队的政委，你们可当其助手；3.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4.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尽可能扩大军队，建立政权；5.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干部；6.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7.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起来。（注：庄田：《我从延安返海南时中央领导同志和我谈话的要点》，载《广东党史资料》第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文彬回到广东后认真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执委会议，传达贯彻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统一了认识，调整了领导班子，由冯白驹担任琼崖特委书记，更加明确了坚持琼崖抗战的战略方针。
同年春，国民党顽军3000多人围攻东江抗日前线的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王部的领导机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决定部队向东转移到海丰、陆丰，结果沿途遭顽军拦截追击，部队损失严重，处境困难。为此，周恩来于5月8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发出指示，指出：1.目前国民党当局尚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准备对日投降，但也不易整个投降分裂，地方突变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2.曾、王部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注：《中共中央关于曾生、王作尧两部应回防东莞、宝安、惠阳等地区及行前应注意事项的指示》，1940年5月8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周恩来还指示广东省委加强对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动员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游击队。省委随即派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担任曾、王两部政治委员，后又任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曾、王部接到指示后，返回惠、东、宝地区，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开辟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二）部署防范措施，保护中共华南组织，为在华南地区展开抗战积蓄了骨干力量。
中共广东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开始恢复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指导广东党组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至1939年10月，广东地区共有党员1.8万多人（此外还有潮梅地区12个县约4000多党员），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他们创建了广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坚持了长期抗战。
1939年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广东共产党组织也面临着遭受巨大破坏的危险。周恩来及时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防范措施，保证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为广东抗战保存和输送了骨干力量。
1940年，为了避免中共领导机关遭受破坏后其他组织受到牵连，或造成群龙无首局面，周恩来和南方局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设于广东），负责管辖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党组织；撤销广东省委，分设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粤北省委、潮梅特委下属各级党组织取消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实行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尔后，周恩来多次强调要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均须区分开”，“香港、琼崖、东江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但须与秘密党机关隔离，交通驻地均应分开”。（注：《周恩来关于南方组织重行划分问题致陈云、方方电》，1942年6月6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第2册，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页。）
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随即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先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发出关于南委直接管辖下的下级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等指示。随后，他又致电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指示南委工作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割断与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已暴露的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应利用职业隐蔽，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同时，周恩来还专门与到重庆汇报工作的中共潮梅特委委员张克谈话，要求南委和潮梅特委坚决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坚决撤退到重庆。（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538页。）鉴于南委和粤北省委遭受破坏，粤南省委已撤销，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设于东江游击区，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共同担负领导全省党政军之责。这些指示的实施，使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党员都得到了保护。
1942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军事当局放弃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即曾生、王作尧部）的进攻，曾生、王作尧根据张文彬的指示，上书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蒋光鼐，要求下令停止反共摩擦，一致抗日，承认曾、王部合法地位，划定防区，发给饷械。并将上书广为印发。但是，顽固派不听劝告，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游击总队实行自卫反击，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同年7月，国民党派参议黎越庭来找王作尧和何鼎华谈判。黎声称是蒋光鼐、李济深授意李章达派来的，为的是向余汉谋斡旋，以期实现曾、王上书提出的要求。游击总队即请示周恩来。周复电提出谈判必须坚持的原则：政治独立，不混编，不接受国民党派来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专在游击区打敌人。同时，要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情况，警惕他们的阴谋。（注：《周恩来关于东江游击队接洽谈判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9月3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52页。）9月3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重申了上述原则，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派人到韶关谈判须慎重，尤须慎重人选。在未有保证前，仍以他们派人至部队来谈，以延缓其摩擦为好”；“关于反共登报的拒绝，应作肯定的答复，并要他们感觉没有分化可能，而应使他们断绝这种企图”。（注：《周恩来关于东江游击队接洽谈判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9月3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52页。）并请书记处转告尹林平及梁广、曾生。12月底，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你们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对付顽及日寇方面可能进攻的形势。”次年2月周再次电示尹林平：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虽趋向政治解决，“但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视；全国处在困难之中，蒋日伪相互勾结，对我实行军事“围剿”、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我们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粉碎日伪顽的“围剿”和封锁，以争取胜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550页。）
事实上，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黎越庭来谈判，为的是麻痹和分化瓦解游击总队。总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坚持原则，并做好防范顽军进攻的准备。谈判刚一结束，顽军就大举向游击队根据地进攻。游击队给以迎头痛击，然后主动转移。接着又打破了顽军的“勤剿、穷追、杜绝”，经受住了抗日反顽艰苦斗争的考验。
（三）根据不同环境和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不同的策略方针，为华南敌后抗战指明了方向。
鉴于东江军政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广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主官，当时的战争环境十分险恶，因此周恩来于1943年2月25日对东江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军政委员会不要举行全体会议。在目前情况下，各军政指挥员离开部队集中开会，是非常不妥的”；“你们应加紧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注：《周恩来同意广东军政会新名单和加紧实行精简政策给林平的指示》，1943年2月25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53页。）
华南敌后抗日武装自建立之日起，虽然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但是却始终以民众武装的面目出现，没有公开宣布为中共部队。经酝酿，1943年9月20日周恩来电复尹林平：东江纵队为中外共知的中共的游击队，发表宣言毫无问题，而且应该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12月2日，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公开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随后在琼崖、珠江三角洲、粤中、潮梅、南路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也都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对于不同的地区，周恩来提出不同的工作目标和策略。他在1944年1月15日致电尹林平时提出：凡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都可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政权；但在敌顽易入侵地区，必须部署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省港群众工作可派人单独做，不与地方党联系。（注：前引书，《周恩来年谱》，第570页。）同年6月21日，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为了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都不合适，这些做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份的暴露行动，应注意保全城市地下工作。”（注：前引书，《周恩来年谱》，第577页。）他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动方向。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他们已感到其海上交通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了保住其太平洋战场的最后防线，进行垂死挣扎，便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的作战。根据这一形势，周恩来于7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尹林平电，指出广东的工作仍应遵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占区，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希望广东我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我地方党员仍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勿变，但可酌情抽部分干部到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同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广州、九龙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宜常做。（注：前引书，《周恩来年谱》，第579页。）
到抗战后期，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为迅速在华南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周恩来在1945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临委的电报中提出：“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注：《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1945年3月6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67页。）他在1945年6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的电报中又指示：目前国民党正“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广东区党委为实现这项战略方针，应“迅向北江地区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注：《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广东区党委工作的指示》，1945年6月16日，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印：《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71、72页。）同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电时又指出，华南马上会出现蒋介石、余汉谋“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因此要求广东抗日游击队向粤北发展，和正在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合，“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注：《周恩来年谱》，第613页。）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遵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全力向北发展，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并派部队北上粤北地区，以接应王震所部。
在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广东党组织积极动员和发动群众，使广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1937年抗战开始时，广东全省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仅有不足100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近3万人。不但“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注：《中共中央军委对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57页。）抗日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达70多个县，在东江、琼崖、珠江、粤中、北江、南路、韩江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
二 致力于抗日统战工作，积极促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对包括华南地区在内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抗战初期，从多方面促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合作抗日，中共琼崖特委主动向国民党琼崖当局表示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愿意将琼崖红军进行改编，建议国共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但琼崖国民党当局却无诚意，竟将指导谈判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逮捕。周恩来闻讯，当即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指示中共南方工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在各个方面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随后，琼崖国共双方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面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请他转告香港总督：由于八路军在敌后英勇作战，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的钦佩，纷纷援助款项、医药、物资，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予以接收，请港督加以关照。（注：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南方局党史资料》第2册，第303页。）这一要求得到口头应允后，廖承志、潘汉年即奉命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成立后，遵照周恩来关于“不公开挂牌”的指示，以做茶叶生意为掩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通过宋庆龄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来开展对国际友好人士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当时是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经常通过潘汉年把国内外有关消息和材料送给宋庆龄。周恩来指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与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在香港大力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华侨和港澳同胞为祖国抗战捐赠了大批钱物，仅一年时间就从各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捐款25万港币，还募集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组织各种团队直接到华南各地参加抗战活动。周恩来还亲自致函、致电海外侨胞。1938年8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注：《南方局党史资料》第3册，第379页。）1939年1月26日，周恩来、廖承志代表八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再次联函海外侨胞，赞扬我侨胞为解放之先锋，爱护祖国支持抗战，不遗余力。
周恩来等为争取粤系将领张发奎、余汉谋和桂系将领李宗仁等坚持团结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应张发奎要求，周恩来及上海中共组织动员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和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部工作，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其中有的人后来在长官部担任秘书、副官、参谋等职。他们直接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并与中共广东省委保持联系，在战区开展维护团结抗战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广东省委积极利用统战关系，动员了800名进步青年（其中120名党员）到第十二集团军开展政治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周恩来还争取桂系将领支持，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大举进犯广东。周恩来连夜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战争的起因和特点，提出对日作战的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退日寇的一切阴谋”。并提出9条具体建议。（注：《周恩来年谱》，第422页。）意见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为章，详细看了周恩来的意见书，并根据周恩来的具体建议，为军令部起草了关于在华南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报军事委员会。
（二）在文化界中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坚持政治上积极引导，生活上无微不至关怀的方针，团结、教育、保护了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曾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说过，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可能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要开展和发展文化、青年、妇女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周恩来还亲自负责南方局文委工作。
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1941年1月中旬，当周恩来得知夏衍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因拒登国民党中央社诬陷新四军的消息而被扣，并获悉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时，当即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知夏衍、范长江立即离开桂林去香港，同从重庆撤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对外宣传据点。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将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求在香港办一份报纸。（注：《廖承志1941年2月10日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电报》，见《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周恩来即复示同意，并指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注：张友渔：《我与华商报》，载《白发记者话华商——〈华商报〉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文集》。）据此，廖承志建议定名为《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可以体现报纸的统一战线作用。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号面世。
随后，为解决当时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带来的矛盾和争论，做好团结、争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来于1941年5月7日又致电廖承志：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他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团结和帮助文化人前进。（注：《周恩来关于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的指示》，1941年5月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同月，为了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香港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周恩来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等5人组成。文委成立后，扩大和巩固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使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此，周恩来曾于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报告谈到：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运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
1941年12月，当日军侵占香港、九龙时，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广东、港九地区开展的抢救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对获救文化人周密安排，多次发出指示，使困留在香港的800多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他们的家属全部脱险。1942年3月12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17日，周恩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注：《周恩来年谱》，第534页。）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复办《救亡日报》，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重整南社旧业”。（注：《共商救济文化界朋友》，1942年3月12日。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周恩来曾经从各方面关心邹韬奋，当周恩来在4月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7、8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注：《周恩来年谱》，第528页。）
（三）促进华南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为促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李济深是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支持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9年4月底，周恩来到桂林，会见了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桂林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全体学员演讲《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1940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成为桂林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等地辗转来到桂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人与李济深联系，通过李济深的关系保护了这批文化人。
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反对投降和内战的方针，于1940年11月中旬布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即：对上层注意分化，援助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的国民党中层分子；加强与各党派的联络，扩大文化活动；多结交军界朋友；加强经济联络和社会活动。（注：《周恩来年谱》，第475页。）1941年6月周恩来约见李亚群，要他去广西负责统战工作。周恩来在分析广西的形势后向李亚群指出，广西统战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做李济深为首的桂系上层人物的工作，还要组织理论、文化、文艺、教育界的党员，去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保护、安置受到蒋介石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同年8月26日，周恩来在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时认为，南方的文化工作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重振的可能。（注：《周恩来年谱》，第512页。）
1943年冬，蒋介石为了就近控制李济深，决定撤销桂林办公厅，将李调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未赴任，坚持在桂林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4年夏，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当桂林行将沦陷之时，周恩来对李济深的安全十分关注，派人与他联系，建议他撤离桂林，回到家乡苍梧组织民众武装，与中共武装相配合，共同抗日。同时，周恩来还派人与蔡廷锴、张炎等取得了联系。同年7月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指出：据确息，蒋已布置特务将李济深骗至重庆改组政府，如李拒来，拟刺杀。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害。（注：《周恩来年谱》，第578页。）不久，周恩来又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敌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影响李任潮（即李济深——笔者注）的民主运动，能为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注：周恩来：《对第三党在粤工作指示》，1944年9月7日。）同年12月13日，周恩来致电尹林平：李济深在广西集合一些文化人和梁漱溟、蔡廷锴等，有武装数千，谋自卫政治，如他们有诚意，可按其需要派干部帮助发展游击战争，但必须遵守统战原则，促其进步，否则不必强求。（注：《周恩来年谱》，第592页。）
1945年3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代拟的致广东省临委的电报中又指出：“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注：《周恩来年谱》，第612页。）广东省临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与李济深取得了联系，建立起合作关系，并酝酿建立抗日民主的军队与政权。8月5日，周恩来致电尹林平转狄超白，指出对华南地方势力的方针，我们应强调李济深自治自卫的主张，具体方案是发展人民武装，实行地方自治。只要抗日民主实力大，自会有人承认。还指出要帮助民主同盟在华南发展，以便与昆明呼应，对重庆造成犄角之势。（注：《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1995年3月6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第4册，第67页。）中共西江党组织领导的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还邀请李济深到所部视察并发表演说。在中共的支持下，李济深积极联络和影响张发奎、蔡廷锴、张炎等爱国将领，推动华南地区的抗日民主局面。
此外，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同李宗仁等也有多次的接触，曾三次到桂林做他们的工作。经周恩来等的努力，除促进他们同意中共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还促使他们接纳了大批沦陷区来的抗日进步文化人士，并允许在桂林发行各种抗日报刊，推动了抗战文化在桂林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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