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话：困境与思路——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思路论文,哲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3)03-0040-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沟通与对话，是当前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回溯哲学历史的开端，哲学本来就是在不同形式的对话中产生并造成自身繁荣的。古希 腊的“辩证法”即是在哲学家的对话中而形成的“辩论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流 派哲学家通过对话中的百家争鸣，更是赢得百花齐放的文化局面。哲学的发展史，实质 上是在不同哲学形态的对话中刻画出的哲学的方向史。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矛盾 性特征：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促动着人类关注价值文化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经济政治 发展的分裂状态，又造成价值文化的隔膜。当哲学站在21世纪的历史开端去审视未来时 ，倡言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对话”，自然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契机”。马克思 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及其对话，也就成为中国理论家颇为感兴趣的话题。
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固然可以消除对峙，跨越隔膜，实现哲 学的共同进步与发展。但是，由于哲学的历史性、民族性特点使然，再加上两种哲学形 态已相互陌生，其对话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其中散布着一个个谜点：哲学的对话主 体是谁?置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哲学究竟如何对话?这些具有前提意义的问题有待在“ 对话”发生前加以澄明。
一、对话的主体：“我”与“你”究竟是谁?
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现代哲学思潮，对话主义已成为西方现代众多哲学派别中的一种 极其前卫、极其普泛的文化现象。顾名思义，对话主义即是与一种所谓“独白”原则相 对立的、而以交往性的“对话”为宗旨的学说与思潮。对话主义哲学的思想宗旨，即是 摆脱独白主义哲学传统的缠绕，用“我”与“你”的取向取代传统哲学无一例外的所渗 透的“我”与“它”的关系取向，从而在主体际关系中通过交互原则对主从原则的取代 ，使哲学在平等的对话中加以生成与发展。由主客体关系向主体间性关系的转移，不仅 构成对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更是其倡导的哲学方法。在对话主义的视域内，哲学不仅 成为人的哲学、述人的哲学，更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文化现象。
强调哲学的对话，首先所应追问的是谁和谁对话?围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 哲学“对话”的讨论，在诸多文章中，似乎对话的“主体”是不言自明的，并由此出发 洋洋洒洒阐发着自己的宏论。但深入分析，作为人们自以为十分明了的对话“主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一百多年哲学发展， 由诸多哲学家和诸种哲学形态而点缀成的具体的历史。现代西方哲学相互抵触的杂乱性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发展过程中诸多研究主体的转换以及当代哲学多样化形 态的存在，无疑使哲学对话“主体”处于模糊状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分析，我们今天强调的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 非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马克思适应于时代需求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作为一种具 有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特征且向未来敞开的哲学形态，即以动态的形式踏着历史的 步点而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时空。马克思哲学创生时，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化、现代化帷幕 刚刚拉开，而其丰富生动的历史则在马克思去世后才真正展开。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变 动的急遽性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社会变革激砺出思想文化创新的时代，更是 哲学上学派迭出、观点迸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其在日益 汲纳人类实践新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沉淀为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发展，是通过历代理论家的丰富、创新而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推进过程。马克思主义哲 学，在与人类现代化、社会主义实践、全球化等诸多历史进程的结合中，既容纳着不同 时代的智慧，又吸收着不同实践进程的理论成果，从而造成自身全面而深刻的发展。马 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历经社会的复杂变革，又是从“一”走向“多”的过程。在与不同 民族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诸多哲学主体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由于把握到其不同的 侧面，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从马克思的统一性认识分化为多样性理解。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哲学家的视野内已非笼统的单一而构成分化的景观。仅就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审 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哲学等等相互冲突的见解，均 聚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构成对马克思哲学解读后的“具体存在形式”。马克 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深刻地说明，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如何确定对话 “主体”，已构成复杂的态势。其一：马克思的哲学，尽管其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而 具有深刻价值，但是它终归与其后一百多年发展中日渐成熟的现代西方哲学，有着理论 的时代距离与时间位差，以其作为对话主体，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想交流难以形成；其 二，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笼统的对话主体而与具有“分门别类”特征的现代 西方哲学发生对话，怎能保证其有着共同话语?其三，以当代哲学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作为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主体，因为当代哲学家所具有的对西方现代哲学的隔 膜感以及相对精神主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形成的分化理解，这种对话便会是分散化 的。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强调哲学的对话，但在围绕对 话主体构建“我”与“你”的关系时，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本身即陷于扑朔迷离之 境。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亦是如此。一百多年来，尽管西方哲学发展之路是由否定、批判 、颠覆等思维方式铺就的，但其发生变化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在哲学对话倡导者的视 野内，虽然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于同一时代，但是，马克思哲学在产生中已 与现代西方哲学形成哲学立场、功能、观念的分野。西方现代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在马 克思身后完全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况且，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相对主义精神的主导下 ，已形成大分化、大裂变的特征。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现代主义与后 现代主义，这些相互对峙的哲学形态都归置到现代西方哲学这一称谓之内。在哲学对话 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互相冲突的主体和杂乱无序的思想集合。德国哲学家施 太格缪勒对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曾有过分析，认为：“和古代人以及中世纪的人相比较， 现代人非常普遍地采取怀疑的立场。”[1](P19)怀疑主义导致价值标准的丧失，进而催 生出哲学的分化过程，造成不同流派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以及哲学观念理解鸿沟的扩大 。对此状况，施太格缪勒曾区分为四种不同情况：其一是学术理解上的分歧；其二是不 同哲学形态已不具有进行任何讨论的可能性；其三是两个哲学家之间甚至连互通信息的 关系已不具有；其四是两个从事哲学探讨的人之间甚至于连意向关联也完全丧失，“这 时候，不仅一个哲学家无法理解另一个哲学家的陈述和论证，而且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 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1](P29-30)当代西方哲学恰处于第 三、第四种情况中。分析哲学或现代经验论为一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为另一方， 任何一方均会把对方的哲学表述视为不可理喻。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身已使不同哲 学之间丧失对话的机遇与能力。在“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抽象的界域内，存在的是一个 个封闭的哲学“王国”。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举起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大旗时，应该设 问一下：与自己对话的另一哲学主体是谁?这一“主体”设置中的谜点在于：其一，如 果把对话主体设定为“现代西方哲学”，由于“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 的哲学群体，这样的“对话”，无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脱离对方的“独白”，而遭 遇到“突入空城”的尴尬。其二，如果把对话主体设定为某一流派，作为对话的“我” 者，面对姿态万千的哲学流派，究竟有何能力在与相互冲突的众多对象的交流中应对自 如?
哲学“对话”，应是“我”与“你”有着确定性身份的思想交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现代西方哲学对话，至今连“我”是谁、“你”是谁这些对话的主体仍没弄清楚，就急 切地展开对话的架势，这种盲目的对话可能会使对哲学发展之路的探索误入歧途。
二、共同的理论和社会条件是否构成哲学对话的前提?
哲学之间的“对话”，有着多种形式。即使在“左”倾思想流行的年代，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也曾有过“对话”。只不过这种对话是以异化的形式而展开的：对 话本应发生在平等的“我”与“你”之间，但在批判性对话中则转化为“我”与“它” 的关系，即把现代西方哲学主观预设为“思想垃圾”这一被动“客体”，在对其一知半 解的基础上进行肢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理性法庭上的“法官”，现代西 方哲学只有听从裁决、审判的机会，而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力。现代西方哲学是对传统哲 学思维方式的超越，然而我们对其所包含的合理性都断然否定。这种建立在对西方哲学 误读误解基础上的误判误批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即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在近代哲学的 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意义在这种认识扭曲中被彻底消蚀。正是通过 对这种以“反对话”形式而展开的“对话”过程的深沉反思，构成了今天重提哲学对话 的缘由。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与现代西方哲学发生“对话”，按照有些人的设想，是因为 二者是在基本相同的西方社会条件和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自黑格尔死后的19世纪中叶， 西方开始了一个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文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均反对 抽象性，提倡现实性，要求哲学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现实的人世，要求哲学与具体的 人生相结合，把人生变得富有情趣和诗意，因此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特征。这种议论似 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找到了理论和逻辑上的根据，但窥其实质， 可以发现其中所内蕴的理论和逻辑的矛盾之处。
其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均产生于现代”为由而理解二者的一致性 ，这一时间上的理解，掩盖了两种哲学所产生的立场上的分歧。尽管都是随着“现代” 的开端而出现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建构的出发点截然不同。传统哲学 对万物始基的探寻，对抽象概念的执着，对绝对化体系的迷恋，其中所体现的形而上学 性，使哲学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因而在“现代”语境遭遇到哲学家的反叛。这 种反叛，是哲学家基于现实的变化，对传统哲学审视反思的结果。但在这种反思、批判 传统的“一致性”背后，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道扬镳。两种哲学形 态都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中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合一，使资本主 义借助现代化的战车而走上开山劈路式的前进轨道。但是，相同的客观环境与社会条件 ，并不一定产生“同质”的哲学现象。在共同环境、共同视域通过对共同问题域的求解 ，也并非会在哲学中形成共同的结论。这既是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所致，也是哲学之所以 具有魅力的原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其产生、发展、灭亡的 规律，并在资本主义的灭亡点上找到了社会主义兴起的光点。马克思的哲学使命是与政 治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的契合处，即在于马克思把哲学视作“无产阶级的精神 武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使工人阶级以及全人类获得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P457)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于资本主义灭亡而深刻地把 握着历史。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在反叛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但其意图则是完全适 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而在哲学观上所作出的改造。现代 西方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有着天然的联系。由 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产生于同一自然时间之内，都具有“现代 ”的社会环境，但就其思想实质和具体功能来看，则分属于不同的理论系统。“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6)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判断：现代西方哲学只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 矛盾与前途，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发展必然性的理解，找到改 造资本主义现实的具体途径。就面向历史、面向未来的意义上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 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无疑论到了时代制高点及现代历史的“入口处”。
其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所处的社会环境看，二者有着巨大的时代落 差，这使二者的对话陡增了相当的难度。马克思认为，“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2](P121)黑格尔也认为，哲学是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这两种说法均是对哲 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最为精当的刻画。但是，一个具体的哲学形态，并非完全真 实地包容了时代的全部，只不过是对时代精神侧面的反映和折射而已。另一方面，时代 既不是一个笼统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跨度概念，而是特定时间段中特定人群 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由于不同人群的处境不同，因而对时代的感受不同，在时间性 时代内充斥着反映、适应不同空间的相异、相斥的哲学理解，处于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人 们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是不相同的。一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只能存在于同类型生 活方式的同类型哲学之间。存在于不同语境和不同视域的哲学，能否对话?如何对话?其 间能否在大异其趣的哲学观念形态中找到共同性话语?具体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与中国满怀豪情地推进现代化的客观环境相联系，实现现代化的实践目标与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当代西方哲学，则是在完成现代化，并逐 步向“后现代”转轨这一环境中存在的，这种环境发展目标的南辕北辙，反映到哲学中 ，也必然是哲学理解的大相径庭。近年来，以国际哲学会议作为哲学对话形式接连不断 ，但往往是我们以西方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 学之间，其对话仍然是以一厢情愿的方式来进行的。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往往也是出于礼节对对方的意见进行“倾听”，但在理解上则是 各持己见。有人认为，西方现代哲学中每一个新流派产生后，都会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从而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新方向。岂不知，韦伯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这一 抽象概念的笼罩下，传播的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哲学见解。它们的对话根本就不能展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对话更难以进行，何况与不同形态的“现代西方哲学”的 对话?至于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均提倡现实性，要求哲学从抽象的 概念王国回到现实的人世，要求哲学与具体的人相结合等等，并把此归结为二者对话可 能性的理由。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把哲学抽象化然后找出对话的虚幻“理由”，全无意 义。如果我们发问：不同环境的现实是一致的吗?不同哲学所结合的人是等同的吗?对此 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
其三，在个性化张扬的当代，哲学进入大分化时期。在这一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究竟追求什么目标，达到什么目的?马克思去世后，由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运行的是两条平行的线路，尤其是经过意识形态的对决和冷战， 其间已产生了严重的隔膜，通过对话消除理论距离，进而实现哲学丰富自身的目的，这 固然是有益的。这种对话的思维倾向即是“求同”。但正如宾克莱所说：“我们的时代 常被称为相对意义的时代。”[4](P6)由于权威的被破坏，人们的价值信仰中随意性充 斥，以及市场文化的滥觞，人们的理性被物质、世俗而牵引得七零八落，方向迷失。即 使哲学本身的发展也被个性化、发散化了。不同的哲学由于在审视时代某些侧面而形成 自己的见解，甚至在对时代的把握中由于看到不同的价值而分离成为截然对立的哲学形 态，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哲学发展的同时后现代哲学的崛起 ，即是一例。现代性哲学，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以其理性的内容为现代化而礼赞而 辩护，固然有着“现实”的客观性；后现代哲学，由于对现实入木三分的窥研，以现代 化的负面价值为根据而对现代化进行颠覆，也有片面的“真理性”。人类历史和现代社 会本身是复杂的，但如果哲学非要把现实这个多棱体雕磨成平面镜，在其中看到单面的 镜像，把哲学的对话设想成情人之间的絮语，效果可能事与愿违。哲学的对话，如果以 追求哲学思维的绝对同一为旨归，其目的可能要落空。
三、哲学对话的可能：方法论探索
哲学的对话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包含着多种要求：对话的双方要有共同的话题。虽然 不同哲学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环境之中，但对话就是要在辨识“异”的基础 上找出“同”来；既然是对话，乃是“我”与“你”相互之间的交流，双方应互为“倾 听”并有着自己的“发言权”；最根本的，对话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由于对话双方都 肩负着指引人类发展未来路途的使命，应该通过交流、对话、协商，把握自身与社会发 展的一致性方向。
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融互动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拉开“世界历史”的帷幕，为人 类进行广泛实践交往提供了广阔的时空。尽管政治多极化与文化多元化等概念基本上揭 示了世界发展的“个性化”事实，但多样化政治与多元化文化的单元构成决不是凝固、 僵滞的，而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现实环境中的生动性存在，是在流变、交往的 时代丰富、发展自身的过程。人类在肯定个性的同时又不竭地寻求着“统一”，在差异 、同一并存及其相互作用中展开着社会历史。在这一环境中立足并力图有所作为的哲学 展开对话的价值表现有二：一是在文化砥荡的环境中，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自然要 跟踪时代大势，在不同哲学的交流、对话中求得自己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创新，从而 使哲学本身超出自己原来赖以存在的封闭环境的局限性而融入世界，从而在开阔自己视 野的同时展开自身理论内容的丰富性。二是在人类共同作用、创建的这个世界里，任何 人、任何文化包括哲学形态，都不应是这一恢弘历史进程的看客，而应是融入其中的参 与者。作为以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塑导人的精神价值而自负的哲学，应在与其他哲 学形态的交流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发展进程中，一种哲学形态已难以 为人类发展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智慧，多哲学形态的思维协同才能为人类的发展之需汇聚 成智慧长河。这是哲学对话的真实价值底蕴。由此看来，哲学的对话，无论对自身的发 展还是对哲学功能的显现，均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的对话既有价值，又是趋势。但如上所述，哲学对话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作 为思想与思想、思想者与思想者的对话，尤其是作为两种不同视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操作，才能使哲学对话转化为活生 生的思想律动。
1.对话的“自我”主体性。对话是“我”与“你”主体间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即是不 同哲学鲜明个性之间的交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看，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产生及其展开过程，固然有着分析世界、把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但就这 一哲学的初衷及其在与实践的结合中所显示出的功能看，它与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 运动有着天然的内契性。虽然现代西方哲学也内含着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合理性的批判， 甚至后现代哲学更是摆出颠覆一切的架势，但从其意识形态价值上，基本与社会主义是 相斥的。在对话中，哲学的立场不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保持“自我主体”。尽管 今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是以矛盾的形式而展开的人类历史过程。全球化不可 能缩短、更不能融合不同哲学形态的一切差距。全球化容纳并创建着文化的多样性。拉 兹洛认为：21世纪“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5](P121)“在这个 世界上承认那些产生不同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前提具有同等合法性，既是正确的 ，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成为可能。这是在 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上保持和平和生存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5](P126)在 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条件下，强调哲学对话中保持“主体自我”，有它的客观意义。在近 年的中国哲学界，确实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思想势头：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中，出于新 鲜好奇，生吞活剥地吸收西方哲学，无视西方哲学内在失蔽，忽略哲学语境的适应与否 。有的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把某一种西方哲学加以马克思主义化或中国 化并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6](P5)致使新教条主义有所抬头。这种把哲学对话 转化为思想的同化过程，使哲学轻而易举地成为西方哲学“俘虏”的做法，说明在与西 方哲学对话中，必须保持“自我主体性”，而要保持这一特点，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进行一番“修炼”和学习型解读。
2.对话具体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应是具体主体针对具体 哲学问题的对话。在抽象而笼统的语境中进行交流，是空当乏味的。因此，对于参与对 话的“思想主体”、“哲学家主体”应明确得更具体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 展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绝对主义精神的充斥，使其没有跟上哲学分化的趋势 而得以部门化发展。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由一系列“规律”、“原理”构成 的密不透风的“体系”堡垒，而这恰恰是现代西方哲学所一直否定的哲学样式。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对话中激发自身的活力，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就必须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中体现出具体化特点。不然，以那种“左右逢源”的内容以及 “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与之对话，只能令自己无趣，令对方无奈。另一方面，强调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其倡导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与之 对话，要把握对方“主体”究竟是谁。现代西方哲学自20世纪之后，开始走上分化与部 门哲学兴起的历程。分化的结果，导致现代西方哲学学派林立，观点相异；部门哲学的 兴起，使哲学在与人类实践的不同侧面的结合中，对某些领域哲学问题的研究日趋精细 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整体对话有一定的难度。对话展开 的应有方式，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以西方哲学某一 学派、某一部门哲学为主体，在精心研究对方的前提下，分门别类地进行交流。哲学的 对话应是多样性的对话。通过对话，既可以汲取对方的合理因素，又可以校正自身对哲 学及其发展的抽象性理解，从而使哲学在与时代、世界的相融中展开自身。
3.哲学对话要有自觉的“语境”意识。哲学对话的意图，是在建构对话双方的相近视 角中寻求哲学观点的接近以及哲学发展方向的调整。但哲学对话不可能消除哲学所具有 的民族、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哲学的语境差别不可能通过对话 而根本取消。哲学对话所要追求的理论效果，即在各自哲学的语境内形成更丰富的创新 ，使哲学更富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过程 必须贯注自觉的“语境”意识。这种语境意识在哲学对话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首先， 从出发点上看，把“对话”视作哲学共同发展的环节和途径，在平等的思想交流中扩展 自身，是哲学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对此，对话主体决不是以吞噬对方为目的，不能侵 犯另一哲学存在的领地及合法性。在消除霸权话语、暴戾之气的环境中，营造出哲学对 话的氛围。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中，应该认识到，西方哲学 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是在马克思之后沿着另一条道路而形成的哲学 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对话，既不应忽视自己形成的语境，自己所赖以产生的社会 条件，形成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依附”和“殖民化”；又不能脱离语境的特殊性而片面 地把追求“绝对一致”视作对话的目的；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强加于人，越俎代 疱，狂妄自大地承担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改造现代西方哲学的“任务”。再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对话中明确自己的功能使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通过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在吸收其合理思想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自 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结合，并在支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互动中发挥自己 应有的价值。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愿这一主张 在理论创造的过程中不被流于形式，更不能使这一通过对多年哲学弯路反思而探索出的 哲学发展环节，在经过一番抽象层面上的讨论之后便销声匿迹。若使哲学对话真正进行 下去，抓住对话的方法这一前提性问题进行研讨，方是根本。
收稿日期：200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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