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传统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生存性无根的漂流状态，同时也开始了漫 长的寻根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根基有三个层面，即家族（祖宗）、国家（皇 帝）和儒教（孔子）。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 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作为家族中的 一员，传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 他们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 是他们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就代表家族为国 效力，光宗耀祖，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是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 意义上也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 家族中去，从而找到精神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 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 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 不仅是一种功利行为，而且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传 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来源，它既是一套 道德—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它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 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 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 ，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 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 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子是这一“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
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 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
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 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 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也应运而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 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平等 自由，家族主义剧烈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渐趋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 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在于其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讴歌了个性解放。家族失去了 以往的神圣，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 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
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导致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 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了变法、革命的发生和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 的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 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 ，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
现代性作为现代理性精神，也摧毁了儒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 西 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 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 个体价值，因此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是私塾中读“四书”、“ 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 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 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了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 。他们环顾四周，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产生了自 我认同危机。自我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 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
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生存的 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外国的“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 ，从事自由职业，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传统中国 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 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 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和社会角色，于是成为一 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境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 分子能否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在社会中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社会 流民）只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 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这一生存根基原本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 担，却由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受阻而丧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 附丽，价值选择就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由于缺乏民间 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 成为国家的工具，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从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后，知识分子便丧 失了进身之阶，与国家分离，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各 种途径进入政府，其后的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 而言，整个社会体系还缺乏知识分子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发达 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没有正常的参与 政治生活的渠道。尽管如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 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于是，他们只能以造 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这就是说，传统国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毁，新知识分子发生了国家认 同的危机，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分离、相抵触，成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与国家 分离的表现，也是重建新国家以达到与国家融合的努力。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本来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 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 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和 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 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由学农学而改学哲学等，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 瞿秋白等成为职业革命家。在中国，“普遍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为启蒙知识 分子的生存空间太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本来胡适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谈政 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明了对国家的独立性，但仅 仅过了数年，思想启蒙就转为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外，也是 由于公共社会没有成长起来，启蒙未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大众仍然没有觉醒，从而激发 了急躁情绪，最后很快放弃启蒙而投入革命的缘故。其时，胡适等人虽还在坚持启蒙，但已 经把重心转向当政府的“诤友诤臣”，结果碰壁。
儒教的毁灭，也导致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 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重建中国 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和社会角色失落及新的“ 体”的缺失，导致了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 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对宗教的批 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的 缺失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接受本身就隐含了危 机。他们的终极追求受到压抑，而科学、民主信念的正当性也缺乏终极的论证。一些留学西 方的新知识分子后来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对引进的 西方文化缺乏终极价值、从而导致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弹。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识分子所受 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现代的，因此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为了启蒙，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并 激 烈地反传统，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又远离传统，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 援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失根，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之间无所适从，成为文化的“流民”。如，鲁迅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称之为“吃 人的宴席”，主张“别求新声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化极 为排斥，如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 育的人）就透露出这种潜意识。由五四时期的西化转为革命时期的反西化，也体现了新知识 分子的这种文化漂流状况和历程。
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自我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 化流民”，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状态。中国现代性的精 神气质，从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从知识分子方面看，则是焦虑。这与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 和超越追求有关。从表面上看，新知识分子的革命选择是基于现实功利目的——救国救民， 与形上追求无关，但实际上更深刻的精神动力则是为了获得终极价值和重建生存家园。现代 性焦虑是生存性的危机感，首先是由于“脱圣入俗”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新知识分子在现 代性的冲击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基，不由得茫然失措。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值得研究的 典型个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经有过一段苦闷、彷徨，这不仅仅是由于找不到救国救 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现代性面前产生的生存性焦虑。他对人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 潜藏着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这种怀疑和悲观几乎终其一生，不论是在信仰激进自由主义的 五四时期，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时期，这种焦虑都没有完全消除。鲁迅的深刻之处就 在于，在其一生的斗争中，都没有掩饰和抹杀过这种焦虑。现代性焦虑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 现代性既渴求又充满疑虑的双重态度上。由于对现代性的渴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各 种西方现代思潮和“主义”采取“拿来主义”，不管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社会 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国学会”都是如此。同时，他们 对现代性又充满疑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脱圣入俗，意味着丧失终极价值的失落；意 味着反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压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信 仰也是多变的，这种多变基于对现代性的不信任。如处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梁启超就曾主 张过保皇主义（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义（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以及保守主义（五四 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改信过各种主义，最后才选择了共产主义。正是 基于这种现代性焦虑，才导致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选择了现代性，五四以后又选择了反现 代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和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命运。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生存家园的历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义的破产，新 知识分子离开家族走向社会；而由于民间社会尚未形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流民” 。于是新知识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找到了新的“家”。不能否认许多新知识分 子参加革命，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信念，但也不能否认，期望在“革命的熔炉”中找到社会归 属感仍然是其重要的动机。革命队伍的核心是革命政党，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党，后者仅 仅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党员保留着独立性，而前者则是神圣的“家族”，党员和革命队伍的 成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个体完全融入集体，“把一切献给党”；由于党 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入党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义，从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在革 命队伍里，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
由于新知识分子与国家分离，从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们就在革命斗争中摧毁旧的国 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重新获得国家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提供的样板 。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取得与国家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的政治 身份，从而结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历史。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 种政治理想是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终极价值，达到了“外王”与“内圣 ”的一致。
传统文化的瓦解，导致文化的脱圣入俗，新知识分子丧失了文化认同，成为“文化流民” 。他们不可能在宗教和形上哲学中寻求超越，这是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所决定的。于是 ，新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苏联传入的革命 理论即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学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与现代性相衔 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义的品格即共产主义学说重建了革命的“体”和“道”，从而具有 了形而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报》文章 的话：“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 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并指出：“……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20世纪的世界 ，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1](P91)在与众多的西 方现代性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与三民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能最终取得胜利，它的理 想主义品格和终极关怀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实 现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从而获得了文化认同。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的历史回合：洋务 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接受了现代性，导致了脱圣入俗和知识分子自我认同 的危机。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识分子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进行了重建社会、国家、文化的 努力，并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在建国后，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这种反现代性的建构。
在建国后，中国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性质是国家与 社会不分，国家对社会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经济上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共产党 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等。这就重新建构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生活世 界，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存在。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间社会的存在，家族也被消灭（国民党通过农村破产和城市 化有限地消灭了家族，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彻底地消灭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 “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国家的细胞、人民生活的共同体，它在党政机构的 直接领导下，集国家的几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国家管理成员的经济生活（生产以及一切 社会服务等）、政治生活（通过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监督阶级异己分子）、执行法 律（治安保卫甚至有送劳动教养的司法权利等）以及文化生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主要工 作）。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工人属于工厂，农民属于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机关，知识 分子属于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就是没有工作的人也有相应单位管理，如学生属于学校，家 庭妇女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社会流民”的历史，成为单位的一分 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单位是国家的细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识分子融入单位就 得到了归属感、神圣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单位体制中，知识分子获得了 社会认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这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为代价的，他们不再是自 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单位的属人。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而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的。同时 ，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虽然地位上低于党政干部，但却高 于普通人，而且少数人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转化为党政干部。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 政治流民”的身份，获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径，为此知识 分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竟获得了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是与共产主 义的神圣使命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最高理想。 国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被“洗脑”，为什么无怨无悔地认同社会主义，他 们不明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着实现了 “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
建国后，通过思想改造和学习教育，知识分子实现了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 而获得了新的信仰。与革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唯一的现实。但同样 的是，他们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虔诚的，对自由主义的清洗是彻底的。支撑着他们 的 除了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外，还有对崇高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在儒教和宗教都彻底消失的文化 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给以他们神圣意义的学说。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获得了新的文化认同，找到了新的文化“卡里斯玛”。
总之，经过长期的追寻，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生存的根基，这就是以单位（集体主义） ——党和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新的“卡里斯玛”。但历史 并没有到此终结。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与新知识分子之间也 存有矛盾，这一切导致它必然发生变革。传统社会主义虽然为新知识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 处，但也使他们付出了牺牲知识分子特性的代价。这种特性就是独立的人格身份、自由的思 想，这是在传统文化解体后本应确立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而丧失了。改革开放是对 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建设，其提供了恢复、重建知识分子特性的历史契 机；市场经济的兴起，将形成一个民间（市民）社会，并打破人才对单位的依附和国家对人身 的全面控制，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获得独立身份，得到新的社会认同；政治 改革将推进民主化进程，并形成一个公共社会，从而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开辟广阔的空 间，得到新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将使文化生活多元化，从而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 考提供空间，得到新的文化认同。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开始了又一场现代寻根，而这种新的寻 根是在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和价值维度上进行的，它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体认，在这 一体认中，中国知识分子将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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