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国家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包括国家系统(National System)和创新(Innovation)两方面的内容。虽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Friedrich List(1847)，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Chris Freeman明确提出的。Freeman指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开创、引入、改进和扩散了新技术”。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一经提出，便以惊人的速度扩散，被普遍应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组织开发国家科技资源的研究过程中，并被作为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
尽管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已被广泛使用，但在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构成和功能等方面至今尚未形成共识。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也存在着宏观学派、微观学派和国际学派等多种不同的流派（王海燕等，2000），不同流派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手段亦相差较大。事实上，Richard Nelson等人对15个国家和地区创新系统的综合比较研究表明，无法为各国和地区的创新系统设定一个共同的标准，并不存在一种描述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经验的国家创新系统的最好方式，在今后相对长的时间内，在各个国家存在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创新系统”。
中国正从一个集中管理的封闭系统向更具市场竞争和国际交流特征的系统转变，处于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中，建立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和国情实力的国家创新系统，对于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作用。进行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确立理论基础。从目前的管理学、经济学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学理论对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创新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创新系统的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家用进化论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技术变迁过程，提出了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的演化理论分析框架，其研究的基础理论大体有两个来源：一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发展阶段论；二是基于熊彼特传统的创新及其扩散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1982)中提出了“惯例”的概念。他们认为，动态的经济过程会使企业产出具有不确定性，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时这一点更加明显，这造成企业很难像在静态分析中那样按照最优选择的原则随时做出决策。企业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它们的生产功能，而且在于它们是评价和储存过去选择结果的一种重要组织。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企业的决策中实际存在着若干“惯例”和“选择惯例”的行为。
Giovanni Dosi进一步推广了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他特别强调私人占有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私人占有和技术机会是企业在市场中能够创新的两个决定性条件(Dosi,1984)。Magnusson和Marklund(1994)在Dosi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在强调私人占有的条件时必须分析技术创新所产生出来的知识与信息，因为这是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产品或商品。知识与信息作为创新的成果，内在地具有一种向“公共物品”转化的倾向。
这种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企业本身和仅注重静态分析不同，它把在市场经济中起关键作用的企业以及企业的行为作为真正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核心，同时又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组织机制，还认为技术创新的实现与扩散过程是由其所发生的组织的经济制度形式所决定的，该组织的形式也是做出技术性选择的边界。
演化理论认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相关产业的演化是在竞争过程中展开的，其演化的动力是多样化的产生及其选择机制。在此意义下，技术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技术适应市场的能力。设计配置的潜力，而非其固定效率。市场需求和价格结构既指导创新活动又施加选择压力，他们都有利于技术发展的某些配置而不利于另一些配置，进而引发选择不同配置的企业最终命运的不同，对于某些企业重复失败可能导致最终破产，对某些适应力很强的企业，生存范围则很广。产业内企业的规模和数目以及不同惯例在他们间的扩散都是技术演化过程的结果。
不仅技术和市场结构在变化，决策所处的环境亦在变化。创新和扩散重新定义了市场选择的条件，企业和消费者都在学习，产品的概念和消费者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制度和产业的协同演化是一个复杂过程，它不仅包含企业，同时亦包括各种机构，如政府、大学、工程协会等机构。一方面，竞争企业的行为影响产业组织、技术协会、科研院校等机构的演变，反过来，这些组织的演变又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及创新的组织形式。
创新系统分析的演化模型和传统模型的比较研究
下面我们从多样性、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性三个方面对新古典增长模型和演化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比较。
1、多样性 新古典理论为满足分析和建立数学模型的需要，假定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的，即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承认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国家之间在技术和行为表现上的多样性是演化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演化理论认为这种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保证创造力的关键，是系统演化选择过程的基础。正是考虑了这种多样性，演化经济模型才能够提供一个解释宏观经济现象的更为精致的微观机制。新古典模型用具有代表性的个体或商品作为分析起点，而演化模型则同时考虑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若干个体或部门。这样的考虑使得演化模型极其复杂，往往难以用解析的方法求解，大多利用实验模拟的方法求解。
2、不确定性 为了表示演化和创新、传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演化增长模型一般不是确定性模型。演化模型通常把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随机过程，进而引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模型中，技术被发现的概率表示为一个Markov过程。虽然新古典学派亦关注不确定性问题研究，但是不确定性的研究仍然是在演化模型中展开得更为透彻。
3、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 路径依赖现象和技术锁定现象是技术创新和传播过程的两个特定现象，在增长模型中一般用两种方式讨论这些现象：第一，在演化增长模型中，不可逆性一般暗指创造性这个概念；而在熊彼特新古典模型中，用商业泄露效果表示不可逆性。这就是说，取代旧技术的技术创新对于被锁定于旧技术的代理人来说可能有难以换回的损失，因此被锁定于旧技术的代理人可能会阻止新技术的产生，减慢技术进步速度。在这点上，演化增长模型和熊彼特新古典模型有共识。它们都强调规模报酬递增性、边干边学效应、网络外部性和技术的溢出在产生锁定现象中的重要性；第二，路径依赖性和不可逆性常被增长理论用来研究暂时的波动会引发永久的效果这样一些现象。
从上面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演化增长模型在处理多样性、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性等方面显得更为精致，更为明晰，它为我们把握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提供了一个更易为人们接受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创新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几点思考和政策建议
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实体，对各种创新活动，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但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特定的制度、文化、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创新系统中的不同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把国家系统作为创新研究目标显得更为重要。
1、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微观机制和理论基础
国家创新系统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系统的宏观性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联系。创新系统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企业主体在不稳定的状况下彼此不断调整关系的结果。每个个体都根据它对未来的预测及其他个体的反应来采取行动，并且在不断地学习和适应。企业是创新系统的细胞和基础，千千万万个独立决策、自主经营的企业通过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自组织作用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以演化经济理论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认可。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把人们在微观和静态层次上的经济行为与诸如产业增长、技术变化和创新等宏观或动态过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现实经济中信息的不完全、不确定性和人们的有限理性，关注经济过程中的“变化”而不是“均衡”，强调企业在经济变化中的作用，主张不能忽视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学习”因素，同时也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企业组织理论和制度变迁等一系列分析方法。
演化博弈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阐明企业的微观行为是如何影响其宏观性质并推动系统创新和演化的。设想系统中的个体努力通过创新搜寻商业机会，在这个搜寻过程中，既有激进创新者，又有渐近创新者，企业既可以选择开拓战略，也可以采用改编战略、模仿战略、补充战略(Complementory Strategy)，还可以采用混合战略。这里补充战略是指借助并扩充他人的创新努力而搜寻相关商业机会。企业的战略转换与系统中采用各种战略的成员组成有关。例如在一个渐近创新主导的系统中，采用激进创新更有优势，因而采用激进创新战略的频率更会增加。同样，激进创新者在补充者主导的系统中所获得的效率会高于在模仿者主导的系统中所得的效率，激进创新者在激进创新者主导的系统中效率会更差。创新系统制度的制定就是如何保证系统中各种不同战略的协同共存。例如在一个模仿者主导的系统中，创新系统的构建就是要制定一定的政策来强化激进创新者的位置。
2、公有知识和私有知识的协调
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框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深化。就目前来说，理论构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搞清楚知识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即公有知识和私有知识的区分问题。创新系统的功能反映了创新是私人知识和公共知识的组合。一个有形技术可能是完全编码化的知识，它能够毫无成本地、不受规模限制地被使用，这种非排它性特征说明它能被其它任何企业使用而不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状况。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技术，如果具有某种程度的专用性，仍然不能被看成是公共知识。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该技术归已专用，如保持知识的默示性、非公开化、或采用专利形式等。这种排它性一方面保证创新企业的垄断利润，进而增加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知识的扩散和传播。国家创新系统应该具有解决这种排它性的功能。为此创新系统既要研究私人部门的制度演化问题，也要探索公共部门的政策演化问题。公共部门的政策安排既要能强化技术的生产和传播，也要能减少传递交换的成本。公共部门应介入信息交换中心，以加强企业合作。单个企业的某些知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这些知识集聚起来，对国家某个产业部门来讲，就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企业把他们的相关边际知识储存在技术中心，生产速度就会比仅仅将它储存在企业自身快得多。创新系统的构建同时要注意稳定企业的竞争环境，以保持企业研发动力，这也是与创新专有性有关的各种政策的制定目的。
3、创新系统的学习过程
个体、组织和区域的学习能力是创新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的传播和生产是在不断变化的，知识的某些成份是公开的，而其关键成份往往是默示的，深深地嵌入在某些个体和组织之中，把握这样的默示知识需要很长的学习过程。这些学习活动的效率，是创新系统功能的一个体现，它依赖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设施，以及有形及无形的生产结构和各种政策措施。学习能力既是创新过程的工具，也是创新的价值。当我们能够应用知识，并进而生产知识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知识学习过程所带来的变化。
Chris Freeman根据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成功的创新与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的紧密交往、交互作用高度相关，企业主体之间的网络是一个包含势力、信用和诚实的有组织的市场，这个网络的协调和合作的表现对于产品创新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纯粹的市场交往（价格和数量）不能传递使用者和生产商之间的定性信息；另一方面，市场交换形成的各种层次无法物化。由此，创新系统的研究要特别强调交互作用的学习过程，而这种交互的学习过程具有很强的国家特征。例如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种长期的交互学习更易发生，而语言和文化则对于默示知识的传递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创新系统中企业的组织形式，合作与竞争的方式以及政府管理的模式对学习能力有重要影响。在创新系统研究中，要注意与人力资源有关的子系统以及与知识的生产、集聚和销售有关的服务子系统的研究，理解这样的子系统在本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运作模式是把握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社会资本对学习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战略的制定仅关注生产资本和知识资本是不够的，生产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有效使用依赖于社会资本。
4.创新系统的制度安排
创新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反映，但同时亦受生产活动和制度安排的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在决定创新主体交互学习的速率和创新活动的方向乃至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表现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创新来说，与以下三方面相关的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亦最能体现创新系统的国家特色，一是主体的时间概念；二是信用的角色；三是理性的混合。
英联邦国家的企业和日本企业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时间概念上的区别。英联邦国家的企业在决策时更多地偏向短期目标，而日本则更关注长期目标，这使得两个国家的创新系统的行为和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时间概念的差异不仅影响金融资源的分配，而且影响技术创新的其它方面。有些创新容易被具有长期目标的人发现，有些创新则有利于具有短期目标的搜寻者。
信用是一个多维的复杂概念，它影响主体对不同信息的反映以及对其它主体行为的预期，建立高信用的制度对于主体之间的交互学习和创新能力是极其重要的。信用嵌入在市场中，其强度和种类决定了市场中交互学习发生的程度。另外，信用本身也是国家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影响默示知识的传递。
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经济主体的行为是战略理性的(strategic rationality)。如果所有主体的个性特征差异不大，战略理性的假设是正确的。在技术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相互交往的学习能力作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同个体之间学习能力差异很大，此时完全战略理性不再是主体的唯一选择。事实上，如果战略理性主导教授和学生、师傅和徒弟、不同工程师之间的交往，那么学习就很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创新过程中的交流理性(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创新系统中的混合理性行为影响系统的演化。
除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外，大量的正式制度安排，例如各种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合同法、公司法）、仲裁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对创新系统的形成也是非常重要的。
小结
演化经济学理论能帮助我们观察技术创新的深层原因，该理论把技术本身、使用该技术的企业群体以及技术选择的环境看作影响技术演化过程的主要因素。演化理论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因素的关键性，即它们通过突变、多样化和选择机制相互影响，这是传统经济理论无法做到的。上面基于演化理论的国家创新系统分析，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启示。
首先，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应把握二个维度：一是系统的结构，包括生产结构以及生产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另一个维度是系统的制度安排，包括影响生产、创新和学习过程的各种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对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其次，国家创新系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手段，在构建中需要浩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工作。我国目前应深化国家创新系统的内容，引入一个更为广义的创新系统分析框架，推进主体交往的学习过程，重视本土知识，使国家创新系统真正成为生产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协调发展的政策工具。
再次，我国目前尚缺乏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信用制度不够完善，这就更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的研究。
最后，在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过程中，对于部门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关注也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解和把握、对关系到区域创新政策制定的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对全球技术系统和部门系统的分析是制定国家之间协调战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