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文摘期刊的独特传播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摘论文,独特论文,期刊论文,学术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内专门的学术文摘类期刊（这里主要指的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方面的文摘期刊）并不是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新华文摘》①、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各专题的“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为数不多的学术文摘类期刊，对中国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多数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认为《新华文摘》具有权威性和综合性，这些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在评价本机构或单位学者的学术成绩和地位时，通常以其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或摘要为重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各专题的“复印报刊资料”以其覆盖学科齐全和专业、专题性强而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它也是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在评价本机构或单位学者的学术成绩和地位时的重要依据。被上述学术文摘类期刊转载数量的多少，通常也是某些部门评价普通学术期刊能否成为“核心期刊”的重要依据之一。几乎所有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的图书馆或资料室里，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是必备的；许多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在自费订阅的报刊中也把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列为首选。“许多读者把《新华文摘》当作阅读边际最广收益最高的刊物，将其看作浓缩了的小型阅览室，一书在手读百家报刊好文章”[1]。
学术文摘类期刊对学术和高等教育部门有如此大的影响，但对此类期刊的研究和评论却很不够。“虽然1988年我国就成立了文摘期刊研究会，到目前为止已召开过8次学术研讨会，但其中学术类文摘期刊的声音很微弱”[2]。在能看到的讨论学术文摘期刊的文章中，论述某一具体学术文摘期刊的较多，如李频的《新华文摘：思想库的魅力》[3]，徐丽、罗维扬的《文摘期刊的两个杰出代表（〈读者〉与〈新华文摘〉之比较研究）》[1]，宋玉芝的《简述〈新华文摘〉的学术文献价值》[4]，褚兆麟的《浅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对社科期刊及所载学术论文的评价和鉴定作用》[5] 等。从整体上研究学术文摘期刊的文章较少，仅有孙景峰的《学术类文摘期刊出版述评》[2] （此文对学术文摘期刊出版情况作了全面评述，但涉及学术文摘期刊理论问题不多）。几乎没有从传播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的。笔者试图从传播的角度探讨学术文摘类期刊的优势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问题。
一、学术文摘期刊具有评价功能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的评价很难量化，也很难在短期的社会实践中看出明显的效果。一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有无反响、反响大小，能否被学术文摘刊物转载或摘要是一个重要指标。有的学术文章可能初次发表的刊物档次较低，一旦被有影响的文摘类刊物转载，即刻就身价倍增。比如有的高校规定，凡是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视同所谓“国家一级刊物”发表的论文，奖励1万元；同时这也是申报职称时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在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上被转载论文比率的高低，也成为人们评价和衡量普通学术期刊以及此类刊物编辑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因为如此，一些转载率高的学术期刊，总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本刊物上被转载的文章和作者以及转载这些文章的文摘刊物列表公布；甚至某些刊物的编辑以转载为条件向论文作者提出某种要求，诸如能被转载就给发表，等等。现在许多普通学术刊物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影响时，多以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率为重要依据。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从2001年起，已连续5 年在《光明日报》上公布“复印报刊资料”每年对全国普通学术期刊的转载量排名，更强化了本身的评价功能，并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对自己这种评价功能的认可。这种评价功能的强化有一个益处，就是它有利于打破“国家级”学术期刊的迷信，从而破除学术期刊的行政等级。
正因为学术文摘类期刊具有评价功能，就理所当然要求这类期刊的编辑在其所摘编的学术领域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如果说要求一般编辑学者化有点勉为其难的话，要求学术文摘类期刊的编辑学者化却有其必要性。学术文摘类期刊的编辑不仅要学者化，而且还需要这种学者化的编辑比一般学者更熟悉某一学科的整体研究状况。一般学者可能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有深入把握和全面了解就可以了；学术文摘类期刊的编辑必须要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全面情况。否则，他们将无法判断本学科内自己不熟悉的某些研究课题，他们所摘编文章的学术水平就要打折扣或大打折扣了。现在，即使权威的学术文摘期刊，也不时出现所转载文章在其所属专业圈子里的学者眼中没有新意和没有学术价值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各专题的“复印报刊资料”，其编委会成员由一定数量的各专业的知名学者、教授组成，如果编委会真正能够履行职责，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当然，学术成果的最终评价应当是社会实践和历史决定的。然而，学术文摘期刊的这种评价功能是社会实践和历史所不能代替的。有必要指出，学术文摘期刊的这种评价功能并不是绝对的。有学者已经指出，学术文摘期刊的这种评价和鉴定作用具有局限性。[5] 有些学术文章没有被文摘期刊转载，有多方面的原因，并不一定就说明其质量不高。比如，多数学术文摘期刊设有特定的专题和栏目，有的前沿性、边缘性、探索性的学术文章可能很有价值，但由于不适合编辑策划的理念或不在编辑摘编范围，就被拒之门外了。这里，笔者向学术文摘期刊的编辑进一言：学术文摘期刊应当是优秀学术文章的集散地和传播平台，而不是编辑或编辑部自身观念的展示台或过滤网——应多一些兼容并包，少一些主观“策划”。
还应正确看待学术文摘期刊的评价功能——它不是学术思想正确与否、学术水平高低的最终评价。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也应包括在内）的评奖活动，应当借鉴诺贝尔奖评奖方法，应该有一个滞后期，比如5年、10年或更长的时间，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让社会实践这个最权威、最终的裁判出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最初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著，都是被实践检验并被充分认可的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而最初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著，多数学术文摘期刊并未给予积极回应。这是应当认真反思的。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术文摘期刊的评价功能，笔者认为应当创办专门的评论性学术文摘期刊，或在现有学术文摘期刊基础之上补充这方面的内容。“中国还缺乏评论性文摘期刊”[2]。现有的学术文摘期刊多是以选代评， 而且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赞同性评价，这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
二、学术文摘期刊起着一种引领学术风向的作用
与评价功能相联系，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还在起着一种引领学术风向的类似“学术领袖”的作用。当代学术，多元纷呈。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固然有话语权，他们的学术文章当然对本专业领域有影响，但他们话语权的实现是要通过传播媒体，尤其是学术传播媒体来实现的。普通学术传播媒体的把关功能，自然也是一种评价功能，而学术文摘类期刊的编辑出版是一种再评价和再肯定，有了这种再评价和再肯定，被评价和被肯定者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召唤力就大大加强了。知名学者、教授名气的形成离不开其文章在学术传播媒体上的多次出现，更与被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多次转载和摘要密切相关。翻开为数不多的学术文摘期刊，那些经常出现的名字多是知名专家和教授。学界不难发现，最初出现在某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话题，如果被有影响的学术文摘刊物转载，就有可能成为众多学者和学术期刊关注和讨论的对象。“虚拟实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关于‘核心期刊’问题”、关于国企改革的“郎顾之争”等学术讨论都留下了类似轨迹。因而，众多学者把学术文摘期刊作为自己寻找学术话题的一种资源。
应该全面看待学术文摘期刊这种引领学术风向的作用。如果仅仅从学术文摘期刊中寻找学术话题，而忽视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提出研究课题，那是非常不可取的。
三、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是学术思想集散地的中心
有研究者认为《新华文摘》“已成为中国历史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库”[3]。笔者认为，学术文摘期刊， 尤其是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是学术思想集散地的中心，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是“刊中之刊”。由于知识积累、信息爆炸，由于传播媒介的数不胜数，人们越来越无力网罗知识和信息的全部，过去做学问所追求的查阅资料的“竭泽而渔”越来越难做到。从学术文摘类期刊，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各专题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查阅某一专题的学术文章，不失为简便而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类刊物编辑已经对该专题的学术文章做了筛选，查阅这样的刊物，研究者虽然不敢说“竭泽而渔”，但至少有影响的论文一般不会漏掉。这种学术文摘期刊就好像某些大城市的“商品城”、“大市场”，它汇集了天下的大部分同类商品，集中时间逛一逛，就可以采购回所需要的货物。这样，此种学术文摘期刊就具有了研究工具的性质，学术文摘期刊的这种明显的工具性质的功能为普通学术刊物所欠缺。正因为如此，《新华文摘》2005年第20期封底为自己做的广告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文的思想库、信息库。”
经常使用学术文摘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文摘期刊如《新华文摘》等的研究者，一般学术视野比较开阔，研究较少拘囿于狭窄的领域内。但如果过分依赖于学术文摘期刊，可能会使一些研究者懒于直接查阅刊载文献的首发期刊，不去接触第一手文献资料，从而让学术文摘期刊牵着鼻子走，形成许多人选题雷同、学术见解相似的这样一种学界忌讳的局面。另外，由于篇幅所限，《新华文摘》等刊物所转载论文多略去了参考文献，这不能满足学者的研究需要，如果仅看此类刊物肯定会给研究带来缺陷。曾有学者批评有些作者在学术论文参考文献中注出的是文摘期刊而不是原发期刊的名称；确实，这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学术文摘期刊与普通学术刊物配合起来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不足。
四、学术文摘期刊传播扩散的叠加效应
由于学术文摘期刊的这种评价学术，引导学术和学术思想集散中心的功能，就使它具有了与普通学术期刊相比在传播效果上的优势。它的优势在于传播扩散的叠加效应。它的再选择、再传播，与它所选文章的首次传播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或有很大不同。一般说来，学术文章在普通学术刊物上的首次传播，比不上在学术文摘期刊上二次传播的范围大；更重要的是，学术文摘期刊传播对象以学术群体中的有生力量和中坚力量为主。学术文摘期刊多是由国家权威文化出版单位或学术机构主办，如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教育部委托上海师大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等。这些文摘刊物读者范围遍布全国甚至还有海外，读者层次高，有效读者（即拿到刊物真正阅读，而不是装点门面或束之高阁的读者）多。正因为这些学术文摘期刊的读者以学术群体中的生力军为主，这些学术文摘刊物上的相关内容能在学术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较快反映出来。同时，这些学术文摘刊物的学术评价功能又得到了众多高校和学术机构管理层的认可，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学者们会更加重视有影响的学术文摘刊物，以自己的文章被这样的学术文摘刊物转载和摘编为荣。在普通学术刊物上发10篇文章，其学术影响力不及在有影响的学术文摘刊物上被转载一篇。显然，一篇文章在学术文摘刊物上被转载或摘要，不是简单的二次传播，而是增殖性传播。学术文摘期刊传播的叠加效应就这样形成了。
五、与学术文摘期刊相关的某些问题探讨
由于学术文摘类期刊上述引人注目的评价、传播增殖功能，学者和学术研究单位自然对它们另眼相看，甚至趋之若鹜。于是，有的学术文摘期刊就有了“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提供资助，协办单位的领导就可能成为该学术文摘期刊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于是学术文摘期刊多转载或摘编这些单位尤其是其领导成员的文章也在情理之中了。有的“论点摘编”，是原文章作者按照刊物的模式和要求摘编的。这样，编辑省力，作者文章被摘编——只是摘编质量让人增加了忧虑。笔者以为由读者推荐论点摘编不失为一种好办法，署上推荐者的姓名也有助于刊物与读者的交流。有的学术文摘期刊重作者的学术名气，而不以文章学术水平为取舍标准，致使一些知名学者的平庸之作也屡屡被转载。要知道，就连大诗人荷马在打瞌睡时写出的东西受众都不买账，② 更何况一般知名学者的平庸之作呢？这样做编辑省事，刊物也不会冒什么风险，然而却不利于学术新秀的脱颖而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学术文摘类期刊要想长期保持和真正有效发挥上述评价、传播功能，就应当规避此类短期行为。学术文摘期刊应选择那些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责任感强的人充任编辑，学术文摘期刊编辑应充分认识自己评价学术、引导学术的重任，同时还应与学术界有活力的学者经常保持联系，从而使学术文摘期刊真正反映出当前的学术前沿和学术进展情况，把那些真正具有学术水平的高质量论文转载、摘编出来。
学术文摘期刊也应接受社会监督和实践检验，学术文摘期刊办刊态度和质量要有一个评价滞后期。因为，检验和评价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其学术成果正确与错误、学术水平高低优劣，最终的途径只能是社会实践，并且是反复的社会实践。学术文摘期刊最终要接受时间和实践检验。若干年后，若发现诸多社会反响积极，引用率高和评价好的文章没有被选载，而没有社会反响或社会反响很小的文章却占了某种学术文摘期刊的较多或很多篇幅，那就应当受到社会舆论和学术界的批评，科研学术机构或单位以及学术刊物编辑出版部门，就不应当以这样的文摘期刊作为评价科研论文水平高低和普通学术刊物办刊质量高低的依据。现在“任何文摘对一篇论文都只做一次即时性选择，遗漏的无法弥补，选择不当的也没有更正的必要”。[ 5] 学术文摘期刊也应当设置专门的栏目把那些被漏摘的、但被实践检验所认可的优秀论文转载或摘登出来，而不必非要像现在这样只转载或摘登当季、当年的论文。
目前对学术文摘期刊的研究和评论还非常薄弱，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有评价功能的学术文摘期刊也需要接受社会和学术界的评价和批评。同时，期刊管理部门还应当设法形成有影响的学术文摘期刊之间的竞争局面。垄断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垄断也不利于学术发展。学术文摘期刊垄断易形成学术腐败，也不利于学术文摘期刊自身的健康发展。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振铎教授的帮助，特致谢意。］
注释：
① 《新华文摘》为大型综合性文摘期刊，但以转载和摘编学术研究性文章为重要内容，这里论述的是其学术研究文摘部分。
② “当然，大诗人荷马打瞌睡的时候，我也不能忍受；不过，作品长了，瞌睡来袭，也是情有可原的。”（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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