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忠[1]2004年在《徐慕云戏剧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是中国戏曲美学研究的视角由文本向舞台转移的标志之一，它不仅大大开拓了戏曲研究的领域，而且为我们探寻戏曲艺术的本体这一重要美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戏剧史》将戏曲史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演员身上，这更贴近于戏曲艺术的本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近代以来的戏曲史忽视演员的不足。而在观念上，则对重建表演意义上的戏曲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徐慕云的“戏曲”概念首先是一个表演艺术的概念，它拓展了王国维“戏曲”概念的外延，将“戏曲”和话剧都作为“戏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重新确立“戏剧”的概念具有新的启示意义。徐慕云将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概括为“歌舞并重，传神写意”。相对于其他研究者的论述，徐慕云不仅仅注意到戏曲艺术的外在特征，还注意从内在特征来分析外在特征的根源，这就使徐慕云对戏曲的美学特征的把握是一种动态的，而非文献的，这更为准确地抓住了戏曲艺术的整体美学特征。徐慕云戏剧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对戏曲本体的思考，而这一点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中西戏剧本质的比较上。一方面徐慕云是将中西戏剧放在一个平等的坐标系中来比较，另一方面徐慕云试图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先找出两者的本质差异，然后在把握戏曲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向西方的先进戏剧学习，以改进戏曲的落后之处。这两方面正是当代戏曲改革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朱天艺[2]2015年在《徐慕云戏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就民国戏曲评论家徐慕云的戏剧理论进行了研究，选取徐慕云戏曲评论、戏剧史及戏剧美学观、京剧理论观叁个角度为研究方向，主要依托徐慕云发表的报刊类文章、《中国戏剧史》、《京剧字韵》、《梨园影事（外二部）》等材料，通过对徐慕云主要论着的集中研究，从“全”和“细”两方面着手，对他的理论性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整合、评述和分析。徐慕云以“以人为本”为理论及实践基础，就戏曲虚实中的“象”与“像”提出了“化境者”的概念，关注到行当间的“主”与“配”问题，对戏曲存疑名目进行了辨析，他极其注重演员的价值并详细关注到各地方戏及伶人、戏剧之组合，将话剧、宫廷戏放入戏剧史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史观视角。他的戏剧本体视角转移到舞台，提出了“遗貌取神”的美学本质论和“歌舞并重、传神写意”的美学形态观，并在中西剧评价与比较基础上，关注到中国戏曲之于世界的发展，提出了戏剧改革的“利器说”及具体的改良、办学方法。徐慕云的京剧唱念音韵及行腔研究引进了语言学，得出了“以‘字’为主，以‘腔’为宾”、“重发声、次归韵”、“字韵由音出，音发乎于情”等观点。论文着眼于以小见大，试图通过徐慕云的戏曲理论，找到其理论的独特价值及在学术界的定位。
李有军[3]2019年在《民国时期西安易俗社秦腔理论考述》文中研究表明戏曲理论着述既是戏曲创作的理论总结,亦是对戏曲生产的纲领统摄和理论召唤。作为民国陕西近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秦腔改良剧社,西安易俗社实现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的契合,实现了剧作旨归的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并举,剧社知识精英建构的秦腔理论成为秦腔现代性的鲜明表征。易俗社始终秉持自觉的秦腔理论建构意识,剧社的秦腔理论深度契入剧社秦腔剧目创作、舞台表演与管理经营,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秦腔艺术生产的纲领统摄和理论召唤。易俗社以个体抑或集体建构的秦腔理论、剧作“序言”等呈现了剧社秦腔艺术生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思,为民国时期建构具有时代精神与现代意识,符合秦腔艺术生产规律的易俗社模式提供了宏观意义的理论“先导”。剧社又依托发达的报刊媒介作为秦腔理论传播的主要途径,最大程度构建了剧社的秦腔理论传播“场域”。
参考文献：
[1]. 徐慕云戏剧美学思想研究[D]. 毛忠. 武汉大学. 2004
[2]. 徐慕云戏剧理论研究[D]. 朱天艺. 山西师范大学. 2015
[3]. 民国时期西安易俗社秦腔理论考述[J]. 李有军. 艺术百家.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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