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化解深层次矛盾之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对策论文,国有经济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有一批办得虎虎有生气的国有企业，其中有名牌产品的国有企业，也有知名度很高的明星国有企业。这类国有企业，既大量存在于垄断行业，也大量存在于竞争行业。这表明国有制具有生命力，国有企业能够驰骋于市场竞争之中，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是相容的。
我们也要正视一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说：“国有企业中20%是盈利的，10%临近破产，70%是持平状态。”（1955年7月20日亚太经济时报）这表明国有企业面对非常严峻的形势。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险情更为严重。 据测算， 国有企业资产总值约为35000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74.3%。这种过高的资产负债率， 任何所有制企业都无法承受。一旦遇到国家收紧银根，资产负债率过高的国有企业首当其冲，资金运转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亏损面更加扩大，有的则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之中。我们要重视这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一、关于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种种议论
提出要抓住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已经有十多年，但是，什么是国有经济深层的矛盾，至今仍众议纷纷，有种种议论，择其要者有三种：
一种说法，认为国有经济的深层矛盾是所有制问题。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国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根据是国有经济有超经济行为。近期又有人提出新的论据，即所谓社会经济资源有两类：一类是具垄断性的资源——“公共品”；一类是具竞争性的资源——“私人品”，其数量占绝对优势。有人引用西方经济理论的结论：“公共品”的交易与配置适用政府组织形式来进行；而“私人品”的交易与配置则适用市场组织方式来进行。有人以这种理论结论为依据，主张只保留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把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即把国有企业变为非国有企业。至于非国有企业是什么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这样的大问题竞被有意回避了。
国有企业的深层次矛盾，不是所有制问题。1995年5月6日间，江泽民同志视察国有企业时曾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而是企业机制、外部环境和历史遗留问题。他特别强调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经济，只能搞好，只能加强，而决不能削弱。
又一种说法，认为国有企业包袱过重，债务负担过重是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据此，人们提出种种化解国有企业债务负担的方策：有主张实行债务停息挂帐的办法；有主张实行债权转化为股权的办法；有主张银行与企业联手，共同采取措施，让国有企业从债务困境中解脱出来。
采取措施解决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包括把相当一部分“拨改贷”转为国家投资，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必须指出，就企业债务解决企业债务，治标不易，治本更难，即便解困于一时，也不能防止新的债务沉淀。原因是债务包袱是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本身。
第三种说法，认为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种说法是“舶来品”，一度在国内颇有市场，因此，对这种说法要多说几句。
“软预算约束”一说来自科尔奈。此公在匈牙利以批判社会主义而名噪一时。科尔奈把国有企业效益低的病根，诊断为国家实行“软预算约束”的父爱。此话说白了，就是指责国家把国有企业惯娇了，惯坏了。当年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不愿加以评论。我于1994年8 月25日撰写的题为《论发挥产权机制与利益的双重效应——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新思路》论文，从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所谓“软预算约束”一说提出过两点评论：
（一）“科尔奈所说国有企业受到政府软预算约束的父爱，就我国情况来评论，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片面说法。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病，病灶在国有企业身上，而病根却在国家实行的数量扩张发展模式身上。政府投资办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把企业‘喂饱养肥’往往先养一头‘克朗猪’，国家就用统收统支的预算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进行索取，国有企业创造的纯收入，几乎全部上交财政，折旧基金的一部也上交财政。国有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或基本建设的投资，要先经国家批准立项，之后再由财政拨款。这对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企业成本范围的门也被关死，当初厂长只有批准300 元的低值易耗品进入成套的权利。由此可见，国家对国有企业实际执行的不是什么软约束，而是‘竭泽而渔’的硬过头的预算约束。与其说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了软预算约束的‘父爱’，倒不如说国家对国企业实行的是近乎象个‘晚娘’的硬过头的约束，让子女长期处于‘先天不足，后天贫血’的畸形状态。对一个国有企业来说，这种畸形状态，一拖就是十多年、二十多年，乃至三十多年，一直拖到国有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老化、产品老化、退休职工成堆。这个时候，国有企业从税利上交大户变为亏损大户，直到‘灯干油尽’难以为继的地步。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政府出于保持社会安定的需要，不准国有企业停产，不让企业职工失业，才被迫不得不用财政资金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科尔奈讲的软约束的‘父爱’，也许是指这段‘灯干油尽’的情况。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科尔奈讲的绝不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二）“要问国家为什么不先把自己办的国有企业‘喂饱养肥’，为什么让国有企业‘先天不足，后天贫血’呢？原因就在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是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叫了几十年内含扩大再生产，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究其根本原因，一个是争速度的思想作怪；一个是实行产品经济的分配理论及其计划经济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把国有企业产品总价值的C、V、M，统统作为自己的分配对象或监管对象， 不承认国有企业创造的纯收入中要留一块作为国家所有者对国有企业的追加投入，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或扩大再生产。这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支撑了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也支撑了那种速度型的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
二、索取与再投入失衡才是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
我于1995年8月5日撰写的以《论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及其化解对策》为题的论文，曾进一步提出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是“缺乏再投入机制”。我在论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什么是国有经济的深层矛盾？所有制问题不是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债务经济’只是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本身。我以为，缺乏再投入机制，索取与再投入失衡才是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打个比方，国有企业好比一头奶牛天天挤奶，就要天天喂料。挤奶如同国家向国有企业的索取，喂料如同国家向国有企业的再投入。如果天天挤奶而不天天喂料，则奶牛势必瘦弱下去，直到奶尽牛死。如果国家只注重对国有企业索取，而不相应给予国有企业再投入，则国有经济势必萎缩下去，最后势必把国有企业逼到呼救的险境。”
我提出索取与再投入失衡才是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就是国家对国有企业先期投入不足，接着国家反复索取而不给再投入，以致许多国有老企业“后天贫血”。我作这样的分析有无事实根据？可以说大部分国有老企基本如此，这里略举几例：
△特丹江桦林橡胶厂，前身是“国营第一橡胶厂”，是全国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之一。1950年从沈阳迁至牡丹江。迁厂以来共上交国家税利34亿元，可建同等规模的橡胶厂9个，也说是说， 一个橡胶厂已这成10个橡胶厂了。
桦林原是黑龙江省的“第一摇钱树”。经过80年代出现的生产经营的“三次低谷”，到1990年利润只有75万元，已临近亏损的边缘，由“摇钱树”变成“苦菜花”。
偌大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从“摇钱树”变成“苦菜花”？病就出在“索取多而投入少”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财政体制的束缚，技术改造缓慢，历史包袱沉重，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因而进入80年代就表现为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使这个好样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
△郑州第二砂轮厂，1956年动工兴建，1964年建成投产。这个国有企业在资产规模、产量品种、质量规格、产品开发能力以及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创汇等等方面，均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它从1964—1987年，累计上交国家利税4.5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额的3倍，也就是一个企业变为四个企业了。
这个规模大、技术精、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整整拖了三十多年，国家没有给追加投入进行技术改革，造成企业设备老化，原材料、能源消耗增加，经济效益下降，缺乏发展后劲，到1986年底固定资产净值率只剩24%，企业已面临破产的边缘。
△宁夏国有大河机床厂是1965年搬迁的老厂。几十年来缺乏追加投入，设备严重老化，608台主要生产设备中有70%是20 年以上役龄的陈旧设备。设备老化使工艺水平相应落后，产品批量质量水平无法同国际同行相比。由于缺乏追加投入，使企业技术改造停滞的局面，使这颗西北机床之星已面临陨落的威胁！
△吉林省通化钢铁公司，是1958年“大跃进”中兴建的，当初投入不足，技术设备落后，是一个典型的“克朗猪”。通钢自 1958 年建厂1979年，22年累计亏损1.43亿元，扣除上交税金，利税统算还亏9843万元。广州钢铁厂也兴建于“大跃进”中，改革前也是几十年的亏损大户。
以上事例证明，所谓“软预算约束”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说法，更不是我们国有经济的深层矛盾。
人们要问，中国改革已经17年，为什么在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这个问题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也许为我们作了回答。苏东坡咏卢山诗中有这么两句：“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弄不清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真面目，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跳出就企业论企业的缘故的吧！
三、化解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出路
什么是造成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我的回答是：造成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根源，就是计划经济的企业体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派生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什么是化解国有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出路？
我的回答是：落实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在体制上从计划经济的企业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体制转变；二是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速度型的数量扩张的外延增长方式向效益型的质量扩张的内含增长方式转变。
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变。国有体制转变的核心，就是从改变国有产权的实现形式入手，明确国有企业的权责，强化国有企业的管理，实现政企职责分开，使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分开。要实现政企分开，还要转变适应计划要求的政府职能。要转变适合计划经济要求的企业体制，就要全面准确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6个字，加快多种形式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17年来，企业体制改革的多次反复，使得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第二个根本转变就是转变计划体制派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转变早在80年代就提出来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这是国有经济活力不足的又一个深层次矛盾。我们叫喊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前后叫喊了16年之久，就是没有下真功夫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改革中的一个教训，也是发展中的一个教训。
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个涉及面很宽的复杂问题，要从两个层次上进行研究：
一是微观层次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国有企业来说，就是要把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方式。所谓国有企业粗放型经营方式，主要指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成本高而效益低。所谓国有企业集约型经营方式，主要指产品技术含高，原材料消耗低，浪费少，成本低，产品的质量好，效益高。国有企业粗放型经营方式，既有微观层次上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又有宏观层次上速度的数量扩张的外延增长方式制约的原因，而且宏观层次的原因起决定的作用。
二是宏观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5年9月25 日李鹏同志为《建议》所作的说明，强调指出“不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就很难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他又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量放在宏观层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领在：“首先要正确处理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也就是首先要正确处理好速度型的外延增长方式与效益型的外延与内含相结合的又以内含为主的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只有把握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弄清楚经济增长方式的主题，才能捉住落实经济增长方式的真谛。只要我们稍稍留心，就不难发现李鹏同志作的说明，正是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与主题，提出以下三点要求：
（一）要十分重视“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生产能力放空闲置；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却热衷于铺新摊子，搞了许多低标准的重复建设项目。”
（二）“现在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充分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能够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或扩建提高生产能力的、就不允许再铺新摊子。”
（三）“必要的新建项目，包括引进项目，也要尽量提高技术起点，注意经济规模。同时要坚持资源的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节约放在首位，……使效益有明显的提高。”
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要求，我建议从宏观层次上下最大的决心，采取以下三项战略性的措施：
（一）要把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改为质量效益扩张的增长方式，坚持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对于新办的国有企业，还是一头“克朗猪”，连铺底的流动资金也未投入，就如同“猴子捡苞谷，捡一个丢一个”；对于国有老企业，只注重索取而不给再投入，以致国有老企业资本金注入不足，只好向银行举债，资产负债率过高，无法形成国有资本的良性循环，长此下去将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最后必将走上自杀之路。我国的国有企业，新摊子铺得过多过大，国家已难承受，必须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首先要实行投资分配战略的大转变，基本建设要严格控制新项目的上马；同时要把固定资产投资的40%用于国有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个比例远比国外的70—80%为低。
（二）动真格实行“开源节流”的财政政策。在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重点是实行“节流”的财政政策。要“节流”就要励行“精兵简政”，重点在简政，把非生产人员比重压来下，把庞大的“吃饭财政”盘子压下来，把“吃饭财政”占财政支出过大的比重压下来。不然的话，国有经济无力承受过重的财政压力。如不减轻财政压力，国家财政向国有企业索取多而缺乏再投入的能力，长此下去就有可能把国有经济压跨。
（三）信贷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的贷款额度，要有60%作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贷款。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放技术改造的贷款，要求具有还贷能力的保证。比较有效的保证就是恢复“税前还贷”政策。80年代对国有企业实行税前还贷政策，支持了大批轻纺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国有企业用贷款形成的资产及其提供的收益，均属国家所有，因此，国有企业用于技术改造的全部贷款，按照产权关系，理应由国家偿还。原来实行的税前还贷，由国家还一部分，企业用留利还一部分。后来又把“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国家一文钱不还，全部由国有企业税后留利偿还。这种办法，一则不合理；二则搅乱了产权关系。三则企业无力偿还。结果是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并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利息负担。一位大型国有企业的经理说：“不搞技改是等死，贷款搞技改是找死。”这是因为企业用贷款搞技改，短期无力偿还贷款，高额贷款利息又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1995年第10期《财政研究》披露，“1994年当年企业利息支出达1487.7亿元。由此可见，必须恢复“税前还贷”政策。如不恢复，国有企业就很难向银行取得贷款搞技改。结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很难落实。
四、依靠国有经济自己力量“以强带弱”、“济弱解困”
国有经济中有一批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困境。我们能不能依靠国有经济自己力量，“以强带弱”、“济弱解困”？这取决于宏观政策向哪里倾斜。只要我们实行锦上添花的宏观政策，把政策向扶持劣势国有企业倾斜改为向扶持优势国有企业倾斜，就能够依靠国有经济自己的力量，做到“以强带弱”、“济弱解困”。现在我就这个问题提四点建议：
（一）党中央已经明确指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条根本原则，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因此，国家的宏观政策，要集中力量扶持优势国有企业，扶持实力强的大型国有企业，把它们组成具有规模经济的大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中流砥柱，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新的经济生长点。这才符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
（二）依靠国有经济自己力量，实行“以强带弱”、“济弱解困”的方针，救活一批处于困境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这是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本质决定的。我们以优势大中型国有企业为龙头和骨干建成大集团企业；并以大集团企业为依托，对面临困难或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用兼并、收购、参股、联营、发外加工等等方式“济弱解困”，带动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发挥结构优势，救活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现在，国家已决定投入一笔资金，采取三项措施：“一是鼓励企业兼并，对被兼并企业的部分债务实行免息、停息和推迟偿还本金；二是把相当一部分‘拨改贷’形成的企业债务转为国家投资；三是冲销破产企业的债务。”依靠国有经济自己力量“以强带弱”，搞活一部分国有企业，各地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至于一小部分无法扭亏的国有小型企业，则尽可能改为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有些可以实行租贷制、承包经营制或出售等多种形式的处理办法。个别企业也可以作破产处理。
（三）我们千万不可对国有企业实行“卖强留弱”、“卖盈留亏”的自杀政策。有人主张先把好的国有企业和明星国有企业拍卖给私有资本，即先把好的国有企业和明星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就可以用拍卖国有企业的收入，对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技术改造。从主观愿望来看，提出这个主意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愿望不能兑现，实际上拍卖出去好的国有企业，包括那些明星企业，所得资金也是五马分尸，仍然是“僧多粥少”。一般说拍卖国有企业的收入，大体上要作四项处理：第一，用于偿还债务；第二，用于安置多余职工；第三弥烂账；第四剩下不多的资金，又被政府用去填补基础设施投资的大缺口。经过四项处理，哪里还有资金用于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技术改造？
（四）对待国有经济，我们的目光要看得远点。如果先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好国有企业卖给外国资本家，把亏损的国有企业留在自己手里，也就是把民族经济中的精华部分变为非民族的外资经济，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万一出现大的国际形势变化，会不会置我们于被动地位？明智的政治家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重大问题。报载有人主张“只需卖掉三分之一国有企业（按：指好的企业——引者注），还有三分之二属于国有，仍是公有制占主体，不会改变所有制性质”。前面提到国家体改委乌杰副主任提供的材料说，盈利的国有企业只占五分之二，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卖掉三分之一好的国有企业，就把盈利的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也不够数。试问把国有经济中盈利企业全部卖光，只剩下这三分之二的亏损国有企业，那么国有经济还能维持多久？可见，增强“卖强留弱”、“卖盈留亏”是国有经济“饮鸩止渴”之路，绝非增强国有经济活力之路，更非救活国有经济之策！
总之，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必须落实“两个转变”，化解国有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当然“两个转变”也不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人的因素第一。一位企业家说得好：要把国有企业办好，就要靠“一根大轴”带动“两个轮子”。“一根大轴”就是企业的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两个轮子”就是技术与管理。讲技术，讲管理，离开人的因素，离开领导班子的因素，就是空谈。因此，要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壮大国有经济，就看党与国家能不能恢复当年抓156 项建设的优良传统，下决心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国有企业任职；能不能以经营实绩为准，选拔一批最优秀的企业家。同时，要重视人的工作，强化政治思想工作，坚决不让腐败的祸水侵蚀国有经济。腐败同公有制水火不容。如不坚决惩治腐败，腐败将会象“白蚁”那样，把国有经济“大厦”挖空，这是国有经济面临的又一个危机！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肯动真格，肯下真功夫，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我们完全有能力克服这种腐败给国有经济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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