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丰乳肥臀》论争的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丰乳论文,肥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2-0232-04
从1999年到2002年，《武汉大学学报》先是发表了何国瑞先生的《歌颂革命暴力、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之二》，断定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 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易竹贤、陈国恩二先生接着发表了《<丰乳肥臀>是 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前不久， 何国瑞先生又发表了万余言长文《评论<丰乳肥臀>的立场、观念、方法之争——答易竹 贤、陈国恩教授》。最近，易、陈二教授又写了再评论文字。我作为一个读者，觉得他 们双方该说的重要的话，已说得差不多了。《武汉大学学报》也似乎拟不再发表继续论 争的文字。但我有几点小意见，提供论争双方和读者参考。
一、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否一贯正确?要不要反思?文学观念要不要发展变化?
何先生、易先生和我可算是一代学人(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何还和我是同 年级同学)，何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章，易在60年代前期开始发表文章，我在5 0年代中期发表试作。我们所接受的文学观念，主要是苏俄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 基、杜布罗留波夫、卢纳察尔斯基、季莫菲耶夫——毕达可夫是他的弟子)、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社 会环境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从1955年开始的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斗；19 57年与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从1958年开始连绵不断的批判修正主义，直到文 化大革命结束。在这期间发表的文章，除学术研究和文学技巧探讨外，往往自觉不自觉 、明显或隐约、直接或间接将文艺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风雨表，是政治斗争的反映 。“左”的痕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何国瑞先生、易竹贤先生和我都不例外。我批错过 好几位前辈，如冯雪峰、丁玲、李何林、夏衍等。白纸黑字俱在，否认和掩盖都无用。 何先生在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指出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时候，不 但没有抹煞，而且要求充分发挥文艺自身的特点。我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多次撰文宣传 和捍卫过这种观点，今后我仍将宣传和捍卫它。”[1](第235页)对此何先生有他选择的 自由，但谁也无权将不是政治的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置别人于(“近乎”)死地。这里 我还想对何先生的说法，作一小小修正：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已发表论文。我不知道 何先生记不记得，有一位先生署名“大波水”连续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与胡青坡 同志论辩》(1959年11、12月合刊)，《坚决驳斥“阶级斗争熄灭论”——再与胡青坡同 志争辩兼答雅岚、文军两同志》(1960年2月号)。前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文字：
胡青坡同志写的“文学作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长江文艺1959年6月号)一 文，我认为是一篇毒草，是向党发出的一支毒箭。
首先，他一开头提出的问题就是带有进攻性质的，是别有用心的。
后一篇文章，说与雅岚、文军的论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根本的原则的分歧 ”。
现在，党组织早已对这一问题作了结论，为于黑丁、胡青坡、赵寻同志平反。何国瑞 同志是不是仍以为自己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贯正确?仍认为胡青坡同志当年是向党 发出“一支毒箭”，是向党“进攻”，“是别有用心”呢?如果“坚持”原来的看法， 是不是极“左”?如果认为自己错了，至少不应该再拿马克思主义作外衣了。世界上哪 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承认，当年我和何先生的文学观念差不多，新时期初期 ，何、易和我也还“保卫”和“坚持”过“工具论”。在这之后，我才力求“实事求是 ”地从事学术研究。自然，也许这只是一个愿望，做的并不尽如人意。
在这次论争中，还牵涉到我们老一代学人的文学观念要不要“与时俱进”的问题。人 类对宇宙、社会人生、人的主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有进展，但未认识和未彻底认识的领域 和事物还多得很。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 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 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2](第69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声言他们穷尽某一方面的研究。10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各方 面的研究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仍然赶不上事物的变化。不过，既然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在不断变化，人们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在发展变化，我们认识世界的观念随之发展变化， 这是合乎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今天，思想观念仍和多年前一样，仍夸大阶级矛盾，制 造阶级斗争，甚至动辄挥舞政治棍棒，以文坛法官自居，结果只会像唐·吉诃德一样， 令人发笑。有人以此为荣，我们可以不置一词；但伤及无辜，则不得不说话。1977年以 后，我经常警惕，防止思想僵化，切勿成为学术界同仁前进路途上的顽石；在文艺上、 学术上进行论争时，警惕出现“大批判”，警惕在花圃中驰野马；也时刻记住王瑶先生 的下列名言：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见解，但尊重你说话的权利。
无论老、中、青，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不会给年轻人也不会给老一代以优待。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我同意有人提出过的看法，文艺问题大致有三类：第一类与政治联系很紧密，既是文 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第二类与政治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类与政治没有多少联系， 是纯文艺纯学术问题。对第一、第二类问题，要特别慎重，要作细致分析，切记防止粗 暴、简单。集清朝文字狱史料于一书的《清代文字狱档》(共八本)所记载的，许多都是 牵强附会地把不相干的问题说成是反清、反皇帝，受害的或被凌迟处死，或冤死狱中。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冤案也多，始终未予纠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从解放 区的王实味、萧军，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右派” 、“右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在拨乱反正后，都一一作了“平反”、 改正。这是正确之举，深得民心。党尚且有过错误，任何个人自诩一贯正确，只是自欺 欺人。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我国的传统文艺，从先秦起，主 流传统是儒家的政教文艺观，把为政教服务视为文艺的最高的和惟一的任务，用儒家的 诗教“温柔敦厚”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稍逾规范者即加以贬损、攻击。屈原就遭到了班 固从“温柔敦厚”“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出发的指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况 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 ，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另一位伟大的诗人 李白，遭遇是“众人皆欲杀”(杜甫《不见》)。宋代诗论家张戒说：“自建安七子、六 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岁 寒堂诗话》)这种偏狭的观念，仍在影响今人。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我国左翼文学，曾受苏联和日本“拉普”以及包括美 国辛克莱在内的世界左翼文学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苏联“拉普”将和他们观点不完全 一致的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等，或予排斥、歧视，或欲打成“反革命”。我国的一些 革命文学提倡者指斥鲁迅为“反革命”、“二重反革命”；给浪漫主义戴上“反动的” 帽子，奉辛克莱的偏见——“一切的艺术是宣传”为金科玉律。1932年4月“拉普”被 解散，其理论在苏联、日本等国受到批判，但在中国并未予以清算，以致某些观点和做 法，被当做革命的东西受到尊崇，如“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文学是阶级斗争的 强大武器”之类，或变相地流行，或原封不动地被运用，即是明证。
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不同观念不同视角认识同一作品，会得出不同的印象。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谁是作者和续 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145页)这些看法 中，没有一个是全面准确的，但有些也包含着合理的部分。任何批评家自称洞察一切， 仿佛口含天宪，其实是武断和自我吹嘘的流露。
三、关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阶级性及有关问题
何国瑞先生宣称，自己是坚持阶级论的，对人首先认清阶级性，对无产阶级成员，对 革命者，可以写其非本质的缺点、错误，不可写成坏蛋，对剥削阶级成员、反革命分子 ，不能写其善良、偶尔的仁慈，更不能写成好人。易、陈两位先生则同意作品中的七姐 上官求弟所说：“穷人中有恶棍，富人中有圣徒。”肯定《丰乳肥臀》“突破简单地把 人分为好人和坏人、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创作模式，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具体性” 。这个问题，我以为何、易、陈和我都敬重的鲁迅先生早已作了示范性的回答。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中国古代小说，评价最高的是《 红楼梦》，而对《红楼梦》又最看重它打破了“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 是坏的”模式，他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 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 打破了。——它那文章的绮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 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 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 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4](338页)
又说：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 说甚不同。[4](233页)
这里，无须再加阐释和说明，何先生、易先生、陈先生和我，都可把它当做一面镜子 ，照出各自的“是”与“非”来。
问题并不很玄妙。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很难找出一个完整和完美代表某一阶级的人 。即使是英雄模范，也只是在某一或某几个方面体现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也难免没有 缺点，甚至还有错误。至于反面人物，德国纳粹党徒中还有辛德勒这样不能不做一些坏 事而又做过大量好事的人。可以说，活着的人，都是丰富的、复杂的。文学作品不是哲 学论文，也不是政治论文，小说作者塑造人物不能不受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制约，以致 常常出现“忘我”的情形。鲁迅也无法救他笔下的阿Q的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创 作失败的典型是华汉(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的第一个中篇《深入》写了一个农民 暴动的英雄老罗伯，人物确是革命性强，但是缺乏艺术生命，诚如瞿秋白所说：“《地 泉》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的‘不应当这么样写’的标本”。批评家评论艺术作品中的 人物，仅凭几条人物阶级性、阶级本质去衡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否则，只需办一个 长则一月、短则几天的速成班，让学员记住条文就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文学批评家” 了。阿Q面世已80年，它是没落地主阶级的典型?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是落后农民的 典型?是中国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用土改运动中农村划 阶级成分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许多复杂问题。我们应该觉悟：作 家有权利也有义务创造性地塑造前人未曾塑造过的典型人物，任何人可以建议这样写、 那样写，而无权规定作家必须如何写。在这一方面，我同意易、陈反对“把人当作实现 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抹杀了人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把文学当作为具体的 政治服务的工具，抹杀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
《武汉大学学报》发表有关《丰乳肥臀》的几篇论争文章历时几年，详情请见本文第 一段。本刊未曾转载，现因陆耀东先生一文涉及当前文学批评的一些普遍问题，故本刊 特此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