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有者的女企业家和企业雇佣管理的女职业经理人比较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女私营企业家群体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珠江论文,企业论文,所有者论文,职业经理人论文,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鸣谢：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刘林平教授对本文进行了指导和修改，特此感谢！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6)04-0038-08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私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壮大，一支数量庞大的女私营企业家队伍也随之出现。[1]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私营企业家群体，根据是否拥有企业所有权，可以区分为两种人：一类是女职业经理人，她们在企业中出任高层管理人员但没有股份，一类是女企业家，她们是企业的老板，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2] (P4)那么，作为创业者的女企业家和作为职业的经理人，她们在个体层面和企业经验管理层面有哪些不同呢？为什么企业老板要聘请职业化的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呢？这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为此，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刘林平教授负责的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市场转型中的精英女性——珠江三角洲女私营企业家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5月—10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私营企业家群体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由于随机抽样的困难，本次调查采用方便抽样，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有效样本186份，其中女企业家填写了85份，女职业经理人回答了101份，问卷回收率为93.0％。所有调查资料输入电脑，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下面，我们将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背景资料、企业经营管理过程进行对比，进而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私营企业家群体的身份特征、企业管理、人际关系、收入水平、政治待遇人格特点、价值取向等等作一基本了解。
二、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背景资料比较
1、自然特征方面。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都以本地人为主，但女职业经理人的平均年龄比女企业家要大。
调查结果显示，在85位女企业家中，广东籍贯的有71人，占总样本数的81.5％；而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57岁，平均年龄40岁。
在101位女职业经理人中，77.2％(78人)的人出生在广东省，其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24岁，平均年龄42.5岁，平均年龄比女企业家大2.5岁。
2、人力资本方面。女职业经理人的教育程度、专业职称水平都比女企业家高。
接受过高等教育(含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女企业家有46人，占总样本的55.4％，有30人获得了专业技术职称，占总体的39.5％。
大学教育程度(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及其以上)的女职业经理人是75人，占总样本的75.0％，有47人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占总体的51.1％。
可见，女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存量要高于女企业家的水平，不仅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大，而且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数也多。
3、社会特征方面。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政治待遇偏低。
在85个样本中，只有3位女企业家是中共党员，党员企业家的比例是3.5％；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各有2位。
101位女职业经理人样本中，只有7位党员，占总体的7.0％；人大代表有3人，镇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各1人。
4、家庭背景。无论是女企业家还是女职业经理人，出身于干部工人家庭的比例比农民家庭出身的要高，她们的丈夫职业以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居多。
调查结果表明，29.7％的女企业家出身于不同级别的干部家庭，工人家庭和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出身的比例有28.6％，农民家庭出身的只有29.8％，22.2％的女企业家的丈夫是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丈夫和自己一道管理企业的比例是36.5％，丈夫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是15.9％。
从女职业经理人的家庭出身来看，干部家庭出身的比例为36.0％，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女职业经理人占13.0％，工人、技术人员家庭出身的有38.0％，她们丈夫的职业为国家干部、国有企业和一般管理者的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6.2％，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是29.9％(见表1)。
表1 女企业家与女职业经理人基本情况的比较①
三、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比较
1、女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规模比女企业家所有的企业大。
我们主要从企业的注册资本、员工人数、2003年度营业额、竞争地位的自我评价这四方面来测量企业规模，调查结果如下：
注册资本：女企业家所有的企业中，56.4％的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11.6％；女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中，注册资本在100万元及其以下的占26.5％，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及其以上的占42.1％。
员工规模：女企业家所拥有的企业中，50人及以下的企业占61.6％，1000人以上的企业占2.3％；女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中，50人及其以下的企业占41.4％，1000人以上的企业占12.0％。
企业营业额：据2003年的数据显示，女企业家所拥有的企业中，年营业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51.3％，营业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13.5％；女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中，年营业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9.2％，营业额在1000万元及其以上的企业占41.2％。
竞争地位自我评价：女企业家自认为企业属于中等水平及其平均水平以下的企业占72.3％，而女职业经理人评价所在企业的竞争地位处于中等和中下水平的企业占48.3％。
可见，无论是在企业注册资本数量和员工人数还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企业竞争地位的主观评价，女职业经理人所管理的企业都要强于女企业家所有的企业。
2、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所在的企业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企业科技含量不高，技术投入也少。
女企业家所在的企业中从事纺织行业和贸易行业的企业数最多，其次是工艺品行业，再次是餐饮行业，基本上集中在轻工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根据购买技术支出的结果显示，只有23家企业有购买技术的支出，占总样本的27.0％，平均购买技术支出占企业总支出的比例为8.6％。
女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和服务业，以第三产业为主，从事贸易行业的最多，其次是酒店业、食品行业和广告业，但也有一些制造业，如电力、钢材等等。此外，37家企业有购买技术的支出，占总体的37.0％，平均购买技术支出占企业总支出的比例为9.2％。
总之，女私营企业家经营管理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产业不但技术含量低，而且企业在技术更新和升级上投入也少。
3、女企业家所有的企业拟亲化管理程度比女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高。
在这里，拟亲化管理是指企业的家族化管理倾向，我们主要比较企业的股东成员和董事会成员的直系亲属所占比例。
在女企业家所有的企业中，40.0％的企业股东中有她们的直系亲属，29.4％的企业董事会成员中有女企业家的直系亲属；而女职业经理人所在的企业中，16.0％的企业股东中有企业老板的直系亲属，12.0％的企业董事会成员中有企业老板的直系亲属。
至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方式，调查结果显示：女企业家所有的企业中，以股东大会(董事会)、女职业经理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这三种方式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的比例是50.8％，由女企业家一人单独决策的比例是46.8％；女职业经理人所管理的企业中，以股东大会(董事会)、女职业经理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这三种方式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的比例是90.6％，而企业老板很少有单独决策的。
可见，女企业家所拥有的企业中，不仅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中亲属比例大，而且女企业家制定企业重大决策时具有很大的个人性和随意性。
4、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工作刻苦认真，但待遇都不高。
由于很难量化女企业家的工作时间，我们只有从女企业家、女职业经理人前一周在家吃饭的次数来间接衡量她们的工作时间，调查结果表明：有84.8％的女企业家一周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在家吃饭，而86.9％的女职业经理人一周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在家吃饭，可见她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庭以外的工作上。
职务年薪方面，女企业家的年薪在10万元以下的占57.7％，10—20万元之间的占24.4％，20万元以上的占17.9％，年薪在100万元以上的只有1人；而57.6％的女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在10万元及其以下，年薪在10—20万元之间的占26.3％，年薪在100万元及其以上的只有1人。可见，82.1％的女企业家和83.3％的女职业经理人的职务年薪在20万元及其以下。
5、女职业经理人的关系网络规模比女企业家大。
将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关系网络进行对比，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关系网络对比
依据表2所示，可以发现：(1)女职业经理人的网络规模比女企业家的大。女企业家群体的好朋友个数平均值为3.70，而女职业经理人是4.65个。(2)同性好朋友个数多于异性好朋友。在好朋友的性别分布上，虽然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结交的朋友男女比例相差不大，但是，这两大群体的同性朋友数略多于异性朋友数。(3)女职业经理人前三位好朋友的年龄比女企业家的要大。就她们的前三位好朋友的平均年龄来看，女企业家排在第一位好朋友的平均年龄是33.5岁，第二位的平均年龄是33.7岁，第三位的平均年龄是36岁。而女职业经理人排在第一位好朋友的年龄是40.5岁，第二位的平均年龄是39.6岁，第三位的平均年龄则是41.6岁。可见，女企业家前三位好朋友的平均年龄在33—36岁之间，而女职业经理人好朋友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总的来讲，女企业家好朋友平均年龄都要比女职业经理人好朋友的要小，这也与女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比女职业经理人要小是相一致的。
6、虽然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属于经济精英，但她们不具备坚强的女性主义人格。
我们讨论女私营企业家作为经济精英的同时，更多地赋予她们代表女性崛起和妇女独立的性别平等含义。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女私营企业家在面临企业纠纷时会选择什么办法解决？”来了解女私营企业家是否与普通妇女在处理社会事件时存在区别。
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来提取女企业家在应对企业纠纷时的主成分因子，如表3所示，问卷涉及中使用了“默默忍受、私下双方协商、上告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向法院提出诉讼、通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反映、通过工商联和私企协会协助解决、自发联合起来争取解决、向报纸等舆论工具反映、其他(请写明)”这9个因子来调查女企业家面临企业纠纷时的应对策略通过方差最大法旋转后，得到3个主因子，分别是“默默忍受、私下双方协商、上告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它们累计可解释的方差比例达到79.351％，这3个因子基本上可以表达出女企业家在处理企业之间的纠纷的性格取向。
表3 女企业家处理企业纠纷方式的总方差解释比例
注：因子旋转方法：主成分分析。
同样也用因子分析方法来提取女职业经理人在应对企业纠纷时的主成分因子，如表4所示，问卷中的9个因子与女企业家处理企业纠纷时的选项是相同的。
表4 女职业经理人处理企业纠纷方式的总方差解释比例
注：因子旋转方法：主成分分析。
通过方差最大法旋转后，也同样得到3个主因子，分别是“默默忍受、双方私下解决和上告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它们累计可以解释的方差比例达100％，这3个因子基本上可以表达出女私营企业家在处理企业之间的纠纷的性格取向。
可见，经过因子分析，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处理企业纠纷的方式基本相似，旋转后的因子分别是“默默忍受、双方私下解决和上告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前两种途径是中国传统女性固有的性别特征，将处理企业纠纷的工作层面下降到私人生活领域的私域，这种应对策略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息事、私了和家丑不可外扬，“上告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而不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矛盾，更加契合了传统妇女迫于无奈将生活中的冲突诉诸于国家层面来解决。在这里，在女企业家的公共领域里面，除了将事情化解为个体私下的应对以外，就是诉诸于国家机器，丝毫不能冲破传统方式的制约而发展出新的解决办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将妇女解放和消除性别歧视的重任寄托在女私营企业家群体身上，因为，她们毕竟只是经济精英而非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也不具有坚定的女权主义人格。
7、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闲暇生活和生活追求基本相似。
我们主要通过工作之余的活动来了解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闲暇生活状况，如表5所示，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业余活动的内容基本相同，无非是与朋友聚会、逛街购物、为家人做饭、陪小孩学习玩耍。可见，她们在工作之余的活动要么与朋友聚会进行感情交流和寻求心理慰藉，要么是逛街购物消费，要么与家人团聚照顾小孩。
表5 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工作之余的活动
透过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日常聊天的主题来了解她们的生活追求，如表6所示，女企业家聊天内容排在前三位的是“生意(63.5％)、孩子或者家庭事务(56.5％)和社会问题(38.8％)”；女职业经理人聊天内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社会问题(59.4％)、孩子或者家庭事务(54.5％)和生意(42.6％)”。
表6 女企业家、女职业经理人与朋友聊天的主题
可见，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聊天内容的主题基本一致。“生意、孩子或者家庭事务和社会问题”是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共同关注次数最多的三个主题，其实这就涉及到企业家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关心的三个方面：事业、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也是女私营企业家所共同的生活追求和价值关注。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女企业家和被企业雇佣的女职业经理人在身份背景、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特点和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仍然属于经济收入一般、政治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
一直以来，女私营企业家被认为是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解放和社会民主进步的标志性符号，她们在获得经济成功的同时走上政治舞台参政议政，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推动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化建设。
但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女私营企业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女私营企业家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她们所经营管理的企业在资金、员工人数和盈利能力方面都与国有大型企业、跨国企业等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她们在企业所获得的物质待遇、职务薪水也不高，绝大部分的女私营企业家职务年薪在20万元以下。
与她们先天的家庭背景相比，她们在经营管理企业后并没有在政治地位上有很大改善，调查的结果还表明，甚至有一部分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很差。客观的数据也显示，不仅女私营企业家的党员人数很少，而且进入人大、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人数也很少，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社会地位一般。
2、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是素质较高、工作刻苦认真、事业心较强的女性精英。
无论是企业的所有者还是被企业聘请的管理者，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调查结果表明，有21.1％的女企业家和7.1％的女职业经理人将全部工作时间都花在企业内部管理上，与此相应的是，绝大部分的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一周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家吃饭。可见，她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与事业上，企业内部管理、企业外部的人际交往和与政府机关打交道基本上占据了她们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
即使在日常的闲暇生活中，她们聊天的热门主题仍是“生意”，有63.5％的女企业家和42.6％的女职业经理人都表示在聊天中会谈到自己所在企业的“生意”。可见，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都对自己的事业十分投入和负责。
3、女私营企业家并没有发展成价值取向、人格品质成熟的职业化精英阶层。
女私营企业家的现代人格应该体现在她们工作和生活中的行动选择和价值取向上，也就是她们是怎样做的和怎么说的。可是，问卷分析的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
无论是女企业家还是女职业经理人，她们在处理企业纠纷时的主要方式是：默默忍受、双方私下解决、上告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这与普通妇女处理问题的方式没有什么区别，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避开法律途径用非正式的、传统的途径来解决纠纷，实在不行就向政府机关寻求帮助，这些方式是绝大多数中国妇女处理矛盾和冲突时的惯用手法。
我们还测量了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对社会的流行观点的评价，结果表明，不管是女企业家还是女职业经理人，她们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家庭与事业并重，努力工作的目的是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们的追求依然止步于家庭之类。
可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私营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的目的不外乎是实现自我价值和家庭价值，她们很少把企业经营管理与妇女解放、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
针对女私营企业家阶层在制度政策、价值取向和个人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国家、企业和女私营企业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实现女私营企业家的跨越式发展，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发展风险资本市场，扩大女企业家的融资渠道和企业规模；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改善私营经济的产业结构。[3]
目前，我国私营经济面临的普遍问题是资金短缺和科技水平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明显。很多女企业家创业时更多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下海前的职业和丈夫朋友的支持，创业的资金基本靠自己筹集，也很少有风险资本投资和国际资本注入。在女企业家创业时，物质资本比如，土地、厂房等占创业资本中相当大的比例，几乎所有货币资本都靠女企业家以前的积累或者贷款，国家金融政策对私营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很小，再加上中国的风险资本市场也不发达，女企业家很难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这就决定了女企业家只能进入科技含量低、投资少的低端市场。缺乏资本和技术支撑的私营经济很难扩大企业规模、改进企业技术水平。
因此，国家应当在资金扶持、政策制定和技术创新方面，加大对私营经济尤其是女私营企业家所经营管理企业的支持力度，从而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私营经济的产业结构。
2、改善女私营企业家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尤其要提高女职业经理人经济回报和政治地位。
改善女私营企业家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家三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国家要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提高女性的领导作用，制定和谐的、性别平等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4] 其次，社会大众要改变认知，大力弘扬女企业家精神，女性创业和管理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塑造女性精英人格和特质，加强女性自信心的培养，形成支持女性创业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5] 再次，女私营企业家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素质的提高，加强管理、法律、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的教育，提高解决具体问题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素质，增强市场竞争意识和不断超越自我。
3、塑造女私营企业家群体的精英人格，为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女私营企业家调查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女企业家还是女职业经理人，她们在本质上属于理性的、勤劳的传统女性。她们在面对企业纠纷时，通用的非正式途径是她们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她们看重的管理品格是“诚信、有责任心”，这些品格基本上属于较为保守的人格品质，这与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相差较远。因此，女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都不具备坚强的女权主义人格，她们充其量是经济精英，谈不上政治精英和妇女解放的领导者。
加强对女企业家和女职业经理人的教育和培训，在不断激发女性创业的基础上，提高现有女私营企业家的女性精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女私营企业家不仅要充当经济精英的角色，发展实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更要承担女性解放和妇女进步，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责任。女私营企业家尤其是草根出生的女私营企业家，她们自身的奋斗历程和企业管理经验对女性创业具有相当重要的示范作用和鼓励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笔者参与的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转型中的精英女性——珠江三角洲女私营企业家研究》的有关调查结果，项目主持人刘林平教授。以下数据来源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