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兼论本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科学论文,误入歧途论文,本世纪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否证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直至后现代科学哲学，比起其他哲学流派，可谓繁荣之至。然而，正是这表面上繁荣的科学哲学，正在误入歧途，正在走向一个否定科学哲学并进而否定科学的歧途。审视这种趋势，是我们重建科学哲学和肯定科学哲学的价值、使科学哲学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自从本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始终是围绕两大主题而发展演化的：其一是科学的本质；其二是科学方法。这两个主题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进步之所在。正如艾耶尔曾经认为的，20世纪哲学的进步在哪里呢？它不在于一个哲学家以新的体系代替过去哲学家的旧体系，而在于一系列研究问题的演变。
逻辑实证主义在这两个主题上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是由它能够被证实的方法确定的，而它的被证实在于它被经验观察所检验。”（注：艾耶尔：《哲学中的变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他们将形而上学宣判为词句上无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过分的思辨。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是“证实原则”，科学认识的方法则是归纳法，从而推行归纳主义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归纳主义者。然而，面临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他们又无法再把归纳主义贯彻到底。因为，他们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可以发现，一系列的自然科学新成就如相对论、量子力学、非欧几何等，已经无法用古典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方面证明了康德主义的破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归纳法作为“发现”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知识是在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法建立起来的。经验的观察可以是中性的、不受理论所污染的。
但是，随着图尔敏、汉森等人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出现，“观察陈述具有中性特征”的客观主义口号逐渐丧失了众多的支持。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观察负载理论，“观察者从同一个地方观看同一个景象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所作的解释不同”（注：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页。）。科学知识是组织起来的经验，是组织起来的常识，如果离开人的建构，科学活动将一事无成。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从科学进步的历史出发来解释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方法。
以库恩和劳丹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在科学哲学研究的两大主题上则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和科学方法变换成科学的进步问题，认为如果前后相继的理论展现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益提高时，那么科学在该领域就实现了进步，而科学的进步则可以通过科学革命或增加解决经验问题的数目、消除反常等方式而取得进步。科学的方法则从归纳方法转变为一种实用主义方法。
继历史主义之后， 苏佩斯（P ·Suppes ）与范·弗拉森（VanFraassen）等人把形式的科学哲学与重视实用主义的历史科学哲学结合起来，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的分析来理解科学的本质问题。他们把科学理论视为一簇模型，这簇模型部分地包括对实在现象的描述，也许还包括更多的东西。如果实在系统与模型所描述的内容相一致时，我们则可将两者称为“同构”，如果世界上的实在系统确实属于理论的模型所定义的类，那么这个模型所代表的理论就是真的。但是，我们在理解科学理论时，又不可能离开科学的实际，离不开科学理论使用的语境。前者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在此意义上存在着语义上的真；后者是语用意义上的科学，在此意义上理论的说明是相对于语境的。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注：参见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1980,p.43.）
弗里德里克·萨普（F·Suppe）把范·弗拉森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综合，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既考虑到其语义性质，同时也考虑要从科学的实践出发。他认为，理论是一个关系系统，是一切逻辑上可能发生的状态的集合，在理论与现象之间起中介作用和评价作用的是实验，“理论从属于大量的实验检验，这些检验在于把理论作出的预见与物理系统的观察加以比较。”“我的语义观给予理论结构一种准实在论的物理解释……。我对我的语义观的准实在论辩护是依据于适当的准实在论科学认识论的形成的。”（注：F ·Suppe: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Theories and Scientific Realism,Urbana Illinois 1989,p.382.）
从逻辑实证主义者到萨普，这本来是一条越走越正确的发展道路，从科学本质的理解转向科学知识的成长，从归纳方法进展到逻辑与实践的结合。然而，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汇聚成一种反叛科学哲学的力量，致使西方科学哲学误入歧途。
1970年，费耶阿本德宣称，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他从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观点出发，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对科学的研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各种巫术、神话都与科学一样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1986年，亚瑟·法因（A·Fine ）在《动荡的游戏》一书中宣称：实在论死了！他认为，无论实在论、经验论抑或实用主义等，都是不尽如人意的，但他们都不会否认科学研究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哲学流派中每一个都想要对科学研究及其结果真正意味着什么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因此，我们唯一正确的手段是用科学自身的术语来对待理论，而没有必要对科学提供哲学的解释；事实上科学家在论证科学活动时，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才借用了哲学的术语，诸如真理、实在、说明等都不是科学非要不可的，科学“无须依赖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助听器”。（注：A·Fine:The Shaky Game,Chicago 1986,p.150.）
19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的高尼克（A·Gopnik ）把科学家的认知活动当成了儿童的思维活动，他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科学家与儿童之间的相似性，认为“详细阐述认知发展与科学之间的相似性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认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本身，我所叙述的观点其寓意并非儿童不是科学家，而科学家则是大孩子，科学家与儿童都使用了同样具体有力而灵活的认知手段，这些手段使科学家与儿童能够形成真正的关于他周围世界的新知识。”（注：A ·Gopnik:The Scientist As Child,Philosophy of Science 63(1996),p.486.）所有婴儿与小孩都谈论着事实，都形成自己的理论，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替代旧理论。正像库恩当年把科学哲学引向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心理学一样，今天，高尼克似乎又想把科学哲学引向儿童认知心理学。科学家的认识活动与儿童一样具有联想性、想象性，具有与儿童一样的非逻辑性。
由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可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误入歧途，其基本特征是：
第一，否定科学的评价标准。科学来自于经验事实，是人们在认识与概括个别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一般结论。科学从当时来说是正确的，而从发展来说是永远需要完善的。无论逻辑是多么地有力，但逻辑科学同样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它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所以，科学与逻辑归根到底都要接受实践的评价。但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把巫术、神话、宗教等同于科学，放弃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研究，一心倾听于科学家，实际上既丢掉了评价科学的标准，也歪曲了形而上学的实质。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不仅是求真的手段，同时也是人们的价值观之概括。科学在其发展中不可能离开这两者。
第二，否定科学的客观性，否定科学研究所固有的方法。一切科学原先一直被认为是在经验观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客观知识。但是，在当代，科学已经失去了权威性地位，它被看作是受怀疑的知识，在李欧塔（F·Lyotard）看来， 只有一种东西不能怀疑， 那就是“用语”（“phrase”），他说：“我们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用语（“phrase”），因为用语是直接被预设的。 ”（注：J- F ·Lyotard: Differ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p.xi.）一切科学的发现与创造，如同儿童所进行的游戏一样，是“语言游戏”的结果，每个科学家都是游戏的参加者；在游戏中，没有权威，没有规则与方法，只有非逻辑的想象，创造出与他人不同的词汇与意义。这就违背了科学的基本精神。
第三，否定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质、科学知识成长问题的研究。科学与哲学本为一体，两者都在相互推进对方的发展，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与 精神的引导，就不能在科学发展中产生动力。然而，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到了自我毁灭的境地，企图取消哲学，抹杀了哲学对科学的引导作用与推进作用。
第四，否定一切既成的确定性，把一切导向不确定和无定形。确定性是科学之根本，科学也就是要在无数不确定的现象中找出确定性的本质来，如果我们可以用不确定性代替确定性，那么也就不需要科学了，也就不需要我们已经具备的文化了。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同意的事实。
二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是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思考问题的视角紧密相关的。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基本思路与视角是：本世纪初，科学哲学侧重于考虑科学的证明问题；40—50年代开始，则关心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研究的心理学问题；而70年代以来，则关心科学的创新问题。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科学认识史，那么我们不难发现，科学认识在其较早阶段由于科学的地位不牢固，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因此，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科学仅仅在为自己确立地位的过程中花费了不可估量的代价，直至上世纪末，也仍然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彻底扎下根来。所以，用事实或者其他有效的方式证明科学，是一切形而上学的首要任务。然而，在本世纪30、40年代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充分展示了科学的力量，特别是科学在战后与社会生产的紧密结合，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以致如何推进科学的发展就成为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激起了对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等问题的研究。而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在社会生产与科学研究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科学认识的创新或发明成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证明到发现、发明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哲学对科学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证明主义
19世纪下半叶，假设主义一时在科学哲学中盛行，它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关于主体性在科学认识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片面地夸大了假设的作用，认为科学知识既非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也非来自先验公理的演绎，而是来自科学家非逻辑、非理性的猜测与假设。赫歇耳与惠威尔是假设主义的代表。
这种假设主义发展到20世纪初，引起了常识科学观的极大不满，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战胜宗教而取得文化中的权威性与自主性地位，科学便一直被看作经验的，科学知识是已被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它是可靠的，是客观上被证明了的。然而，19世纪末的德国思辨哲学却与科学的经验性本质相抵触，它以唯心主义的晦涩的思辨掩盖了科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以致20世纪的哲学一开始便反对思辨，重组证明主义，肯定科学的客观性。逻辑实证主义的“公认观点”无疑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捍卫。
证明主义是20世纪初哲学的基本方向，整个20世纪初的经验主义哲学无疑都依赖于两个证明标准，其一是逻辑的，其二是经验的。亨普尔说道：“现代经验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个句子作出认识上有意义的断定，因而可以说它是真的或假的，并且仅当，或者（1 ）它是分析的或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人们说它有纯逻辑的意义，或者（2 ）它是能够，至少潜在地能够用经验证据来检验的——在这种情况人们说它有经验的意义。”亨普尔还认为，经验意义的可检验性标准“倒不只是经验主义独有的；它也是现代操作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实用主义的特征。”（注：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第102页。）
证明主义的两个最大缺陷是：第一，它必须诉诸观察证据，而观察证据则可能只是局部地有效或因观察者的背景理论而异。第二，它只考察了科学的静态方面，而没有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科学的进步。正因为如此，否证主义自认为从反归纳的方面推进了科学的进步。从人类科学认识的发展来看，“我们能够像在科学中那样不断地接近真理，其中每一个新阶段都是产生自对过去的改进而不是对过去的否定。”（注：怀特：《分析的时代》，杜任之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5页。）
证明主义的哲学前提是针对德、法自然哲学中的错误观念。17 、 18世纪笛卡尔和牛顿发展了机械论思想，他们都把物质看作主要是被动的物体，只是由于外部机械力量的作用才有运动，和物质世界相对立的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它原则上对物质世界起主导作用。当然，要找到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或经验上的联系则是困难的，以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抛弃了精神世界，而贝克莱等人则抛弃了物质世界。到了19世纪，虽然欧洲的科学已经十分重视经验和实验，但受自然哲学的影响仍然很大。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形成了思辨的自然哲学，“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哲学所需要的唯一工具是一套正确的理性概念。”（注：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 ）德国的自然哲学“把各个不同物种设想为一个宇宙建筑师即宇宙精神所建造的许许多多大厦；宇宙精神制订了若干总的理想方案和设计，而生物的各种形式和结构只是这些总的方案和设计的不同变化。”（注：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6页。 ）宇宙精神是整个自然界发展的推动力，它是自主的、决定性的，是包括整个世界在内的整体，而自然科学也正是要认识这种宇宙精神的化身及本质。
但是，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和化学的原子论的发展，科学的经验与逻辑性质日渐明显起来。从拉瓦锡开始，化学从炼金术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了实验科学，道尔顿、普劳特、伽伏尼、维勒、阿伏加德罗、门捷列耶夫等人的思想以及光电学说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特别是光电学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推论并通过数学建立起了模型。这一切都肯定了证明主义。因此，证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2.“发现的逻辑”
证明对于科学而言固然是重要的，它确立了科学在整个文化中的权威性地位，排除了宗教神学的影响。但是，它毕竟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方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作用，而对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多大的推进作用。同时，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仍然是隐秘的，自然界的奥秘远远没有为人们所揭露，而仅仅是找到了揭露自然界奥秘的手段。因此，在证明主义之后，对发现的研究便合乎逻辑地提了出来。但是，科学发现并不像证明主义可以纯粹依赖于经验和逻辑，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发现。科学发现是一个集科学认识的逻辑、研究的心理学与科学实验于一体的认知过程。
我们从20世纪初的科学进展情况可以看到这一点。摩尔根的分子遗传学对遗传因子的发现，爱因斯坦对高速运动中的物体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性与光线在经过强引力场时发生弯曲的理论的建立，量子论与原子结构的发现，引起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变革，同时也引起了整个机械论哲学观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把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与发现的心理学作为重点，迫使证明主义发生转变。
3.创新
与其说本世纪前50年中科学认识属于发现的时代，那么后50年则是创新的时代了。众所周知，计算机的发明为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开辟了新的前景，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PC机与操作软件的发展，改变了人类把知识与技术紧密结合的广阔前景。同时，这也改变了我们原来的科学观。因为，发现世界终究是呈递减趋势的，在科学兴起之初有着大量现象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科学越发展，发现就显得越困难，要获得“第一个发现”的桂冠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但是相反，随着科学技术及其与生产的结合， 创新将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主导方面。 我国50年代提出的“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口号，在今天似乎又成为一个大胆而又理所当然的口号了。
创新的时代形成了创新的哲学思想。80年代以后的科学哲学，从总体上看似乎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但这一争论也导致了某些形而上学问题，诸如科学理论有否真理性、理论术语的本体论承诺等问题。正因如此，人们感到了这场争论的问题有些陈腐；同时，由于创新趋势的发展，科学哲学也与其他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化形式一样，形成了如下信念：“我们不单是作为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物，我们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由反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注：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科学哲学以一种后现代的世界观来要求自己，试图在废黜真理概念、认识基础和事物本质的前提下，通过人们的创造和发展科学理论，形成相互间有差异的理论。科学理论好比一个剧本，“剧本永远不可能完善，任何过去的台词都不可能决定以后的演出。这种演出决非轻易地能在总体上受某种见解或解释的影响的，它要随自身的发展找出与自身相适合的局部的阐释。”（注：A·Fine:The Shaky Game,Chicago 1986,p.148.）创新理论可以有各种途径， 其一是对原有理论进行批判或否定，然后提出新观点；其二是改变原先科学认识的方法，通过新的方法创新理论；其三是通过想象、甚至违背原有的逻辑规则，来提出不同于以往理论观点的假说；如此等等。正因为这些途径，现代科学哲学发生了转折，沿着这三条途径，当代科学哲学否定了整个现代的科学哲学传统，违背了经验主义的逻辑，过渡到了“后经验主义”的科学。科学哲学因此而陷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泥淖，误入了歧途。
三
20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误入歧途，必将造成人们科学观的混乱。
第一，它违背了科学哲学对科学本质问题的研究之初衷，背离了科学，把科学与文学、艺术、宗教等同起来，抹杀了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本质区别。
人们也许会认为，繁荣科学正是需要提出各种新观点、新假说，提出与既成的观点相区别的理论，百花齐放以达到满园春色、生气盎然。但是，科学有科学的特质，科学追求的是发现自然秩序，寻找自然的规律，想象与创造固然是科学发现的方法，但它必须以发现与寻找自然规律为前提。如果说，科学不是追求秩序与规律，那么也就不是科学了，积极意义上的精神产品与精神的垃圾就没有界限了。科学从其本性来说是唯物主义的，马里奥·邦格曾说道：“科学并不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后退了，它倒是越来越明显地唯物主义化了。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避开了非物质实体（生命力、灵魂、脱离肉体的思想、超物质的历史动力等），而且，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因为对物质实体的研究。”“……科学的特征可以说就是运用科学方法对物质的东西加以研究，其目标在于发现这些事物的规律。”（注：马里奥·邦格：《科学的唯物主义》，张相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任何科学理论也都是一种精确的学说，无论对自然界的发现，抑或对自然现象运动的预设的各种可能性，都是精确的、可以证实的。科学需要创新，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证实；只有被证实了的理论才能用之于为人服务。尽管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自然界可以按照人的设计的方向发展，社会也可以按人的设计方向运行，但这其中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我们无法违背世界的本性。
第二，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混淆了理论优劣的标准，无视科学史实，无视科学理论越来越正确、越来越丰富的事实。从整个科学认识史来看，评价科学理论的优劣，并非没有标准的，科学向技术、生产的转化，都可以清楚地表明科学理论的优劣；社会生产的技术化及其不断地改进过程，证明了科学理论是越来越正确的。约翰·洛西在《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转述费格尔的话说：“实际上，一些理论是根据它们说明经验定律的能力来进行评价的。根据这个理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牛顿力学更优越，牛顿力学又比伽利略的落体理论优越。”（注：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理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页。）它表明了评价科学的优劣不是没有标准的， 尽管这种标准具有相对性。如果按照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我们无疑应当放弃评价科学的标准，这意味着科学生命的终结，意味着一切以反映客观外部事物的学科的终结。
第三，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明显地以主观性代替了客观性。强调理论的建构性质，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当今的科学哲学发展的趋势表明，科学哲学只把建构理论作为目的，而把主观的建构看作手段。然而，科学是不可能允许主观性成分占居主导地位的。创新固然是重要的，但证实与巩固创新的成果更为重要。否则，人们在创新的理论面前，就会像“布里丹的驴子”一样，无法作出抉择（爱因斯坦之语），创新理论就无从指导实践，无从转化为改造自然的力量。把科学的创新活动当成文学游戏一样的对话，是一种不合事实、不切实际的荒谬观点。
第四，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表明，科学哲学正在弱化，乃至终结、死亡，这非但没有顾及科学哲学本质上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这一事实，而且无视科学哲学在普及科学方法论过程中的作用。人类为什么有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为什么有存在的必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学方法除专业人员外一般门外汉无法理解，但是我们的认识又无法违背科学的方法，因此，通过科学哲学的概括，把科学方法概括成哲学的观点，便起到了普及科学方法的中介作用。一切认识的方法论方面的成果，最后都是通过哲学的概括而上升为人们可以接受的方法，从而转化为指导人们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指南。从这点来说，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又是不可避免的，其抽象的方面正如科学的本性一样自然地存在着。如果我们一切都得听从科学家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学习各门自然科学，精通各门自然科学，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
由此可见，科学哲学终究会继续存在下去，决不会因否定科学哲学或把科学的创新引向非逻辑而从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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