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荒原精神流变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原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荒原(Desert,Barren Ground,Wasteland)是重要的精神象征形式。源远流长的基督教文学，将它作为人类被上帝遗弃命运的写照。流浪汉文学则将它作为无家可归者的活动场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以降，随着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对文明世界的厌倦和逃离，对传统价值的拒斥和反抗，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主流。于是，荒原作为和现实相对立的诗性空间，它对人类悲剧精神的负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成为时代精神强化的象征。
一 自然荒野中伟大的进军
荒原作为西方知识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虽然是现代的事，但它的诞生却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期。首先，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看，它是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产物。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起，一系列的地理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封闭的基督教世界之外，人类还有更广袤的异域生存空间，这就给那些反叛的精神探索者提供了一个精神浪游的依托对象。其次，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荒原是对文明世界厌倦的产物。这种厌倦一再鼓舞人们到荒蛮的异域世界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去寻找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在西方，对文明世界的厌倦、疏离情绪实肇始于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卢梭看到了科学对人类道德的威胁，看到了文明的风尚和礼节本质上是一种“精装的纵欲”。于是，他提倡崇尚情感，赞美自我，顺应自然。卢梭提出的这几种思想范畴，在后来的浪漫主义文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机会，新一代的诗人们高扬情感的旗帜以和弥漫欧洲的科学理性相对抗，对自我的赞美则被引申为走向荒蛮世界，以保证人性不受文明的污染。这三种精神性向可以说构成了现代荒原精神的基本格局。
荒原作为一种精神象征的哲学化确立，是由尼采完成的。他通过对欧洲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全方位否定，将荒原作为构筑新价值的精神集结点。尼采自称杀死了上帝，这不但预言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而且在人的基本生存态度上，也预示着人由面对上帝的自赎转变为面对荒原的自救。同时，对人来讲，这种自救并不是由安于做上帝的奴隶转化为向荒野的力量屈服，而是以超人的姿态向生存的极端情境发起进击和挑战。但这种对抗，又是以对自然力的肯定为前提的，因为一个英雄要证明自身的强力，就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与之对抗的逆向力量。他认为，具有狄俄尼索斯精神的超人，不是荒野中的侏儒，而是一个伟大进军的胜利者。正是在无人的荒原之中，他才有机会卸下文明的重负，由骆驼变成狮子。而荒原也因为他的存在被赋予崭新的意义，即由被放逐者悲观的遁所变成促人自信、乐观、向上的力量。
尼采这种面对荒原的英雄进击式姿态，是对十九世纪末欧洲普遍存在的颓废情绪的一种反弹，同时也是对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的延续。从消极的方面看，比这更稍早一点的诗人、艺术家由于对文明的不信任、地位的低下、物质的挤压，他们在观念上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如王尔德所言：“我们是一个动荡、疯狂时代的产儿。在这绝望和沮丧的致命时刻，叫我们往哪里逃，往哪儿躲？只能到安全的美的洞穴里去，那里随时可以获得许多欢乐和少许陶醉。”①面对着生存的极端情境，王尔德躲进美的洞穴作唯美主义者，波德莱尔躲进夜色为妓女、乞丐歌吟，巴黎的波希米亚村和伦敦东区的贫民窟则成为艺术家固守的最后堡垒。但是，面对社会的挤压，怯懦者选择的是逃遁，英雄选择的却是对抗。从积极的方面看，西方在丹尼尔·笛福时代开启的荒岛文学，就开始唤醒蕴藏在人性深处的那种试图与未知世界单枪匹马作斗争的开拓本能，在一片寥无人迹的荒蛮之地完成对人的确证。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逐步尖锐，这种英雄的抗击精神逐渐与诗人、艺术家对旧大陆文明的批判合流。像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小说家库珀、康拉德，他们多以异域的荒野作为自己精神的根据地，以一个浪游者的姿态首先确证自己，然后吸收足够多的力量，怀抱着“恢复的野心”向废墟式的旧大陆发起思想的反攻。
尼采以荒原的隐喻把握了时代的精神脉搏，而杰克·伦敦则是这种荒原思想的卓越实践者。在杰克·伦敦的视野里，脚下祖先的大地是病态、无望、恶浊的，“这是二十世纪，我们身上散发着煤油的臭味”②，因此他要到远方探寻自己的梦想。在他设计的三种荒原象征形式中，他的“金发野人”承受了快乐和幸福的各种极限。北方无垠而又寂静的雪野，展示出人性的严肃和神圣，使人净化道德精神；热带的美拉尼西亚式的人间地狱将人逼入人兽关头；而美丽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像人间天堂，则使人尽洗欧洲文明带来的污浊，成为精神自由、超越道德之上的新人。
无论是尼采、杰克·伦敦，还是先代一系列浪漫的出走者，他们理解的荒原都是一种精神的乐土或借以自我实现的象征体。他们面向荒原的出走不是丧失生存之家的悲剧，而是自我实现的里程。在荒原中，他们自愿洗净了不洁之外，汲取了自然野蛮的生命力，获得了高贵的自我。
但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哪里有对抗，哪里就有牺牲。拜伦死在希腊，雪莱死在亚得里亚海滨；尼采1879年后开始成为一个荒野浪游者，最后发疯而死了；杰克·伦敦自杀于他的“狼舍”，马丁·伊登、海狼赖生死于大海……。面对着这张密密麻麻的死亡名单，我们不能不对超人命运的悲剧性作进一步的沉思。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角度来看，他们顽强捍卫自己的独一性，却忽视了周遭与自己共生的生灵。在他们的周围，无论是静默的荒野，还是人类社会——无可救药的文明的废墟(Wasteland)，都被还原成自己抗击的对象，或供自己的役使征服的对象。同时，他们斩断了和传统价值体系的一切联系，外表的刚强并消灭不了内心的荒芜。正如一位诗哲所言：“沙漠生长了，悲哉，那心中有着沙漠的人。”③可以说，心中的沙漠化从内部掏空了他们。面对着这来自自然、文明社会和内心三重力量的挤压，荒原中的超人就会体味到自身力量的渺小，体味到做一个胜利者的艰难。一旦他们联合掀起一场杀死超人的运动，精神的悲剧将随之诞生。但是，面对着这种命定被毁灭的人生劫数，荒原中的超人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们宁愿哼着歌谣采取自杀行动，也不愿死在自己最鄙视的役使者手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本世纪的海明威是尼采超人精神的最后一位实践者，是和荒原对抗的最后一位被毁灭的个人主义英雄。
二 文明废墟中的遁逃
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尼采曾经以寓言的方式谈到种族的精神三变：其中，毫无希望、背负重担的骆驼是世俗的人，骆驼走向荒漠变成狮子，这“荒漠之王”就是超人。在狮子之后，作者预言将有天真烂漫的婴孩出现，他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二十世纪的西方，不但作为“神圣的肯定”的婴孩没有出现，反而狮子式的超人变成衰者悲哀的空心人。美国诗人艾肯概括了尼采预言失败后的西方精神状态：“现代文学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一直洋溢着哀挽的语调，就像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一样，整个时代感受着这种哀伤。”④这种哀伤的“新人”因无路可走而狐独，而狐独又以强烈的腐蚀性将一切价值的大厦削为平地，还原为精神一无所寄的废墟。
对西方文明的绝望与走向荒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尼采之后，荒原背景下敞开的第一幕，可以表述为狮子像莽汉一样狂奔的场景。早期的艾略特和庞德、乔伊斯虽然对文明曾抱着“恢复的野心”，但心灵深处却因走投无路而焦躁不安。他们整天忙于炮制一个又一个主义、宣言，将西方文明搅得像一个被打碎的颜料罐子。作为这种情感焦虑的艺术表现，往昔自信的梦寻已被一片经验的混乱取代。这时的一系列逆向性艺术，已不像尼采悬在荒原之中空谈天空与大地的格局，只是陷入一种疯狂的精神决斗之中。比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情感的衰退达到了玩世不恭的顶点与荒廖绝伦的程度。”⑤这种精神状态的背后，传达出冷冰冰的利己主义，以及感官的放任和刻毒。艺术家们自认为站在愚人的世界之上，毫不客气地施放大剂量的泻药，“辱没我们所有的传统情感，野蛮地让我们对意义与内容的期待归于失望，对一切合题都嗤之以鼻”。⑥
艺术家的这种疯狂，表面看来是将个人反抗精神发展到了极端，但却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荒凉感受。在粉碎了传统的价值归依之后，他们只好在无助的荒原中寻找偶像作为奔突的导引者。马尔科姆·考利曾对二十年代以庞德为首的艺术家群作过形象的描述：“与其说他（庞德）在追求什么，不如说他在疯狂的逃离什么东西。我把他描绘成让一群崇拜者追赶的红狐……。目前，在《诗章》中，他逃进了高耸的岩石地带，臭迹在那里消失了，如果猎狗还要想追踪，就会把脚磨破。”⑦这个狂奔的艺术家群，暂时忘记了置身荒原的可悲处境，似乎匆忙地奔跑就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然，在这个由“红狐”和“猎狗”组成的艺术群体中，也有一只过分忧郁、好思的猎狗，这就是艾略特。他一面奔跑，一面注视脚下的土地，突然发现这支队伍已身处荒原之中——“这是死去的土地／这是仙人掌的土地”，已没有被救渡的希望。于是，他勾勒了一副现代人绝望的肖像——“我坐在岸上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⑧但是，面对着这可怕的精神荒原，艾略特并不像乔伊斯那样，试图“逃到地球的最边上去”，⑨而是在认可自身荒原处境的前提下，去追求虚幻的灵魂拯救。在他的诗中，有对传说中“圣杯”的执著寻找，有将“复瓣的玫瑰”作为“空心人的唯一希冀”。到1927年，他干脆宣布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宗教上的英国国教——天主教徒”⑩。至此，艾略特已彻底偏离了庞德式的狂奔，由一个荒原中的反抗者变成了文明传统的忠实信徒。他发现了自己身处荒原的命运，但由于本性的怯懦，却并不愿意承受对抗导致的毁灭性打击，于是只好用回归传统来寻求自欺的慰藉。从这种滑头主义的选择看，他后来受到保持着超人遗风的海明威的谴责也是必然的。
面对荒原的姿态，如果说前面种种都还在寻找各种出路的话，那么卡夫卡则显得无能为力到了极点。他是一个被动的痛苦承受者，内心深藏着捷克人粘稠的忧郁，以及犹太人独有的暖味、精明的敏感。这种心性使他面对荒原的方式有很大的独特性。如他所言：“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刻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11)这种想看又不敢介入的姿态，证明卡夫卡是一个站在荒原之侧的胆怯旁观者。他看穿了荒漠中会有的一切，但又没有走进荒漠迎接挑战的勇气，所以只能像戈里高里一样变成甲虫，或像K一样在城堡之外徘徊。他认为：“想依借外在手段而获致自由的那种错觉，是一种谬误，一种迷惑，一片只见恐怖与绝望滋生的沙漠。”(12)所以对生存的极端情境，他所执著的“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自觉地和生存的另一极保持着距离。
这种分离的态度，似乎使卡夫卡和荒原订下了互不侵犯的契约，双方成了平静的对奕者。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恰恰造成了卡夫卡人性的分裂。他因怯懦而不敢像庞德一样坠入荒原，但又忍不住偷看几眼借以自虐的诱惑。这样一来，站在荒原之中的卡夫卡和荒原之外的卡夫卡，在梦魇中创作的卡夫卡和任保险公司职员的卡夫卡，两对人性的撕扯使他总处于神经质的紧张不安中。每当夜间理性最薄弱的时候，恶梦总会带他到恐怖的荒原里漫游。《城堡》、《在流放地》无疑都是这种梦游的记录。卡夫卡这种自置的处境，很像但丁笔下的骑墙派，“这班幽灵既为天国所摈斥，因为天国要保持它的纯洁，又不为地狱所收容，因为罪恶之徒尚有自夸之点呢”，“他们既没有寂灭的希望，只是过着盲目平庸的生活，也没有改进的可能。世界上对于他们没有记载，正义和慈悲都轻视他们”(12)。但丁对骑墙派这种刻毒的态度，和现代荒原英雄对卡夫卡的蔑视是一样的。但平心而论，卡夫卡的人格分裂又是大多数现代人深层心理窘境的写照。我们想做英雄，又惧怕付出牺牲的代价；我们既有荒漠之狮的人性的崇高，又保持着人的善变的面孔。所以我们只能像卡夫卡一样，作一个在荒原之梦和世俗求生之间的痛苦的徘徊者，作一个狮身人面的现代司芬克斯。
三 昆德拉与失荒原
从世纪之交的杰克·伦敦到卡夫卡、艾略特，荒原完成了由自然化向心灵化的转换，当人们的进击对象由自然的荒漠向精神的荒原转化后，他们发现这个精神的故乡比自然的家园更难以接近。于是，原来伟大的进军变成节节败退的逃遁，对超人的颂歌变成无能为力的哀歌。面对着这种注定失败的极端情境，艾略特用回归上帝的怀抱作了现代荒原精神的叛徒，而卡夫卡则试图“跨过矛盾的沟壑，从两极的一头跳到另一头”(14)，这种逃避的姿态虽然一再遭到道德完美主义者的谴责，但也预示着一个现代悲剧主题行将消失。最终，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完成了对立两极的消融工作，给荒原主题画上了句号。
狄德罗说过：“您愿意知道几乎全部人类受难史的梗概吗？这就是曾经有一个自然的人存在着，这个人的内部被放进一个人为的人，于是洞穴里发生了一场内战，一直延续到终生。”(15)所谓自然人与人为的人的内战，放开来讲，无非是本真状态的人和“文明”的人的对抗，自我捍卫者和文明废墟的对抗。这场战争是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灵魂的有效方式，而荒原则一度承担起灵魂承载的角色。但是到了米兰·昆德拉，一种两极之外的强力，以不可理喻、“非如此不可”的方式对这个两极张力空间瞬间消解。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讲，这个蛮横的第三者就是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事件。这一事件使米兰·昆德拉被从自己的祖国剪除了，他不得不从此承受无根的命运。和这种新处境比起来，过去所谓的人与世界的对抗，显得如此奢侈和矫情。因为家园虽然是曾被自己抗议的废墟，但失去了它就等于一无所有，反抗本身也失去了固有的对象。
批判的武器一旦被武器的批判替代，对知识者而言，就不但是话语的权利被剥夺，而且肉体存活的权利也行将消失。在这种一无所有的生存状况下，幸福与痛苦、卑下与高贵、个人与荒原这些知识者虚设的价值系统，都脆弱得不堪一击。昨天自然荒原的英雄、精神荒原的迷途或怯懦者，今天在黑洞洞的枪口下手足无措，头脑中一片空白。如昆德拉所言：“当南极近到可以触到北极，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头会旋转，导致他倒下。”(16)这两极的重合导致的生存失重，可以说是卡夫卡“从一极跳到另一极”的新一轮表达方式。只不过卡夫卡的跳跃是自愿的、理性的，他是试图更人性地生活地地球上。而昆德拉则是被动地承受两极张力的消失。他跳跃之后，不但曾被抗议的文明废墟、确证自我的荒原从脚下消失，而且赖以生存的地坏也虚化为零点，不知去向。在这精神价值、生存环境、甚至肉体被全部取消的绝望处境中，昆德拉看到，“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17)他自己则在心理的眩晕之外，瞬间感到肉体“轻若鸿毛，轻若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东西。”(18)
也许因为昆德拉是西方个人反搞精神的继承者，对于无根的悲剧，他并没有自拘于爱国主义的情感范畴之内，而是将它作为人类共同命运的写照。在生命的零点状态，他虽然被动地认可了命运的强暴（一个弱小民族的典型心态），但仍通过对暴力的不合作、蔑视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他宁愿承受失重之轻，也不媚俗。尽管屈服有着诱人的前景，但他拒绝在入侵者的悔过书上签字。这种从生存重压下自我驱逐的选择，是个人主义抗议者对自我完整性的最后一次捍卫。
当然，昆德拉失荒原，甚至失废墟之后的轻，还包含着人类逃避苦难、追求解脱的本能。除了用拒绝屈服向自己的良知和国家作个交待之外，昆德拉已一无所能。于是，他选择了遗忘和记忆两种方式使心灵获得安宁。首先，他试图以哲学、心理学的方式稀释痛苦，使生存的耻辱变得模糊。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着让人笑忘的俏皮，轻喜剧式的调侃。他将革命与性交、牺牲与大便混为一谈，这无疑是种大痛后的麻木，认真之后的轻松。同时，他的小说主人公大多沉溺于色情不能自拔，这种生理的狂欢也是让人遗忘现实道义责任的有效方式。其次，现实的重压使人处于方生方死的人性边缘，昆德拉对未来不抱希望，他获得精神抚慰的唯一方式就是唤醒对往昔生活的诗性记忆。如他所言：“人脑中看样子具有一块我们可以称之为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来诱人而动人的一切，使我们生命具有美感。”(19)这种诗情记忆以及捷克人悲悯的天性，使昆德拉在失荒原之后发现了精神生命的新孔洞。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他对妻子特丽莎，已在肉体上深深厌倦，生存的失意又使他以各种方式待等自己的妻子。但是，两种记忆中受的意象却一次次浮于脑际——“她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深覆的草筐里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捞起了她。”在一个寒冷结冰的早晨，特丽莎在荒芜冰准的泥土里发现一只小乌鸦，“她跪下来，想挖出乌鸦周围活活埋着它的泥土。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给挖裂了，流了血”。(20)这由诗情记忆唤起的怜悯，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之间有了建立同情关系的可能。这是笑忘背后残留的正经，是走向死亡之轻路途上唯一的美丽。
如上所言，米兰·昆德拉对西方一个多世纪的荒原主题进行了现象学还原，用生命之“轻”给杰克·伦敦“伟大的进军”、庞德“恢复的野心”、卡夫卡半狮半人的绝望画上了括号。他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荒原这一对抗式的艺术母题之外。但是，他作为一个西方知识者个人反抗精神的继承者，又和自己的先代血脉相连。面对荒原，他的先代愈来愈强烈地沉重过，到他这里似乎轻了，但如果这种轻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那不又成了无以复加的重吗？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相矛盾，彻底的虚无观都会留下令人心疑的破绽。由此看来，从荒原之重到失荒原之轻，并不意味着人类伊甸园的来临，而是预示着更致命的生存苦难等着人们去承受、体验。
当然，在我们围绕荒原主题，对西方知识者精神叛逆历程作出描述的时候，作为一个局外的旁观者，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一方面表现了人性的良知，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的局限性。对此，我们需要用冷静的目光去面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分析批判。
注释：
①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转引自《杰克·伦敦评论集》，53页，漓江出版社。
③尼采《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
④单德兴译《欧美名作家访谈录》，312页，台湾版。
⑤⑥荣格《心理学与文学》，160页，三联书店。
⑦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83页，三联书店。
⑧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之《空心人》、《荒原》，漓江出版社。
⑨乔伊斯《尤利西斯》结句。
⑩转引自阿历克·威斯特《T·S·艾略特对诗和批评的滥用》。
(11)(12)(14)张伯权译《卡夫卡寓言与格言》，53页、81页、93页，三联书店。
(13)但丁《神曲》，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5)狄德罗《拉摩的侄儿》，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6)(17)(18)(19)(20)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81页、244页、294页、219页、256页，作家出版社。
标签：尼采哲学论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论文; 超人哲学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超人论文; 米兰·昆德拉论文; 杰克·伦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