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均衡与中印共同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印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体系均衡是维持体系稳定的条件。均衡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基础上的，即主导体系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在力量上没有产生严重失衡。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集团对峙即是对此的经典阐释。但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家独大是否系体系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均衡形式呢？这从常识上恐怕是难以判断的。如果仅从体系是否基本稳定这点看，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似乎也没有造成体系的紊乱，尽管其行为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但从力量对比角度考察，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国力差距如此之大，均衡如果仍然能够适用于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那么均衡本身包含的意义一定已经有了重大改变，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力量对比的均衡了。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评估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以及该种性质对其他大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具体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这个问题包含的意思可能是，作为发展迅速的大国，它们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寻求的是何种均衡，或者是否将打破现有的均衡。
体系的均衡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尽管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其本质的，因而会导致利益冲突，但没有任何理论会认为冲突本身是善的。由于均衡是降低乃至消除冲突的条件，因此寻求和创造均衡对体系内的行为方而言，只要不违背自身利益，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从这一点出发，体系是否应该均衡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可以算是均衡的？对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各成员因地位、作用、国力、利益等差异可能会给出大相径庭的答案。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对抗形成了一种力量对比上的基本均衡，并因此给世界带来了基本稳定，但尼赫鲁对这种均衡深恶痛绝，试图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因而与南斯拉夫和埃及领导人共同创建了不结盟运动。这也可以被视为破坏均衡的企图，但从该运动创始者的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新的均衡的努力呢。可见均衡是和国际体系成员的观念相联系的，尽管评判均衡的标准——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国力，是可以客观衡量的。
既然均衡是由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因此不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可以不同意乃至不接受这种均衡，甚至企图打破这种均衡，但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均衡的格局，甚至由于均衡可以带来稳定，使体系内的不满者客观上可以从中享受好处，从而成为所谓的“搭便车者”。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这种现象都是存在的。例如，不结盟运动虽没有改变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均衡格局，但美苏对峙造成的相对稳定，使不结盟国家无需卷入对峙的阵营，更无需置身于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矛盾摩擦之中，甚至还可以对两大阵营间的形形色色发展加以评判，令自身处于道义的制高点。印度的外交政策在这个时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尽管印度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关键时刻决定与苏联结盟客观上损害了其独立后一直享有的独特地位，但总的来说，印度作为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在几乎所有对其国家安全环境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都总是享有“左右逢源”的好处。①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面临类似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得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的重要结论，并以此作为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础，为改革开放争取了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期。
既然国际体系的均衡并不会因不具备相应力量的成员的不满而被打破，且均衡客观上也可能给这些成员带来利益，由此也许可以说，均衡是体系固有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性质。但这种性质仅仅是抽象意义的，事实上均衡也是动态的，它因国际体系成员、特别是主要成员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从体系的角度看，均衡被打破的前景总是存在的，其动力是国际体系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道义判断无关。换言之，要求维护体系均衡者与希望打破均衡或创造新的均衡者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关键在于后者是否具备足够的力量，以及是否认为打破现有均衡符合其最大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印度的同步崛起给国际体系均衡带来了新的变数。以中印目前的国力而言，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还远不具备打破现有均衡的力量，但像美国这样主导现行国际体系的大国并不是基于当前力量对比来作判断的，而是根据长远发展前景提出防患于未然的国家战略，所以就有把新兴发展中大国纳入国际体系一说，希望将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且对现行体系之均衡并不满意的国家塑造成“利益攸关方”。② 美国的这种看法表明，它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是均衡的，并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护这种均衡。那么，目前的国际体系是否真的是均衡的呢？
以常识判断，均衡是在对立中实现的。苏联解体后，因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的政治对立在国际体系中不复存在，学界因而重新回到纯粹的国家力量比较上来，一度盛行的“一超多强世界政治逐渐走向多极化”的讨论，正是在抛弃意识形态纷争的背景下，对国家或国家集团之力量对比所做的研判。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企图将政治对立重新纳入意识形态框架，将宗教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视为新的冲突源，但他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重要的冲突根源，但真正能够参与冲突的仍然是国家或民族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宗教的信仰再崇高伟大，也无法与比其实力更强的“异教”冲突。所以，且不论“文明冲突论”在道义上的困境，它在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似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说服力。当美国动用其空前强大的力量打击某个对象时，它捍卫的恐怕不是基督教文明，而是非常实际的国家利益。美国要维护的是在其看来非常正当的国际体系均衡，而某些企图用非传统手段打击美国的极端势力，事实上并不足以同美国形成新的对立或打破现有均衡。这种冲突因此只能被描述为“非对称冲突”，并没有改变体系的基本性质。“9·11事件”后，美国把恐怖主义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这并不表示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行为者当然也是一种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族国家构成严重威胁，但正因为是非传统威胁，是游离于合法的国际体系之外的力量，因此要从根本上撼动国际体系直至重建规则，可以说它们既无如此强大的力量，也不见得有这样的目标追求。
缺乏与美国构成基本对比的力量是当今国际体系最重大的特点。由于没有这种基本力量对比，对国际体系是否均衡这一问题就产生了严重分歧。以传统的均衡观念来衡量，很难将所谓一超独霸格局视为均衡现象，进而以同样的传统观点评估，没有均衡也多半不大可能有稳定。但这种非均衡将导致不稳定的观念，与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家独大却没有导致重大不稳定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因其强大的力量而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由其主导的体系框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首先得到了盟国的支持，这特别表现在亚太地区，并通过亚太地区扩展到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亚和南亚。2006年3月，布什访问南亚时强调，美国视印度为本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愿意帮助印度成长为世界大国。这进一步突出了美国主张的安全体系，即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体系，其策略在于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防止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出现，并破坏体系的稳定。美国的策略成功与否暂且不论，但其做法表明，至少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体系是稳定的，美国虽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体系仍然是均衡的，美国不希望看到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力量出现。
那么美国的看法是否也为其他大国所接受？尤其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正处在崛起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是否能够接受美国一家独大所构成的体系均衡？这取决于中国和印度如何评估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而后一点更为重要。
首先，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是与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局面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中印经济发展得益于现行国际体系。因此，尽管中印从来不同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行为，但对美国主导下的基本稳定的国际体系并不持反对立场。相反，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强调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必要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印是认同现行国际体系的。反对单边主义并不表示反对美国主导体系所带来的稳定。
其次，中国和印度既然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从逻辑上判断，这两个国家虽然有可能不满意现行体系的基本格局，即美国以压倒性力量在体系内占据主宰地位，其他国家包括中印这样的大国很少有话语权，但打破这种格局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甚至动乱势必对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产生更大冲击，因而也显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基于更大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大可能将打破现行体系的均衡作为对外战略重点。
再者，中国和印度都是国际社会中有分量的大国，而且随着各自国力的增长，它们势必会为自身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它们对现有国际体系均衡的不满将以某种目前还不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否会改变以及按什么方式改变体系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就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变数，现行体系的主导国正在做各种准备，旨在防止出现可能损害其利益的方式或变化。尽管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从来都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没有挑战国际体系的野心，更愿以和平与发展的方式融入体系，甚至常常为此而牺牲自身一部分利益，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显然是从最坏的设想出发来制定其战略的。这当然也是符合国际政治逻辑的，正如中国和印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会从最好的设想来设计它们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一样。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有关各方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印的崛起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国际体系均衡的改变是否必然损害其他国家，特别是现行体系主导国的利益。
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它们的力量可能对国际体系的均衡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究竟将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但更不清楚的是，这两个发展中大国自己将如何相处。相对于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而言，讨论中印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时当然可以把它们的力量作为一个主要的共同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印对国际体系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也不表示它们相互间是完全认同的，两国间还有许多问题要在成长过程中解决。历史地看，两个相邻而居的大国处理相互关系时难度可能更大。在中印尚且贫弱时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当两国力量日益壮大时，这个问题的战略意义必然会进一步凸显。事实上，尼赫鲁早在50多年前就已预感到中印发展起来后可能遇到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在1950年11月给内阁部长的一份备忘录中，针对中国政府向西藏派驻军队一事发表了看法。他强调，印度不能承受与中国冲突的代价，必须设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但“从长远看，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毗邻而居的亚洲大国都有着扩张倾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将遇到巨大的困难”。③ 尼赫鲁的这一观点是完全基于传统地缘政治考虑的。国际关系史上，两个相邻大国难以相处的例子比比皆是。1954年周恩来首次访印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奠定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框架。但这个理想框架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便会显现出脆弱的一面。两国贫弱时如斯，那么在它们先后崛起于国际体系之际，情况是否会乐观一些呢？
以中印共同崛起而言，中国在国力增长和发展速度上显然领先印度一步。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印度早十多年，而且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改革后，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也明显低于中国，这两方面优势使得中国的“领先一步”在经济总体水平上与印度拉开了距离。单就GDP总量而言，2005年，以美元计算，中国大约为2.25万亿，而印度仅为8000多亿，④ 而且按目前趋势，这个差距在未来5-10年内还将继续拉大，大部分预测都认为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甚至超过8％，而这是印度总理辛格希望印度也能达到的目标。⑤ 就算印度确实达到了这一目标，10年后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必然更大。在贸易领域，两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完全无法等量齐观，印度对外贸易额2005年刚跃过2000亿美元大关，而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年贸易额超过1.4万亿美元。⑥ 这种差距使得中印共同崛起的命题看上去不那么可信。其实西方舆论强调的是印度的发展潜力，以及与中国相比，印度在制度法律及市场运营环境等方面的长处。但在战略层面，西方重视的与其说是印度的经济实力，还不如说是其对中国的牵制作用，即印度作为同处亚洲的发展中大国，而且与中国有着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其力量的发展也许是牵制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看法在印度则转化为印度可以利用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利益。相应而来的挑战便是中国如何看待中印的共同崛起。
所谓共同崛起，并不是指两国的国力或发展速度都达到了同样水平，而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而言。中印作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速度突出的代表，将共同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两国国力的差距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重要的是两国的发展是否都具有改变国际体系结构或均衡的前景。从这个角度看，中印共同崛起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中国的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印度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其势头也非常可观。更重要的是，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在二战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段中都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而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它们已经一起成长为初具雏形的大国，在面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时，两国确实具有类似的地位，因而它们在未来发展进程中也极有可能对体系产生类似的影响。
中印之间虽有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在国际体系范畴内，这些问题并不足以导致两国成为异己的或敌对的力量。自1962年边界冲突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冷淡甚至敌视，但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基本上都将此问题限于双边层面，无意扩大争端的涉及面。例如，印度在联合国内从未改变过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立场，并未因边界冲突而将中国处处视为敌人；同样，中国也未因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而对不结盟运动持排斥或反对态度，而是全力支持包括印度在内的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这场冲突虽在两国关系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并极大地改变了两国人民和领导人对对方的看法，但并没有改变两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正是这种相同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立场和行为。这在两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重新以大国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在中印关系大幅改善、着手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今天，无论历史遗留问题能否解决，都不大可能对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这也反映在两国的实际政策中，包括印度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日益积极参与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等。这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对地位类似国家进行制约的结果。从共同崛起的角度看，这种制约是积极的，有利于中印合作。
再者，现行国际体系的特点突出了中印崛起的共同性。如上所述，美国一家独大已造成体系力量对比的失衡，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纠正这种失衡的力量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因为这样的力量必须具备综合性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印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们无法断定中印是否一定能够成长为具备这种力量的世界级大国，但它们的发展所体现出的潜力以及它们在国际社会已经取得的地位，都表明了这两个新兴大国具有撼动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的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自“9·11”后就开始强调其全球战略需要高度重视这两个国家。从2002年9月布什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美国近年来的所有综合性战略报告和防务评估都将中印两国列为新兴大国或“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大国”，将它们作为美国需要认真处理的对象，虽然在美国的战略蓝图上，中印的分量和以美国来衡量的亲近关系是对等的。这一现象说明，在美国看来，中印两国都处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有可能对现行国际体系造成结构性影响。
既然是共同崛起，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是否有可能保持一致而不考虑双边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呢？这个理论上看应该如此的问题，在现实中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观念上的差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应当说两国更多的是相互视对方为对手而非伙伴。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的一次记者会上强调，中印交往的两千多年历史中，99.9％是友好的，不愉快的时间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因此要往前看。⑦ 他的意思大概也在于强调要改变观念。遗憾的是，不愉快的时间虽短暂，但不容易忘却，因为它们并不久远，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愉快是基于地缘政治理念的，不会因两国共同崛起而消失。因此，对于两国来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转变，而不是听任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思维大行其道。
此外，两国因发展道路和速度的差异所造成的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例如2005年印度与德国、日本、巴西共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努力受挫后，印度舆论和学界都不乏将此归咎于中国的论调，认为中国并不愿看到印度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为大国，因而将中国归类为与其他主导世界秩序的大国同等的所谓“守成的大国”，而不是与印度一样的“崛起的大国”。这种理解与事实当然有很大出入，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印度舆论是如何歪曲现实的，也不在于两国间尚有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在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客观地位确实有差异，这种差异导致的最重要后果是双方对各自在体系中的利益必定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印于2005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中，印度对中国提出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反应冷淡，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异令印度担忧中国的加入会给印度地位带来压力。⑧ 再如，2005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一次东亚首脑会议上，印度领导人宣称印度进入东亚区域合作组织起到了“平衡中国”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印虽同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但在国际体系范畴内，两国实际地位的差异可能导致较弱一方将较强一方视为阻力。
再者，以国力而言，中印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虽有一定差异，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印度。在政治范畴，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更认同印度，这使印度在国际体系内常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受到的制约和压力因而也相对较小。在美国的地缘政治蓝图上，虽然中印同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但美国对印度的评估一般都以正面为主。布什总统2006年3月访问印度前后都不惜赞词高度评价印度的“多元民主价值”，将印度纳入美国可以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之列，并据此打破了与印度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禁区。⑨ 由此产生的政治结果之一是印度可能自以为在国际体系内已经有相当的话语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西方大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地位类似的发展中大国。换言之，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性将因此而降低，这对中印共同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
综上所述，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中印共同崛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因素。这对国际体系的均衡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是美国主导下的某种异常的均衡状态，之所以说异常，是因为它与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均衡状态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它仍然有着均衡状态的一般特征，并使体系得以保持基本的稳定。而从历史经验看，其他大国的兴起必将打破这种异常状态，促使体系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这一发展趋势是决定中印共同崛起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但这并不是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所愿意看到的。因此，无论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美国总是会极力阻止或延缓其进程。美国的逻辑是，任何企图使体系回归正常均衡状态的努力都是对它的挑战，也即正常的均衡状态有损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防止它成为现实。这两个逻辑从表面看是互相冲突的，其前提可能被理解为中印共同崛起将破坏国际体系的均衡，以及体系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将损害主导现行体系的大国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可能正相反，即中印共同崛起并不破坏体系的均衡，而可能是竭力维护其均衡，以保持体系的稳定。这并不是因为维护体系均衡在道义上或政治上正确，而是出于中印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中印在崛起进程中完成的体系向正常均衡状态的逐渐回归，并不一定损害美国的利益，甚至可能有助于美国巩固其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首先，现行体系的均衡状态是非正常的，是一种绝对金字塔型的均衡，美国以压倒所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主导体系。以历史的眼光看，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由特殊条件造成的，并不表示世界体系今后只能有这种形态。而且，由于美国主导的体系维持了基本的稳定，这本身就为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领导人对当今时代特征给出的定义是“和平与发展”，这个定义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维持的基本均衡是一致的。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其他国家不刻意去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随着拥有大国基本条件的国家的兴起而形成新的力量对比，必定将使体系从非正常的均衡走向正常的均衡。也就是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如果确实达到了能够完成该进程的力量，也只是使国际体系回归到它的最一般属性，即由诸大国形成新的力量对比而达到新的均衡，形成另一种相对的金字塔型均衡。需要强调的是，新经济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加，由此可以预测，破坏体系均衡将越来越难成为中印或任何其他大国的合理选项，而维护均衡则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其次，中印共同崛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需要多少时间国际体系才会因中印崛起而形成新的均衡。今天，大部分研究都同意国家的实力是由综合国力所决定的，而不仅仅是GDP。正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离世界大国的目标还有漫长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两国都有着类似的激励和制约因素，既没有可以令它们“一夜成名”的特别条件，也不存在可以彻底阻挡它们成长的完全负面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体系的制度性力量将使它们逐渐融入体系，而不是摆脱体系“另起炉灶”，中国坚持加入世贸组织和印度极力谋求其他大国承认其核国家地位等案例都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无论中印是否最终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它们都需要融入国际体系，成为所谓“利益攸关方”而不是挑战者。中印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越深，利益攸关的因素也越大，维护体系均衡的愿望自然越高，挑战的可能性就越低。
其三，中印共同崛起不但受到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大国的制约，而且受到中印相互关系的制约。中印关系虽已有了改善，但远未达到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共同力量的程度，双方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行为上，仍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不一致不但不会消失，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扩大，这是由双方的利益和地位差异所决定的。这种不一致的程度越高，双方在国际体系中相互牵制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国际体系的宏观角度看，这将降低两个发展中大国兴起所造成的冲击，尽管有消极意义，但显然不是破坏体系均衡的。
两个本身有着种种矛盾的发展中大国同步兴起，是国际体系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它们对体系的影响与它们对自己在体系中地位的期望是相辅相成的。从种种迹象看，中印都期望被国际体系接纳为世界大国，它们的快速发展也在为这种期望提供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但中印的发展是以体系的稳定为前提的，它们都是稳定的“获利者”和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印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越过了“战略十字路口”，踏上了融入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它们的发展是有利于体系均衡的，也有利于在现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它们与美国日益成熟的经贸、政治、安全关系中已经得到佐证，其进程和趋势都是积极的。同时，这也将促进中印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即中印共同崛起的影响无论对国际体系还是对中印双边关系都不是零和的。
注释：
①例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印度虽和美国的关系相当冷淡，但在尼赫鲁的请求下，肯尼迪总统还是同意给予印度军事援助。苏联则公开站在印度一边指责中国。
②佐利克2005年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固然明白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这层期望，伯恩斯同年10月在“亚洲协会”所做的美国对印度政策演讲同样强调了美国重视印度的类似意图。布什上台后发表的各类战略报告和安全评估，无不将中国和印度视为当今国际体系内美国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兴大国。
③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 s Note on China and Tibet,dated November 18,1950,in Sardar Patel' s Correspondence,pp.342-347,indirectly quoted from Charan Shandilya,India-China Relations,Supriya Art Press,1999,India,Appendix Ⅱ.
④有关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发布的数据；印度的数据来自Country Report,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March 2006。
⑤辛格总理2004年5月上台之初将印度在未来5-10年的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6.5％，认为这是一个现实的指标，但有迹象显示他已将目标调高，如2006年3月18日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讲中，他声称印度年增长率有望达到9％-10％，而印度2005年的实际增长率是7.9％。
⑥有关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发布的数据；印度的数据来自Country Report,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March 2006。
⑦“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04年3月14日。
⑧中国加入“南盟”一案最终在2005年11月的南盟达卡首脑会议上得以解决，在除印度之外其他成员国一致支持中国加入的情况下，印度最终同意中国成为观察员，但印度同时极力建议该组织同时吸收日本为观察员，从而完成了一次外交上的平衡行动。
⑨美印2006年3月2日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对核不扩散机制具有深远的影响，标志着美国已间接承认印度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并可以接受印度不加入NPT但享有NPT成员同等权利。美国对其政策给出的解释是：“印度开发核武器是合法的，印度有良好的不扩散纪录”(国务卿赖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