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稳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领域日趋高度重视的问题，引起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方面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西方功能主义学者在论及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的作用时，多将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稳定的“防火墙”，认为其政治上温和保守、具有阶层冲突的缓冲作用、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维持社会稳定等。亨廷顿以及丹尼尔·贝尔(1997)等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提出“平衡轮”与“稳定器”的概念。美国学者威廉·汤普逊提出，“中产阶级‘既不陷于贫困也不流于奢侈，一般大多数是绝对地有道德的，既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又能努力为周围的人造福’，因此非常值得重视”。①1990年代，德国学者贝克在《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中也认为，“虽然他们不可能上升为独立的力量。他们仍将是不同阶级总体平衡中的一支主要的稳定力量。作为阶级平衡的重要因素，他们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下去。他们的发展将阻止无产阶级化的蔓延，在劳资间起缓冲作用——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器和稳定器，是给社会带来和谐的使者”。②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地发展，促动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传统的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之间，中产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群体正在逐渐兴起。国内许多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和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理论而判断：“中间阶层在技能、职能、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社会地位或权力等方面都处于中间状态。他们是现代工业社会中过着比较富裕的中等生活的人，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对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起着缓解的作用，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③
二、对西方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的质疑
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只是从一个角度或一个方面论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社会稳定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社会稳定应是各子系统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协调与共同发展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中产阶级理论中的“稳定器”说，我们应该用审慎的态度加以评析。
首先，赵延东等学者认为中间阶层对现代社会的协调发展、稳定有序有结构性的作用，是保证社会利益冲突不致激化的“稳定器”。④然中产阶级虽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单一要素却不等于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机制；中产阶级虽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其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可能性但并不导致必然性。这好比智商并不等于智慧，智商要变成智慧还必须具备或经历许多主客观条件以及内在和外在因素。社会稳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从社会结构和功能态势而论，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意识形态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国际环境的稳定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子系统，是以结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机统一体和有序状态。社会稳定不仅是一种社会互动性的稳定，而且意味着社会整体性稳定，并非仅是某一领域的稳定。社会稳定由众多相互依存、协调、作用的子系统组成，各个子系统又由众多要素构成，而每一个子系统及其要素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都可能经历发展的量变，这种量变又产生交互影响作用。因此，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以及相互作用推进整体社会稳定发展之前，单一要素的变化只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变量，它或许可称为“助推器”、“推进器”，然其本身还不能称为“稳定器”或“安全阀”。而一个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类型的社会稳定，不仅是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意识形态稳定等共同合力推动作用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协调发展的综合作用结果。按照帕森斯的观点，就是指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秩序有赖于该社会成员一致的价值共识。社会秩序需由不同利益集团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博弈中构建和整合，中产阶级要维护社会稳定只能是这种充分博弈中的合作共赢。
其次，肖文涛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间阶层将会不断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⑤然中产阶级要成为一种社会稳定的机制，量变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质变。这不仅必须自身要有一个深层次的、充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的建构和发展，而且必须有赖于国家与社会间良性的结构互动关系，即有赖于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能对经济运作进行有效地调控，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政府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和谐统一；社会形成权力制约机制、资源分配的公正机制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交往的民主协商谈判机制以及公民合法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机制等等。只有在这些多种因素与作用力协调与整合的过程背景下，经济上的中等收入者才有构成完整社会阶层的基础，才能形成自觉、自为的阶层意识，才能形成一种阶层自主的社会力量。否则，中产阶级尽管在社会结构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却并不能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如阿根廷（国土面积278万平方公里）曾是南美最富的国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美誉；1913年人均收入即达3797美元，高于法国和德国，1998年人均GDP为8030美元。2001年人口有3600万、城市人口比重即达88.3%，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68.5%，⑥是一个中产阶级化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导致社会经济走向破产边缘。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和挤兑风潮，中产阶级纷纷破产，并愤而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引起国内社会政治的大动荡和骚乱。有专家学者就指出对于阿根廷国家的灾难，其知识分子也难辞其咎，因为知识精英未能在市场经济理论上形成主流，结果导致“绝大多数政治家基本不懂宏观经济学，不懂得金融和货币理论”。⑦以上事例提醒我们，中产阶级的一些潜在积极作用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主动发挥出来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以及政治系统对中产阶级的整合与引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西方“中产阶级”研究范式不仅隐含有理论预设和政治设计的意味，而且还潜涵着意识形态的思想性意味。这就是其理论价值的探讨、逻辑分析和验证都必须是有一个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已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前提。如亨廷顿就认为随着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间阶层的逐渐壮大，中间阶层的保守倾向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中间阶层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⑧可见，这个“强大”是必须有许多客观现实的具体条件与要素来支撑的。很显然，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的结论，就是建立在这一先验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上的。正因为这种涵蕴着变量的理论方法，使其对现实社会分析中，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同时，西方中产阶级理论发展与市民社会理论具有联系性和继承性，是建立在西方语境中市民社会、分权制衡、政党政治、社团组织、民主与法治观念、市场经济理论以及选举制度等基础上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对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不同历史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国情的“后发”国家并非完全适用。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也不可能有与之完全相同的设计与安排。例如古巴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却长期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安宁和谐。1959年以来古巴被美国的政治高压和经济封锁长达40多年，然而在古巴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一支廉洁的干部队伍，及时调整政策、恢复发展经济，全民享有社会保障，国民文化水平较高，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安定。⑨
其四，有学者认为“一般来说，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⑩然从社会变迁和社会改革的历史考察，中产阶级并非如其所言，“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11)可以肯定地说，从近代至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运动与思潮、社会改革甚至社会革命（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到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几乎都同中产阶级抑或有中产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组织与推动有关，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思想观念从来就不是统一的共同体。这正如亨廷顿用大量例证反复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12)而“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例如1970年后苏联知识分子已超过农民，成为仅次于工人的阶层力量。1990年初苏联非正式组织已达9万多个，其中许多是知识分子组成或主导的反对派政治组织或政党。(13)而得到知识分子普遍支持的“持不同政见者”——改革风云人物所主张的政治分权、多党制、民主化等思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多成了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苏联学者对以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评价道：“不能否认，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思想在我国社会意识发展史上留下了显要的足迹”。(14)“苏联的解体正是始于意识形态领域，然后下到基层”；“被解放出来的社会政治力量没有变成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因素，而成了社会制度的破坏者，变成了反体制因素”。(15)知识分子不仅是苏联解体的推动力量，而且在东欧剧变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产阶级代表温和的和保守的意识形态难以让人信服。
其五，张清、汪梦等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中产阶层在悄然崛起、壮大和发展，并且必然在未来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最为中坚的力量。而中产阶层的崛起与政治民主化有着密切联系，中产阶层的崛起是民主化的基础，民主化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发展”。这种认为中产阶级“能带来民主”和“为民主提供了基本的理念模式”(16)的观点未免过于乐观肯定。因为社会阶层分化，中产阶层出现，虽可说有利于民主法治建设，但这并不等于就是民主法治本身。社会学家塞缪尔·普拉特对推动纳粹上台前的城市选举进行研究：1932年7月在德国城市地区，凡上层中产阶级（指大小业主和高级职员）与下层中产阶级（包括公务员和白领雇员）这两个群体所占比例越高，纳粹得票率越高。而1933年纳粹党成员的职业分布，其成员大多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又是以个体经营者占多数。(17)尽管有人曾把下层中产阶级对纳粹党的支持归因于20世纪 30年代特殊的经济困难，但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大萧条深重时期所写的书中指出，“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来自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内在的趋势，它将继续影响中产阶级即使其经济地位得到改善”。(18)而利普塞特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0年）专列有一节《法西斯主义与中产阶级》，指出这种政治现象不仅在德、意，而且在奥地利、法兰西等国都能找到其历史身影。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社会情绪和政治倾向是社会政治取向的变量。同时，中产阶级发展是受到政治系统和政治秩序制约影响的，并在这种作用下互动发展。
综上所述，中产阶级要变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是必须有前提和条件的。中产阶级“稳定器”说或许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国家中能找到其一定依据，但从整个世界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和判断，其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还与特定时期其成员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有关。离开了对该阶级社会心态的分析，很难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是否一定担负起‘稳定器’和‘缓冲层’的作用”。(19)
三、结语
从本文对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的质疑中，以及社会稳定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协调、妥协合作与共同发展作用的结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子系统的多维度、多层面互动机理和整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子系统既相互适应、相互促动、又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个子系统出现问题，往往会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以致可能对整个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所以，社会稳定就是各子系统稳定“合力”与交互作用的结果，各个子系统能相对稳定并运行有序，才能有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过分片面强调某一种“力”的因素，反而有可能对社会产生不稳定。
其次，西方中产阶级“稳定器”说相对社会稳定动态发展理论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理论，它既没有顾及到历史过程的复杂变化，也没有能考察到中产阶级自身的复杂性、差异性和不稳定性和在不同国家、社会、文化、民族、心理以及不同形势下自身的发展变化。因此，中产阶级“稳定器”说提供的一些知识参照和背景，只是一个代表欧美某种经验的框架，而用一种西方语境中的静态理论去推理或阐释其他国家动态的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关系，也未免过于乐观。
再次，社会稳定与发展，应是社会各阶级阶层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相互平衡、相互合作因而形成一体的过程和效应。换句话而言：利益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根本。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需由不同阶级阶层以及利益集团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中协调、整合和构建的，中产阶级只能是这种博弈中的共同赢家之一，而社会利益共同体观念形成应是建构稳定、和谐社会的关键。尤其是面对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更需要所有阶级和阶层共同参与。
其四，从上述所论社会稳定的特征来看，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一方面，中产阶级并非因其社会地位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功能以及能够自动承担起稳定社会的角色重任。中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还是分裂的阶级，至今是西方学术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并且后一个观点受到很多著名学者的支持。(20)另一方面，社会秩序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共识观念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国家对社会利益和社会资源（如教育、福利、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公平合理的分配与适度调整，而且也取决于国家对不同利益集团所提要求的妥善协调。各利益集团提出的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利益要求总是需要一定的权威加以协调，由于社会上任何一利益集团都不可能具备超然的身份来履行这一职能，故需要国家对社会进行整合、建制、协调等来完成这一使命。(21)这正如波普诺所指出：“国家的作用是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协调，求得公共妥协，通过或批准反映妥协的法律，从而维护社会秩序”。(22)因此，社会公正取决于制度安排，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公共安全的维护是不可能缺少国家的作用和力量。
注释：
①聂运麟：《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②张世鹏、殷叙彝：《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局，1998年，第119页。
③聂运麟：《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7页。
④赵延东：《“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⑤陆学艺：《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⑥李德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⑦樊弓：《一个国家的破产——解读阿根廷命运》，《南风窗》，2002年第2期。
⑧(12)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三联书店，第263、263-264页。
⑨本报记者：《古巴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缘由》，《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12期。
⑩(11)李强：《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3)刘克明：《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知识分子》，《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
(14)郭春生：《试论激进知识分子对苏联剧变的推动作用》，《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5)郭春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2期。
(16)张清、汪梦：《中产阶级：理论阐释、演进与民主化》，《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7)(18)李普塞特：《政治人》，刘纲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11-112、101页。
(19)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0)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2005年第1期。
(21)沈亚平：《社会秩序及其转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22)波普诺：《社会学》，刘云德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