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广场论文,象征意义论文,人民公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3-0004-08
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征文，收到百余篇。其中，哲学家李石岑(1892-1934)预言：不久的将来，上海租界必然收回，那时候最繁荣的地方，仍是南京路一带，不过，一些设施的功能改变了，名称也改了：
最惹人注意的是跑马厅改为“人民公园”之一，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环跑马厅一带高楼大厦，如华安保险公司、外国青年会、四行储蓄会之类，均将改为各种博物馆、纪念堂、研究院等重要文化机关。①
另一位叫潘仰葊的先生写道：未来的上海，市中心将有中央大公园，各地随处有小公园及儿童游乐园，马路上广植树木，青葱满目，一些地方会有明显变化，最突出的是，“上海跑马厅建一大图书馆，可容二万人，计二十二层，与四行储蓄会望衡对宇”②。
一个预言跑马厅将被改为人民公园，一个预言跑马厅所在地将建一图书馆。1949年以后，果然如李、潘所料，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周围多为博物馆之类设施，跑马厅大楼在很长时间里确实就是上海图书馆。李、潘并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手握大权的上海行政领导，他们在十七八年以前所说的话为什么那么灵验？本文就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这一历史变迁背后的意义象征。
一、跑马厅的形象变迁
起初是休闲场所
上海先后有三个跑马厅，相继建于1850、1854、1862年，迭相更替，面积越扩越大，方位越来越向西。
第一跑马厅存在4年，第二跑马厅存在8年，第三跑马厅存在近九十年。本文立论如不特别说明，均指第三跑马厅。跑马厅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环形赛马跑道、办公楼、看台，归跑马总会有限公司所有；第二部分，马厩与宿舍，归跑马总会马厩有限公司所有；第三部分，中央大片草地，备有板球、足球、网球、高尔夫球、马球、棒球等球场，供体育运动或阅兵使用，归跑马总会场地有限公司所有。
不同时期，跑马厅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第一个跑马厅与第二跑马厅运营时，即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时人心目中，这是一个休闲场所，时称“公园”或“花园”，所以在第一跑马厅旁边的那条通道被叫做“花园弄”，即现在的南京东路的东段。第二跑马厅兴建时，在道契上注明的用途就是“公游之所”，即公共游乐场所。第二跑马厅建成以后，被称为“新公园”，第一跑马厅被称为“老公园”。
人们以公园称跑马厅，跑马厅在人们心目中也仅仅是休闲场所。翻看19世纪中后期报刊和文人笔记，对于跑马与跑马厅的描述，除了新奇、热闹、休闲之外，没有添加更多的政治色彩。比如，王韬在1875年出版的《瀛壖杂志》写道：
西人游玩之所，曰环马场。每至夕阳将落，男女联镳并乘而出，飙车怒马，几于声轰雷而影闪电。素衣霓裳，风飘欲举，见者殆疑天仙化人离碧落而来红尘也。春秋佳日，则以赛马为乐。其法各选骏驷，立帜于数里外，环驰三匝，能先至帜下者，即得优赉。当赛时，往观者若堵墙，士女如云，啧啧称美。又于环马场中互赛健足，飞行绝迹，趫捷无轮，不减高敖曹为地虎也。马路有打球场一区，专以击球之高下角力之优劣；盖亦以练习筋骨，亦犹陶侃运甓之意。⑥
王韬是1862年离开上海的，《瀛壖杂志》于1875年在广州出版，书中所记“环马场”的情景，当主要就第一、第二跑马厅而言。葛元煦于1876年编成的《沪游杂记》，有《赛跑马》一条，所记系就第三跑马厅而言，表达的也是新奇、休闲、热闹：
大马路西，西人辟驰马之场，周以短栏，所以防奔轶也。春秋佳日，各赛跑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或三四骑，或六七骑，衣则有黄红紫绿之异，马则有骊黄骝骆之别，并辔齐驱，风驰电掣。场西设二厂，备校阅，以马至先后分胜负。第三日，增以跳墙、跳沟、跳栏等技。是日观者，上自士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碧香车、侍儿娇倚者，则皆南朝金粉、北里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⑦
与赌博联系在一起
19世纪70年代后期，赛马被与赌博联系在一起。根据邵建的研究，早期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与赌博挂钩，马赛经费包括奖金主要来自跑马总会的会费收入和洋行公司赠款。上海跑马总会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参加赛马。有些项目的骑手还必须为参赛交纳一定费用，赛马胜出骑手会得到一定奖金。所以起先赛马仅仅是体育娱乐活动。
大概在1873年至1875年之间，开始有赛马彩票发售，跑马开始与赌博发生联系。1875年5月5日《申报》报道：“西人赛马春秋两举，必三日，每日必有一大彩之会，前日为虹口某西人所得，昨为中和行主所得，所赢者小彩也，然亦近万金。”⑧
1876年以后赌博与赛马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下面是两则刊登在1882年4月1日《申报》上出售跑马彩票的广告：
跑马发财大票出售
本行西商跑马股份五千号，每张价洋四员，分半票二员，分四开一员，头彩四千员，二彩二千员，三彩八百员，余彩甚多。此票信实公平，得彩甚易，各国西人俱买此票。今在本行销售，中外仕商俱可来买，外埠由信寄英界大马路西仁大典转弯。
上洋合发来洋行启
西商跑马票出售
启者：本行创卖跑马股份票，前蒙我国领事给有照会，额定五千张，每张计洋一元，半张亦可分售。其得彩数目载明票上，头彩得洋一千元，二彩以下共有二百零七号，准于华三月十三日两点钟开彩，购买者俱可观看，决不更期。得彩者兑同票号，八五兑现。同行拆票，请来面议。倘蒙赐顾，认明本行三马为记，早来购取。外埠由局原班寄奉，庶不致误。况去年亦有数家售出马票，未闻开彩，唯本行创售有年，秉公贸易，毫无错误。特此布闻。
上洋河南路三马路口西商福记洋行应佳能兴谨启
彩票是一种赢率极低、输率极高而一旦中彩奖额可能高到难以想像地步的赌博活动，跑马厅10元一张的香槟票头奖的最高额可以达到22.4万元，这极易激发人的投机心理。所以每逢赛马，发售彩票的单位少则四五家，多则十余家，彩票面额、中彩奖额多寡不等。侥幸中彩、一夜之间顿成富翁的人时有所闻。所以，买彩票的人极为普遍，连冷静如鲁迅的也买过彩票。据说浦东有一位姓周的贫苦农民在遗嘱中叮嘱儿子：“饭可以少吃，香槟票不能不买。”⑨
有幸得中头彩的毕竟只有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是血本无归。任何时代都有一输再输、死不回头的赌徒，所以，跑马、彩票带出了无数倾家荡产、跳黄浦、喝毒药的惨剧。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有一出家喻户晓的故事，阎瑞生害死王莲英案，就与赌马彩票直接有关。1920年，洋行职员阎瑞生迷恋赌马、输光了钱，去骗妓女的钻戒卖掉，再购马票，又输个精光。当时上海有个富裕妓女王莲英，相当出名，阎瑞生便将王莲英骗至郊外，将王杀死，抢得首饰逃走，后来被捕，处以死刑。好事者将此案编成京戏、文明戏和各种地方戏，拍成故事片，大加渲染，使得彩票害人的故事妇孺皆知。
赌博常常与黑幕结伴。跑马厅更是黑幕重重，有的公司在彩票售出后根本不开彩，席卷而去；有的暗中放水，该胜的不胜，不该胜的爆出冷门。
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
跑马厅从一开始，便与歧视华人密切相连。跑马厅创建伊始就禁止华人入内看台观看比赛，除了跑马总会雇佣的马夫和杂役之外任何华人都不得入内。他们还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规定面向马路的一面墙可以开设窗户，其它三面一律禁止。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禁止华人入内的条例规定：
一、此场归西董管理。
二、除赛马日及西董悬牌禁止入内之时，则各西人均可入内游玩。
三、各车只准由龙飞桥至抛球总会门口，或至其准到之处。
四、大小马匹不准在此场地训练。
五、除西人与各会之庸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六、如欲用此场地，应先向抛球场西董禀准。⑩
跑马总会接受任何国籍的外国人，惟独不接受华人入会。1908年时正式会员有320名，其他会员约500名，无一华人。直到1909年，跑马总会才在跑马场西边增加了一个看台，允许华人购票进入观看赛马，但华人还是没资格成为跑马总会正式成员。1911年之后，由于江湾跑马厅成立，形成竞争，跑马总会才吸收少数中国人为名誉会员和聘请会员，但是所颁发的证件和正式会员却有差别，仍旧不允许华人会员参加正规比赛。
由于这些原因，跑马厅长期被视为殖民主义者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目为不平等之尤”(11)，与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相提并论。跑马厅对华人的禁令，是在汪伪时期改变的。其时，日本虚伪地表示对中国人亲善，取消英美时代的禁令，华人于是得以进入跑马厅。
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
跑马厅中央场地，是租界最大的准公共广场，是殖民主义者公共政治活动场所，也是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每逢美国国庆、英国女王加冕或寿辰、外国重要军政人物来访，租界照例要举行阅兵活动，其地点总是在跑马厅。
1893年11月17日，英美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跑马厅举行。
1900年9月20日，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结束在北方的侵华战争以后，访问上海，就是在跑马厅举行阅兵式，检阅各国驻沪军队和租界万国商团。
1918年11月21日至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军队连续在此举行庆祝大会。
1922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军队总司令霞飞上将访问上海，在这里检阅万国商团的操演。
跑马场也是外侨举行大规模集会性质活动的主要场所。柯灵在《看热闹》一文中有一段关于跑马厅举办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的内容：
时维五月(1937年5月——引者)，岁次丁丑，上海跑马厅举行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因为怕参加的人太多，预售座券，以示限制，券价分五元、二元、一元等数种。据报上说，全部坐位五万余，事先早已售罄；沿跑马厅的国际、新世界等旅馆房间，也在两星期以前定售一空云。(12)
在欧洲，每个城市都有代表这个城市的中央广场，都有代表控制这个城市的权力机关市政厅，市政厅通常位于中央广场最显著的位置。上海公共租界有自己的权力机关工部局，但是，却没有自己的中央广场。先前处于租界外围、随着租界范围向西扩展、后来处于租界中心的跑马厅，就成了上海租界中央广场的替代物，实现了欧洲城市中央广场的部分功能(13)。
二、收回跑马厅成为时代共识
收回是大势所趋
20世纪前50年，是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争斗、厮杀的50年，也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迅速高涨、蓬勃发展的50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成为追求解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的变化，跑马厅的形象，便由先前比较单一的休闲运动场所，逐渐演变为赌博销金的魔窟、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武力的炫耀场所、殖民主义权力的象征场所，成为上海最大的恶的象征。
这一思潮发展很快。1910年前后，上海人看赛马，还是两分法，谴责其赌博，但赞扬其尚武。《图画日报》有一篇配图文字写道：
寓沪各西商，每届春秋佳日，于跑马场有赛马之举，必在星期一、二、三等日。更于星期亦举行跳浜以贾余勇。于游戏中寓尚武精神，非寻常游戏可比。兹数日内，西人咸停止办公半日，无不异常踊跃。其豪兴有足多者，绘作是图，并做跑马曲以志盛举。
(跑马曲)今天跑马了，今天跑马了，大家各把会场儿来到。会场上好热闹，会场上好热闹，耳听得西乐儿声高。一霎间，红旗摇；一霎间，铁骑跑。唿喇喇，一个圈儿绕，是谁人夺标，是哪马最骁？贺赢家，各人来脱帽。一天儿跑掉，再跑明后朝，好共把名驹赛几遭。末天儿更有浜来跳，真个是西商意兴豪，况寓看尚武精神好。(14)
十多年后，到“五四”时代，就再也见不到这类文字了，代之而起的是诅咒、批判。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们便预言这个劳什子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一定会被推翻、改变。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它先前形象的对立面，变成爱国的、民主的、健康的、文明的场所。1927年，郑振铎在慨叹上海公园太少、不敷使用、鼓吹掀起“公园运动”时，便认为：
我们要求在适中地点再建造十个以上之公园！像跑马厅这样地方，实是建立公园最好的地点。这话说来太不容易实行，也许实行竟要待之于上海是为我们收回的时候！然而我们不可不有这样的运动，不可不有这样的要求！(15)
所以，李石岑、潘仰葊在1934年会作出那样的预言。其他参加征文的许多文化人，说的不像他们二人那么明确，但也有类似的意见。也就是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改变跑马厅的功能，改变跑马厅的意义象征，已经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的潮流，成为一种任何个人都难以改变的“势”。
抗战以后的收回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租界被收回，改变跑马厅的时机来临了。
1945年，就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刻，跑马厅发生一起特别的政治事件，即悬挂国旗和撕扯国旗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这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已经在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一些店铺自动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跑马厅的华籍职员也兴高采烈地将国旗升上去。就在这时，跑马总会的秘书奥尔生见了，便极力反对，其理由是，日本是否投降还没有证实，即使日本战败了，跑马厅是英国人的财产，也应该物归原主，悬挂英国国旗。一个要挂，一个反对，形成僵局，热血沸腾的华籍职员要将奥尔生拖出去狠揍一顿。奥尔生见势不妙，急忙打电话给日本宪兵，其时日本尚未正式投降，一群荷枪实弹的宪兵跑来，强行将国旗拉下，撕成碎片。三天以后，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华籍职员终于扬眉吐气地将中国国旗升上去(16)。这件事在当时影响甚大，在跑马厅悬挂国旗成了国家恢复主权的象征。
1946年2月11日，蒋介石回到上海。14日，上海20万人举行欢迎大会，地点就选择跑马厅。蒋介石发表演说时，特别提到跑马厅的政治象征意义。他说：
大家都知道，八年以前，我们要像今天一样，在跑马厅开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开会，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各位相聚呢？这就是由于我们全国同胞八年来艰苦抗战的精神，引起了盟邦美英苏法以及其它各友邦对我们军民的尊敬，获得了盟邦的同情，因此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各地所有的租界，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亦获得了独立自由。(17)
1946年8月，上海市长吴国桢从增加财政收入角度出发，考虑恢复赛马，要求有关部门与跑马总会商量此事。先是，1943年8月汪伪政权接收公共租界以后，赛马继续了两年，并且开放禁令，让华人得以进入跑马厅。1945年春，由于战事吃紧，赛马难以为继。其后，跑马厅中央场地一小部分租给驻沪美军，绝大部分则抛荒，野草丛生。所以，吴国桢才有恢复赛马之念。
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赛马恢复与禁止的讨论，成为上海社会关注的焦点。
1946年9月，上海市首届参议会召开。收回跑马厅、改变跑马厅功能的呼声一片，仅有极少数议员支持恢复赛马。有七项提案不约而同地提出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改建为公园或体育馆等设施。仅第二四六、二四七、二五七、二六七、三六六号提案，合计提案人就有12人，连署人有26人。其中，市临时参议员骆清华、万墨林、赵班斧、潘序伦等，提议请市政府将跑马厅改为罗斯福公园，意在促进中美友谊，并促使上海的世界性(18)。市教育局副局长李熙谋等人建议，将跑马厅改作公共体育场，理由是南市西门的公共体育场范围太小，位置也比较偏(19)。有人建议，将跑马厅改作中正公园，以纪念蒋介石的“丰功伟绩”(20)。施驾东等4人提议、周斐成等9人连署的第二四七号提案中，提出将跑马厅改为市民俱乐部，内设音乐馆、健身房、图书馆、博物馆、游泳池、展览场、书画生产物品机械等讲演室。
对于改变跑马厅的必要性，提案人多从赌博害人、跑马厅是帝国主义象征等角度立论。
何元明、姜怀素、陆惠民、庄平等在提案中指出：
赛马之举，实为赌博之变相，为害之烈，足以倾家荡产，按诸实际，不啻公开之赌窟。昔在租界期间，历年所吸收市民膏血不可胜计。兹值抗战胜利，租界收回，对于外商所支持之跑马厅，亟应一并收回，分辟为公园亟运动场，以作市民公余休憩及运动之所。且以本市居民綦众，而公园及运动场寥寥无几，市民营营终日，苦乏休养身心及锻炼体格之所，若能将跑马厅辟作公园及运动场，实为目前之迫切需要。化恶薮为乐地，事固无善于此也。(21)
王维駰、王先青等人在提案中认为：
世界各国之举行赛马，原为一种良好之运动，同时亦可藉此改良马种，而我国之有赛马，实际乃变相之赌博。每年春秋二季，以赛马之美名，行赌博抽头之实。沪人热中于香槟票，因而倾家荡产者数见不鲜，此实外人霸占上海租界时代之污点也。今者抗战胜利，租界收复，此种有害社会之魔窟，理应从速取缔，毋使死灰复燃，以重国体。(22)
在参议会讨论的同时，报纸上也是一片禁声。一封署名“岳云”的读者来信，对于为何要改变跑马厅的道理、如何改变跑马厅的设想，在政治色彩方面最为明显，其基调是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民主、文明：
在此灾难遍地的今日，来建筑一个公园，自未免是锦上添花，但为了涤除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可耻痕迹，和增进市民的精神生活，我觉得这个提议还是有重新提出，促其实现的必要。我觉得将来设计时，应该注意到教育的意义，使市民置身其中，宛如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天地里，内面除了花卉池苑以后(外)，还应该设置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以及歌剧场、幼稚园、小市场、行政区之类，换言之，我们应当把它建成一个理想国的雏形。一切的设置，都当含有教育的作用，甚至一个花工，一个路标，都不马虎，小市场的东西应当比大街上的高尚而便宜。行政区的活动，应当让市民来参加学习，藉以提高市民的境界，激发其远大的理想，陶冶其优美的心情。(23)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是否实有“岳云”其人，估计是一笔名。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岳云是大名鼎鼎爱国名将岳飞的儿子，这个笔名本身，就已经赋予了爱国含义。
影响力最大的《申报》两次邀请市民投票，四天内收到4463封来信，按照表格逐项填注的有1284张，赞成开放马禁的仅59票，其持反对态度的1225票(24)。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者中，商人、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商人688票，学生361票。学生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商人是务实主义的，商人在反对恢复赛马中人数最多，这很能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倾向。
《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措辞最尖锐，内称“跑马厅，是帝国主义权威的象征，是上海市民百年眼泪的结晶”(25)。如果恢复赛马，可能会伤透市民的心。
舆论一边倒，收回跑马厅便从议论转变为行动。尽管务实、开明的市长吴国桢认为彩票虽迹近赌博，但每人之下注毕竟有限，仅属游戏性质，如果继续赛马，获取收入，补贴财政，补助慈善事业，于政府、社会都有很大益处(26)，到头来也只能顺从民意，不算经济账而算政治账，致力于收回跑马厅的工作。
关于上海市政府交涉收回跑马厅的过程，张宁论文已经作了详尽研究。需要作点补充的是，在上海市政府交涉收回跑马厅的同时，关于收回的政治意义一直被传媒所强调。有一封据说出自小学生之手的市民来信写道：
市政当局大鉴：
近日报上载有上海跑马总会呈请贵当局开放赛马。兹因赛马之事害人害国，使国内青年以大好光阴作赌博之用，既费时又费钱，且使一般有为青年堕入深渊，弄得家破人亡，甚至自杀，诚属可惜，且把金钱流入外人之手，与目前防止外货之事毫不相符。虽能增进市府收入，却始终为一不合理且违反民意之事。若将此跑马厅改作运动场籍以提高市民体格，提高我国体育水准且可籍票价充市府收入，又可防止国货外溢一举数得，何乐不为？谨请贵当局三思，则我辈小百姓感恩也。
谨祝。努力事业。
小学生上。(27)
“小学生”云云，即使真的出自小学生之手，那也不过是舆论、民意的代名词。
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权被推翻，共产党接管了上海。政权更替，上海在意识形态、城市功能、道路名称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如以“中正路”命名的道路被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林森路”被改为淮海路，“其美路”被改为四平路，其改名规则往往有对着干、正相反的意味。但是，对于禁止赛马、收回跑马厅的观念与1949年以前如出一辙，有着明显的连续性。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正式下令收回跑马厅土地，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跑马厅在上海一开始只是比较单一的娱乐场所，上海社会的反映也比较平静，以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典型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李石岑等人的预言，40年代“小学生”、“岳云”、《文汇报》、《申报》的议论，至50年代的最后易名，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没有随着执政党的变化、政权的更替而变化。
注释：
①②《上海的将来》，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第72-73、66页。
③④据《上海房地产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506页。
⑤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地政局关于收回本市跑马厅土地方案及实施步骤的报告》，见《1951年收回上海跑马厅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第24页。
⑥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122页。
⑦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⑧《申报》1875年5月5日。
⑨程泽庆：《跑马幌子下的种种罪恶》，《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⑩《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1903年印制，转引自《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03页。
(11)《耻辱，跑马厅又悬恶禁令》，《凤鸣无线电新闻周报》1946年第3期。
(12)参阅柯灵《看热闹》，《柯灵杂文集》，三联书店(香港)公司1985年版。
(13)欧洲城市中央广场通常还有市场交易、民间演出等功能，跑马厅没有这方面功能。
(14)《上海社会之现象——寓沪西商跑马之豪兴》，《图画日报》，2－331。
(15)郑振铎：《上海之公园问题》，原载《文学周报》1927年第4期。见倪墨炎选编《名人笔下的老上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16)《一件扯国旗的纠纷》，《泰山》1946年革新第1期，第2页。
(17)申报馆编：《申报上海市民手册》，1946年11月再版，文献A4页。
(18)(19)《纪念罗斯福总统，跑马厅将改建公园》，《海风》1946年第23期。
(20)岳云：《对跑马厅改建公园提出一点新意见》，《市政评论》1946年第8期。
(21)《拟请市府收回跑马厅分辟公园及运动场请公决案》(提字第二四六号)，上海市档案馆：Q109－1－1997。
(22)《请征购跑马厅沿马路地产标建房屋解救房荒并将中间场地改为公共体育场以锻炼市民体魄案》(提字第二六七号)，上海市档案馆：Q109－1－1997。
(23)岳云：《对跑马厅改建公园提出一点新意见》，《市政评论》1946年第8期。
(24)《市民投票反对赛马》，《申报》1946年9月14日。张宁论文，第110页。
(25)《跑马厅问题》，《文汇报》1946年9月14日。张宁论文，第109页。
(26)《(市长交议)为拟恢复赛马筹款补助慈善事业并充收购跑马厅场地基金是否可行提请参议会公决》(交字第一号)，上海市档案馆：Q109－1－1034。
(27)《上海市参议会请市政府将跑马厅交涉收回的文件》，上海档案馆现存档案：Q109－01－0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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