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林论文,皮纸论文,记忆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只要一提起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一定会令人想到那位皈依基督教，为法兰克国家奠定基础的克洛维一世，以及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并重建“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的的确确，法兰克王(帝)国的历史是中世纪史学人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因为法兰克人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舞台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西欧社会由古代向中古交替嬗变的过程中，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征服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君临西欧大陆诸民族之上，实现了西欧社会的封建化。所幸的是，在法兰克人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曾经衰落的古典文化有所复苏，史学创作也较为活跃，这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便利。①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前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并非最早的原初版本，而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誊抄整理后留下的。②毫无夸张地说，古代世界的许多历史记忆都是借加洛林法兰克人之手保存下来的。加洛林法兰克人为何能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有如此突出的贡献?③西方学者做过多方面探索，如：伯恩哈德·沃尔特·肖尔茨和芭芭拉·罗杰斯认为“查理曼时代的教育改革和学术复兴大大改进了当时的拉丁语风格，激发了人们对古典学识和古代基督教加以深入探讨的兴趣，汇集了日耳曼人对以往的记忆，引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史学传统。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种范围宽泛、关注现实、个性化的且超越地方狭隘视野的史学编纂的兴起。”④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认为“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根子扎在不列颠的土壤中。这个王朝的史学主要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史学的启发下复兴的。”⑤史学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史学“繁荣”意味着更高的史学创造力，许许多多的历史记忆会由于高产的史作数量而被记载下来。另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现象是：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人主要以皮纸作为自己的书写材料，于是，笔者鲁莽地另辟蹊径，试图以书写材料为视角，揭开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贡献卓著之谜。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史学的基本任务——保存历史记忆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记忆。古往今来，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能跨越时空存留在后人的心目中，主要归因于人类借助了语言、文字等手段对历史记忆加以保存。在古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借助语言的形式，如传说、神话、民谣、口碑等传承延续着人类的历史。然而，靠语言延续下来的历史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由于以讹传讹而造成的讹误现象。所以口头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后便降为了人类保存历史的一种补充形式。相较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记忆形式，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本记忆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量且更为准确地保存人类的历史。笔记、日记、档案、石刻、碑文、方志、历史著作等均为人类保存历史的文本记忆形式，但它们所容载的历史信息大多属于历史片断似的不完全记忆，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唯有历史著作能够更为全面、充分地反映历史的前因后果乃至细枝末节。
西方史学自萌生时期起，就与历史记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史学脱胎于散文记事。那些古老的散文作家大多有闻必录，将散于民间的系谱、神话、传说记载下来，传承下去。⑥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历史》)开篇之初，即已告知我们，他的写作目的在于保存和传续历史记忆，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⑦及至中世纪，尽管西方史学在文笔流畅、修辞优雅方面不及辉煌的古典时代，但其保存历史记忆的基本职能却并未丧失。都尔的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写道：“尽管我言辞粗鄙，但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⑧我们从加洛林史家的述说中也能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如普鲁姆修道僧勒斋诺对于修史存志、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认，他曾为加洛林史家的失职无为而痛心疾首。他在《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的序言中写道：“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它民族的历史学家们通过其著作将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迹传达给我们，然而有关我们自己时代的事迹却(无人述说)，未曾有人打破这一连续的沉默，尽管它们距离我们更近，似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人类的活动业已终止，或许人们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记忆，倘若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却曾发生过，那么一定是没有能够胜任其职的史作家把这些事迹付梓成书，史作家们由于粗心大意而趋向于无所作为。”⑨有鉴于此，勒斋诺撰写了一部能够保存传承加洛林王朝全部历史记忆的史著——《勒斋诺编年史》。
加洛林时代的史家为保存历史记忆而创作出许多记史体裁。其中在加洛林时代兴起、繁盛的年代记体裁⑩(annals)即因记忆备忘之需而产生。通常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年代记以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后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翔实的大年代记。事实上，在法兰克王国，复活节年表仅仅是原始年代记(简短的页边注释)最主要的载体，而非唯一的载体。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同样也是原始年代记的载体，例如，在埃希特纳赫的殉教者名单上便出现了类似于复活节年表页边注释的简短年度词条。(11)这些原始年代记完美地体现了用文字形式记载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因为这些记载在殉教者名录、死亡者名单上的年度词条诠释了殉教者、死亡者的生平事迹，保存了有关逝者的历史信息，生者能够透过它们追忆逝者，由此，对逝者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感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上述原始形态的年代记保存的是有关个人历史记忆的话，那么修纂于修道院中的小年代记则保存了有关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这些小年代记记载的主要是修道院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将其定性为一种只关注修史主体(修道院)自身历史的内视性文献并认为公元8、9世纪的小年代记纂修者不遗余力地修纂这种小年代记是为了构筑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在这些小年代记中，一些早于纂修者时代的历史信息也被囊括其中，以致人们对于修道院的历史记忆能够一直追溯至往昔的墨洛温时代，甚至一直追溯至遥远的古代。一所修道院据此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认同感，其成员的精神情感也能找到某种历史寄托。(12)
在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都带有某种回忆录的味道，它们是一种以回忆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僚属、随从对昔日恩主的追忆与怀念。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属于此类作品。爱因哈德曾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机密政事。他在《查理大帝传》的序言中明确表示对于先皇查理的恩宠眷顾，铭感五内，无法释怀，唯有把先皇的丰功伟业著录下来，方能报恩于万一。他在序言中写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13)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也反映了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尽管诺特克并非查理曼同时代的人，但他在写作《查理曼事记》的时候，采访了其朋友韦林贝尔特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阿达尔贝尔特系查理曼妻舅克罗尔德的部下，曾跟随查理曼参加了针对匈奴人(诺特克记载为匈奴人，实际上是阿瓦尔人)、萨克森人和斯拉夫人的战争。据诺特克所述，他年幼之时曾住在阿达尔贝尔特的家中，阿达尔贝尔特常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查理曼征战的轶事。(14)阿达尔贝尔特的回忆成为了诺特克写作的主要材料来源。除了上述两部史著，根据英国学者罗塞蒙特·麦克特里克特的考证，“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出自美因兹大主教随从之手的那部分《富尔达年代记》、虔诚者路易宫廷图书馆管理员杰沃德撰写的《克桑滕年代记》都带有一点回忆录的味道，反映的都是僚属、随从对于主君的回忆。(15)
由此可见，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一直是西方史学的基本任务。那么，在这一史学基本任务始终如一的前提下，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记忆的保存状况为何会有所差别呢?笔者以为这种差别不仅受社会文化水平、史家个人素养等环境、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书写材料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二、古代世界的两种书写材料
在加洛林时代以前，环地中海世界主要盛行着两种书写材料——草纸和皮纸。草纸是一种生长在埃及野外沼泽湿地中的水生植物，其底端的根茎宛如人的臂肘般大小，倘若要把这种植物制成卷轴，则须先把其根茎的外皮削去，然后再把它的内茎切成若干长条，之后把这些长条切成一片片薄片并排放在一起，薄片之间的边缘部分要有少许的重叠，之后再在这一层薄片上以同样的方式垂直铺加下一层薄片。然后把这两层薄片平摊在亚麻布中间，使用木槌趁其湿润用力捶打，于是薄片被压成皮片，再挤去水分并用石头等重物压，待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制成了草纸。草纸一般以卷轴的形式使用，即把多张草纸黏在一起并卷成一卷存放，使用时则把其展开。在古典时期，草纸是地中海世界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16)根据玛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的说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于草纸的使用始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发现了草纸这种书写材料，此前，并无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使用草纸的记载。他们使用棕榈树叶、树皮、铅片、亚麻布片、蜡板等多种材料进行书写，但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发现草纸后，这些书写材料便统统被草纸所取代。正如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所记载的那样：“我们的文明或我们所记载的一切事情基本上都依赖于(草纸)这种纸的使用。”(17)由于草纸仅仅产自埃及等东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墨洛温法兰克王国所需之草纸皆源自海外贸易。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格雷戈里在书中提到了南特主教费利克斯写信咒骂他的这一事实，格雷戈里以如下的话作答：“但愿当初马赛接受你为主教!因为船舶决不会给你运来油或其它商品，只会运来草纸。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地方来写诋毁好人的话，现在由于缺少草纸，你的唠叨也为之缩减了。”(18)可见，在墨洛温王朝的治下，马赛这一海港城市系地中海世界草纸贸易的集散地。不过，作为源自埃及的一种书写材料，草纸在低纬度地区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能够保存完好，但是在西欧这样的高纬度地区，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草纸的保存状况就不能令人满意了。由于冬季天气的寒冷，草纸的质地更为脆弱，在卷拢摊开卷轴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纸张破损的现象，而且它还会经常受到潮湿气候和霉菌的影响而腐烂变质，其记载的文本内容往往因为书写材料的毁损而丢失。罗马教廷的档案保存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草纸的这一特点，在西方社会全面使用皮纸以后，恪守传统的罗马教廷仍坚持使用草纸颁布公文，直至公元10世纪后半叶教皇档案处(papal chancery)方才使用皮纸，教皇档案处现存最早的草纸文件是公元788年哈德里安一世书写的一封信函，自此之后直至公元10世纪后半叶，仅有40份教皇训喻的原件保存了下来，数以千计的草纸文件消失得无影无踪。(19)
皮纸的产生要晚于草纸，它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90年的小亚。据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博物志》的记载，当时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打算建立一个能够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相抗衡的图书馆，面对帕加马的竞争，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停止了向其出口草纸，于是欧迈尼斯二世被迫开始生产和使用皮纸。(20)皮纸是一个宽泛的术语，不仅包含了羊皮纸，也包括那些使用牛犊、猪、兔子等其它小型哺乳动物皮革制成的皮纸。生产皮纸的过程描述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则需要具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性，首先须把带有毛发或皮毛的皮子放在石灰水中浸泡几天以溶解皮毛和脂肪，之后挤压拧干并刮掉多余的毛发和皮脂并摊放在皮架子上晾干。当皮子被完全晾干后，再用一把半月型的刀刮皮子。之后，把皮子裁剪成恰当的尺寸并保存起来以便备用。皮纸一般以抄本(codex)的形式使用，即按照刀数(二十四或二十五张皮纸为一刀)把一张张皮纸折合在一起，再在上下两面各自添加一个或硬或软的封皮，最后缝合起来形成一个抄本——我们有时也把一个抄本称为一卷。皮纸是一种奢侈的书写材料，一本手抄本皮纸《圣经》就要耗费近250张皮子，其价格之昂贵可想而知。倘若使用皮纸来大规模地保存历史记忆，则必须有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力量作为后盾，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此劳民伤财的文化活动绝非史家个人的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由于皮纸价格的昂贵，人们被迫在蜡板上进行写作，但蜡板上的字迹易受摩擦而模糊，故而蜡板也不是一种好的保存历史记忆的书写材料。
三、加洛林时代皮纸的使用和生产
在加洛林时代，人们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皮纸。传统观点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于公元634年征服了草纸的供应地埃及，影响了埃及对西欧的草纸供应，这才迫使法兰克人骤然停用草纸，转而就地取材使用皮纸。(21)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学者都证明了阿拉伯人的崛起并非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皮纸的唯一原因。(22)不过，不管是否出于阿拉伯人的原因，法兰克人在由文化蛮荒时代走向文化建设之际，愈益青睐皮纸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公元7世纪墨洛温法兰克君王的敕令直观地反映了他们的这一使用偏好，墨洛温王朝的中书监最早以皮纸颁布的一份敕令是公元677年9月以狄奥德里克三世的名义颁布的，而之前的敕令尽皆使用的是草纸。(23)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皮纸抄本要比草纸卷轴优越，因为皮纸抄本的正反两面都能摊开平放，人们能够利用皮纸的正反两面阅读和书写，而且与草纸相比，皮纸的纸质更硬，加玺盖印后不会导致纸张的破损变形，在法兰克人愈益依靠印章来鉴定和签署证书文献的年代里，皮纸方便了人们对于印章的使用。另外，皮纸抄本也使得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工作更为容易，因为抄本能够被垂直地放置在书架上。单就质量而言，皮纸也是一种较好的保存文本内容的书写材料，因为兽皮不易腐蚀，如果保持干燥和清洁，在良好的保存状态下能够存在3000年不腐，而加洛林时代距今也不过1200余年，所以在加洛林时代使用皮纸重新誊抄和书写的史作大多能够传延至今。下列这两组数据能够清楚地表明皮纸长久保存书写内容的功效。“公元800年之前的西欧大陆只有1800部手抄书籍或残篇流传了下来，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公元8世纪誊抄的。然而同样在西欧大陆，我们却拥有9000多部由抄书员在公元800年至公元900年誊抄的手抄书籍或残篇。”(24)加洛林时代传世的著作如此之多，甚至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恐怕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当时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创造力，因为即便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下，加洛林法兰克人的文化水平恐怕也难以超越文化昌盛时期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例如，在他们所谓原创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对古典作品亦步亦趋的模仿，如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就是模仿《十二恺撒传》写成的。看来，这种数量上的超越只能归功于下列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
但从供应量和成本方面来看，皮纸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毋需多想，便能体会到一本由250张皮子制成的《圣经》意味着一笔多大数额的财富。正因为受限于高成本，在加洛林时代，主要掌控这一稀缺资源的是三股势力：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以及加洛林宫廷。上述三股势力都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在中世纪的西欧，举凡建有抄写室和图书馆的机构一定拥有大量的皮纸，否则，抄写、保存图书的活动必然走向无以为继的窘境。另外，皮纸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书写材料，若用小刀刮掉上面的字迹，则可重新书写，图书馆中收藏的皮纸图书皆为潜在的书写材料，故而，抄写室、图书馆的所在地往往拥有较多的皮纸。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查理曼等帝王的鼓励和期许，许多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已然成为了帝国文化和学术活动的中心。查理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懂得“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在其当政期间，查理曼颁布了若干督促地方教士和修士发展文化教育的敕令，如由阿尔昆起草的《论学术知识的培养》(On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ing)，旨在督促修士研习《圣经》并对青年予以指导。《798年敕令》(Decree of 798)则督促高级教士(prelate)和乡村教士要为民间孩童开办学校。(25)无论是钻研神学，还是普及教育都离不开图书这一知识传播工具，故而这一时期的修道院大多设立了誊抄皮纸抄本的抄写室和保存皮纸抄本的图书馆，其中，圣·阿曼德、图尔、科尔比、富尔达、切尔斯、圣高尔等修道院均为当时法兰克帝国读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为了满足抄写室中的修士对于皮纸的需求，当时的修道院可能自主地生产这种书写材料，而修道院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又恰好能支撑这种生产活动。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均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修士们自己种植谷物和蔬菜，烤面包、酿啤酒、经营鱼塘、香草园和果园。尽管修士们只有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方才被允许吃肉，但奶、奶酪和禽蛋却是修士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修士们也喂养家禽和牲畜。修道院完全可以就地取材，依靠自养的牛犊和羊羔为修道院中的抄写员们提供皮纸。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料，笔者无法得出绝对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修道院普遍存在生产皮纸的活动。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公元9世纪早期的科尔比修道院存在过这种生产活动，在科尔比修道院住持阿代尔哈德于公元822年颁布的一条法令中提到了一位皮纸制造者，他是一位俗人，在本院生产皮纸的活动中，负责对皮革的加工处理工作进行监督。(26)不仅修道院，某些主教区的大教堂也掌握了不少皮纸，如维尔茨堡主教区的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教育年轻教士的学校等文化设施一应俱全。维尔茨堡主教亨伯特还是一位热忱的书籍收藏者。他意图收藏富尔达修道院住持哈拉班·莫尔评注的《圣经》，于是向富尔达修道院发去了一份请求誊抄的申请函，并送去了大批空白的皮纸。(27)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维尔茨堡主教区并不十分缺乏皮纸，否则，亨伯特主教也不可能如此的大方。在中央层面，以王/皇室的富有，估计建有抄写室、图书馆的加洛林宫廷同样不会缺少皮纸，宫廷用“纸”的奢华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加洛林宫廷不仅使用黄色、白色等天然色泽的皮纸，还使用一种用紫色燃料浸染过的皮纸，以彰显王/皇家的尊贵与奢华。如公元783年查理曼就曾授意宫廷抄写员哥德斯卡使用紫色的皮纸抄写《福音书》。(28)
四、教职人士垄断修史活动的物质基础
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宫廷对皮纸实行占有的事实对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细细地梳理一下加洛林史家的身份，便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史家都是教职人士，包括以默思修道为业的修士，以教化俗人为业的教士以及那些身处宫廷，为君王效力的宫廷教士，而真正世俗出身的史家只有查理大帝的外孙，《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1人。如此不平衡的比例，难道是因为教职人士对于修史活动情有独钟，而俗人对之了无兴趣吗?恐怕并非如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史学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始终如一，如此看来，古往今来之人皆有保存历史记忆的欲望和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自然也不会因为人的世俗身份而有所消减。譬如，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以及修史活动异常发达的古代中国，都存在着大量世俗身份的史家，而并没有出现修史活动被祭司、僧道等教职人士垄断的局面。唯独中世纪的西欧，教职人士垄断史坛的现象较为严重，笔者以为这种垄断不仅与教职人士垄断文化的状况有关，也与教职人士占有皮纸这一稀缺而昂贵的书写材料密不可分。无论是西方古典时代的草纸，还是古代中国的纸张都比皮纸更为廉价和普及，即便古代中国某些封建王朝施行高压专制的文化政策，但由于纸张的廉价和普及，大量的稗官野史也始终未曾断绝，从而使古代中国形成了官私并存的双轨修史格局。反观加洛林时代的法兰克王(帝)国，皮纸稀缺而昂贵的特点为人们步入史坛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有能力读写的普通人即便存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念头，也很有可能由于无法得到高价皮纸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只能由那些掌握和接近皮纸资源的人——修道院中的修士、主教区中的教士以及宫廷教士来执行了。
在加洛林时代，由于拥有充足的皮纸，那些在修道院、主教区大教堂抄写室、图书馆中任职的修士、教士得以把本修道院和本主教区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于是，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小年代记、历代主教传、历代住持传：《圣阿曼德年代记》(Annales Sancti Amandt)、《蒂里安年代记》(Annales Tiliani)、《伦巴森年代记》(Annales Laubacenses)、《摩泽尔年代记》(Annales Mosellani)、《伯塔维安年代记》(Annales Petaviani)、《给尔服拜坦年代记》(Annales Guelferbytani)、《纳赞里安年代记》(Annales Nazariani)、《萨尔茨堡年代记》(Annales Salisburgenses)、《因沃文森年代记》(Annales Invavenses)、《弗洛达尔德年代记》(Annales Flodoard)、《拉文纳历代主教传》(Li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万德里耶历代住持传》(Gestaabbotum Fontanellensium)……一些修士甚至并不以单纯保存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为满足，他们在誊抄、缮写皮纸抄本的同时，也把一些古代的史作誊抄了下来，如公元8世纪末、9世纪早期的洛斯奇修道院留存了许多载有古代晚期史作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奥罗修斯、尤西比乌斯、鲁菲努斯、约瑟夫斯、赫格西仆、阿米亚努斯·马塞林、恺撒、李维的作品。(29)在我们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古典著作中，有70位古典作家的作品，其最古老的抄本是由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整理的。(30)今天我们看到的恺撒、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的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时代的抄书员重新抄录到皮纸上方才幸存至今。在中央层面，那些在加洛林宫廷文秘机构(中书监、王室祈祷堂、王室图书馆)中任职的教士——如“天文学家”、杰沃德等人同样不会因为缺少皮纸而苦恼，他们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把其昔日恩主——加洛林君王的种种功绩以回忆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帝王传记和宫廷年代记：《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虔诚者路易传》(Vita Hludovici Imperatoris)、《克桑滕年代记》(Annales Xantenses)、《王室法兰克年代》(Annales regni Francorum)……无论是加洛林史家原创的史作，还是由他们誊抄的前代史作，都由于著录它们的书写材料——皮纸的不易腐烂、持久耐用而长存于世。尽管“加洛林文艺复兴”充其量不过是把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中的欧洲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也根本无法与古代希腊、罗马人相提并论。但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加洛林法兰克人却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由于加洛林法兰克人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比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常用的书写材料——草纸能够更为长久地保存书写内容，所以不仅加洛林法兰克人原创的史作能够传承下来，甚至许多古典史作也都是仰赖加洛林法兰克人的重新誊抄，方才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而幸免于湮灭的命运。
五、结论
史学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史家的基本任务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自古典时代以降，直至加洛林时代，尽管西方史学在史学精神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古典史学的“人本”转变为中世纪史学的“神本”，但西方史学保存和传承历史记忆的功能却从未改变。自文字产生以后，人类保存历史记忆的能力便开始受制于书写材料。皮纸由于其材质的不易腐烂而成为了古代世界一种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加洛林法兰克人能够传承如此之多的历史著作，在历史记忆的保存方面贡献卓著，似乎并不仅仅是他们史学创造能力提升改善的结果。诚然，由于“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加洛林法兰克人的史学创造力在墨洛温时代后进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更多的人有能力从事史学创作和前代史作的誊抄，但这种有限的提升只有和他们常用的书写材料——皮纸结合起来才能起到有效保存历史记忆的作用。否则，即便如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那么出众的史学创造力，也无法把他们史作的原始版本全部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在评判某一历史时期的史学状况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当时史学创造力的进步与否，对于书写材料保存历史记忆的因素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考虑。
注释：
①在加洛林时代，随着法兰克人的政权和文化建设步入正轨，史作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史作有：《741年编年史》(Chronicon 741)、《维埃纳的阿多编年史》(Adonis Viennensis Chronicon)、《弗莱库尔夫编年史》(Freculphus Chronicon)、《普鲁姆的勒斋诺编年史》(Regino Prumiensis Chronicon)、《王室法兰克年代记》(Annales regni Francorum)、《圣伯丁年代记》(Annales Bertiniani)、《富尔达年代记》(Annales Fuldenses)、《圣瓦斯特年代记》(Annales Vedastini)、《古梅斯年代记》(Annals Mettenses Prioes)、《兰斯的弗洛达尔德年代记》(Flodoard Remensis Annales)、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曼事记》(De Carolo Magno)、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Vita Hludovici Imperatoris)、埃默尔达的《向虔诚者路易致敬》(In honorem Hludoviciimperatoris)、执事保罗的《梅斯历代主教传》(Deeds of the Bishops of Metz)、《伦巴德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安德里亚斯·阿格尼拉斯的《拉文纳历代主教传》(Luber pontificalis ecclesiae Ravennatis)、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De dissensionlbus filiorum Lud ovicipii)、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的《阿德尔哈德和瓦拉传》(Vitae Adalhardi et Walae)……这与墨洛温法兰克时期，史作稀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墨洛温法兰克时期仅有3部叙述史史作：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弗利德伽编年史》(Fredegarii Chronica)、《法兰克史书》(Gesta Francorum)。
②在西方文化史上，加洛林法兰克人保存古代作品的贡献十分突出，如古罗马近90％的散文、诗歌、史作都是由加洛林法兰克人的重新誊抄方才保存下来的，也就是说许多古代作品，其迄今留存的最古老的版本是加洛林时代的版本。其中就包括恺撒、李维、塔西托、萨鲁斯特的历史著作。
③这种史学“繁荣”的说法出自许多国外学者，如罗塞蒙德·麦克特里克特认为“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无论是在内容的广泛性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达到了一种史学革命的程度，呈现出一种质变。”参见Matthew Innes and Rosamond McKitterick，“The writing of history”,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Carolingian culture：emulation and innov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93。恩斯特·布莱萨克(Ernst·Breisach)认为“在公元750年至公元900年的加洛林帝国出现了历史著作繁荣勃兴的局面，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参见Rosamond McKitterick,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Notre Dame，Indiana：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2004，p.65。伊扎克·亨(Yitzhak Hen)认为“公元8至9世纪是加洛林史学著作蓬勃发展的时代。”参见：Yitzhak Hen，“The Annals of Metz and the Merovingian Past”，in Yitzhak Hen and Matthew Innes eds.，The Uses of the Pa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7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史学繁荣只是相较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世界那几个黑暗的世纪而言的，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数量提升。
④Bernhard Walter Scholz,Carolingian Chronicles：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22.
⑤[美]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1页。
⑥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⑦[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67页。
⑧[法兰克]格雷戈里著，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⑨Simon Maclean，History and Politics in Late Carolingian and Ottonian Europe：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 and Adalbert of Magdeburg，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9， p.61.
⑩关于编年史(chronicle)与年代记(annals)究竟是一种史学体裁，还是两种，以及二者之间的承袭渊源，学术界的观点层见叠出，莫衷一是。如达姆维尔(Dumville)认为没有必要在编年史与年代记之间做出区分。而雷金纳德·莱恩·普尔(Reginald Lane Poole)在其于1926年出版的小册子Chronicle and annals:a brief outline of their origin and growth中认为采用公元纪年法且带有年代注释条目的复活节年表是中世纪chronicle的最初形态，它们在annals的名义下发展壮大，也就是说普尔认为annals是简短的年代注释条目，后来演变成翔实的历史著作chronicle.伯纳德·君奈(Bernard Guenée)则认为annals和chronicle之间还是存有区别的，annals是作者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获知的先后顺序创作的匿名历史记录，而非历史著作，chronicle是作者本着尤西比乌斯的治史精神，深思熟虑、精雕细琢后的署名历史著作。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作者都根据特定年份的先后顺序记录历史事件。关于国外学者有关chronicle与 annals起源、关系、区别的各种观点，参见D.Dumville，“What is Chronicle?”in E.Kooper ed.，The Medieval Chronicle Ⅱ，New York：Rodopi；B.V.，2002。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李隆国：《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
(11)Matthew Innes & Rosamond McKitterick，“The writing of history，”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Carolingian culture:emulation and innov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00.
(12)Matthew Innes & Rosamond McKitterick，“The writing Of history,”pp.200-201.
(13)[法兰克]爱因哈德著，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4页。
(14)[法兰克]爱因哈德著，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译：《查理大帝传》，第69页。
(15)Matthew Innes & Rosamond McKitterick，“The writing of history,”pp.201-202.
(16)在古典时期，草纸虽是地中海世界最为普遍的书写材料，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它的书写材料，如古希腊人使用的陶片，雅典所实行的“陶片放逐法”即把可能威胁城邦、不受欢迎的公民的名字写在陶片上，日耳曼人则使用一种用柳木制成的书写材料并用金币包裹，皮纸产生后，近东某些地区习惯于使用皮纸，而非草纸，不过，这些书写材料的使用都没有草纸那么普及。
(17)Pliny,Natural HistoryⅣ,Libri Ⅻ-ⅩⅥ,H.Rackham,M.A.tran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45，p.139.
(18)[法兰克]格雷戈里著，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第209页。
(19)Rosamond McKitterick,The Uses of Literac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41.
(20)Pliny,Natural HistoryⅣ,Libri Ⅻ-ⅩⅥ,p.141.
(21)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即秉持这一观点，皮朗认为在前加洛林时代的地中海西部地区，由于埃及不断地供给草纸，西部地区的教会和政府大规模地使用草纸作为书写材料。但阿拉伯人在东部地中海世界称雄后，由于东西部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大宗商业贸易锐减，草纸、奢华织物、东方香料、金币四种物品在西部地区消失，自公元677年之后，墨洛温宫廷不再以草纸颁布法令，高卢地区的修士和商人也不再使用草纸。参见[比利时]亨利·皮朗著，王晋新译：《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84—85页、第170—175页。
(22)如盖·哈塞尔(Guy Halsall)认为法兰克人在公元7世纪中后期舍弃草纸，转而使用皮纸更多的是出于文化和使用方面的原因。与草纸相比，皮纸更耐用，而且更容易被制成当时流行的书籍形式——抄本。参见Guy Halsall，“The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in Paul Fouracre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c.500-c.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60。理查德·帕金森(Richard Parkinson)和斯蒂芬·库尔克(Stephen Quirke)认为皮纸取代了草纸是由于草纸的产地过于局限，而制造皮纸的原材料皮革则能够在世界各地找到。参见Richard Parkinson & Stephen Quirke，Papyru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5,p.71。
(23)Rosamond McKitterick,The Uses of Literac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p.41.
(24)Marios Costambeys,Matthew Innes and Simon MacLean,The Carolingi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6.
(25)Lawrence S.Cunningham&John J.Reich,Culture & Values,Vol.L,A Survey of the Humanities,Boston:Wadsworth Publishing,2010,p.190.
(26)Rosamond McKitterick,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Written Wo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39.
(27)Barbara H.Rosenwein,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from C900-C1500,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p.127.
(28)Pierre Riché,The Carolingians:A Family Who Forged Europe,Philadelphia:University Pennsylvania Press,p.336.
(29)Rosamond McKitterick,History and Memory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03.
(30)Marios Costambeys,Matthew Innes and Simon MacLean,The Carolingian World,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