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也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持续不断思索的重大课题，当代很多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马尔库什同很多人对马克思的生产范畴和劳动范畴提出质疑的做法不同，他以对生产范式的肯定为理论基点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和反思，着重从两种规则、客体化与物质化等视角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突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功能。了解马尔库什关于生产范式的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20世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更加深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马尔库什；生产范式规则；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乔治·马尔库什(1934—2018年)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享誉学界的“布达佩斯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学术生涯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哲学研究的萌芽时期，即布达佩斯学派之前的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研究立场和最基本观念时期；1977年至2018年，马尔库什的理论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从微观文化层面展开对现代社会和人类生存现实的批判性研究。同当时东欧许多重要思想家一致，他的“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1]“总序”11。马尔库什以“现代性文化”为核心主题，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角展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致力于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发展一种研究文化现代性构成的理论,他的文化批判主题始终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紧密联系。
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致力于变革现存世界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内涵之一。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和发展状况的独特阐释与批判，在人类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各种变化，以及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也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重大课题。当代很多理论家，如阿伦特、哈贝马斯、波普、吉登斯、伊格尔顿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颠覆性批判的观点，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提出重建的思路。相比之下，马尔库什在《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等著作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所作的解读具有独特性，同很多人对马克思的生产范畴和劳动范畴提出质疑的做法不同，他以对生产范式的肯定为理论基点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和反思。因此，了解马尔库什关于生产范式的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20世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更加深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生产范式”与两种规则
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与20世纪的许多重要思想家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一个核心范畴为基础来解释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而选取核心范畴的不同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区别。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2马克思也谈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121马尔库什用“生产范式”来形容马克思的这一研究策略，认为马克思是以生产为核心范畴阐述各种贯穿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对立范畴，并用这些对立范畴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进行阐释，以期形成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行动策略。包括维特根斯坦、列维斯特劳斯和伽达默尔在内的另外一些哲学家则以语言为核心范畴，以这个范畴为基础建立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理解和基本解释，这种研究策略被马尔库什称为“语言范式”。语言范式把一切形式的社会相互作用诠释为语言沟通形式，试图把人类行为装进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语言实践的框框之内，甚或把人类的自我建构解读为实质上的语言性的建构。马尔库什批判了语言以及加诸语言之上的、作为理解社会现实的框架的范式，同时也阐明了这两种范式的对立不是逻辑上的对立，而是视角上的对立。每一种视角就其自身来说都具有合理性，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在原则上是不相容的。两种范式尽管处于相互对立和争论之中，但也拥有很多共同的属性，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解答，最终要解决的是同一个由文化现代性所造成的问题情境。马尔库什明确表述了他对生产范式的支持：“本书的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对生产范式的理论支持(尽管是批判性的)。”[4]4
马尔库什把生产的双重属性视为生产范式的本质：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实现过程的直接统一，“生产是两个过程的直接统一：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4]5。马尔库什进一步用两种规则界定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其一是为了“正确地”使用此对象所必须遵守的技术性的实践规则，其二是约束我们活动的社会性的规范。实用性使用规则界定了作为有意义的人类实践的行为模式，界定了涉及某些需求对象的意向性行为的正确模式——这类规则具有创建-建构的属性,这种实践规则也称为创建-建构性使用规则，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社会性应用规范指向那些已经依据上述方式建构出来的作为有意义的单位的人类行为，并依据情境中的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对这些行为予以允许、要求、禁止等，通过这种方式调整这些行为——这类行为具有调整——限制的属性。而这种社会规范也称为调节-限制性应用规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对人类活动的限制。[4]5前者属于“技术方面”，后者属于“社会方面”；前者属于“物质内容”，后者属于“社会形式”。
英当然吃不下任何东西，她一天天憔悴，身体骨瘦如柴。放疗，无疑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魔力，摧残着纠缠于英子宫里的一个个活跃的癌细胞，更无情地折磨着弱不禁风的英。她感觉到无法承受的疼痛，但同样看到了生机勃勃的希望。每天，看到丈夫为自己忙前顾后，英有时候甚至觉得，哪怕是现在离开，她也觉得知足了，也毫无遗憾了。
第四，积极落实水利投资年度计划。主动适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形势和要求，在发挥公共财政投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争取拓宽水利资金筹集渠道。落实好中央已经明确的各项水利投入政策，努力争取中央预算内水利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专项资金稳定在较高规模，用好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政策，鼓励和引导地方积极利用金融资金、社会资金用于水利建设。进一步优化水利投资结构，继续向民生水利建设和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加大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改进水利投资管理方式，强化水利建设投资全方位监督检查。
如果没有明确描述，人们通常很难意识到实用性使用规则，因为学习这些规则的社会过程渗透在儿童成长和逐渐融入整个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渗透在儿童循序渐进地实践性参与的物质获得中。甚至对某些劳动工具用法的学习，千百年来基本上都具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属性。这些规则是作为社会习惯或者作为写出来的规定实际传承下来的，它们通常没有具体的价值内容，具有技术属性。
堤顶高程10.3m，堤顶较平坦，堤身完整。岩性主要为轻～重粉质壤土，局部夹重粉质沙壤土和粉质黏土，棕黄色，厚度3～3.5m，干～稍湿，硬塑～坚硬。
社会性应用规范通常是明确的，在传统社会中甚至经常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和表述出来，并建立在明确界定的社会制度的运行之上。它们不凭借习惯的力量生效，它们具有强制的有效性。相应地，违反社会性应用规范、对对象的误用被视为逾制,而违反实用性使用规则仅被视为无能。
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之所以在理论上将人类历史表述为连续性发展的历史，在于马克思把人类劳动产品视为人类客体化和社会物质化过程。这种人类世代累积的人类客体化和物质化过程被称为社会客观性。而个体社会化的程度在于个体在实践中占有社会客观性的程度，占有由“事物”构成的人造世界的程度。“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6]28。这构成了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由人类构建的世界的历史性大体上等同于这个事实，即人类在不稳定的经济微生态圈中生活，这个微生态圈的均衡必须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不断建立和重建，社会的存在即对历史连续性的持续创造。
作为客观性的人造对象的内在的意义，是由它的使用规则所决定的。这种意义指的是具体的社会认知，认知这个对象有用性，具有确定的使用价值，以及与某种具体的被接纳的人类需求保持某种确定的关系等。这些规则预先规定了对于满足物质性地体现在产品中的被社会性地认知的需求而言，对于满足预期中的被社会性地接纳的功能而言，某种确定的行为方式是正确的或适当的。在人类生产过程的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是由使用规则预设的，马尔库什由此进一步质疑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在马尔库什看来，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具有客体化和物质化双重属性，客体化是因为它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类需求和能力的体现，展示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物质化是因为任何人类劳动产品都体现一定社会关系、一定社会经济形式。当马克思把客体化概念应用于社会生产的物质成果时，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常识性的事实，人生活在一个人为创造的或人为改造的环境中，环境中的对象通过人类劳动变得适应于预先存在的人类需求。二是说明自然对象和人造对象之间就与人类的实践关系而言的一个本质性差别。自然对象对于使用方式而言是中立的，而人造对象作为客体化的人类劳动则不是中立的。在社会生活的现实语境下，有了一个标准正确的用法，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使用价值有了作为“概念规定性”的“确定的功用”，有了“概念化和职业化的功能”。人类生产的物品之所以能成为社会性的正是因为存在着限定它的使用目的和方式的确定的规则。
ATB施工前应对原材料与施工机具进行检查，确保料仓材料质量达标，设备能正常启动运行，可满足施工需求。现场铺筑ATB混合料前，应检查水泥稳定碎石下承层的施工质量，确保水稳层表面无松散、离析、油斑、脱落及污染等情况，必要时可进行挖补处理，满足施工要求后方可喷洒透层油，进行ATB结构层施工[3]。
二、客体化与物质化
可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造对象的工具性的效用通常是以规范的形式与使用者特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位联系起来，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这种普遍的社会形式实际上决定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系统。在全部人类历史中，技术性应用规范与社会性应用规范虽然在不同类型社会表现出不同的具体属性，但二者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人造对象的客体化，它的功用以自然属性为基础，产品的自然属性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通过产品的使用规则确立和固定下来，这表现为两层含义：第一，因为人工对象通过人类劳动——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的设想作为劳动的目的指导人类劳动——的实践中介已经获得了这些属性；第二，在人类同已制造好的产品的实践关系之中，产品的这些性质同其他的自然属性相比，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因此，这些通过规则受到强调的性质决定了所考察对象的本质，它的具体的客观性，只有就它的使用规则而言，只有在它与使用规则的关系之中，一个物质对象才是其所是。[4]67
在马尔库什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是依附于血缘关系、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等社会生活领域，并从这些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真正的经济活动尚未构成一个属于自身的独立的制度领域。马克思把这种关系整体上描述为“人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5]940甚至关于如何使用劳动工具这样的技术性问题，通常都是同价值相关的，属于统治者管辖的范围，由统治者决定哪些人可以使用这类劳动工具，哪些人不能使用。在这些社会中，从事劳动不是一个仅仅就成功与否来衡量的、施加于自然之上的、实际的工具性程序，同时也被视为道德生活的一种形式。
在各阶段曲块中，共计发现291个分类操作单元（OTU），具多样性（图3A）；OTU数量在不同阶段曲块中，具明显差异（图3B）：与新入库曲块（T0）相比，在第1次（T1）和第2次翻曲（T2）时，曲块细菌OTU数量有显著增加；在第3次翻曲（T3）时，OTU数量急剧下降；在新制成品曲（T4）和储藏3月的成品曲块（T5）中，OTU数目趋于稳定。
正是资本主义把劳动作为技术活动从规范性地颁布的直接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发展了劳动的无差异属性。“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才从血缘、宗教、政治等各种社会生活关系中分离出来，不再是依附衍生的目标。对财富、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的追求，成为劳动本身最纯粹的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与人类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了制度性分离。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环绕人类的世界作为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6]393。
马尔库什反复强调，如此简单地把生产范式的前提界定为两种规则是站不住脚的。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些需要占有的技能涉及社会接触和沟通本身，有些需要精通的技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不仅涉及主体-客体关系，而且涉及主体-主体关系，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些对象，它们的正确使用本身是通过社会规范、凭借社会规范调整的而非凭借技术规则调整的。比如人造对象的生产从目的论来说不仅由对象的实际使用的要求所决定，而且被对象的社会应用的要求所决定。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在某些时代被定义为技术性实践规则的，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成为社会性规范。可见，技术性的实践规则与社会性应用规范的区分是相对的，回顾技术性使用规则和社会性应用规范，会发现一个巨大的困难：“对于使用规则的界定似乎并不完全适合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于应用规范的界定似乎完全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4]86。由此，马尔库什就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提出了质疑。既然，生产力的内容并非确定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如何确定这种决定性？
产品作为使用价值，作为人类活动分离出来的外在地呈现的物质结果，以物的形式体现和确立了社会所接纳的需求和能力，社会中的个人可以占有和内化这些需求和能力。“产品不同于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6]28只有参照于某个占有过程，只有在与个人活动的关系中,产品的正确使用规则通过这种关系才被内化和运用，产品才是客体化,蕴涵于产品中的社会需求和能力由此再次转化为生活着的个人的需要和技能。
徐上瀛先生言及：“远以神行”，“会远于候之中，则气为之使；达远于候之外，则神为之君”，就是在有节奏的气息与无节奏的意识中，达到“意之所之玄之又玄”的境界。实质上就是在有与无这对范畴中，去领悟远。而当真正“境入希夷”之境时，“非知音未易知”。也就是说，当真正进入远之后，并不是简单的听众就能听懂的，唯有与琴者共同得远之人，方可领略琴曲之玄妙。《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曾言：“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而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也指出“反者道之动也”。换言之，远是道的存在，得远即是得道，追求远就是追求道。
客体化和占有的范畴把历史过程界定为一个通过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不断延续传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先前世代的产品重新转化为主体的需要和能力，而主体的需要和能力的作用又导致这个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世界的“再生产”(但绝不是以复制的形式)或变化。因此，连续性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建构性的特征。但占有意味着选择，这个过程不能被描述为单纯的持存，“占有”是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支配过去的成果，以这种方式继承过去。占有具有选择性，体现的是非连续性。不连续性不是对连续性的抽象否定。历史的不连续性蕴涵了选择标准方面的变化——当代人通过这些选择标准能动地占有和再生产过去的产品。这种选择标准就是社会性规范，是生产关系的体现，生产力是人们的一种选择，所以不可能从历史连续性出发推出进步。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把进步等同于历史的经验连续性，这是一个谬误。这种观点一方面依赖于马克思的理论关于历史的特定的预设和预期。在马克思看来，选择“资本主义”是对历史事实的纯粹规定，因为马克思预设了资本主义处于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之中,征服整个地球，把所有传统社会最终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直接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意义上，他有意地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视为经验性的普遍性的——凭借在他看来是实践自明的历史必然性的力量。然而，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对历史的这些预期被证明过分乐观，虽然资本主义通过摧毁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一种世界体系，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它的发展并未导致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催生了严重的扭曲的经济和社会。所有那些试图继续马克思传统的人必须在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重新考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功能的概念。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视角来看表现为进步和发达的东西，从个人的视角来看可能是退步和衰落。在马尔库什看来，从个人视角来看，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界定为有单一的确定发展方向的无限的绵延过程，就处于历史绵延中的典型个人的视角而言，历史无所谓进步，也无所谓退步，因此历史根本不是一个统一过程。[7]74对于个人而言，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单一的标准把绵延的历史时期明确地判定为“更加先进”或“更加优越”。[7]73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现代社会中人类需求的范围越来越广，种类越来越多，而人类需求实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先前历史时期的个人的需求可能性范围狭窄得多，但是他们可以通过集体性的、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劳动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如马尔库什所言：我们可以说前者比后者更优越吗？
三、批判理论的实践功能
马尔库什指出生产力并非持续性发展，和生产关系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紧密联系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是可以互换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没有所谓简单的和单向的决定作用。理论上是无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出二元区分的，那么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作的二元区分意义在哪里？马尔库什反对将“马克思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庸俗化处理为一种单一的关系”[8]111的思考范式,在马尔库什看来，“生产范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分法在马克思的整体设计中有其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功能。首先二分法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用来区分历史中的连续性的轴线和不连续性的轴线；把历史变化的主客观的基本条件区别于彻底的社会变革可以发生的、集体性革命行动所指向的领域。这意味着借助于这些范畴，历史被理解为矛盾中的进步，最终被理解为以一种对象化的和异化的形式存在的社会需求和能力的积累和普遍化。反过来，这也使得揭示目前的冲突在整个人类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成为可能，使得从价值体系出发评价当前社会冲突趋势成为可能，这种价值体系完全由历史、由人类创造出来。正是这些范畴使得理解现在成为可能。为了论证两种类型的要素之间的理论区分，只能诉诸于社会方案，即在实践上把这种区分制度化并予以实现。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分离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与主体和主体的社会关系来克服物化的一种实践方案和实践观点。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所构想的这种制度性分离只有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能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社会才能实现，否则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
尽管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生产范式有诸多缺陷和内在困难，但是为什么还应该从事生产范式激进化的尝试呢？马尔库什明确提出，马克思并不是出于对人类生活进行哲学诠释的考虑提出这些范畴的，其目的在于为一种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新的“具体科学”构建概念框架。这种“具体科学”同时帮助无产阶级获得革命意识，表达他们的利益，并引导他们开展激进的革命，“马克思的兴趣点在于人的社会历史发展，而非人的自然发展”[7]6,“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5]927。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通过阐述这种历史目标、通过具体说明实现这种目标的条件，展示了当代社会现存的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批判理论的有效性和激进性，必须要承认价值和文化的多元性。因为历史本身无所谓目的，人的有意识活动不仅赋予历史意义，而且创造了历史的意义，“人成为有能力为自己的行动规定历史视角和历史意义的人”[7]96。
谈到马尔库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不得不提到当今世界与哈贝马斯等齐名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1938—)。自20世纪80年代起吉登斯陆续出版了“关注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第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出版于1984年，第二部《民族一国家与暴力》出版于1985年，第三部《超越左与右》出版于1994年。历经十年时间，吉登斯一直在思考的也是纵贯其学术生涯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中建构现代性理论范式，反思现代性的发展。两位生活在同一个时期却没有丝毫交集的思想家，因为共同的主题——现代性，共同的关注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两位学界泰斗都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梳理，并建构了自己的基本理解。在解读二者思想时，会惊讶地发现两人的观念如此接近。
如果说马尔库什是从外延方面用实践性技术规则和社会应用规范进一步界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吉登斯则使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拓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配置性资源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环境的物质特征如原材料、物质性权力资源等；二是物质生产/再生产的手段(生产工具、技术)；三是原材料和生产手段相结合生产再生产的物质产品。[9]25权威性资源可以概括为如下主要形式：一是社会时空的组织(社会时空的构成)；二是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在社会中的组织和关系)；三是人类生活机会的组织(自我发展和自我表现的机会构成)。[10]51-52马尔库什认为，实践性技术规则和社会应用规范在不同时期具有不确定性,吉登斯也同样指出它们当中没有哪一种是固定的资源，所有资源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都形态各异，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都是社会整体的构成性要素。与权力相结合的配置性资源指人类对“客体”以及客观世界拥有的控制能力，权威性资源指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社会世界的控制能力。简而言之，配置性资源指形成控制客体或者物质现象之能力的资源，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权威性资源主要指形成控制人们自身能力的资源，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吉登斯同样提出了质疑。在吉登斯看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仅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宗教、血缘、家庭等权威性资源在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中起到核心作用。同马尔库什一样，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进化论，对生产力的持续性发展提出质疑，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世界历史顶点。人类历史发展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社会更先进。最早在欧洲出现的资本主义只是欧洲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性，相对人类以往社会形态是人类发展历史的断裂，而不是延续。在吉登斯看来，形成这种断裂的直接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资本主义只是更具有自身突出的时代特征和特异性而已。最后吉登斯同样强调，在一个历史不存在目的或者总体演进图式的世界里，一种重构的批判理论必须把握批判的含义。吉登斯说：“当世界上所有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时，当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鸿沟足够宽阔之日，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仍将存在其中肯的地方。”[10]4
应该说,马尔库什、吉登斯等一众学者是在一种反思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理论分析的，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提出某些质疑和修订，并非要全盘否定马克思理论，而是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现实，试图通过找到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悖论和困境，以期修正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展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尽管他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需要“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但把这样的一些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于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置于同其他新马克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比较中”[1]“总序”22，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参 考 文 献]
[1] 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匈]乔治·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M].李大强，李斌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匈]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李斌玉,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 孙建茵.文化悖论与现代性批判[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9] 郑少东.吉登斯生活政治观的权力逻辑及其形态[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8-0014-08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解析吉登斯对唯物史观的解构与重建”(2017BZX00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登斯国家思想研究”(2018-ZDJH-108)
[作者简介]杨亚玲(1971-)，女，黑龙江桦南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