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堵住“水浒传”剧作家等一下!关于反驳张国光教授的呼喊的两点思考_水浒传论文

想堵住“水浒传”剧作家等一下!关于反驳张国光教授的呼喊的两点思考_水浒传论文

欲封杀《水浒传》剧者且慢!——驳张国光教授疾呼的两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且慢论文,论点论文,教授论文,张国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年4月24日的《三峡周报》与《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 同时刊登了张国光教授的《封杀电视剧“水浒传”》一文,疾呼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应紧急“封杀”!在“路遇不平一声吼”的激励下,不禁提笔说说我们的浅见。

张教授的封杀理由之一:依照了不该依照的底本,宣传了不该宣传的东西。理由之二:“好汉歌”歌颂什么好汉?宋江打方腊到底谁对?……由于《水浒传》这部巨著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从以下七个方面予以驳斥。

一、从《水浒传》流行的版本来看

根据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知《水浒传》版本超过了20种,而能见到的现存版本仅有16种。这些版本有“繁本”和“简本”之分。因繁本具有“文繁事简”的优点,简本“多草率质朴”,故流行的多是繁本。而繁本常见的有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因七十回本是属于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鲁迅斥之为“断尾巴蜻蜓”;又因百二十回本中的“征田虎”等二十回的故事前后有矛盾,是明标的“插增”,所以金华出版社于1995年5 月再版《水浒传》中的“前言”说:“繁本更利于读者了解小说的原貌……,学术界一般认为,百回本来源较早,更接近于施耐庵的原本”。这就难怪中华书局于1961年出版《水浒全传》时称:“七十回后包括有许多重要的——其中也有异常精彩的情节。”齐鲁书社于95年第5 次再版的《水浒传》明明是金批的70回本,但编者偏又在70回后“附录”上71—120回的故事, 其原因在“校点后记”中说:认定金批本“毕竟是断刻本,读者尚难以得窥《水浒传》的全貌”。而全国最大也最有权威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于近年来反复再版了明万历末年容与堂刻的百回本《水浒传》,该社于1997年再版的“前言”中:认为金批本“并不存在删改者所宣扬的‘古本’。所以,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定型成书的最早本子,也是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

既然众编者及众专家一致认定《水浒传》的百回本是“故事的原貌”,当属“最早本子”。张教授指责《水》剧的编导“依照了不该依照的底本”,并断定“100回本‘水浒’是早已被淘汰的版本”, 就显得依据不足了。其实,张教授置《水浒传》百回本在各地书店琳琅满目的事实而不顾,只是闭着眼睛主观臆断:淘汰了!这不能不说有自欺欺人之嫌。

二、从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来看

从《宋史·蒲宗孟传》中可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最初即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结寨于此”。后转战河南、河北、苏北,恰如《宋史·侯蒙传》记载:“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宋徽宗深感这支义军的威力,下令:“(京)东西路提刑督捕之”,“招抚山东盗宋江”(《皇宋十朝纲要》)。正当宋江率领起义军由沭阳乘船到海州(连云港)如火如荼之际,海州知州张叔夜调集数千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轻兵临海挑衅,诱义军弃船登陆。义军登陆后,张叔夜火速派兵烧了宋江的船只,陷宋江于重重包围之中……,宋江退路已断,损失惨重,不得不率众接受朝廷招安。至于宋江在招安后替朝廷征方腊的事,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及《皇宋十朝纲要》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恕不一一引证了。

既然历史上真有宋江征方腊这一史实,《水》剧的编导表现了这一史实,这既是尊重历史,也是忠于原作,无可厚非。

三、从七十回本中有无“招安”思想来看

早在五十年代末,张教授就提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认为经过金圣叹批改过的七十回本,宋江由原来的“投降派”摇身一变为“坚定的革命派”,此本也因而成了“革命的教科书”。为弄清这一问题,须看七十回本中的宋江究竟有没有“招安”的思想。

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为郓城县押司,因他能“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故能“舍着条性命”放走了晁盖,出逃到清风寨。本打算与吕方等好汉投奔梁山入伙,其父宋太公忽派人送来家书,诱骗宋江回到家里,老父终于道出了真情:只怕宋江“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宋太公还听说皇太子“已下一道赦书……”可见老父早就为其子灌输“忠”、“孝”、“义”及“招安”的思想(见34回)。武松和宋江在孔太公庄上有一段对话,亦可为证,武松道:“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答:“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当武松即将投奔二龙山时,宋江赠言道:“……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见31回)。在这“朝廷招安”的信条下,他竟然在刺配江州的途中,坚决拒绝刘唐杀掉公人、救他上山的良策。不久后,在江州成为死囚的宋江,被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回梁山。在宋回家接老父的途中,九天玄女赐予天书道:“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方,去邪归正。”自此,这为宋江日后盼招安的行径涂上了“天命”的色彩(见41回)。朝廷派宿太尉本是去西岳降香,宋江也不放过这一良机将其接到聚义厅,纳头四拜,跪地告秉:“……权且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见58回)这就难怪他刚坐上第一把交椅时便严正宣布“替天行道”的总纲,并将“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见59回)。吴用本是很有头脑的军师,但在初见卢俊义时也表达了“替天行道”的心声;宋江与卢俊义都表明愿为“忠义”而肝脑涂地(见61回)。大刀关胜奉旨征讨梁山,在宋江劝急先锋索超投降时,宋江无时不表“替天行道”的决心。宋江在荐卢俊义为头领时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尽生光彩。 ”(见68 回)在第七十回的开头宋江就向众人宣告:“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从地下挖出的石碣写得分明:“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宋江还提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大门外还要立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更露骨的是:卢俊义在梦中见到皇上派来一个叫嵇康(张叔夜)的专来收捕贼人。卢俊义抵挡不住,只得扑地跌倒。宋江令107 人自缚行求饶:“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但那皇官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我那刽子手何在?”说时迟,那时快,刽子手们将108好汉,一齐处斩;等卢俊义微微闪眼, 只见堂上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

呜呼!待梁山108位好汉被皇上斩尽杀绝时就“天下太平”了。 这就是张教授的“革命的教科书”和“坚定的革命派”。当然,笔者与张教授及广大的电视观众一样,很希望宋江能戴上“革命派”的桂冠,更希望《水》剧有“大团圆”的结局。但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看(列宁语),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政党来领导,宋江是注定戴不上这些桂冠的。否则,只能是戏说的、理想的但不真实的宋江。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性格及其本质,是通过他自己的言行来表现的。七十回本中的宋江与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的宋江并没有两样。恰如鲁迅先生指出:“金本与百二十回本前七十回无甚异”。因此,集“忠”、“孝”、“义”于一身的宋江,走招安并攻打方腊的道路,是其性格本质的必然,也是历史真实的写照。于是,《水浒传》百回本的作者,将前后两部分巧妙地构成了因果关系——即前70回的聚义过程始终蕴含着“招安”的因素;后30回的投降情节是“招安”必然的结果,也是宋江等必走向自取灭亡的归宿。所以,对水浒戏颇有研究的江蛰君先生对此曾作过客观而又公正的分析:认为《水浒传》到七十回结束,也“未始不可”。但从结构来探讨,本来就“应当有头有尾”,把书中主要人物的“最终归宿交代清楚,才能结束”。因而最后挂上征方腊的结局,“必须作如此安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可能的……编纂者如此描绘,似在形象地启迪后来者,对反动的统治者绝对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妥协投降只能换来斩尽杀绝的下场。《水浒传》其所以成为一部古典现实主义的名著,编纂者的这种曲笔,确实是十分高明的。”(见1998年5月14 日《光明日报》上的“论水浒戏”)。

四、从金圣叹腰斩《水浒》之目的来看

金圣叹为什么要砍掉《水浒传》70回后所有情节?《宋史目》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宋江起为盗……军官莫敢婴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

金圣叹见此大为恼怒!大笔一挥批语是:“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下文开列出侯蒙“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等八条罪状。在金圣叹看来,造反是要灭族的,灭族之罪是不能赦免的,否则就会“坏国家之法”,朝廷就会“无治天下之术”。他还认定:武功是“天下豪杰捐其头颅肢体”争得的,一个成了盗贼的宋江,竟然轻易被赦免去征讨有功而“封官”,显得堂堂的大宋“当时之无人”。故金圣叹对侯蒙的上书“未封而卒”欣喜地批道:“亦幸而遂死耳。”由此可知:金圣叹对起义的宋江及给宋江留条生路的侯蒙有多么痛恨!特别是以皇上赐药酒,把忠贞不二、征讨有功的宋江毒死为《水浒传》的结局,这更是金圣叹所不能容忍的,认为这样写则“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便导致了“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见金“序二”)。这就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后部分的真正原因。基于这一原因,金批语下的宋江与时迁同被“考定”为“下下人物”;他硬说施耐庵同他一样,“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观之,真有犬彘不食之狠”;“《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见《读第五才子书法》)。因此,金本凡有文字改动之处,好多是针对宋江的人格,企图在突出宋江的“虚伪奸诈。”例如第59回晁盖带领人马攻打曾头市,行军前狂风吹折认军旗。百回本说宋江一谏再谏,劝阻晁盖出兵;金批本则把“宋江劝道”改为“吴学究劝道”;把“宋江哪里拗得住”改为“吴学究一个哪里拗得住”;又在晁盖引兵去后宋江“悒怏不已”去掉;把宋江“再叫”戴宗下山改为“密叫”……如此一改,宋江的不测之心便昭然若揭了。金圣叹之所以把宋江改塑成一个不道德的人,是因为他认定:凡是领头作乱的人都是“奸诈”之徒,这种人不配被皇上招安,都应该象惊恶梦中那样:被皇官张叔夜“一齐处斩!”方能达到“歼厥渠魁”之目的。所以鲁迅先生对此早就说得分明:“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见《谈金圣叹》)古典文学专家何满子说得更为直接:“金圣叹,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经过他批注、删节、窜改过的《水浒传》,如果我们原原本本的接受,那就……是吃糖和毒药同咽了。”(见《评金圣叹评改水浒传》)

五、从“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来看

张教授指责电视剧编导选择了百回本,此本“保留了鼓吹宋江投降、乞求招安的‘狗尾’……这些在金批‘水浒’里已被砍掉的糟粕重新被捡起,收到的全是负面影响。”

其实,电视剧《水浒》33—43集中渗透着“招安”与“反招安”的激烈斗争。在108将中究竟有多少人反对“招安”? 《水浒传》中写得明白:有一次宋江又提出“招安”的时候,“宋江以下皆有怒色”。可见死心踏地主张“招安”的只有宋江一人。因此,当你听到李逵大吼“招甚鸟安”的时候,当你见到好汉们把御街杀得尸骨遍地的时候,当你见到燕青在泰安将任原摔成肉泥的时候,当你见到李逵在寿张县端坐大堂为民伸冤并回山砍倒杏黄旗的时候,当你见到阮小七在水中戏弄招降钦差的时候,当你见到武松将利刀架在李虞侯脖子上的时候,当你见到高俅的水兵被打得人仰船翻并被活捉的时候,当你见到林冲执刀闯堂欲杀高俅的时候……你不认为这是“大灭官军的威风、大长义军的志气”吗?你不认为这也是在“充分展示了人格的力量和人格美吗”?你不认为这是施耐庵有意安排“反招安”的颂歌吗?张教授指责《水》剧后部分全是“歌颂投降”——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当你见到方腊义军拒绝议和而英勇抵抗的时候,当你见到乌龙岭因恶战而血流成河的时候,当你见到高俅之流用“以盗制盗”的毒计而弹冠相庆的时候,当你见到宋江等人因喝了皇帝的御酒而丧命的时候,当你见到吴用在忠义堂悬梁自尽的时候……你不为方腊义军的顽强拼搏而肃然起敬吗?你不为李逵、吴用等好汉的死而扼腕叹息吗?你可曾窥见皇上的昏庸和高俅的毒辣?可见挑起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并毒死宋江的不是别人,正是徽宗、蔡京及高俅之流的统治者。于是我们可得出结论:电视剧的后部分显示了方腊义军“反投降”和梁山好汉们“反招安”的力量;指出了非正义战争的残酷性和农民起义的归宿;昭示了盲目崇拜“忠义”必将上当、投降派必将死亡这一历史规律;揭露了宋皇的昏庸腐朽;控诉了高俅之流的盘剥人民、陷害忠良、镇压义军、以盗制盗——即互相残杀的滔天罪行……意义如此深远,岂能称它为“狗尾”和“糟粕”呢?所以,到此我们终于理解了毛主席所说的意思:《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

六、从《好汉歌》的歌词本身来看

张教授找封杀《水》剧的理由,竟然挖空心思地找到《好汉歌》的头上来了。张在文中用黑体字小标题反问:“《好汉歌》歌颂了什么好汉?”梁山泊有108位好汉,如果把宋江“叛徒”除外再加上晁盖的话,好汉仍不下108位,窃以为这108位都该歌颂。把他们称为“中华民族的魂魄”也是当之无愧的。他们是征讨了方腊,但“受蒙蔽无罪”,何况他们之中大多拒绝“封官受禄”——实是好汉们对统治者再一次的抗争!至于《好汉歌》中的“风风火火闯九洲”、“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等句,张教授认为这“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明显的副作用”。提出这个问题,我以为“肤浅”得近乎天真可爱了。众所周知,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必须紧贴时代背景、紧扣人物性格。鲁智深不去“风风火火闯九洲”,怎能解救发配途中的林冲?李逵不去“该出手时就出手”又怎能撕毁皇上的诏书?没有“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思想,众好汉又怎能去“劫富济贫”呢?其实,这几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很适用。我们的地质队就得去“风风火火闯九洲”;假如张教授和笔者路遇歹徒强暴妇孺,“该出手时不出手”,恐怕连“卖红薯”的脸面都没有了。至于“你有我有全都有”一句,也可理解成让大家走共同富起来的道路,又有什么“副作用”?可见只要我们不钻牛角向积极方面去理解,决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七、从群众及专家的反响来看

据《中国电视报》98年第9 期报道:在首播电视剧《水浒传》期间,共收到“来信、来稿近两千封,创下了电视剧观众反馈的历史最高纪录”。在这些来信中认为电视剧不好的占10%;而认为好的竟达90%。据1998年第8 期《中国电视报》提供的消息:《水浒传》的收视率已达44%,这是“近几年来绝无仅有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希凡在本期报上评论说:“在四部古典名著电视剧中,《水浒传》达到了高峰……大悲剧结束,我看基本上是按鲁迅的意见改编……改编的关键在于塑造宋江,电视剧强化了他忠君、忠孝的观念,让他占据主导方面把义军引向失败,我觉得很有意义……”;《光明日报》社为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召开了座谈会,并将专家们的意见刊载于1998年2月12 日的该报上,现摘抄如下:

编者在按语中说:“作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压轴之作——电视剧《水浒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光明日报》副总编汪远平说:“我认为电视剧《水浒传》基本上把握了原著主题精神,在基调处理上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英雄气震荡。第二,民族情浓厚。第三,悲剧色彩强烈……在表现宋江忠义难全的复杂思绪和内心矛盾方面,电视剧比较成功,由此也反映了梁山义军的悲剧性及丰厚内涵”;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李永祜教授说:“对以宋徽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残害忠良、屈杀功臣的阴险、毒辣的本性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为起义军投降朝廷,心存幻想展示出血的教训”;中国社科院王学泰研究员认为:电视剧《水浒传》所以获得成功,是与“符合原著的基本精神分不开的”;北京《水浒》研究学会秘书长竺青说:“《好汉歌》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梁山群雄的思想意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有意突出梁山草莽的侠义品格”;影视评论家孟繁树说:“没有历史戏说,而是采取了严肃的态度,这对孩子们正确理解历史是有益的”;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也认为:“我对《水浒传》的感觉非常好,是拍得最好的一部……”(见1998年第9期《中国电视报》)。 至于《水》剧已为数十个国家看好并争购了放映权,编导因而为国家创收大量的外汇,那就不再逐一列举了……

由上观知,从群众到专家及外宾们,都一致认可《光明日报》的按语:“电视剧《水浒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光教授偏认为《水》剧“是对中国农民斗争史的歪曲”,并疾呼立即封杀《水》剧,在认识上足有180°的反差。我们建议张教授是否多学点历史, 多学点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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