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桂欣[1]2000年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平民救助史略》文中指出创立于1863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委员会，ICRC）是一个私立的人道主义机构，是红十字会的创始团体，也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下简称“运动”）的主要成员。由亨利·杜南和另四位日内瓦公民创立的国际委员会是一个非官方性、非宗教性和非政治性的组织，从属于瑞士民法。国际委员会的唯一人道主义使命是救助战争和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保护其生命和尊严，在武装冲突中领导和协调“运动”的国际救助活动。国际委员会还担负着重要的第二使命：即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 在成立的137年中，几乎在所有同时代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都可以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身影，特别是自60年代后，在内部冲突中，其存在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委员会的雇员由200人增加到1994年的1500人，在53个国家开展工作，1995年的支出增加到7.56亿瑞士法郎。 自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之后，随着战争手段的变化和全面战争的爆发，平民所受的伤害不断加深。冷战后战火纷飞的景象随处可见，平民不仅受战乱影响，更成为武装力量直接攻击的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有效的平民救援组织和协调机制的重要性。 在对平民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后，文章转入第一章，简略介绍了国际委员会的创立经过、基本原则和基本职能。接着，对其平民救助历史进行了分析评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立法发展过程，将国际委员会的平民救助史分为三部分，构成了本文的主体。并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最后，论述了冷战后的新发展和挑战，从而对国际委员会的未来走向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一尝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我国对于国际委员会、进而对于整个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选题到写作的各个环节，无不凝聚了宫少鹏教授的汗水和心血。宫老师对文章精益求精的态度使我受益非浅，促使我不敢有丝毫马虎。若没有宫老师的鼓励和循循善诱的指导，我很难渡过论文写作的艰苦过程。我也感谢三年来给了我无数帮助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使我在知识的高峰攀登的同时，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洪丹凤[2]2018年在《民国慈善组织不同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香山慈幼院和烟台恤养院,都是20世纪上半叶首屈一指的慈善救助组织,面临天灾人祸,社会上大量贫苦儿童无人救助的惨状,两院担负着使命感而创办。两慈善机构成立后,都建立了成熟的管理机构、制定了大量的章程规章、创办了从婴幼儿到成年一体的养教体系,并开设手工工厂解决学员工作,做出了可观的慈善成绩。民国时慈善组织的发展环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点:天灾人祸导致难童数目的增多,政府救济不力依靠民间力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慈善组织的类型可分为民办官助和民办民助两大类。比较香山慈幼院和烟台恤养院的经费来源,可以看出前者是民办官助的慈善组织,后者是民办民助的慈善组织。对比两院在创办缘起和发展史略上的不同。从纵向上,考察两院发展的历史走向。香山慈幼院诞生的诱因是1917京直水灾,烟台恤养院则作为红卍字会常设永久慈业兼具救济孤婴的任务而出现。从两院的发展时间线和轨迹上,很容易看出,香山慈幼院的发展骤起骤落,烟台恤养院则是细水长流。对比两院组织建制,分析两院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的不同,香山慈幼院尽管有着非常完备的组织建制,但在实际运营中却不尽理想,熊希龄几经改革院制,最终却更似纸上谈兵。烟台恤养院组织建制十分简单明了,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快捷有效,两次改革院制改使本院的各机构职能更能贴近现实。比较两院经费来源,本文对比两院不同的发展历程,截取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分析所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进一步指出香山慈幼院经历大起大落乃前期政府资助经费充裕后期却不足而致,加上经费自筹能力不够,苟延残喘。烟台恤养院由于规模小,前期依靠红卍字会资助和会员捐款,后期依靠实业自济,实现自主盈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较两院慈幼教育,从幼儿来源、教师队伍、婴幼儿保育、教育方法和课程设置上看,香山慈幼院幼儿来源面向全国,其中不乏满清贵胄和富家子弟,教师实行聘任制。在婴幼儿保育上,经验充沛,方法科学。教育方法先进,课程设置也是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来实行,相比之下烟台恤养院逊色许多。在办院前几年还要去香山慈幼院学习育儿经验。从教育成绩上,烟台恤养院以救活儿童,教以谋生技巧为主;香山慈幼院则是真正的施行“健全国民之教育”。两院在慈幼教育上都能博采中西之长,悉心养护院中儿童。全面来看,香山慈幼院在慈幼教育上的成就是烟台恤养院难以企及的。比较两院慈善成绩,香山慈幼院与烟台恤养院的慈善业绩都很突出,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烟台恤养院是一个综合性的组织,自创办后,承接了烟台红卍字会救恤孤、婴、残、嫠、产等弱势群体这一永久慈业。香山慈幼院则以救济孤贫儿童施以完全之教育为首要任务,寓救济于教育。从两院不同的发展结果来看,香山慈幼院前期的迅速发展固然得益于政府的大力资助,但其后期的衰落也是政府资助乏力所致,侧面上反映了慈幼院应变能力之欠缺。烟台恤养院面对政局动荡,一方面有着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依靠实业,顽强的生存了下来。香山慈幼院盛极而衰,烟台恤养院顺应时势而生又顺应时势而起,得出对当今慈善组织在发展运营中应遵循的启示:无论官助民助慈善组织的发展首先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在实际运行中更要有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作为慈善救济组织,不但能救人,更要能自救!
朱蓉蓉[3]2010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民间外交源自于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的更新,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它伴随着西方人民主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于清末输入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外交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和独特的风格,发挥着政府外交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清末到民初,我国民间外交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受挫,促进了民间外交的复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民间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悬殊,迫使中国政府必须积极争取外国的同情与援助。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困难重重,使得民间外交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外交形式,促使了抗战时期民间外交高潮的到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我国各界纷纷开展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举国一致、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全国各界上下齐心、奋力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民间外交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其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有利条件。中共积极调整其外交策略,以适应战时外交之需,并对民间外交的开展作出具体指示。战时中共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国外新闻界以及美国政府等的交往。作为中共民间外交前沿的长江局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民间外交窗口的延安,也在中共民间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中共民间外交虽困难重重,但对中共扩大对外交往、逐步走上国际舞台起到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对战时政府外交的艰难,改变了其外交策略,采用官方斡旋与民间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利用舆论宣传的力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另一方面,派遣以宋美龄为代表的高层人物以私人身份访美,积极从事外交斡旋。此外,还利用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从事民间外交活动。国民政府的民间外交活动,是对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官方外交的开展,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在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名流充分发挥名人效应,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资源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宋庆龄、陶行知、张彭春等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纷纷走出国门,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主张,吁请各国政府和民众共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体现了社会精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侨界、红十字会、宗教界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在政府外交受挫的时候,根据自身特点发挥团体优势,在海外开展主题鲜明的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为帮助政府争取海外援助和支持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外交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官方外交的不足,为祖国的抗战争取了大量的援助,同时还加深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民间外交的作用愈益凸显。作为我国整体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必将呈现空前活跃、多彩纷呈的崭新局面。
李光伟[4]2008年在《道院·道德社·世界红（？）字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院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源起于山东济南的、集“道院”、“道德社”、“女道德社”、“世界红卍字会”等数位一体的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该组织创办后,迅速推展遍及大半个中国,并东传日本、朝鲜,南至新加坡等地,成为跨国性组织,在民国历史上影响广远,尤其是世界红卍字会更因出色的慈善救济活动而声名远播。新中国成立后,该组织因诸种原因自行宣告解散,退出大陆历史舞台;但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依然活动。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道院组织萌生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主要从“一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华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以及民间社会之间的张力;中国民间慈善救助事业出现的新气象三个方面,探析国人因应20世纪前期新旧社会转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诸种救世新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道院组织的萌生也是一部分国人探求救国道路的表现之一。第二部分,对道院组织的萌生、发展变迁历程进行综述。第三部分,分别对道院和世界红卍字会的内部组织建制进行分析,并探讨世界红卍字会创立的原因。第四部分,对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的成员状况、入(院)会动机以及自律约束机制进行剖析。第五部分,对道院组织内部的宗教活动,特别是对较为重要的扶乩和静坐活动进行探究。第六部分,分别对道院和世界红卍字会的经费运作进行盘点。第七部分,考辨道德社的创办时间、性质、宗旨、内部组织建制、职能,并论述其艰难不幸的变迁历程。第八部分,对女道德社的成立时间、宗旨、性质、内部组织建制及职责、求修手续、规则、成员状况、发展概况等进行考释。第九部分,以山东各地红卍字会的活动为中心,管窥世界红卍字会临时慈善救济事业之一斑。第十部分,对世界红卍字会的永久慈善事业分门别类进行论述,力求对其进行史实重建。第十一部分,对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附设恤养院进行全方位的个案考察,将其看作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慈善救助事业之典范。目前学界或将道院组织归入会道门,或将其看作民间秘密宗教,还有的将其称之为封建迷信慈善事业团体。本文通过对其进行考察后认为:道院组织是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新旧社会转型之际出现的公开、合法的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尽管应该对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些许言行进行批判和检讨,但对其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诸种慈善救助活动也应该给予相应的评价和肯定。道院组织的发展变迁历程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步入近代的缩影和样态,在力求广泛占有资料、更新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理反思意义,还有以资镜鉴的现实作用。
潘荣华[5]2010年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著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贾潇[6]2017年在《桂林浸信会医院研究（1916-1951）》文中研究表明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近代基督教传教事业的重要部分,它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长期发展、变迁的过程,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基督教入华后,在中国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医院,这些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医疗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医疗事业的近代化进程。桂林浸信会医院则属此类型,它于1916年成立,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反教风波的冲击,又遭受侵华日军炮火的打击而被毁,还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重组与合并,历经多次更名,成为今天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尽管该院创建和发展历经波折,但在教会医院期间,其“医疗传教服务”的根本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与其它教会医院一样,具有“文化侵略”的属性,曾经在几十年间,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参与医疗救助和地方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桂林医疗服务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从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发展历程来看,近代教会医院是一种特殊的传教事业。医疗传教士开展医药服务的初衷是传教,医务活动仅是传教的工具。然而,医生和护士特殊的职业使命,又使得这些医疗传教士在进行医务活动时更加侧重对病人身体的救治。在治疗病人过程中,医疗传教士以西医院为阵地,亦教亦医,将疗灵与疗身巧妙结合,相互利用,推动教会医院及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医学在华的兴起与发展。桂林浸信会医院就像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历经变幻莫测的社会风雨,在战乱中坚忍和守望,几度遭毁,再度重建,浓缩桂林几十年的发展变化。通过对其历史的追溯,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桂林浸信会医院的人道主义善举,认识桂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促进桂林地方史的研究,增进对桂林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论文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整理相关文献档案资料,对桂林浸信会医院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主要医疗慈善活动、运行机制、内部的人员结构、特点及作用等历史重要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回顾与论述,比较完整地展现桂林浸信会医院的艰难历程、发展特色及其对桂林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揭开教会医院的神秘面纱,加深人们对此类医院的了解,也有利澄清一些误解,以探究近代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文章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述选题目的、依据和意义,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创建背景,认为医院成立前的广西社会和教会西来是其主要的内外因素。第三部分概述了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发展历程,涉及初建时期、受毁时期、重建和发展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第四部分重点厘清桂林浸信会医院的主要活动,包括教务、慈善和医务活动等。第五部分是有关桂林浸信会医院的运行机制及其行政架构。第六部分客观总结和分析桂林浸信会医院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第七部分是结语,简明扼要指出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医疗和传教双重性质。
渠长根[7]2003年在《功罪千秋》文中提出1938年发生的花园口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花园口事件研究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现代史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军事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具有多学科的价值。 花园口事件研究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中国大陆和台湾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而且，各自走过了具有自我特色的研究道路，也各自都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又都是分散的、杂乱的、浅层次的，而且，尚未出现具有针对性的宏观系统研究。此次以1938—1945年为时间界限所进行的花园口事件再探讨，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更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化的专题研究。 一个原则。坚持“论从史出，理由事生”。对于花园口事件，无论是在现象描述、过程梳理，还是在得失论述、功过提示等诸方面，力求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记录为依据，依托档案资料建立研究平台，以述为主，以论为辅，述中见论，由述求解。 三个历史规定性。第一，花园口决堤发生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首先是一个抗击外敌入侵的军事行为。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弱国、穷国抵御强大的敌人的民族战争。花园口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是既定的和难以回避的。第三，考察、评价花园口事件，既要立足抗战的军事立场，同时还应兼及政治、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既不能以单纯军事观点论事，也不能从纯粹的政治立场出发回溯过去。 两种条件。在目前情况下，重新审视花园口事件所面临的环境是双重性的，既有有利的层面，也有不利的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现并公开，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其彼此之间得以相互印证，从而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而且还弥补了一些史料的空缺，因此夯实了研究的基础，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从消极的方面看，在一些重要史料相继面世的同时，也有一些史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正在丧失其佐证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进一步研究花园口事件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确属刻不容缓。另外，1938—1945年毕竟其时不久、其事不远，至今，花园口事件还带有一定的敏感性。这是学术研究不容回避的困扰。 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根据新的史料对过去的结论进行验证和重新确认。比如，关于花园口决堤的时候有没有通知和疏散居民的措施和行动，对此，以前是完全否认的，新的资料表明并非如此。再如，是谁最早提出利用黄河的伟大障碍力和破坏力，打击、削弱日军的强劲攻势，现在证实不是陈果夫而是法肯豪森，还比如中国军事领导机关“以水代兵”、“以黄制敌”决策的形成确实就是草率、匆忙的吗?也未必。第二，对过去研究中遗留的空白和缺陷进行补缺平遗。这又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填补前人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却因缺乏史料而留下的空白。如花园口决堤是“炸堤”还是“掘堤”，决堤成功后，到底是谁率先把这一重大消息公布于世的；再如1945年日本谋求投降的活动跟黄泛区有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二是开创性地检证前人研究时并未发现的问题和遗缺。如花园口决堤之后，国民政府对黄泛区的救助救济政策和行动，再如黄泛区形成后，中国军民在此开展的艰苦抗战的具体情形等。 六个步骤。第一，从日本处心积虑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与策略出发，研究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军事进攻路线，回顾、展示中国政府相应的对策运筹及实际的抵抗行动，结合战争变化、推延的态势，显现中、日两国军队在中原尤其是河南正面交锋的必然性，特别是黄河被利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整理在战争形势下，中国利用黄河制约日军进攻这一思想的发生、演变和决策过程，揭示其酝酿、决定时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要素的互动关系。第二，全面展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行动过程和决堤真相的社会传播过程，分析决堤给中、日双方所造成的近期直接后果，尤其是对日军进攻态势的巨大影响。第三，论述花园口决堤的另一后果一一副产品一一黄泛区的形成过程和新黄河的军事价值，着重阐述中国军民是如何继续贯彻“以黄制敌”策略，利用黄河打击日伪政权的。第四，揭露日军在黄泛区内的殖民统治，再现中国军民在黄泛区艰苦而顽强的抗战历程，揭示中原抗战对全国抗战格局的支持和协调作用。第五，首次较为全面地披露国民政府对黄泛区的善后态度和救助救济政策与行动。第六，借助前面的过程梳理和事实再现，分析、提示对花园口事件的历史评价和功过推定。
何兰娟[8]2005年在《清末民国年间（1900-1949）广州的基督教慈善事业》文中认为自从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首先将基督教传入广州以来,新教各派接踵而来,纷纷向中国派出传教士进行传教。但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因此传教环境相当严峻;被封建思想统治了数千年的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这种外来的宗教也并不欢迎;而传教士的一些不法行为,又使得原来就对基督教带有恐惧甚至敌视态度的普通民众,对此更是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因此包括马礼逊等著名传教士在内的各国传教士,在广州的传教活动成效并不大。这就迫使各派不得不改变传教方法,通过举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来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力,进而达到向他们传教的目的。 本论文通过对清末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广州开办的慈善事业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展示清末民国年间基督教在广州的传教活动,进而揭示西方传教士在清末民国年间在广州开办慈善事业的真实目的,以及由此给广州的慈善事业、广州的社会风气、广州社会的近代化带来的深刻影响。
杨习超[9]2016年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文中提出十九世纪中后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轫、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凭借人、财、物及文化资源优势,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舞台扮演起重要角色。清末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外族入侵频频,以魏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复兴济世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向西看的主观愿望。尽管教会大学与西方列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侵略原罪难辞,但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为教会大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教会大学从海外募集捐赠,在华购产、置地,建学校、开医院,以慈善的形象赢得了众多青年拥趸,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清政府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对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办学行为基本不干涉,任其发展。民国伊始,国人民族独立意识高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在办学形式上作出调整和让步,由清末自主创办转变为民国的注册立案。嗣后,民国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教会大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由此揭开了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历史序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主要有:东吴大学杨永清,金陵大学陈裕光,燕京大学陆志韦,沪江大学刘湛恩,圣约翰大学涂羽卿,华中大学韦卓民,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岭南大学钟荣光,齐鲁大学朱经农,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之江大学李培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辅仁大学陈垣等,他们的任职时间大都在1927年至新中国建国之间。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形成和角色冲突,从近代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中西文化冲突和中籍校长个体认知等方面解读其角色冲突的原因。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变迁中重大事件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则强调个体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会员身份及附加在该身份上的价值和情感认同。本研究把宏观的制度因素和微观的个体因素有机结合,得出结论如下:第一,中籍校长角色概念的特定内涵源于政府、教会和中国社会等各方赋予校长的多重身份和角色期待,他们的身份包含有中西文化、思想、制度交流与冲突的元素。第二,中籍校长在多重身份和多方期待、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中,与政府、教会和师生之间存在角色冲突。与政府之间存在校长治校与政治干预、党化教育与基督教育、国家主义教育与公民教育等冲突;与教会的冲突表现在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宗教目的与服务中国、西化教育与中国化教育、校长与校务长职权冲突等;与师生的冲突表现在学校管理中应对中西教师的文化和个体利益及应对学生政治活动冲突等;作为理性知识分子,中籍校长与自身价值观和个体心理也存在冲突。第三,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原因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冲突的结果。从清末“中体西用”教育制度的妥协性,到民国“以党治国”的一元性,中国社会制度设计者对多极化制度是排斥的,并利用权力资源强制教会大学纳入政府管理,与西方文化制度存在冲突。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背后,蕴藏着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二是中籍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与教会组织代理人身份的不可调和性。中籍校长多毕业于教会学校,受宗教理念影响,对教会有深厚的情感认同,被教会赋予在华事业继承者的角色身份。他们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过程中,存在着与教会董事会、与政府、与教会大学师生的冲突,反过来,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形成了中籍校长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在中国官学传统与现代大学独立理念之间,中籍校长追求现代大学的自治与教会控制、政府控制之间产生冲突。三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碰撞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儒学与基督信仰之间,在中国身份与教会身份归属之间,在基督人格价值观与官方价值观之间,中籍校长遭遇了激烈的价值观碰撞,作为教育者和理性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促进他们追求理性的教育理念,包容的文化构建和“完人”情怀。他们的自我理性认知和社会认同综合作用,导致了冲突。四是双重办学主体下中籍校长经济独立性的缺乏,使他们无法挣脱对教会经费和政府补助费的依赖。第四,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具有历史价值。中籍校长长校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利益、资源冲突,坚持“师夷长技”之西学教育,大力推进理性人格之道德教育,即便在经济困顿、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教育家智慧和献身教育精神,沟通中西文化,调节中西冲突,提升办学绩效,保持了教会大学在国内外文化教育舞台的卓越地位,彰显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教会大学中籍校长所引领的思想理性和精神自由之独特价值。第五,中籍校长角色冲突对于理解现代大学的历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近代中国大学建制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代官学影响而逐步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模式的过程,是对大学的本质不断探索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籍校长是西式教育的成果,他们在求学和长校过程中形成了个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坚持教育救国,另一方面追求大学自治和独立,有效平衡东西文化冲突,带领教会大学突破时代局限性,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在制度上有宝贵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理论贡献有:1.文献搜集与梳理。作者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了十多位教会大学中籍校长的个人信件、著述等历史文献,详细考证了中籍校长的成长背景及职务履行情况,并由此来分析教会大学中籍校长与近代中国社会、政府及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本文采用了以往研究中未涉及到的第一手文献,弥补了前人研究在文献方面的不足。2.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和社会认同理论,给予中籍校长角色特定的理论梳理和概念界定,在宏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放入近代中国历史大环境中考量;在微观层面将中籍校长角色置于利益、资源、制度等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本文从多层面、多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弥补了前人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欠缺。3.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权力在教育制度形成和运行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科举官学到近代大学建制的演变过程中,学校性质是中籍校长教育家不可逾越的挑战;中籍校长基于自我的社会认同是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的核心要素。本文突出了中籍校长自我认同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必然联系,得出了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4.历史思考。本文从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与西方文化冲击背景出发对中籍校长群体身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思考,分析了他们与教会、政府、师生和社会存在的角色冲突,发现他们理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合理应对自身的身份归属、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教育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体现了教育家的价值取向与人格追求。
汪志国[10]2006年在《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文中研究指明安徽素有“多灾省”之称，一方面，自然灾害种类多，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出现频繁。在各类自然灾害中，除了天文灾害、地质灾害中的火山爆发和海啸灾害以外，其余灾害在近代安徽都出现过，主要有干旱、洪涝、寒潮、连阴雨、暴雨、冰雹、龙卷风、干热风、台风、霜害、地震、病虫害等。历史上，安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近代以降，自然灾害更是连年不断。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农业受自然灾害的束缚和影响最为严重。而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不仅农业历史悠久，而且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考察研究自然灾害重压下近代安徽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农民生活状态以及官府和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对建设安徽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尤其是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的研究，除了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讨外，主要是散见于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中。其研究至少有4个方面的不足，即从时间上看，研究古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近代安徽灾害史的成果偏少；从空间上看，研究淮河流域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研究长江流域灾害史成果较少，而把安徽全境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更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安徽灾害史研究主要侧重于灾害史一般性的描述，而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从研究方法来看，安徽灾害史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将两种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研究安徽灾害史的成果更不多见。因此，尽力填补这些研究之不足，正是本选题的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本论文努力的学术目标。 本论文以1840年至1949年安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危机与冲突、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以及官府与民间的灾荒应对机制与救荒措施。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工作方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计量研究法、归纳研究法等，同时，还借助于灾害学、生态环境学、灾害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灾害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广泛收集和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贯通，构建研究体系。在结构安排上，以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近代自然灾害打击下乡村社会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性灾害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以文字叙述和图表表述相结合。本论文9章，大体可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参考文献：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平民救助史略[D]. 席桂欣. 外交学院. 2000
[2]. 民国慈善组织不同模式研究[D]. 洪丹凤.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3].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外交研究[D]. 朱蓉蓉. 苏州大学. 2010
[4]. 道院·道德社·世界红（？）字会[D]. 李光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5]. 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
[6]. 桂林浸信会医院研究（1916-1951）[D]. 贾潇.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7]. 功罪千秋[D]. 渠长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8]. 清末民国年间（1900-1949）广州的基督教慈善事业[D]. 何兰娟. 暨南大学. 2005
[9].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中籍校长角色冲突研究[D]. 杨习超. 苏州大学. 2016
[10]. 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D]. 汪志国.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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