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两次论文,南京论文,之争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6－0001－10
北伐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近年学人对北伐的军事、政治、外交与文化方面均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与北伐相伴随的迁都问题，学界的关注重点仍集中于定都南京前的宁汉纷争等政治层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上的迁都之争却关注得很不够①。本人在翻阅近代报刊资料中，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北平统一的一年多时间内，南北舆论界却集中引发了两次热烈的建都、迁都的讨论，其所讨论的主题，与其后的国民党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联。细致分析这些迁都之争的经过与影响，无疑会有助于加深理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相关政策出台的社会因子，重新把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相。
一、武汉《中央副刊》的迁都之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且国民政府各部已开始在南京办公，但各地学者文人仍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武汉《中央日报》下的《中央副刊》形成了一场热烈讨论。在1927年5月下旬至7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央副刊》先后发表了关于迁都问题的文章与通讯达二十多篇，引起了读者与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曾任北方新文化运动重要媒体《晨报》副刊的主编，曹聚仁回忆说：“北京的《晨报》副刊，那是新文化运动在北方的堡垒。孙伏园主编《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是在那副刊上连载的。”[1]169这种背景也使得孙伏园有很强的北京建都情结。
争论的起点是孙伏园《计划中的北京》一文，文中他首先提出了作为首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所谓新都者也，当然要有若干个。广州也，武汉也，南京也，北京也，都是。”[2]6换言之，对于不久前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并不认同。随后，他在文中罗列了北京让人迷恋的种种理由，“凡是曾经住过北京，乃至曾经短期逗留的，一说到北京便都有些爱恋。也许各人所爱恋的方面不同：有的因为北京的天气好，同武汉这样三五天要下一次雨的天气比，愈觉得北京的可爱了；有的因为北京的房屋好，在最冷的冬令，南方温度自然高于北方，然南方比北方更难受，因为南方的房屋太没有设备了；有的因为北京树木多，有的因为北方民俗厚；有的因为北京的学术空气浓；有的因为想到北京去做下层工作；有的因为舍不得天安门那块国民大会的会场；甚至有的因为前门正阳楼的螃蟹与羊肉万不可不吃。总而言之是多少人舍不得北京。”[2]6正是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北京情结，在《中央副刊》编辑部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他与陈启修、唐维淑、林语堂在闲谈中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对计划取得后的北京提出了七条整理方案：一、内外城之间的一带城墙，连着所谓“前三门”，一概拆去。二、京汉、京奉接线地点在永定门，改内外城之间的铁道为电车路。三、旧禁城南自天安门，北至地安门，东至东华门，西至本安门，连三海在内，绝对开放，作为公园，不准任何机关用作办公处。四、禁城东西南北自由通车。五、全城植树，尤注意于禁城与三海。六、中央党部设在司部街司法部旧址。七、国民政府设在西长安街交通部和财政部旧址。[2]6－8这些方案中，前五条细致而具体，多涉及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后二条所言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则表达了首都迁回北京这一重要意愿。这一点与南京方面刚刚宣布奠都南京唱起了反调，所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读者致信《中央副刊》，称伏园先生所言迁都问题“就好象有导火线着火一般，叫着许多胸中怀着北京的人们，连篇累牍的，发表出来了。”[2]6－8
《中央副刊》的这场有关北京与迁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理想中的首都是北京还是南京、武汉？
何谓理想中的首都？讨论者大都同意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革命中心三方面综合考虑，即“所谓国都，至少也要是：(一)政治的中心，可以在大约相等的时间内传达命令于四极，(二)文化的中心，(三)革命的中心。”[3]7梦楼在回应孙伏园的文章时，称北京虽不是革命的中心，依然是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的中心，“现在我们的革命健儿，在河南奋斗了，会师郑州，即在目前直捣燕京，依伏园同志说，当在五卅以前了！无论如何，七月一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可以移置北京，这是我的最迟缓的预料。北京是我们将来的新都，在最近的将来，马上就为我们的新都了。……北京，是我们的，革命的北京，美丽的北京，政治中心的北京，文化中心的北京，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北京。”[4]7－8葛之全论证北京理所当然会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从地理上推论，北京的经济发展，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中央政府，如果设在北京，北京当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中国革命完成以后，进而做世界革命的工作，则北京就要由东亚的政治中心，而为世界的政治中心。”[5]7－8
迁都北京的确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心理，绝大多数有关建都的讨论集中于北京，有读者对先前发表的北京与迁都问题有一总结：北京问题，在中央副刊上面接二连三不断的讨论，在这些文字里面，可以很明了地看出几点：(一)北京似乎是不久将来的首都，武汉、南京都摈弃不要。(二)似乎只有北京有刷新、计划的必要而其他——现在的首都武汉和不久以前决定的国都南京——却可以不理。不过，迁都北京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经享颐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致书孙伏园称：“迁都于北京，我是根本不十分赞成的，终觉暮气太深，难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我们这次北伐胜利的结果，策略上或者要把中央机关搬去，但我以为最好也作为凉亭，不要认为安如磐石。况且现在又预备东征了，何妨提出‘南京在目前’来讨论一下。呵，随便说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6]6显然作者本意借“凉亭”之喻，来说明武汉不宜作为永久首都，又以北京暮气太重为由反对北京作为首都，所以是一个坚定的南京建都论者。同样，易一苇也称：“我们的党，并且没有决定北京为我们的国都……但是北京呢，地点偏在北方，政治上不容易管辖全国。文化则可以说是博物馆，古物的中心点，一切文化都是表现着东方式的，和‘老调子’式。至于革命中心更讲不到，所以纵或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党和政府，会以北京为国都，但是，我相信将来的国都，只有在南京和武汉中去抉择罢！”[3]7－8在武汉与南京的二者之间，有读者更是为南京叫好，“近来在本刊上讨论北京问题的，五花八门，真是热闹极了！前几天经享颐先生在本刊上提出‘南京在目前’的题目，却远没有看见什么人物加入讨论，又见大多数的同志，都有以北京为首都的趋向，对于蒋皇帝驻跸的南京还没有人注意。南京我们无论如何要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况且先总理的坟墓在那里，每个同志更有到那里去瞻仰的必要。在那里建都，据我看来，也不见得比北京坏，不讲别的，单就建筑方面说，就要比北京容易得多了！”并且文中还对于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提出设想：“东南大学已改成中山大学，当然不发生问题。我以为最好是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基督女学、汇文女学、赫德女学、进修学校等，一古脑儿都收了回来，合并在一起，既可省了重建校舍的麻烦，又免得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不是一举两得吗？”[7]4－5
第二，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
对于倾向北京建都的人们而论，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北京的政治腐败与落后。1926年10月在北京的周作人在给友人信中谈及南北问题时，称“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而且坦承“老实说，我们北方人闻道稍晚，对于民国建立事业出的力不很多，多数的弟兄又多从事于反动战争，这似乎也是真的。”[8]661927年春，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张奚若坦言：“老实说，自辛亥至今日南北两方从来也就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合作须有一种合作的共同基础，而南北两派十数年来始终就没有这种基础。就大体说，南方所希望者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为旧专制；南方要实现平民主义、北方要贯澈武力统一；南方着眼在将来，北方注意在现在；南方为新进少年的活动地，北方为官僚政客的逋逃薮。”[9]可以说20年代中期以来，南方政治上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北京政治黑暗的印象。刘伟民撰文对于北京的政治黑暗一一指陈：“再次就是一些反动学阀，像开倒车的老虎总长，戴假面具的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思想落伍的研究系，以死板的文学，乱七八糟的主义，放狗屁的新闻，来愚弄一班青年。最痛心，就是去年四月京师卫戍司令部，有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枪毙的戒严条例，令我现在犹在肉颤。”他将希望寄托于北大领导的学生运动，“国立八大校，就是其最高学府的北大，令一般求学的青年羡慕。”[10]8林语堂同样对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北京的学生继续做政治运动的领袖，做国民政府的后盾，做市民运动的指导者。”当然迁都北京，在他看来，“其他我们还有零碎的疑问：将来国民政府办公室是衙门式的，还是民治式的也成一个问题。还有如《晨报》这种问题也得解决。梅兰芳、胡适之也颇成问题，惟正阳楼及老便宜坊的旧艺术，自然千万要保存也。”[11]2－4
正是因为认定北京政治的黑暗，所以有读者提出攻克北京后肃清反动政治工作是第一位，一到北京就应该办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欢迎被捕诸同志出狱。(二)国葬死难烈士。(三)肃清一切反动份子。(四)封闭反动报纸。北京最反动的报纸是研究系所办的《晨报》、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办的《顺天时报》、其他如《益世报》、《北京日报》等也是这一流的家伙。革命势力到北京以后，这些东西当然不能让他存在，应该一律封闭。不过其中如《晨报》等设备很好，我们很可以拿来办我们自己的报。[12]1－2
认为北京政治黑暗，另一个理由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使馆就成了某种象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避开北京的使馆，避开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迁都南京就是向土耳其学习，将都城从君士坦丁堡迁到安哥拉。这种理由遭到孙伏园的质疑，“中国的使馆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与革命前的土尔其差不多。本来抄袭土尔其旧文章的一页也可以，尽让使馆放在君士坦丁堡，却把都城移到安哥拉，你们要与政府交涉的便请你们驾驱安哥拉来，不然你们尽可永远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使馆界里。这个办法，有一位美国记者曾经也推测过，以为国民党的计划一定如此。但是现在，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我们无论要不要迁都，总得先将北京收复，就是说我们的大熨斗总得先到北京去熨一熨，熨平了以后才能宣布定都何处的计划。”[13]3－7显然，他认为先收复北京、再宣布定都乃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第三，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
在民众心目中，北京作为理想中的首都，更有说服力的就是学术中心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成为迁都之争中最重要的筹码，“再从学术一方面说，中国人的脑力，实在不亚于白种人。最近七八年里，学术思想，尤以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人所有的，我们多输入了。在国内纷乱的状态里，尚且有如是的成绩，将来革命完成，必定更加注意到文化一方面，那么照过去的进步的速率计算，在最短时间内，中国一定成为世界文化的领袖。而中国文化的中心点，当然随着都城跑，(在最近过去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北京。)所以未来的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还是学术的中心。那么，北京发达的方向，虽不在工商方面，而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却是居中重要的地位。”[5]8
北京向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如何建设文化中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北京国立九校的处置了。集中意见最多的是合并国立九校，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国立大学，至于校名，有人主张“国立北京中山大学”，有的主张“中央大学”，不一而足。梦楼主张：“说到大学呢！现在国立九校，自然改成规模宏大的国立北京中山大学，那是没有疑问的。此外又要革命化，更是没有问题的了！语堂先生说过，希望北京的青年人革命化，所以主张必有极有组织的青年部，来领导青年。我以为党化的模范的将来的北京中山大学自然会达到这个目的——并且能够使北京成为文化中心呢！[14]6－8同样，辛遽亦赞成，“国立九校改作中山大学，简直是天经地义。”此外他还主张整理泛滥的私立大学，“还有什么专制的朝大，滥污的中央大，‘接吻者再’的民大，张学良舅老的中大，吴秀才的东方大，江留学狗的南方大以及其他大小野鸡大都是注一注意的。”[15]5孙伏园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设立五个中山大学的主张：“国立九校合并，改成大规模的中山大学。许多位同志都有这样主张，绝对没有异议。广州、武昌、南京三个中山大学，初改革的时候也都用全副精神的，毕竟因为军事的关系，都不能尽量的发展。如第二期北伐的第二步成功以后，也许要略微休息，那时一切建设的准备都应提出来了，教育当然也是一件，连莫斯科的一个中山大学计算在内，世界上五个中山大学总应该好好办理一下的。”[13]3－7如何建设新的北京中山大学，孙伏园提出以原有九校校址分配中山大学的各部分，一面在郊外觅地址，即刻动工建造。有的则提出各大学一律建筑大学宿舍，取缔公寓制，以免青年界人格的堕落。有的主张将后门的景山，拨归北大作校园，取其近便，各学校当有同样的设备。[16]1－2而常振冈提出更为宏大的计划，主张新大学地点设在历史上最有关系的颐和园，“建筑的方式，我自谈不上，不过我想那里的地亩，是很够分配的。那样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比起繁华都市里念书，自有天渊之别。同时还有许多做买卖的一定要跟去开设铺店供给学生们的需求，那么，来往的人一多，交通上尽可添设一路电车，无不方便之处。那时候政府和商家，大家出点资，建设一个极完美平民化的市镇，叫做‘大学区’，这是一定可办到的。”[17]8
不过对于“北京中山大学”的校名，也有读者提出以“中央大学”为名来统一北京国立九校。常振冈提出：“打到北京以后，国立北京九校合并起来为中山大学，现在大多数人不是以为毫无疑义的吗？合并起来是当然的道理，名称我却主张叫‘中央大学’”。其主要理由是：(一)各国的国立大学，以地名的居多数，就如现今的北京大学亦然。革命成功以后，我们这个新京固然是要为世界各国的模范都城，一切应该只有别人来仿效我的，以地名早就不成问题了。这个新都，一定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中心，为符这中心点的意义计，我们还是以名中央大学为宜，虽然这个中心仍是总理赐给我们的。纪念总理的方式很多：中山堂、中山亭、中山公园、中山图书馆，乃至中山大学……各地都可以建立的，都是顶好的纪念。惟中央的一个大学，正如中央政府不能名为中山政府一样，似不妨称中央大学。他如现在的天安门，则将来只有改为“中山门”，以“三一八”死难烈士合葬在门前，使每次群众大会时，永示不忘。(二)中央政府所在地，有中央党部，中央人民俱乐部，中央银行……因此来一个中央大学，名义上是很堂皇的。中央大学内，应设尽各科，各科均有研究院，用以提倡著述与发明。(普通读几年大学，多半以时间的关系，科目仍不得专门，将来的学制，当更有一番革新。)[17]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学之名，显然随首都一起，与文化中心直接牵连。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朝野各方对于合并后新大学的定位与命名。事实上随着定都南京成为事实，“中央大学”一名称最终与“首都”二字紧密相联，成为东南大学改组后的校名。
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出版于“宁汉对立”时期的武汉，孙伏园本人政治上倾向于武汉国民政府，并且心理上眷恋北京，自然有关迁都之议倾向北京。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国民党内部有关北京建都一事就淡化下来，“一个月以来，中央日报副刊上，关于建设新都的北京问题，可以说已讲得很周详了。现在我们要怎样建设新的北京，恐怕还要耗些时日罢。因此一般革命同志的视线，都由北京向东南来了。所以这两天的南京问题、上海问题，又有人提出讨论，同时武汉问题，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18]6－7
民间舆论对于首都的关切与军事形势变化联系。1927年6月20日，北方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提出把首都迁到北京的议案。冯的建议立即遭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反驳：“你可愿意东交民巷的存在吗？”吴稚晖这一问，使冯玉祥一时瞠目，无言以对②。他的意思是说，东交民巷是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如果首都建在北京，各国列强的特权将继续存在，而建都南京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了。尽管如此，随着二次北伐的推进，首都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尤其是迁都北京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预期，正如1927年5月武汉《中央副刊》讨论所言：“第二次的北伐我们相信是必定胜利的，则‘到北京去’不久就要实现，那时候，怎样布置新都也会成为问题。”[19]8
二、1928年春南北迁都之争再起
1928年5月，在二次北伐即将成功之时，南北军事集团对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仍存在意见分歧。5月31日，有记者往石家庄访阎锡山，阎称北伐完成后，东省满蒙之应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言，北京为便。[20]当即国民党内部有人提出尖锐批评：“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居然有人主张迁都北京，说是为了国防和外交的便利。我们要知道民国十余年来军事的纷乱和政治的腐败，就是因为定都北京的关系。帝国主义者政治上的操纵和生活的腐化，已经是烂熟在那儿，无论谁去，不能不受影响。孙老先生见到此点，所以力主定都南京，一班国民的心理也是体谅他老人家的意思。大家都欢喜南京。至于讲到军事方面，我们可以设置重兵，外交方面我们正要使馆南迁，纵不能南迁，也可以邮电往返。总之客听主人的安排。我们不能徇客人之请而失去主人之主权。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无理由。中央党部的执行委员居然蔑视总理的主张，指逆国民的心理，来主张迁都，我们不能不注意，恐怕他的后面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在说话呢。”[21]2吴稚晖6月4日在南京市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中，重提一年前冯玉祥的迁都提议，语气十分肯定的申明：“南京建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22]随后他并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再度撰文，重申建都南京的四大理由：其一、建都南京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总理遗教不可违；其二、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计算中国的海疆，南京同样是在中国的中央；其三、北京古城虽整齐，不过是历史陈列物，乃封建帝都的标志，不能成为革命新时代的首都，而南京虽暂时简陋，但临近上海，有巨大的投资来源，建设容易；其四、上海是中国的国际大都会，又是中国的舆论中心，定都南京，上海更可作为传达处，更是好上加好③。
尽管元老派吴稚晖的意见一再表明国民党南京当局对于迁都一事的态度与决心，然北方舆论仍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异议。1928年6月7日国民革命军前锋直抵京郊，天津《大公报》随即发表“社评”，“北京既得，中华民国现在已无第二政府存在。自金元明清以来之燕都，事实上首都资格，将暂时废止。此与历史上及今日政治上，自有绝大关系。”[23]“社评”似乎也承认了北京首都资格的消失。但在第二天，《大公报》“社评”《五百零七年之北京》却有细微的变化，首先，回溯北京建都历史，即北京之名始于明永乐。明之正式迁都北京为永乐十九年，即西历1421年，距今507年，“明清两代以来，皆巍然称中国之首都，未尝间断也。”其次，分析当前的形势，“今者以南京为首都之国民革命军入京，北京之首都地位，事实上遂暂告废止。”最后，也是“社评”的落脚点，对国民党改迁新都的原因，即所谓外交束缚、积习腐败而思藉以解脱、以资刷新等由，提出不同的意见：“虽然，中国首都问题，是否因此简单理由，改迁南京，自尚有待于国民会议之解决。吾人之意，卜都建国为义甚广，地理关系历史关系固属当然，而于今后建设国家事业之大方针，亦须积极着想。若果国民会议，认为北京较为相宜，或南京北京外尚有适宜之地，均无不可。不可拘泥成见，谓一都北京，外交束缚便无法解脱，积习腐败，便无法刷新也。何以言之，吾人当认定今后之中国，为新中国，无论何地，外交束缚，皆应求解脱，积习腐败，皆应予刷新，岂仅北京一域，则又何改小之乎专以北京为虑哉？”[24]虽然用语委婉，但其用心之处显然是极力为迁都北京制造舆论。
北京克复后，国都问题的讨论“甚嚣尘上”(报刊用语)，社会上(尤其是北方的实力派与舆论界)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希望迁都北京的心理。6月20日，“中央为贯澈定都南京的主张计，以旧京兆特别区之京兆二字与直隶省之采用直接隶属于京师之义，均为不当，乃于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五次会议议决，改直隶为河北省，旧京兆各区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④以最高政治会议的决定来变更“北京”为“北平”，其用意显然是要切断朝野迁都北京的任何幻想。然而，首都之争却并没有随着北京改名为北平、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平息下来，相反引起了南北舆论的进一步关注。北方的《现代评论》一刊专门发表《北京下了以后》一文，提出有两个重大亟需决定并宣布的问题：一为国民会议，二为国都问题。对于后者之所以紧急，原因在于：“在军阀盘踞北京时代，党政府奠都南京，自属理所当然。北京下了以后，国都是否仍在南京，亦迁往北京，马上成为党国的大政问题，再也不容我们避而不谈。”然而决定此问题，却是一件至难的事，亦不可否认。作者具体分析了定都北京与南京的理由：“就革命的立场上说，国都在北京，于使北京革命化，于增进北方文化，确有便利。而且北京之地位，在全国较适中，尤其对于北方政治上军事上较易牵制。此为主张定都北京者之主要理由。而在他方面，舍北京而定都南京，则除掉总理主张外，现在尚有两种实际理由。第一从关外至京津，沿路驻有外兵，尤其敌视国民革命的日本军队的驻在更为危险；党政府把首都定在北京，适自陷于帝国主义者之重围中而受其压迫；第二，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势力，是我们的大敌，今后首都离开北京而定于南京，便是间接取消东交民巷使馆区域的特权，打破外交团势力之一个最有效的方法。”[25]3－4对北京建都的理由，这是北京克复后一次比较集中的陈述。虽然对南京建都理由的表述与南京中央有诸多合拍之处，但这只是纯粹学者的言论，不足以影响当局的决定，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国民党江苏省省委委员马饮冰撰文，力挺政府定都南京，理由有三，一、“可以表示党的权威”，即继承中山遗志，他并引用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演说——“国都问题，不应拿来讨论，总理早已确定，总理以为国都应以事实为根据，一是海都，一是陆都，海都为南京，陆都为西安或兰州，在南京是因为工商业文化交通较好的关系，在西安或兰州，是为因中国海军力量太弱的关系，至于在北京，毫无理由。”二、“可以表示独立自主精神”，针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抵制。三、“可以表示革命精神”，革除旧都的腐败势力。[26]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蒋介石亲往西山碧云寺公祭孙中山先生，并发表《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借机回答社会上对于国都问题的疑虑，特别重申建都南京的决心不动摇，他宣称：“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以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争戡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北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制，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精神、物质之建设。”[27]4174可见借中山遗愿来增强建都南京的说服力，一直是主张建都南京派的主要策略。
不过，蒋介石等借总理遗嘱来主张定都南京，并没有完全说服北方的实力派。京津地区统一于青天白日旗后，北方重要势力阎锡山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坐镇北京，随即重提迁都之议，并指派一批北方文人炮制文章，大造舆论，公开主张定都北京，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北迁。为此，以北方的舆论重镇《大公报》系下的《国闻周报》为中心，北方学者文人纷纷撰文，公开提出国都问题，再次掀起迁都问题的论争。
首先发难的是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白眉初，7月他发表《国都问题》一文，从历史观察、地势评判、外侮应付、现状宏隘四个方面比较南京与北京建都的优劣。首先他以历史地理专业学者的身份，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五大古都——长安、洛阳、南京、开封和北京的建都时间，并且联系国运来讨论，总结出建都北京则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则国运短暂的规律。他先后考察在南京建都十朝，即吴、东晋、宋、齐、梁、陈、杨吴、南唐、明(太祖和惠帝)、太平天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南京十代国都，其特点所在，非偏安，即年促。”具体说来：“平均之，每代不过四五十年。”“除朱明以外，皆为偏安，而无一能成统一之局者。”其次，就地势和现状而论，北京居于国疆的上游，“表雄视八方之概”，“今环拥北京之民族，西则秦陇，南则燕赵，东北则满蒙，东南则徐淮。此等民族，受气候之影响，而北京居乎其中，诚具雄武之气象也。”相比之下，南京则无天子之气，不过是“就其附近狭小之形势而言也。苟合大江南北百里内外观之，则一平原四战之区耳。”就外侮而论，南京则因为温暖潮湿等气候因素，造成人民体质柔弱，不能比于北方尚武民族强健。最后，白眉初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建都北京，文末提出“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28]
白眉初的主张得到了北方舆论重镇《大公报》社的呼应，其社评中称：“按北京有七百年首都之历史。在文化上自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而控制满蒙，在地理上终占国防重镇之地位。迩者政府都南，完全受一时党议所劫持，永久大计尚待研讨。谓北平便成废都，一时尤难遽断，是则目下冷落之状，或未必竟为长局欤。”[29]正此热烈讨论之际，国民政府已决议建设新都南京的费额为五千万元，其中中央支出一千五百万元，各省支出三千五百万元，建设期限为六年。对此，《大公报》的社评提出质疑：“以今日中国之财政而论，以今日中国建设事业之缓急情形论，殊不能不令人有所惊疑耳。民国元年，中山先生莅京，颇主张开新都于西山一带，移置政府于熙和园，别建设各官署于圆明园附近。既可扫除北京城内数百年来腐败之积习，亦可脱却东交民巷数十年来恶劣之环境。论者韪之，而卒以格于经费，认非亟务，未能实施。及今思之，彼时之政府，较诸今日之政府，其缺少勇力之程度，为何如耶。”至于首都问题，“吾人不坚主北京，然亦决不坚主南京。以历史论，地理论，政治论，经济论，中国之首都，自宜偏北，不宜偏南。惟应斟酌东北与西北之别而已。故若决舍东北之北京，亦宜慎选西北之某地。近逼上海远离蒙疆之南京，在力谋统一之国家，急求发展之民族，实无作首都之永久价值。国人中抱此意见者，盖不鲜矣。若谓为外交关系，长江外舰纵横之压迫，未必减于京奉。若谓为腐败关系，上海浮华恶习之传染，或更甚于平津。此种立论，尤易攻破，故南京是否可为中国永久之首都，迟以岁月。”[30]这种论证不能说没有识见，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多少应证了南京作为首都，在军事上、国防上的虚弱性。
《大公报》这一论点，得到北方学者叶叔衡的支持。孙中山生前指定南京为首都——这是主张定都南京所依据最大理由，叶叔衡则质疑其合法性，他认为此点不是不能更改首都地点的理由。他强调，民国元年孙中山主张奠都南京时，袁世凯尚在北京；而1925年孙中山立下遗嘱时，北京仍在北方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再三考虑还是北京为宜：“就全国形势与国家的大计说，首都应在北京，固无疑义；即就国民政府说，亦未尝不可建都于北京”。叶在文章后还提出何不效仿明朝永乐皇帝，舍南京而迁都北京的做法，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31]
这场争论引起了北大教授李四光的注意，他在《现代评论》上撰文，从学理的角度，对南京作为首都在国防上的价值提出质疑：“中华民国的国防，究竟应从何处下手，这就是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实上这进攻的民族，不待说，一个就是日本人，从东三省来，还有一个就是俄国人，从蒙古新疆来……首都设在金陵，为的是暂时避开他们锋镝，好往前进攻，若是大家祗看见江南的美女玉帛，不到朔北的风沙中打出一条生路，将不忍看见南渡以后的宋，重见在中国历史上，呜呼殆矣。”[32]3－5这的确是惊人之论，其理论依据是英人科尼西博士的《世界国都通考》(Dr.Cornish:The Capitals,A Historical Geography，1922伦敦出版)一书，即“凡国都之地位，恒与敌人之方向，针锋相对，且在第一道防线之内，所以然者，即不欲示弱于敌人，至其他之条件，如国都常为全国经济中心，交通中心，以及形势之险固等，均属次要云云。”[33]
对于北方学者从历史、地理、天时、国防诸方面来论证迁都北京，南方的文人和政要纷纷发言，进行批驳。南方学者张其昀亦据科尼西的理论，认为“今日之金陵，虽时代不同，而亦针对帝国主义进攻之方向，且在第一道防线(即海岸线)之内，孙总理欲定都于此，实欲表示我民族大无畏之精神者也。”[33]显然这是对北平成为国都提出间接反质疑。更为直接的回应是上海《申报》总编辑国民党人龚德柏，他在长篇回应文章中，指责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的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世纪以前的理论来论证现代国都，根本上已属错误。强调南京建都已成定局，绝不为书生一两篇文字所左右。他抨击白文中的“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等言词，与“日本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34]，意指叶是为外人做说客，为帝国主义作走狗。这一论调明显超越了学理之争的范围。龚德柏以政府代言人身份为白文戴上大帽子：“白君大著，曲学推崇北京，不惜牺牲一切”，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图欺世人”、“贻误国家”。[35]
从双方所争的内容上看，北方学者主张建都北京，所持理由无非是南京为六朝金粉，地近上海，腐败萎糜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都城，在此建都一向兴旺发达。而南方才子则引经据典，大谈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首都，总理遗训不能违背等等，进行有力回应。除了历史、地理因素外，建都之争还包含了权力与利益之争。文人所论背后都有政治集团的派系支撑，政治与文化在此已经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换言之，在这场南北建都争论的背后，显然是当时几股国民党政治军事势力争夺地区控制权的斗争。
时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本是北洋军阀中的直系，长期依附于北洋军阀，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建都北京，有利于他们控制中央政权。而蒋介石集团主要代表江浙财团的利益，上海乃其大本营，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坚持建都南京。而在建都问题上，南方两广的李济深等派系则附和蒋氏集团。在南北学者文人纷争之际，南方的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省国民党党部不少要人纷纷发表通电，支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则以政府命令的方式，下令改北京为北平，使其不再成为“京师”。这场南北建都之争，最终以蒋介石和两广集团为首的势力占了上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集团只好偃旗息鼓，建都之争暂时平息下来。
三、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其合法受到各方挑战，这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宁汉纷争等政治事件上，还有一个广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北伐成功后如何安置北京的问题，并引发过两次集中的迁都之争。《中央副刊》的讨论，可谓集中代表一批迷恋北京为首都的文化人的理想与方案。二次北伐的成功，南北之间新的迁都之争，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政治文化集团的分歧，体现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这两次源自民间的迁都之争均因政治力量的介入、压制而暂告平息，但政府与民间对定都的巨大认知落差，成为日后政局变动下迁都之议再起的一种潜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从民间而起的迁都之初，充分显示出国民党上台执政初期国家与社会分裂的基本格局。国民政府虽在其后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舆情，在处理新旧两都上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加强新都南京的政治、文化和市政建设，重树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形象，在故都北平大力倡导文化区建设来安抚人心，但受制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和外部国际环境的压力，成效却大打折扣。虽然国民党宣传力量为化解南北分隔不断强化宣传机器，但社会各界对此却反应不一，显示出政治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思想的统一上还任重而道远，这亦成为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出台的内部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2012－05－10
注释：
①北伐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影响，罗志田教授有多篇论文论及，可参考《北伐前夕北方军事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无道”：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易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等。有关定都南京前迁都之争的最新研究，可参考李玉《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②这一情形见吴稚晖在1928年6月4日上海党部的演讲。吴说：“记得去年在徐州，遇见了冯玉祥同志，他说我们将来还是迁到北京去吧。我说很好，不过你可愿意东交民巷存在吗。”(《国都问题》，《大公报》1928年6月12日，第3版。)
③《首都与国民会议问题》(十七年六月四日在南京市党部讲)，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七“国民与党务”，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646－648页。吴这一讲话当时就被收入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印《新都南京的认知》(1929年3月12日，第82页)，成为南京建都重要的宣传品。
④《建都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之第一部分“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经过”，《中央周报》第45期，1929年4月15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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