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川东地区传统农业社会农民（传统农业社会主要是指中华民国及民国以前的的历史时期）的价值观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血缘、族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以“最主要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掺杂道家、佛教的善恶轮回观念以及民间宗教观念”为内核的价值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川东地区传统农业社会建立起来世代相传的血缘、亲缘、族缘和地缘相对固定的群体社交关系让位于现代临时性组合业缘社交关系。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我国农民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驻村工作队通过每月一次的党员活动日、定期举办农民夜校、村民代表大会。抓住农民农闲时的机会，深入各社召开院坝会，深入贫困户走访谈心等形式，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和村规民约。
关键词：川东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价值观；礼治社会
一、川东地区传统农民价值观
川东地区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川东传统农业社会主要是指中华民国及民国以前的历史时期）的价值观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血缘、族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以“最主要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掺杂道家、佛教的善恶轮回观念以及民间宗教观念”[1]为内核的价值观。地缘、血缘、族缘和亲缘关系使得川东地区的传统农民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形成相对封闭社会交往关系。川东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流动较少，传统农民对土地世代承袭和相对固定依赖性，世代如此的地理环境中，传统农民可以相信自己的或是祖辈的经验，于是便形成了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社会传统来维系的“礼治社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川东地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形成的“熟人社会”。他们的生存环境致使他们的价值观形成路径有两条：一条是自上而下，一条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价值观灌输，或说是教化路径。表现在中国历来“皇权不下县”，“中央所派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而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2]尽管“知县是父母官，是亲民之官，是直接和人民发生关系的皇权代表。事实上，知县老爷是青天，高的望不见；衙门是禁地，没有普通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2]知县一级是皇权的最低端，知县除了负责征收皇粮、收税、兵役和处理辖区内重大刑事案件外，还有劝课农桑，教化子民，传输皇权正统价值观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中国以来川东地区农民价值观
解放后，川东地区农业社会原来由地方精英文人、官宦、商人、地主和农民组成的阶层中文人、官宦、商人、地主作为土豪劣绅和剥削者被打倒。川东地区农业社会由基层管理者和普通农民两个阶层。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向基层延伸。村民委员会、村级党支部从国家政权到国家意识形态全面地对农民进行管控和普及教育。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城市和城镇就像磁铁一样，把川东地区传统乡村的农业资源吸光。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被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吸走。城乡二元经济形成，“城乡两栖人”---农民工正式进入社会学者研究的问题领域。之所以社会学者致力于农民工的研究；一方面，尽管农民进城了，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城乡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就业、就医、子女就学等没有把他们纳入城市、城镇的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里。另一方面，城镇最差的学校都有农村社会无法企及的教学优势，城镇最差的医院都有农村难以企及医疗资源，农民工挤破脑袋都要进城。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他们的家庭经济收入来源重心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非农业转变。川东地区现代农民生更注重在物理时间内及时兑换，结算成金钱，人与人之间结成的临时业缘关系更多地考量以“己”出发，以“己”为中心的“义利”核心观。他们的价值观的异质性更多地表现在碎片化、临时性、多元化趋向。
三、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川东地区农民价值观新动向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不断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民的价值观却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国家政策优越而同步转变，尤其是在现如今“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政策下。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前期，川东地区农民的价值观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先前传统农业社会既有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被抛之脑后。驻村工作队的首要的任务是矫正农民的价值观，以“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民。旨在矫正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04年以来，川东地区农民在价值观接受上完全失去管控，以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思想保守、重利轻义等为主要特征的小农意识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虚无主义等为主要特征现代市民意识融入到农民价值意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川东地区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低，在价值观的选取难辨是非，在价值观的接受上大多数农民都是被动的，或者说是一种从众心理。则农民价值观的取向和接受具有临时性，难以持久的特点。他们奉行“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只要不闹笑话就行”。农民中“好人”，“会做人”的标准就是“少管闲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农民中盲目跟风，互相攀比行为大为盛行。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谁来引导和重塑川东地区农民价值观
科学是因果联系问题的解释，解决不了价值观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下乡，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能构建良好的农民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川东地区农民价值观的选取和接受上，大多数农民是被动地接受集体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这种从众心理甚至于可以定义为盲从，他们几乎无法分辨出价值观的对错与否。他们只知道“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就不错，就不会弄笑话”。比如，川东地区普通农家操办丧事时，一般都会请商业性地方乐队来助推氛围，商业性乐队为了吸引围观群众，往往会在表演中注入一些黄色的艳舞，低俗的色情表演。在庄重的丧礼仪式上表演色情艳舞，川东地区的农村社会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反倒认为吸引的围观群众越多越有面子。
在国家实施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政策过程中。“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外来的基础建设、公共设施投入以及川东地区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能积极引导农民自力更生，勤劳致富，反倒会助长极少数好吃懒做的贫困农民“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甚至还有极少数无赖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来要挟帮扶干部和地方各级基层政府，“我脱不了贫，你就走不脱人”，各种要钱、要物的无理要求张口就来，一旦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就上访，或是抓住帮扶干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软肋，不肯签字脱贫，当上级政府和第三方机构前来验收时，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说自己脱不了贫，有的甚至还会诬告地方政府。而其他淳朴、老实的老百姓，并不认为这些极少数“刁民”的行为以舆论的方式加以谴责，反倒认为这些极少数“刁民”的行为是“有本事”。如何正确引导和重塑川东地区农民价值观呢？
参考文献
[1]赵孟营.社会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办社[Z].2006.4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Z].2018.8
论文作者:罗刚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0/28
标签：农民论文; 价值观论文; 川东论文; 地区论文; 社会论文; 传统论文; 农业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1月48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