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索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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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同时,对新中国理想的政治秩序,进行了不懈地探求,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的理论基础,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目标

政治秩序是指国家和社会中的人们依据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政治制度展开政治实践的秩序,是用来描述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稳定性及连续性的概念。政治秩序的核心是国家和社会中政治共识的存在,是公民对基本权利以及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可。政治秩序在实践中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维护政治秩序的统治行为,也包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社会管理行动。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时代政治秩序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同时,要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改变私有制以及被私有制异化了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中首先要“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② 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一致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列宁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构想:第一,将经济平等的内容列入作为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基础的宪法。第二,让绝大多数人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而且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体现着社会的普遍利益,社会主义民主中不存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根本对立。这是协调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各种矛盾的重要基础。第三,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形式,而且实质上是劳动人民内部平等关系的社会形式。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处理劳动人民内部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关系。与此同时,也同样需要协调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列宁认为,平等就是社会成员在平等地享受权利的同时平等地承担义务。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民主与集中辩证统一的思想明确地以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写入俄国共产党的党章之中,同时他还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也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建党,并具体规定了民主集中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秩序观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政治秩序的一般经历,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只有首先通过革命斗争赢得政权、争得民主、实现民族独立以后,才有可能进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真正的宪法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革命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为营造良好的理想政治新秩序进行了探索,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秩序观。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理想政治秩序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二、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国家政治秩序的理论,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国情,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紧紧抓住政治秩序建设中的重点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理想政治秩序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提出并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第一次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④ 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革命转变任务逐步提到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表示:我们建立的新政权将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⑤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度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⑥ 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⑦

第二,提出和创建了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

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虚伪性、吸收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落实,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2月,毛泽东以中央或个人名义多次发出文电,要求全党把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到1952年9月,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实质上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3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开始,1954年9月成功地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保证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使各个国家机关合理分工,各尽其责。实践证明,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便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它从本质上不同于欧美式的议会制,从形式上又有别于苏联式的苏维埃制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第三,提出和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我国建立后,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由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不否认和排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舞台中的参政作用。毛泽东认为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监督,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监督。因此,继续保留民主党派,赋予其参政议政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⑧ 毛泽东还认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⑨ 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的重要渠道和组织形式,就是建立和健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于1949年9月,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这以后,人民政协作为民主协商机关和统一战线组织仍然继续存在。它对于发扬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国家政治秩序,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其他组织形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四,提出并强调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对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理,深刻地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这就是民主集中制。⑩ 毛泽东特别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与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就是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过程。没有民主,不从群众中集中正确的意见,就不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使党的政策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群众的呼声,避免犯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而且是我国政府的活动原则。“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予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加强民主政治、建立良好政治秩序的经验,使毛泽东深深感受到:“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1)

第五,充分重视人民群众在建立理想政治秩序中的监督作用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能否建立社会良好政治秩序的关键。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党内监督和监察工作。1945年他在延安同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宣布,我们找到了“民主”的方法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新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要由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工作,重视和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作用。他把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个字。并强调:“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12) 毛泽东始终认为,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是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的正确途径,是加强党的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保证党风建设和营造社会良好政治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这样,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和良好政治秩序才能真正建立和发展。

第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观点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最能体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察和分析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3)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从而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加以解决。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深刻阐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具体的矛盾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还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14)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将层出不穷,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上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政治功能的认识,对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认识,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特点和规律的重要概括。

第七,倡导在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中坚持“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来的。它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它不仅为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而且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方针的提出,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为出发点,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充分重视并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把“双百”方针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创造。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广大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积极性,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化艺术而创造的必要的民主条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中有着重要作用。

第八,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法制建设理论

法制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理想政治秩序是密切相连的,法制建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创者,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法制的力量,提出过一系列有价值的法制建设思想原则。主要包括:(1)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思想。新中国刚建立,毛泽东就提出要搞我们自己的一套法律体系。除《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外,陆续制定了《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后来,毛泽东还提出要搞刑法和民法等。(2)人人都要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毛泽东多次强调:宪法和法律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更须严格依法办事,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自觉守法。(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毛泽东关于法制建设的思想,在中国法律建设的历史上开了历史的先河。

第九,提出了一系列维护世界和平,营造社会主义建设外部环境的重要思想

在探求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外部环境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从和平的愿望出发,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思想,为营造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外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倡导形成的处理各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与营造和谐外部环境的基本准则。尤其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世界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5)

毛泽东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仅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思想,是基于对建国以后中国特殊国情的正确分析和辩证思考而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这些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建设和政治发展指明了基本的方向。正是在毛泽东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复杂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保证了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为国内政治生活创造了团结和谐的气氛。

三、毛泽东探求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重要启示

同探索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样,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具有独创性地在中国逐步营造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积极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政治秩序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毛泽东理想的政治发展模式中,无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论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还是具体的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无不显透出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尽管在构建过程中有失误,有偏差,但他追求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是一贯的。当代世界潮流的发展表明,追求民主、实行民主政治,以及民主的实现程度与保障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毛泽东探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政治秩序理论中有许多方面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实际是相同或相近的。在毛泽东提出的理想政治秩序中,首要的是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现绝大多数人参与的新型民主政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式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意愿并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政党制度通过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即共产党的地位来保障人民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以保证众多少数民族的人民享有平等、自治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其本质是社会进步状态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管理者坚持站在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寻求和平衡社会理想政治秩序的方法,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构建社会良性运行的最佳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理想的政治秩序运行的理论,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

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关系到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法律及各项制度健康运行、人民群众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大问题。毛泽东对此不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必须根据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和经济运行的要求制定相应的程序。在建立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要切合实际,符合国情,同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更有利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运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政治秩序难以自发地形成,需要国家权力机关运用自身的权威,进行全面的规范。国家机关要用一定的形式将政治秩序加以规范,拓宽人民的参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政治沟通和政治协商;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使国家有关政治活动的规范,变为人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第三,在建立政治秩序过程中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首先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充分发扬民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和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其次是要坚持从国情出发的原则,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再次是要坚持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原则。对政治秩序确立和运行中的一些问题,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依据现实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修正政治秩序的运行规范。

第四,理想的政治运行秩序必须以良好的法制建设作保障。追求社会稳定就是追求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状态。社会主义法制是引导全社会严格按社会主义法律规定,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活动,有效地制裁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消除危害社会的各种现象,调整和确定处于争议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减少和消除不稳定因素的保障。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⑧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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