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的共同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共同点论文,流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行为主义理论学派、分析主义理论学派、体系主义理论学派、理性主义理论学派，是现代西方声称与传统政治学理论对立的诸多新的学术思潮中的四大主要流派。这四大主要流派在政治学的分析角度和基本理论观点上差别很大，但它们之间仍有共同点。
一、共同的历史背景
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是在共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已形成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专制、独裁本质的直接表现。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害，引起世界人民的公愤，同时也引起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的思考。他们虽然没有也决不会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产物而从根本上抛弃资本主义制度，但还是从吸取法西斯覆亡的教训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强化民主。于是在50年代西方国家中兴起一股“民主化”思潮。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诸如多党至少两党竞选、三权分立、新闻监督、民意测验等具有民主形式的原则和规范大量出现在政治生活中。这一思潮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民主形式影响到现实政治生活并促使其作出相应的改变，出现了各种利益集团分立、各类政治组织相攘的政治生活多元化、政治权力分散化的趋向。国家政治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和可变条件急剧增多，给政治学家们提出了研究政治学理论的新课题。
本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统治危机。西方国家下层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强烈不满情绪增加。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明显增多。民主思潮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也松动了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控制。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迫切希望在不动摇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政治生活的调整、限制，以寻找稳固资本主义政权的各种机制。而这样做的入手点自然是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和上层建筑的运行来加强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控制，缓解社会基本矛盾，克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罗斯福新政”即在此方面先行了一步，而这一步对西方政治学术研究的影响则是深远的。“罗斯福新政”出现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开始把研究的主攻方向转向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考察研究，并侧重于具体的政治活动系统、政治行为运作方式、对政治活动的具体的甚至量化的分析等等。这种研究正好适合于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改革政治统治方式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跃进阶段。自然科学各种高新技术纷纷出现，并且向社会科学渗透。自然科学诸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类的研究方法大量被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借鉴和移植，这种情况当然也包括政治学。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也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系统、控制、信息等思想和方法，这又恰好与当时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具体化趋向吻合，因此当时政治学研究中操作性强的可供选择的模式化、量化分析等等，成为时髦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发生了大的变动，变动中出现两个直接结果：一是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两极冷战对立之中。这种带有全球性的两极冷战对立对国际政治关系影响巨大。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独立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相继摆脱宗主国统治而宣布独立，一些国家还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不仅为东西方两极冷战对立增加了新的色彩，而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构成了新的更加复杂的矛盾，影响着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行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全球的政治愿望与这种愿望很难实现的矛盾。面对这一现实，西方政治家开始寻求按西方资产阶级的意愿左右国际政治关系的具体药方。100 多个新独立国家各依本国国情创建的政治制度、体制多姿多彩，同时，这种多姿多彩的政治制度、体制又因与美苏、其它前宗主国及其新独立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交织而错综复杂化。这些给西方国家那些热衷于具体化学术研究的政治学家们进行政治比较分析、政治类型分类、研究国际政治生活本质及其变化的线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上述历史背景决定了政治学研究方向、重点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因政治学研究中不同理论渊源、思想方法、研究方式的不同而出现了许多新学派，在学派之争中又涌现出前后相继的四大主要政治学流派。这些学派的学术观点乃至表面上的学术方法虽各异，但它们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却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点又决定了它们之间在其它方面的共同性。
二、共同的本质
首先，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之间共同的本质，表现在它们有共同的服务对象之上。它们都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四大主要流派虽然以学术思潮和流派的面目出现，声称它们研究的不是政治而只是政治学本身，表面上看，它们也是以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的研究为主要内容。但其实际的服务对象十分明显，即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为资本主义国家设计更有效的政治模式，谋划更有力的政治行为和过程，以求资产阶级上层加强对国家控制之效果。政治学的现实性极强，在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什么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政治学。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的现实性正表现在它们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出谋划策上。当然，它们有时也以批评者的姿态出现，但这些批评常常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运行的弊端而促进其克服，这是为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所接受和欢迎的。因为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们当然明白此类批评的用意在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例如，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均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归结为政府活动，同时又把这种活动再分析为一种系统状态。通过对此一系统的科学化及其控制的研究，寻求使资产阶级的政权获得稳定的各种机制，同时也起到对现行政权合法性作出辩护和论证的作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为现实政治构筑新的理论体系的利益所在。
其次，四大主要流派的科研目的也有共同的指向。用“改善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行为”这句话，可以概括他们的科研目的的共同点。出于这一目的的四大主要流派的研究主攻方向，几乎都由原来的以国家为中心而转向以政治系统、政治共同体为中心；由以法律、政党、机构为重点，转向以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为重点。
行为主义理论学派的开山之作—美国学者本特利所写的《政府过程》中的基本观点，是把政府活动看成是由压力、对抗、冲突以及利益集团相互的争斗所构成的动态过程，而政府则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加以协调使各方妥协，因此，政府行为乃是“活动”，而以政府活动为核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集体行为。研究政治学就是要找到使政府政治活动更加有效的途径。本特利的后继者们几乎都把政府看成是一种“活动形式”，把政府管理国家的行为看作是利益集团之间争夺所产生的相互压力的必然产物，认为政府行为实质上就是在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之间的一种协调行为；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使这种协调行为有效可靠。斯蒂芬·贝利认为，美国政府制定法律，只不过是通过讨价还价来平衡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压力的过程。沙茨施奈德等人把政党分解为压力集团的经纪人来研究。爱德华·彭德尔在《民主制度的政治》中干脆把政治制度看作是调节各种利益集团关系的过程。还有的行为主义理论家把政治活动化解为“投标行为”。这类研究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改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行为的目的性。
分析主义理论学派特别强调政治学理论的正确性，而不问产生和发展这种理论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容。而怎样判断一种政治学理论正确与否？对此他们强调经验调查和逻辑分析。他们把分析、解释政治概念当作研究的主要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现实政治稍远，但就此一学派的实际科研成果来说，也可看出其为资产阶级政府行为寻找最佳方案的目的性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析主义理论学派特别强调对宇宙中的事物的“一一对应关系”加以排比，具有深厚的相对主义色彩。他们不承认有任何东西本来是好的或本来是坏的，他们只承认一些价值，而否定另一些价值。在“一一对应关系”中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实际方案，摈弃一些无价值的实际方案，是分析主义理论学派所追求的。第二，分析主义理论学派注重对政治概念的分析、解释和注释，甚至把演绎法当作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他们大量运用图表、系数、统计指标和代数公式来论证自己的学说，而这种论证是通过寻找那些能够经受住逻辑分析、验证的准确无误的政治学定义、分类、规范，来为创造更严密的政治行为的可控系统服务的。第三，分析主义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费利克斯·奥本海姆、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率先将政治民主理论分解成诸多推论和假设，并创造了许多推论和假设公式，他们对每一项假设的前提加以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如假设的前提不正确，推论也就是谬误的了。奥本海姆在其《控制与不自由》一文中，把这种用公式进行假设和推论的方式发展至巅峰。这种运用公式进行推论和假设的方式，是试图确立检验现存政治理论正确与否的操作性强的标准，目的也在于改善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
体系主义理论（又称“政治系统论”）学派集中批判由威廉、邓宁、乔治·萨拜因、查理·麦基尔韦恩为代表的政治学历史主义，指责其放弃建立关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运转的系统理论的任务。他们认为，放弃现实的政治价值创造是有害的，这不利于探寻到把理论研究、问题选择、结果的解释包容进去的价值框架。而政治价值是多元化的。多元价值相互关联则形成一个系统。这一学派把政治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事实，另一个方面是政治价值。必须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而后再建构一个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在所建构的大的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中，要有一个广泛的理论纲领，以此纲领为指导，方可指导理论研究、问题选择和结果检验。由此可见，他们所要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须是具有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实际功能的。为强化这种实际功能，这一学派强调两点：（1）这种体系要有“一套运用的假设”， 从“若干假设”出发，演绎出“较狭义的论断”，再从这些“较狭义的论断”中演绎出能够由“经验证明”的具体论断，从而巾近现实政治并为现实政治服务。（2）这一理论体系决不可僵硬化，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 以反映并适应实际政治生活的变化。此一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伊斯顿指出：政治学理论如果不能提供一系列判断作为评价政策行为和政治制度的标准的话，这一理论就没有价值。而他们的体系主义理论学派则是创制这些标准的，因而是有价值的。
理性主义理论学派则更多地从人对政治生活的具体的主观体验，从政治哲学与政治道德价值方面来探讨政治行为的科学性。他们认为，政治生活归根结底是人的生活的一种。政治行为是人的行为，政治生活是人的生活，对政治生活的任何分析都离不开人的主观体验。而构成或影响人的政治行为、政治生活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和可变的，试图只运用某些自然科学方法去分析复杂的政治现象是不可取的，因为政治活动不是按某种预定公式运行的，不是任何政治行为、政治生活都可以用数字或公式来测量的，想把政治学研究定量化、精确化，是不能反映现实政治生活的本质的，是徒劳的。他们主张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着重于对政治哲学、政治道德、政治理论与社会目标的关系的研究，着重于对政治理论与政治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以期研究确定社会发展目标，弄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及其原因，寻找出设计或解决的具体方案。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更专注于政策科学的研究，专注于探讨政治决策程序。他们与现实的联系相当紧密，许多人对政治家们有直接的影响，是这些政治家们努力促使出台的政策科学化的高参。
三、共同的反传统特点
如果把西方政治学发展史分成两大阶段的话，那末第一阶段是传统的政治学，第二阶段则是现代政治学。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均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反传统也就成为他们的共同特点。
这一特点显然与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有关。传统的西方政治学更注重于创立政治学原理和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政治理论本身所包含的主题范畴、方面、方法的研究宽泛一些，也侧重于定性研究和封闭式研究，研究手段也较单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旧的问题，而政治学学科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必然要突破上述局面而开创新局面。这从客观上说，是现实政治生活业已发生变化，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呼唤着政治学的发展。从主观上说，也是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因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呈现出研究的主题由宽泛到适中，研究的问题由简单到复杂，研究的数量由少到多，研究的问题由旧的变成新的，研究手段由单一到多种，研究的理论内容不断增加、充实、更新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正因应这一走势而生，而其生成也必然伴随着对传统理论的激烈批判的过程。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无一例外地都打着反传统的旗帜，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行为主义理论学派鼻祖本特利以反传统政治学而知名，他对传统政治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不屑一顾，认为传统政治学的多数理论成果都是骗人的玩艺儿，不过是用一个名称代替一个问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他反对传统政治学把国家、政府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主张把政府看作是存在本身，而这种存在正是由政府中的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组成的。他认为政治学必须重视对政府中对立的利益集团的具体研究，而不能象传统政治学那样只去研究理论上的概念、范畴之类的东西。
分析主义理论学派对传统政治学的攻击最为猛烈。他们认为传统政治学只是把政治学理论变成政治思想史的一种政治学思潮。他们指责传统政治学理论是用某种统一的原理来限制政治科学的发展。而这种统一的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政治学中决没有物理学中万有引力那样带普遍性的定律，他们反对传统政治学把政治学理论单一化，认为政治学理论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不主张政治学研究注重政治理论的历史沿革，只承认各种政治学理论必须经受实际经验和逻辑分析的检验，经受住检验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体系主义理论学派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对传统政治学理论的批判也十分激烈。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洛克等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到20世纪，这些巨匠们的政治理论已被后继者蜕变为政治思想史，其政治理论早已失去了创造性和生机，而只依附于旧有的政治学思想，并又进一步被削弱为一种历史分析形式。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已经只具有传播以往政治价值观的作用，而不再具有“分析和建立新的价值理论”的功能了。这一学派正是在否定传统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本学派要作实际的政治价值创造工作，进而建构政治学的理论体系的。
理性主义理论学派也是在反传统政治学理论基础上创建自己的体系的。表面上看，理性主义理论学派在注重理论分析，注重政治哲学、政治道德方面，与传统政治学理论有相通之处。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理性主义学派的理论创造是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目标和资产阶级实际政治行为密切联系着的。它不过是反对其他学派只满足于提出某些模型和公式，攻击这些学派的模型和公式不能把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分析透。理性主义学派巾近资产阶级现实政治生活并注重实际的政策运用这一点，与西方传统政治学的理论思潮和理论阐释是有很大差异的。理性主义学派也正是在与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差异点上采取了摈弃传统政治学理论，在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基础之上创制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从理性主义学派集中于研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以寻找解决方案来看，从大部分理性主义政治学家热衷于政策科学研究来看，这种新理性主义的反传统特点十分明显。
总括起来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都是在反传统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立论基点并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这也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具有内在的相通的方面。
四、研究方式、方法中的共性
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几乎共同指责西方传统政治学理论存在着研究主题过于宽泛，理论研究成为形而上学而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案，只注重于定性研究和封闭式研究等缺点。他们在否定传统政治学理论上述缺点的同时，更新了自己研究的方式，形成了共同的实证主义特点。
1、 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都注意在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指导而采取更加具体化的方法。
在研究主题方面，它们一改传统西方政治学过于宽泛的状况而使之具体化。行为主义理论学派鼻祖本特利本人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采用更现实的方式对资产阶级政治行为进行研究，把政治活动更具体化为利益集团的动态性争斗，把政府活动看作是一种人的集体行为或集团活动。他的后继者们如梅里安·拉斯韦尔等人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政府活动看作是一种活动形式，认为政治学家的工作就是具体地研究这些人的集体行为，用“观察到的”和可观察到的行为来谋求解释政治现象。分析主义理论学派在注重于对政治语言的分析时，还注重于对政治行为作假设和推论，他们甚至把政治学研究主题细化到数学公式中去演绎。体系主义理论学派则专注于把研究主题具体化到一个系统之中，试图为整个政治学科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结构；同时此学派也赞成政治价值上的多元化，认为政治学家应该把诸多不同的价值判断与自己建构的总的理论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理性主义理论学派主张研究主题应是具体的政策科学和政治决策程序，研究当然要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但他们的立足点始终是：认识就是承担行动的责任；行动就是参与社会改造。政治学家的义务就是把政治学知识具体地贡献给现实生活。
在研究问题的数量方面，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都因研究方式的具体化而形成了共同点。首先是旧问题与新问题的数量比的变化。四大主要流派所研究的问题中，旧的问题几乎都极少，而大量研究的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新问题。其次是具体的问题数量上的变化。四大主要流派与传统政治学理论研究问题的数量不算很多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他们研究的问题的数量是大量的，这既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新问题较之历史上的旧问题要多得多有关，更与四大主要流派的研究工作趋于具体化而使研究的问题大量被列入有关。行为主义理论学派把政治活动化为诸多利益集团争斗的动态的东西，因此它既要研究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及结构和利益内容的变化，又要研究在这些利益集团对政府活动的各种影响中产生的各种政府行为：既要研究利益集团的联合、排斥、对抗、冲突的过程，又要把人们的群体活动分类，其研究问题的数量当然是很多的。分析主义理论学派专注于对政治生活中各种概念、语言、行为、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对各种政治活动都设计具体公式加以推演，这大大扩展了它们研究的问题的数量。体系主义理论学派注重创制总的理论体系，但这总的理论体系又是由各种具体、再具体的分系统组成的，而且，要对构成各体系众多要素中的政治事实、政治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其研究问题的数量当然不会少。理性主义理论学派注意对现实众多的变化着的政治行为乃至具体的政策制定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而且吸纳统计学等方法对影响现实政治问题的众多要素进行单个统计、总的归纳和总体分析，其研究的问题的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研究问题的范畴方面，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也因在实证主义指导下使研究工作具体化而大量增加。除了旧的过时的范畴被四大主要流派抛弃外，还有大量的旧的范畴被四大主要流派充实、更新、改变其内涵、外延而保存下来。更主要的是随着新课题的大量出现及研究手段的更新，大量增加了他们新开拓的范畴，新增加的范畴本身也是十分具体的，而具体化向更具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又会涌现出许多更小更具体的范畴。在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的学术著作中，各种新的带有它们创造的内涵、外延特点的范畴是大量的，而引用现代数理逻辑进行推演的方法，又使范畴数量增加的趋向更明显。
2、 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都大量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概念来研究政治学，以求其实证性。
来源于20世纪生物学、医学、数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普遍被四大主要政治学流派所运用。数学的量化分析方法、数理逻辑推演方式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稍加改造后引入政治学研究当中，自然科学的统计指数、运算方式也被它们采纳为研究手段之一。
行为主义理论学派为了加强研究中的实证性，大量运用量化方法去分析政府活动过程中的压力、对抗、冲突。他们运用数理逻辑对人们可感触的政治行为进行推演，使之具体化。分析主义理论学派唯一承认的是经过逻辑分析验证是正确的理论，而他们分析的方法是采用自然科学中的图表、系数和代数公式，并且运用物理学逻辑和数理逻辑进行推演，甚至采用数理形式对政治学命题中的字句排列进行具体的推演，在推演或注释的同时，使用控制论的某些方法加以论证。体系主义理论学派直接采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政治学，他们把政治生活看作是一个有着输入、输出、反馈功能的可以控制的系统。他们所要寻找的可以指导研究过程、衡量研究结果的理论纲领中也大量充斥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所演绎出的具体论断。理性主义理论学派的学者大多精通统计学，擅长使用计算机，他们从强调理性分析的角度反对其他学派用数字来测量影响政治的因素，用数学公式来推算人们的政治行为，但他们为了具体阐明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道德，为了探讨科学的政治决策程序，也大量使用自然科学手段来研究和论证，只不过他们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和论证的出发点是为了强化其理性说明罢了。
上述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的共同点决定了，虽然这四大主要学术流派及其他众多流派之间差异十分明显，学派之争一直延续下来，以至影响到现今西方政治学流派之争，但它们本质方面的共同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内在的共同性的份量显然超过外在的差异性的份量。这种共同性，决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与其它庞杂的政治学流派一起，综合而形成一种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政治学术思潮。我们在借鉴对当今西方政治学有深厚影响的现代西方政治学四大主要流派的学术成果中有价值的因素时，认识它们本质方面的共同性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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