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论文,效率论文,中国保险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此情况下，深入探讨外资进入对保险企业效率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外资进入对我国保险业带来的积极效应，避免不利影响，还为引入外资以实现合作共赢、优势互补、和谐发展的目标提供了进一步的改革依据，应该成为当前我国保险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看，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不断兴起，国内外学者对外资进入东道国保险业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分析外资保险机构的进入动因和进入模式等方面，专门研究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保险业的效应，尤其是分析对其整体行业效率影响的文献则较少，与此相关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银行等其他金融服务领域，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支持的观点认为外资进入能够给东道国金融业效率带来正面的影响。一般认为，在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的绩效和效率普遍高于本土银行，因此，面对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强大竞争压力，当地银行为保持市场份额，会被迫改善管理、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提高效率(Levine，1996)。Denizer(2000)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外资银行借助对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竞争压力的观点。随后的一些研究也认为，外资银行能够凭借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优势，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而给东道国带来潜在收益(Sengupta，2007；Lehner and Schnitzer，2008)。Berger等(2009)通过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认为，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实现中国商业银行所有制的结构变革，这对其技术效率与经营业绩具有促进作用。
反对的观点认为外资进入会对东道国金融业、企业和政府带来负面效应。Stiglitz(1993)认为，本土银行不得不与具有更高市场信誉和更大规模的国际化银行展开竞争而增加额外的成本，优质客户资源也容易被外资银行抢夺而降低盈利能力，而且当地政府对经济的调控难度也有所加大。Goldberg and Kinney(2000)对阿根廷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在贷款市场的各个领域展开竞争，而且外资银行在风险更低的贷款领域里占有的比重更大，这会使得外资银行先挑选完优质客户以后而将其他客户留给本土银行，这更加大了本土银行的风险。Hermes and Lensink(2002)和Bayraktar and Wang(2004)的实证结果也不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提高东道国当地银行的效率这一观点。
此外，也有一些文献认为外资进入对东道国金融行业的影响并不明确。Lensink等(2004)就认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业的影响程度依赖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后的研究中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通常导致内资银行更高的成本和利差；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效应则不够明显，外资银行要么导致内资银行成本和利差降低，要么与上述变量没有关系。Bonin等(2005)则认为，只有当外国所有者掌握了银行的控制权时，银行的绩效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由此可见，外资进入一国银行体系可能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外资的进入为东道国银行带来先进的运营和管理技术并引入了市场竞争，可以提高内资银行的效率，从而促进东道国银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会给东道国银行和政府带来潜在成本。那么，外资进入中国保险业，是否也会产生与银行等其他金融服务领域类似的效应呢？遗憾的是，国内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和简单的比较研究，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和理论支持，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以中国保险业1999-2008年共412个样本数据为例，基于DEA模型的两阶段方法对外资进入可能引发的三个效应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发现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二、方法和假设
(一)模型构建
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遵循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步骤，对外资保险机构的业务范围、业务区域等都是逐步放开的。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基于DEA模型的两步骤方法来分析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
第一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对中国保险业的效率水平进行测算①。由于保险企业的经营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它首先以特定风险为经营对象，通过保险业务集合尽可能多的单位和个人风险来筹集保险资金，然后再通过投资业务对保险资金加以运用以实现收益，这使得保险企业的整体经营活动成为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具体包含了前后相继的“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两个阶段。而传统的DEA模型把企业的生产过程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黑箱”，只能评价单阶段生产过程的效率。因此，为了能够更真实的拟合中国保险企业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并合理评估各阶段的效率水平，本文采用资源型两阶段DEA的效率评估模型，分别测算保险企业的保险业务效率(TE-1)、投资业务效率(TE-2)以及整体经营效率(TE)。
第二步，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保险企业在保险业务阶段和投资业务阶段的作用，综合评估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整体经营效率的影响，从而证明外资进入所引发的资本形成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三个假说在中国保险业中是否适用。
1.效率测算模型
基于Chen and Zhu(2004)、Kao and Hwang(2008)、黄薇(2009)等的思路，本文假设s家保险机构在保险业务阶段利用m种投入生产q种中间产品，并相继在投资业务阶段生产n种最终产出，则第k家保险机构在保险业务阶段的效率(TE-1)可通过求解下列数学规划问题得到：
(二)三个假说设定
一般观点认为，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渗透范围和影响程度正逐步扩大，对内资保险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乃至对整个保险行业效率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资本形成效应。保险业是具有规模经济的典型行业，为了实现风险控制与分散风险的职能，保险机构需要具备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要求，随着产出即业务规模的扩张，成本也被相应摊薄，经济效益进而也有所提高。国外资本通过在华成立合资或独资保险机构等各种渠道对中国保险业进行直接投资，直接促成了中国保险市场资本存量的增加，降低了单位保险标的保险费率。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外资机构通过资本注入方式进入所带来的资本形成效应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效率。
2.市场竞争效应。发展中国家保险业普遍存在垄断，通过扩大市场竞争能有效地遏制市场中的垄断势力，进而提高保险业效率。外资进入促进了东道国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将对提高东道国保险行业的效率发挥积极作用。具体来说，随着市场经营主体的增多，竞争的加剧，中国保险市场也在由垄断向垄断竞争的方向转变，相应促进了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外资机构通过市场进入方式所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效率。
3.技术外溢效应。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是众多跨国保险机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建设和发展的过程。比较而言，外资保险机构更为注重市场细分和差异化经营，如专注于投资型保险市场、创新农业保险模式、善于电话销售、培育高端营销队伍等不同风格的外资保险机构，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特色产品、技术以及管理模式，尤其是培养创新意识和商业化运作方式的高层次管理人才，都为内资保险机构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对于以参股形式做战略投资的外资机构，他们往往会利用其专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在董事会中相对的独立性，更多的参与到保险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一般经营过程当中，通过加强对公司经理人努力程度的有效监督促使保险机构优化投入要素组合，提高企业效率。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3：外资机构通过专业化运作方式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提高中国保险业的效率。
三、样本和数据
(一)变量的选取
1.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
在效率测算模型中，本文认为，样本保险机构在不同业务阶段所使用的投入和产出变量应以其提供的服务来衡量。根据保险机构的经营特点和数据可得性，本文确定将劳动力费用(X1)、其他营业费用(X2)、金融资本(X3)作为保险业务阶段的3种初始投入变量；将保险资金运用收益(Y1)作为投资业务阶段的产出量，同时它也被看作是经营全过程最终产出变量；而保费收入(Z1)则作为经营过程的中间变量，这项既是第一阶段保险业务的产出，又是第二阶段保险投资的重要投入，它以准备金和承保盈余的形式与资本金共同构成保险机构保险投资资金的来源。变量的具体解释如表1所示。
2.解释变量的选取
在外资进入效应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效率测算模型分别得到的两阶段和整体效率得分，解释变量则包括了样本保险机构的外资进入变量、宏观控制变量和机构自身变量：(1)外资进入变量。选取外商对华保险业直接投资额占当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代表资本形成效应；选取保险业外资机构总数量、外资保费收入总的市场份额、外资机构的资产规模占比等指标代表市场竞争效应；选取市场化改革和人力资本流动等指标代表技术外溢效应，具体可分别以样本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和外资保险机构从业人员的占比来衡量。(2)宏观控制变量。选取GDP增长率和消费物价指数等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对经营区域为非全国性的保险机构，GDP增长率和消费物价指数以其主要业务所在地区或城市的指标为准③。(3)机构自身变量。选取资产利润率、营运费用率、投资收益率、投资资产占比等指标，同时考虑中国保险业的特殊性，还引入机构的产权结构作为虚拟变量。各解释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2所示。
(二)样本数据的选取和说明
根据《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本文采集了中国保险机构1999-2008年共412个样本数据，其市场份额占中国保险市场的95％以上，样本数据能够反映中国保险业的总体水平，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和表4所示。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效率测算模型的估计结果
运用效率测算模型，本文对中国保险机构1999～2008年的保险业务效率、投资业务效率和整体经营效率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见表5。
由表5发现，在样本期内，中国保险业无论是保险业务阶段和投资业务阶段的子效率，还是经营全过程的整体效率，各年分数都不高，表明大量资源因管理不善被浪费掉，总体经营状况近年来没有根本改变。其中，保险业务的效率要略好于投资业务的效率，这说明保险资金运用环节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仍然是中国保险业效率亟待提高的关键。
按照外资进入的程度，将全体样本具体划分为中资、外商独资和合资样本，经过样本各项效率值的简单比较可以发现，外商独资保险机构的保险业务效率和投资业务效率在2001、2002年之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中资机构，尤其在投资业务上的效率水平保持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使得外商独资保险机构虽受限于市场准入政策和经营发展制约，规模仍然有限，但其凭借自身资本实力雄厚、承保技术先进的潜在优势，在整体经营效率上与中资保险机构的差距并不大，这也与之前的预期一致。
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合资保险机构的各项效率水平并不如预计的乐观，尤其是保险业务效率水平较低，甚至不如外商独资保险机构(2008年除外)，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样本中合资保险机构多为近几年成立的新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而忽视或牺牲效率目标；另一方面，合资保险机构内部中外双方较难形成一致的经营理念，外方无法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更多看重的只是中方的资源和承保优势，因此部分中资保险机构低效率的问题被复制到合资保险机构，使其无法保持外商独资保险机构原有的技术优势。
(二)外资进入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外资进入对中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将样本数据带入外资进入效应模型进行分析④。考虑到效率得分在回归模型里所存在的截尾现象，且效率值之间并不相互独立，因此，本文采用基于Bootstrap方法的面板数据Tob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第一，保险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FDI_X)与保险机构的整体经营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资本形成效应确实对保险业的效率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支持假设1。但从细化的经营过程看，资本形成效应仅对保险业务效率有促进作用，而对投资业务阶段的效率改进没有影响，这可能是源于外资进入中国保险市场更看重的是如何在短期内能迅速扩大保险业务的市场份额，而外资进入所带来资金运用阶段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不能简单的复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慢慢消化和吸收。而且，长期以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过于狭窄，投资品种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在投资业务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保险业外资机构总数量(Num_X)和外资机构的资产规模占比(Asset_X)与保险机构的整体经营效率均显著正相关，表明外资进入引发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保险机构的效率改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回归结果支持假设2。但外资保费收入总的市场份额(Share_X)与三类效率指标的正相关关系均不显著，这可能与外资机构的市场占比相对较低、对市场的影响力有限有关。具体来看，三项解释变量中仅保险业外资机构总数量无论对两个阶段的子效率还是整体经营效率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资机构数量的增加比资产和市场份额的扩大更能影响中国保险业的竞争程度，从而进一步有效提高行业的效率水平，这可能与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经营规模仍然较小有关，也支持了Classens等(2001)、Lehner and Schnitzer(2008)等研究的观点。而且，从市场的可竞争性来看，外资保险机构的潜在进入显然比资产扩张对在位者更具有威慑性，这一结论也符合可竞争性理论(Contestability Theory)的一般原理。
第三，外资保险机构从业人员占比(Human_X)与保险机构三项效率指标的相关关系均不明显，而外资持股比例(For_X)与保险机构的三类效率指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但外资持股比例的平方(For_X2)却与这三类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保险机构的效率随外资持股比例先下降，而后上升，呈现明显的“U”型。换言之，外资通过股权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与保险机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回归结果并不完全支持假设3，只有在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对效率起到推动作用，这与Bonin等(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究其可能的原因，境外战略投资者目前在大多数中资保险机构的持股比例有限且有严格限制，其在企业内部的话语权不多，经营活动的控制权仍属于中资股东所有，从而使得企业无论在保险业务环节还是投资业务环节的效率水平均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也进一步表明，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保险机构进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四，宏观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GDP_Z)对保险企业投资业务效率的影响不大，但与保险业务效率呈显著正相关，这直接导致其对整体经营效率还是产生了明显作用，这表明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保险业务的高速发展并通过规模经济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但投资环境的不确定影响因素较多、波动较大，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尚不明朗；消费物价指数(CPI_Z)与三项效率均呈负相关，其中对投资业务效率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主要是通过借助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造成的，表明通货膨胀对中国保险业的效率提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五，机构自身变量中营运费用率(NEOA_B)与三项效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营运费用率的下降会对中国保险企业经营全过程的效率提升均产生积极的影响；资产利润率(ROA_B)、投资收益率(IOA_B)和投资资产占比(IAR_B)均属于涉及投资业务阶段的财务指标，对投资业务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产权结构的虚拟变量(OWN_B)与保险企业的效率关联性并不大，这说明国有产权性质的保险机构无论是在保险业务还是在投资业务中并没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三)稳健性检验
中国保险市场还是一个集中度相对较高的市场，考虑到人保股份、太保产险、平安产险在财险市场和国寿股份、太保寿险、平安寿险在寿险市场上的特殊性⑤，为了避免这6家保险机构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在每年的样本中均剔除了这6家保险机构，然后进一步对新的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基于篇幅所限结果略)。从稳健性测试的结果看，在剔除对保险市场影响和控制力最大的保险机构之后，新的样本回归结果在显著性和影响方向上与剔除前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明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和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五、结论
从本文效率测算的结果看，外商独资保险机构的保险业务效率和投资业务效率在2001、2002年之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中资机构，尤其在投资业务上的效率水平保持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表明外商独资保险机构相对内资保险机构而言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并且他们凭借专业知识给中国市场带来了更多的附加值。然而，外商独资保险机构在中国仍面临着发展规模的制约，这从他们目前市场份额总和仅为整个寿险的5％、产险及意外险的1％可见一斑。除了政策限制等因素外，由于缺乏本土优势以及企业文化上的差异，比起一些资深的内资保险机构，人们对外商独资保险机构的接受度还相对有限。就在人们将目光转向合资形式，希望通过国内大型国企和外国知名保险集团的强强联合来实现保险市场的深度开发时，本文发现，合资保险机构经营过程各个阶段的效率水平并不如预计的乐观，甚至不如外商独资保险机构，这种合资组织模式使得许多国际著名保险机构在被与他人捆绑的状态下，难有很好的表现。其中，中外股东双方在企业经营管理控制权的争夺和经营发展理念上的差异，是导致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市场处于较为尴尬发展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外资进入的效应看，一是外资进入所带来的资本形成效应是对中国保险业效率改善最为直接的经济效应，但如果仅是单纯的资金引入而不能促进我国保险产业结构的转换，那它只能带来暂时的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真正对保险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性影响的还是外商对华保险业直接投资额的结构调整效应，它包括为我国保险业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深远的结构性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
二是外资进入引发的市场竞争效应确实对保险业的效率改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外资机构数量的增加比资产和市场份额的扩大对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但仅仅通过放松外资机构市场准入的管制来增加新的市场主体，并不能真正产生有效竞争。事实上，与外资银行的发展相比，外资保险机构的规模、市场占有率要小的多，甚至近年来这种竞争程度有下滑的趋势。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不仅从市场准入的数量上，而且从深度和广度上提升保险市场的综合竞争程度，从外部有效推动保险业效率的提升，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是外资进入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保险业的效率改进存在不确定性，新的技术、服务、产品和管理经验要得以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其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对企业效率起到推动作用。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出于对一国金融安全的考虑，保险资金作为重要的金融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出现被外资控制的情况，可能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因此，如何恰当的引入境外投资者，在维护金融安全和提升企业效率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将是摆在监管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注释：
①Farrell(1957)最早提出效率可以通过比较企业与由产业中支配企业形成的“最佳实践”效率边界来估计。遵循Farrell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其后最重要的贡献是Aigner等(1977)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的发展，以及Charnes 等(1978)对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的发展。
②模型的具体推导参见黄薇(2009)。
③如美亚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宏观控制变量以上海市GDP增长率和CPI为准，华安财产保险公司主要业务集中在华南地区，其宏观控制变量分别以广东、广西、海南等3省GDP增长率和和CPI的平均数为准。
④考虑外资持股比例与保险机构效率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了外资持股比例的平方(For_X2)。
⑤截至2008年底，人保股份、太保产险、平安产险等3家财险机构保费收入合计占财险市场保费收入的比例为63.86％，国寿股份、太保寿险、平安寿险等3家寿险机构保费收入合计占寿险市场保费收入的比例为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