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微型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企业的人力资本、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基于我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微观论文,人力资本论文,面板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FDI(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传导机制和影响因素方面，已有文献主要集中研究技术差距、研发投入、外资的构成与来源以及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等因素(Javorcik，2004；Zhang等，2010)。对于本土企业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已有文献中主要采用代理变量的方法来进行考察，代理变量的使用不当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不准确。此外，以人力资本为切入点的研究，尤其是以中国企业为背景的研究，在已有文献中非常之少。

      人力资本影响内资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能力，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首先，内资企业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利用人才优势对外资企业进行学习和模仿，以提高其自身的技术水平的能力就越强；其次，内资企业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越高，该企业从事研发与创新活动的能力越强；最后，拥有高学历员工的内资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可以促进其吸收从跨国公司流出的高级人才，从而可能比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吸收到更多的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人力资本水平高的企业很可能已经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所以，技术进步空间有限，可能导致企业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限。

      本文采用中国的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体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工业行业中所有的国有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在2004年企业人力资本学历的普查数据，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文献中样本量过小、代理变量估计不准确的问题。实证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与企业吸收外资技术溢出的能力显著相关，企业高学历员工的构成比例越高，增加其同行业的FDI为之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就越大。这说明，企业的人力资本对吸收技术溢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模仿与学习、研发与创新，以及促进人员流动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2004-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估计，由于该数据库涵盖的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使得估计结果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其次，本文使用大样本企业数据来构造人力资本指标和FDI密度变量，能够更加准确地度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与外资在行业中的参与程度。最后，使用分样本估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明显差异。

      二、文献回顾

      通常认为，FDI企业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几种途径：一是示范效应(Blomstrom和Kokko，1998)，即内资企业可通过自行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学习与模仿来推进技术进步。二是竞争效应，它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一方面，外企的进入可能会激发同行业的内资企业提升技术以应对竞争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其产品可能具有的优势，外企则很有可能会分割掉一部分市场需求，从而在竞争中对内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三是通过人才流动，即那些在外资企业工作过的员工流转到内资企业工作，在外企学到的技术和管理实践随之扩散到内资企业中，实现技术溢出效应。

      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是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结论。Takii(2005)对印尼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正向的行业内溢出，但是这种溢出效应的大小与行业内外国资本的持有率呈负相关，在有些行业，溢出效应很微弱甚至为负。而Altomonte和Pennings(2009)发现最初某特定行业内的FDI能促进技术进步，但随着该地区该行业的外资企业数量的逐步增加，这种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

      随后更深入的研究集中在FDI技术溢出的传导机制和影响因素上，如外资特点、技术差距、人力资本、研发活动以及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等因素。Blalock和Gertler(2009)发现，那些研发投入更多、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以及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倾向于从同行业的FDI中获得更大的技术提升。蒋殿春和张宇(2006)以内资部门的科研人员所占全体人员之比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对中国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内资部门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可以显著地增强内资部门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程度。黄静(2007)采用行业内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的数量来衡量人力资本，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了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作用。通过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中的合资企业的数据分析，Todo等(2009)研究了企业人力资本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员工作用更大，其次是本土硕士学历，再次是本土本科学历。

      三、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有关FDI技术溢出的已有文献通常用对数线性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企业的劳动生产率(Aitken和Harrison，1999；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因此，本文延续文献，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1)式的方程左侧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产出，但从实质上来讲，在剔除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对产出的解释之后，余量的部分均可视作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即可以将回归方程变形如下：

      

      

      从(3)式中可见，若

，则企业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增加其同行业的FDI为之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就越大。

      笔者所关心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对FDI的交互影响，而数据的局限性使我们只能观察到2004年的企业人力资本，考虑到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小，仅为四年，在此期间企业的人员流动不大，所以本文假设企业的人力资本不随时间变化。由于人力资本这个关键解释变量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出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故而采用面板序列的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与混合最小二乘(pooled OLS)两种方法进行估计。

      四、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是国家统计局调查的企业统计数据(2004-2007)，该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

      数据仅在2004年是普查数据，囊括的变量和企业数量最多，其中，包括企业人力资本的变量。因此，为提取本文所侧重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变量，在不平衡的面板数据中，将2005-2007年的企业对2004年的企业进行匹配，仅保留2004年样本中的企业。此外，由于技术溢出的概念是东道国企业从FDI当中获得的正向技术扩散，所以被研究样本为全国所有的内资企业，根据文献的处理方法，本文通过实收资本中的外资含量小于30%来界定内资企业。

      (二)变量构造

      1.被解释变量

      产出的对数(lnY)：选取企业统计数据库中2004-2007年的年度工业总产值数据，并对其使用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现，再取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

      FDI密集度(FDI)：根据Javorcik(2004)，采用行业内企业的外资含量占实收资本之比，再被企业产出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来加权平均，并取一年的滞后来衡量行业内的FDI密集度：

。其中

是企业i在时间t-1的FDI含量占该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

是企业i在时间t-1的产出，

是行业j在时间t-1的总产出。由构造公式可见，行业内企业的外资含量的增加，抑或是FDI企业产出的增加，均能使FDI密集度的指标随之增大。采用二位数行业代码来对行业进行了划分，FDI密集度的数值越大，说明该行业的外资参与程度越高，行业内的内资企业受外资的影响程度越大。

      企业人力资本(HR)：考虑到员工的职称与该职工的工作年限有很大关系，学历则更能反映一个员工的素质，故而采用企业员工的最后学历作为衡量其人力资本的指标，具体分为三类：研究生学历(g)、大学本科、专科及以上学历(u)、中学及以下学历(hs)。为使不同企业间具有可比性，用各学历水平的员工数量除以该企业的雇员总数，得出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与吸收外资的能力。

      3.控制变量

      行业中FDI企业数量(ln)：为了进一步控制和观察外资活动的影响，参照文献(吕世生和张诚，2004)，除了前文提到的外资金额比重的变量外，本文控制了行业中FDI企业的个数，对其取自然对数，并为消除内生性和观察滞后效应，再取一年滞后值。

      企业内部FDI比重(FS)：由于内资控股的合资企业中的外资成分也可能会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考察行业内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时，需要将企业内部的外资比重控制住。本文对内资企业的界定是纯内资企业和外资含量低于30%的中外合资企业，因此，该变量在0%-30%的区间中取值。

      劳动(lnL)：根据(Aitken和Harrison，1999；Javorcik和Spatareanu，2008)，以劳动要素的价值进行衡量，即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之和的自然对数。

      资本(lnK)：选用的变量为企业的总资产，即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项之和的自然对数。

      中间投入(lnM)：企业的中间投入取自然对数。

      企业成立的时间长度(age)：调查当年的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为剔除异常值，将最早公司成立时间修正为1949年。

      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分别控制不同年份的时间效应和不同省份的地区效应。

      五、实证结果

      (一)企业人力资本、吸收能力与FDI技术溢出

      基准回归采用混合OLS和随机效应两种方法，结果列于以下表1。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充分考虑同一个企业在不同时间点上的表现，缺点则在于其对解释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的严格假设。相较而言，混合OLS的假设条件较为宽松。因此，本文的基准回归和分样本回归均采用了两种方法分别进行，并对其结果进行了比较。此外，由于各个学历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倘若将它们都加入同一回归，无法得到本文所关心的某个学历变量的准确系数。因此，采用Todo等(2009)的方法，将各个学历变量及其与FDI密度的交互项分别加入方程(1)来进行估计。表1的前两列和后两列分别描述了不同学历雇员的比重对企业吸收技术溢出的贡献，前两列是研究生学历的回归结果，对照组为大学和中学学历：后两列是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结果，对照组为中学学历。

      表1 企业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N为观测值数量；第二列和第四列采用混合OLS模型，第三列和第五列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均控制省份和年份虚拟变量，包含常数项；混合OLS汇报的是调整后的

，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汇报的是within

      混合OLS的回归结果见表1的第二列和第四列。结果显示，尽管FDI密度的系数为负且显著，但是，FDI密度与受教育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值，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进而发现，研究生学历(g)与FDI密度之交互项的系数为0.367，大学及以上学历(u)与FDI密度之交互项的系数为0.057，说明相对于对照组而言，研究生人力资本对内资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的贡献比大学生及以上人力资本的贡献更大。充分说明企业的人力资本对于其吸收技术溢出有着促进的作用：企业的高学历员工(大学学历及以上)的构成比例越高，增加其同行业的FDI为之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就越大；反之，低学历员工(高中、中专或初中学历)的构成比例越高，增加其同行业的FDI，该企业吸收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小。这充分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并与Blalock和Gertler(2009)的发现相一致。

      控制变量中，企业内部FDI比重(FS)的系数为正向显著，说明内资控股但是有外资参与的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纯内资企业，而且这类型企业的外资含量越高，生产率的提升就越大。企业成立时间长度(ag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越老的企业的技术水平越低。

      面板数据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在表1的第三列和第五列中汇报。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虽然在系数大小上与混合OLS不尽相同，但在方向和显著性上面大体一致，充分说明了回归结果在不同的计量方法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二)所有制结构、企业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

      由于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的不同特征，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区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考察企业人力资本对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吸收技术溢出的影响。考虑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性质相似，根据文献的惯用作法，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合并到一组来考察。限于篇幅，仅汇报混合OLS的结果。

      由表2可见，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私营企业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都基本一致，研究生学历与FDI密度的交互项系数为0.447，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交互项系数为0.051，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然而，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样本而言，无论是研究生学历变量，还是大学以上学历变量，受教育水平与FDI密度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

      由此可见，只有私营企业的高学历员工才能提高企业吸收FDI溢出的能力，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人力资本对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没有贡献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公司治理、内在激励等特征，不能使其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对同行业外资企业的技术进行模仿、学习、吸收的能力不足；第二，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人员流动性不如私营企业强，从而对外资企业流出的高级人才的利用率和吸收率不高；第三，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员工在职培训的重视度不高，其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进入外资企业进行培训的机会较少，所以得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表2 不同所有制下的FDI技术溢出：混合OLS

      

      注：限于篇幅，未将所有变量的结果列出，其他控制变量同表1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是否能够对其吸收行业内FDI技术溢出产生积极影响，以及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否跟这种效应的大小有关。本文使用行业的FDI密集度来度量行业的外资参与程度，以及企业不同学历的企业员工比例来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和吸收外资技术溢出的能力。结果发现，内资企业高学历员工的构成比例越高，增加其同行业的FDI为之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就越大。此外，通过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细化研究，发现私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内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优势，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学习和模仿，从而提高其自身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内资企业应当加强与外资企业在人才和信息方面的互动，主动汲取外资企业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总之，我国在引资过程中，应当注意选取有利于本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外资，同时要注重本国企业的消化吸收。只有将扩大招商引资与提高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结合起来，提升内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才能实现我国在真正意义上从引进外资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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