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市民批判主义”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而言，“归纳既往”比“规范未来”更合学问之道，而且前者若能以公允平正、叙议广博为镜即多有收获；后者却既难逃“空疏”之讥，更兼有“盗名”之嫌，故聪明之人常常不耻于前者而警告于后者。但是，身逢震动之时，以往所赖以维系生命价值的思想文化尽管步履艰窘、延宕百年还是不免于剧烈地转型，那惯常的人文精神失落于某日黄昏的时候，我们有了给自己寻找出路的勇气；我们不学“舍我其谁”的雄霸气，也不屑于以各种借口逃避责任的奴才气，我们只是将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诚恳地迎候方家的批判。
大凡一种主张的提出，都要依傍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更要对这现实的社会作出尽可能准确的把握。我们将社会转型作为立论的基础，那么，对转型社会的把握便是所有理论建构的命根子。
一、社会转型期“新市民”的崛起
从人类既往发展史可知，社会进步是非等速的：社会时而相对稳定，时而剧烈变动。正是基于此认识，才有了所谓的社会转型说。同时，中国当下社会正因为经济、政治各领域深广的变革，而无可逃避地融入世界发展主潮流，那传统的宗法封建式农业文明经百年痛苦的寻觅之后，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工商业文明真正的跃迁——这则是我们今天谈中国社会转型的由头。
任何一次社会的变革，都可证之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清廷作为宗法封建帝国的最后一环，自始至终处于变动的可能之中。康乾以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因清廷屡兴文字狱以及取士科举制的改革而发生分化，最突出的是江浙地域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并因此打破了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一统的生命价值取向，转而或者研习考据之学，成为专业学问家；或者侧身幕途，成为既介乎官民又超越官民的颇有批判特质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者专心西学，为咸同之际曾、左之流创办洋务准备干部（如徐寿、华衡芳等）。特别是清末，已长成气候的职业知识分子更是直接充当社会变革的思想者和行为者，他们以办报刊、办学校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等方式向社会大众传播新思想，介绍西学，诠释传统，积极涌起社会变革之波。从辛亥废除帝制到五四倡行新文化都是以职业知识分子（或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力军。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职业知识分子的崛起，其思想和行为构成了中国近代百年文化的主流，并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推到接受现代化改造的前台。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注重平民化，提倡平民思想、平民文学、平民精神，此举演而化之，成为四十年代的解放区和解放后的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使千百年来一贯被视为群氓的、缺少教养化育的平民百姓，一跃而成为中国社会的先进阶层，进而还主导社会思想革命，知识分子却转而成为受教育的对象。从五十年代的“深入生活”和“新民歌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乃至贯彻整个二十七年的非知识化思潮，无不与工农兵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勃兴关联着。
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改革连着政治改革，中国社会各阶层又发生了一次深广的整合。经济领域的改革坚决贯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利益为原则，经济体制遂由计划型转为市场型；同时，经济改革的影响波及其它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在“技术第一”、“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价值取向之中政治也逐步改革，其技术化特征越来越鲜明。与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发生共时性变革的，当然还有社会中人及其社会地位。随着政治技术化程度的加深，士兵首先被请下了政治舞台；农民也脱去了最靠近共产主义的公社社员的光环而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定位于农业生产承包人；工人回到车间，凭日产值取酬，因而也远离了文化批判领域。同时，科学力量被社会中人抬举到救苦救难的菩萨的位置，“工农兵”本身所拥有的科学话语能力的实际水平，也决定了这一曾经一度兴盛的阶层再也不太可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人，并且也失去了再一次“三结合”到权力意志中去的机会而注定了其文化、政治的边缘化趋向。然而，工农兵边缘化之后留下的空缺却并不能由知识分子或其他原有阶层大包独揽；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人文精神的传承者自居，在实用主义经济和技术化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也很快地暴露了疏于操作的老底。“新市民”于是应运而生。
市民即市俗之民，是近代意义的工商业的操作者。西方国家的市民阶层还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属性，是主导工商业文明，开创现代化的主力军。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市民最早可以追踪到明代江南机户（也有人以为唐宋之季的城市商户就已经具备了某些市民特质），但其发展缓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技术入侵，沿江海的某些口岸产生了一批西化的市民，却因力量太过弱小不能被视为一个阶层（这一看法不适于香港特区）。此后，中国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一直处于一种病态的发展中，市民的独立意志并没有最后形成，在道统承续者知识分子和时代幸运儿“工农兵”面前，市民一直是一个失语的群体。他们既无能反封建，也无能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人，其命运可当作现代化在中国之遭遇的标本。
我们之所以将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主力军称为“新市民”，是缘于其具有诸多不同于历史上的市民的特质，甚至也不同于西方意义的市民：
首先是新市民的兼职性。今天的中国新市民多属于第一代，是“半路出家”的，所以他们的阶层背景极其复杂；他们与其他阶层有着极其密切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新市民的兼职性。新市民来自社会各原有阶层，他们中有文艺家，有科技专家，有各级教师和各类在校学生，有机关干部，有中下层行政领导，有高干子弟，有停薪留职的工人，有因各种原因背井离乡的打工族……他们所领有的新市民身份多半是暂时的，大部分人受利益原则的驱动，具备先在的“捞一把就开溜”的乌合之众心态；他们不愿意立刻舍弃原有的身份。这种兼职市民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决定着新市民的社会职能走向。
其次是新市民的边缘意识形态化。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史上，市民的高扬的自由主义意志是一段浓墨重彩的华章；他们有坚决的反封建专制精神，积极热情地参与国政，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自由市场体制的创立者和拥护者，因而市民阶层在西方社会中，是一个意识形态性极强的称谓。但是中国的新市民却更乐意充当纯经济功能体，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却不一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铁杆拥护者（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也）；他们也有人进入了“政协”、“人大”这类机构，却多半没有以主人的姿态参政议政的自觉，而只是原属阶层某种官本位的惯性显露；他们能充分体察经济的实用主义和精于市场经济的操作，却缺乏对体制和主义的自觉。总之，他们对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灰色的价值取向，他们是新型的技术化政治的最无野心也最无责任感的搭档，对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持虚无主义态度而对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较能宽容地认同。
再次是新市民的解构特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兼职性造就的，也是新市民对当代中国社会最能发挥影响的方面。兼职性为新市民提供了优越的沟通社会各阶层的渠道，极有利于扩展其价值取向的渗透力——一个兼职做房地产的大学教授，对其他教师和他的学生施以新市民价值影响更优于其他任何一种传输渠道，同时还充当着颠覆大学的神圣性和其中立的学术立场（尽管中国的大学很少真正确立起了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真正中立的学术立场，但由于知识分子的高洁自视和不间断的学术道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中国大学的社会良心地位）的狙击手；一个兼职从事特种商品贸易的政府官员其解构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的能力、一个自家开着药店的国营医院大夫其解构“救死扶伤”之类医德的能力……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
因此，新市民的崛起与社会转型具有紧密的相互关系；也正是中国新市民之特有属性，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不同于既往亦不同于别国，故而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和可贵的价值。
二、“新市民主义”的一元亢奋
综观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影响较大的有七家，即新保守主义（新儒家）、寻根——宗法论、宗教神秘主义、全盘西化论、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新市民主义。
新市民主义作为新市民的思想行为指南，是随着新市民的崛起而走向兴盛的；它是一种应运而生的社会思潮，同时也是一种吸纳其它各种思潮、同化众流合归一家的结果。承前所述，新市民具有广泛的兼职性，因而对其他社会阶层及其价值取向具有天然的解构功能。这对新市民主义的形成影响巨大。“新保守主义”极力提倡“告别革命”、国学热以及复兴传统文化，都只是中国旧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惯性表现，是文化上的“恋母情结”。此论仇视西方文化，鼓吹国学拯救世界，沉浸在自大狂和白日梦中；以为凭孔孟之道天地良心可以铸造纯洁的自我，而别人则是浑浊不堪。新市民取其“告别革命”的思想，并将它进一步演化为思想上的非意识形态性（其实，“告别革命”只是一厢情愿，现实中的革命不是任何人能支配的，也就用不着谁去后悔；并且，思想上的革命是任何时代都不可少的。新保守主义对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乃至文革时期的“破四旧”都心有余悸，其提倡“告别革命”是事出有因，而新市民主义将此论吸纳，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思想上的平面化）。“寻根——宗法论”勃兴于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寻根热潮，当时的倡导者出于批判的需要，主张文学艺术要注意剖析和追寻中国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劣根性”的文化根源，鼓动文学艺术进行文化反思。新市民随即进入其中，以经济的优势左右其发展，将“文化寻根”消解为对陈规陋习的猎奇和玩味（也包括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消解）；并进而以文化掮客的身份转手贩卖传统文化遗迹，批量生产赝品，以致令文化和文学艺术成了媚俗的代名词。“全盘西化论”往往以科学、民主、自由的斗士的身份发表言论，提倡者多有献身精神，有拯救国民于水火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是五四以来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甚至可以说，历次大的文化、政治、社会的革命和运动都与此论有关。但是，在我看来，“全盘西化论”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下移和社会生活世俗化，从而造就了适宜于新市民生长的社会思想土壤，使新市民在顽固的封建宗法制以及各种强权的重压之下寻找到萌生的空间并逐渐壮大。与“全盘西化论”有着极大关联的“市场经济论”则以其普适的经济规律刺激新市民，令其在实用的原则下大获其利，并首先从物质上实现自我解放。据此，新市民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推广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而造就了当代社会生活高度的商品化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思想的合理发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极强的思潮。这一思潮在最近20年内较好地将“全盘西化论”的某些思想现实化，促进了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为新市民作为一个阶层的崛起有意无意地建造了一座现实的社会温床。
以上回顾，只是为新市民及其主义的产生勾画的一个轮廓，其实际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我们的目的不在对新市民及其主义的有关内容的全部描述，只是为了说明新市民及其主义是怎样在社会各种思潮的浸淫下完成其独特的构形的。至于新市民主义的特征，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四个方面概而言之：经济方面他们以“唯利”为原则，对实用主义经济主张理解得极为透彻，并常常为整个社会提供操作示范；由于对强权政治怀有极度的恐惧和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采取回避立场来对待现实政治，自动地位居政治的边缘，他们的话语中不是没有政治，但那是一种变了味的、“一点正经没有”的政治，这与技术化政治的非意识形态倾向是有区别的，他们对待现实政治的手段是冷眼和调侃（他们位于边缘状态，是围观猴戏的边缘而非记者围观新闻主体的边缘）；文化上他们“躲避崇高”，以为一切对崇高的张扬都免不了对自我的标榜，只是虚伪传统的改写本，他们提倡世俗化的生活，并要求文艺表现这种世俗化的生活理想，崇尚纯情（痞），拒绝抽象的思想，欢呼平面化的生活，以生活的趣味和感性的品尝代替文学艺术的审美，因此在本质上并没越出传统文化的“无我”状态，只是传统的“虚伪”在新时期的翻版；他们把“唯钱论”奉为日常生活准则，“有钱便是大爷”，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由于新市民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间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转换问题，倡导者就是实践者，因此他们所推崇的某种准则总是闪电般由一处扩散到全国。新市民主义因新市民广泛的兼职性具有天然的兼容社会诸种思潮的能力，他们对各种思潮吞而化之（将利己成分吸收，将害己成分解构，与中立成分共生），进而形成对社会全方位的解构态势，使社会中人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对新市民的自我认同。所以，新市民主义其实是一种“百变主义”，它能够以任何一种面目与行内人交谈，当你渐入其境方知其险恶用心，但为时已晚，它已在交谈中完成对所持思潮的洗脑，即此种思潮在对话间被“壳化”！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众多研究者常常迷于其表，以“繁荣”或“竞雄”论之），实质上这“多元”已大败亏虚，形成了思潮上的一边倒；新市民主义则凯歌高奏，成为亢奋的一元，主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承认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正处于新市民主义一元亢奋状态，并不是要构画出一个无冲突的太平世界来，或者是出于一种“反冲突”的险恶居心。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作出新市民主义一元亢奋的归纳，正是出于对当代社会多元冲突之认识的必要性；这是彻底把握社会转型期于冲突中发生激变的唯一途径。
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大的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诸多异端，加之新市民主义对各种流行思潮生吞活剥的兼并，使成份驳杂且极度缺乏经验的新市民处于冲突的浪尖；我们将现代化的主导权交给了这样一个毛躁的阶层（这是一种出于自慰的提法，其实不是谁主动臣服于新市民，实在是新市民所拥有的强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混乱中抢得了话筒，他们因此有了极度的话份），就得对社会转型的失范的可能有充分的估计。所谓转型，恐怕谁也无法预计社会将转型成什么样——正当为自己的今天庆功、为明天欢呼的时候，或许明天却是一个无底深渊；正当感伤于既往的错误，为末日举杯饮鸩的时候，或许峰回路转，原来明天却是坦途！
三、新市民主义的悖论终结
文章前部分有言，说新市民主义在本质上没有越出传统文化的“无我”状态，只是“虚伪”的传统在当代的翻版，这有什么依据呢？
古代哲学家张栻有一句话很能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坐标。在这一坐标里，是没有自我的位置的（无我）。也就是说，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自我，而是在于天地、生民、往圣和来世，即“四为”。并且，不但不能有自我，而且首先要做到绝对的“心诚”，要有对本心诚实无欺的赤子情怀；只有这样才可能完成“四为”，达到人生的目的。因此，就个人来说，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人生的目的是无目的的（无我）；就整个社会群体来说，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以赤子之心（即无心）去实现“四为”——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就其目的来说是悖论的，就其行为来说也是悖论的。但为什么正是这个目的和手段都是悖论的文化母题却能滚动千百年且创造出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表象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这悖论之上还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义”（有时也以“天”、“圣人”、“神人”、“明君”、“人民”等面目出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朱熹也说：“言行不先期于信果”，“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也就是说，只要以赤子之心去实现“四为”，那么，万能的“义”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报答你的！这么一来，悖论迎风而散了。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最能自圆其说的虚伪和载体。
我们再看新市民主义。他们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虚伪性，并力图回避这种虚伪性，故提倡“唯利”，即人生的目的唯利。怎么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他们选择了“痞”。正如前论，“痞”即“纯情”即“无我”即“赤子之心”。若这样，新市民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成了：以赤子心（无利）去实现唯利。这也是一个悖论。所以新市民主义不可能做到既痞又唯利，否则就是虚伪。
我们可以从庄之蝶（《废都》人物）这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更清楚地认识新市民主义的悖论处境。从庄之蝶的行为及其蕴含的价值取向，我们是可以认定他属于新市民阶层的，其主义即可以认定是新市民的。庄之蝶坚信自己有本真之心（即“赤子之心”即“痞”），这可以从他喜佛好道及爬在母牛底下吸吮生奶认证；庄之蝶与妻子之外的女人上床作爱，并且有多个（唯利），这可以从作品中那众多的删字符认证；庄之蝶与妻子之外的女人上床作爱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受胁迫的，而是自觉的经常的（有德，即崇高），这可以从庄及其同好认为象他这样的人是应该多与女人交往，作爱是为了拯救女人认证。庄之蝶的行为价值的悖论是以本真之心去与妻子之外的女人作爱。按理庄之蝶应该跌落于悖论才是，可作品没写其跌落，相反地，作品中出现的是悖论的反复。既然悖论可以重复，则证明庄之蝶并没有受悖论所陷，而是如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庄之蝶实现了“自圆其说”：庄之蝶陷入悖论之时，他忘记了自己的新市民身份，以追求“崇高”充当了消解悖论的工具——庄之蝶在这里不惜违背游戏规则的行为正好可以证明其所属阶层的“虚伪”本质。
新市民主义之所以不能象中国传统文化那样自为地走出悖论，而是相反地注定了要走向悖论终结，关键在于新市民主义以其“百变性”解构了引它出悖论的“义”；它没能及时给自己寻找到一把万能的钥匙。
很明显，新市民主义是不可能自觉地寻找这种“义”的，因为对“义”的寻找，就是对新市民主义本身的否定。因此，完成对“义”的确立的力量，只能来自对新市民主义的批判。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批判不是对新市民的清算，也不是要否定新市民主义；只要已经步入迈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社会结构中就有新市民在，社会思想中也就有新市民主义在。这种批判是对“义”的寻找和建构，即对新市民主义的“补圆”——当新市民主义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以批判的独立性来引导新市民主义走出悖论。
我们将前途交付给了新市民，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不可能退回到从前。因此，对新市民主义的批判即是社会责任的最佳承担。
四、新市民批判主义的建构
我们只有在如下四个方面达成共识，才有可能完成对新市民批判主义的建构。
第一必须要寻找到一种“义”，并认可“义”对时代的指导权威。显然这里的“义”不可能是传统文化（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的照搬，这里只是为了表述上的连贯而借用的、其原意注定要死去的概念；它既可以称作“人文精神”也可以称作“文化元典”，还可以称作其它什么。内容上它应该是包括了中、西文化中那些发展到当今时代仍然闪射着夺目的生命之光的思想质素（既然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高度的通联水平，我们就要充分发挥人类文化资源的共享潜能）；并将这些思想质素加以现代阐释，树立其权威地位，认同其裁决力量，号召人民以此作为个人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
第二必须认识到人类只能阶段性地被人类自我价值取向所规范。从来就不可能建构起一种永恒的规范；当人类砸碎宗教神学的枷锁的时候，也意味着失去了神权这一主心骨，人于是建立主观意志以自救；当主观意志在对物质占有权的争夺之战中粉碎了之后，人类建立理性原则以自救；当人类整体价值原则被市俗生活解构之后，人以个体的自由原则达至自救；当明君理想破灭的时候，人以民主理性自救……任何死守“义”的拯救功能而看不到社会转型的必然性，都将以牺牲社会进步为代价；停滞不前是人类自杀的另一种方式。寻求终极关怀的念头因此永远是极其幼稚可笑的，而承认人类对未来的预见的短暂性则是宽广的救世情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独特本质，要求我们不断地调整个体的生命价值取向，认同时代的人文精神，以实现阶段性地被拯救。
第三必须完善“义”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在认同社会现实是检验“义”的标准的同时，也要认可“义”远离现实的态度。不认识到前者，“义”将不免于空谈；不认识到后者，“义”将落俗为技术和工具。例如，不可否认，文学艺术是具有广告功能的，但是这不是可以将文学艺术当作广告来做的理由；文学艺术不能没有末世感、危机感，不能缺失对现实的对抗。因此，任何实用主义都将遭到神秘主义一般无二的致命性的打击。
第四必须确认知识分子与新市民的时代对峙立场；没有批判的对象和没有批判的主体的时代都是无序的时代，都将导致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但是要明确的是，知识分子并不是注定比新市民高明，也不是“义”的天生创造者。知识分子之不同于新市民，仅仅在于知识分子成了知识分子，新市民成了新市民——如同法官之不同于罪犯一样，仅仅在于法官成了法官，罪犯成了罪犯，即只有当对方变成了对方的时候，自己才获得了与之对峙的话语权，否则，法官不是法官，罪犯也不是罪犯；但只要有法典在，则法官必须成为法官，罪犯必须称为罪犯。
那么，所谓新市民批判主义，即是以时代的“义”作为社会中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既是个人的又是关怀群体社会人的独立自由的人格，从而以健全的人格祭起时代的“义”对新市民主义的反社会文明的思想和行为施以批判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共守的原则，也是时代中人自救的希望。